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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为什么我没有插手干预？绝对不是出于所谓记者的公平客观，那往往是在掩盖背后的道德麻痹。相反地，某种新的、令人作呕的、奴性的东西感染了我，就跟晚上下班终于能脱下衣服时，我还能从内衣上闻到的那股厨房怪味一样。在真实生活里，我算是有一点点勇敢，但许多勇敢的人在战俘营里被淘空了勇气，而也许，类似的事情也发生在整体环境有如战俘营的美国低薪工作场所。也许，在杰瑞餐厅待上一个月或更久之后，我可能会重获我的十字军精神。但也有可能在一两个月后，我会变成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人，说不定就变成一个会把乔治出卖的人。
但这并不是当时我火烧眉毛要解决的事。跳入贫穷生活一个月之后，我终于找到梦寐以求的工作：房务人员。因为我去了唯一可能对我的能力有点信心的地方：杰瑞餐厅从属的旅馆。我到人事办公室里，急切地吐露我的状况：我必须找第二份工作，否则就付不出房租；还有，不，我不能当柜台接待员。“好吧，”人事室的小姐不耐烦地说：“那你就当房务员。”之后就赶我去找房务经理米莉。她是个瘦小而神经质的西班牙女子，叫我“宝贝”，然后递给我一本小手册，内容强调员工必须有积极的态度。时薪是6.10美元，工作时间从早上9:00开始，直到“能完成工作的时间”为止，我希望这是指下午2:00之前。看到负责带我的中年非裔美国人卡萝塔之后，我就知道根本不必开口问有没有健保。因为这位要我叫她卡莉的女子，前排上方的牙齿已经完全掉光了。
我当房务员的第一天，也是我这一生在西屿过低薪生活的最后一天，虽然我当时并不知道这点。那一天，卡莉的心情很糟。我们被分配要打扫19个房间，大部分都是退房而非续住，退房的房间要进行全套清洁整理，包括换床单、吸尘以及擦洗浴室等。当我们发现其中一个原本被列为续住的房间结果却是退房时，卡莉打电话向米莉抱怨，但当然毫无用处。“那就把这个该死的王八蛋弄好。”她命令我道，于是我负责弄床铺，她在浴室喷喷擦擦。一连4小时我不曾休息。我把床单褪下来，再重新铺床，每张大床平均花4分钟半，我是可以加快到3分钟，但看不出有必要这么做。我们用手把较大的灰尘脏物捡起来，试图减少使用吸尘器的机会，但大多数时候我们别无选择，只能努力把重达30磅的巨大吸尘器拽下清洁车，费力地把它在地板上拖来拖去。有时候卡莉会递给我一个喷瓶，上面的标签写着bam（实际上，那是几个字的缩写，第一个字不祥地以“丁酸”［butyric］开始，但其他的字已经磨损得看不见了），然后她就让我清理浴室。在这里，可没有服务生面对客人的责任感能激励我，我只能全神贯注把浴缸里的xx毛捡干净，至少是我能看得到的暗色系毛发。
清洁续住房间的时候，我原本满期待那种私闯别人空间的感觉，以为有机会检视陌生人秘密的一面。但这些房间里总是乏善可陈，而且整洁到令人讶异：拉链袋装的刮胡刀组、整齐地贴墙放置的鞋子（房间里没有衣柜）、浮潜之旅的宣传单，最多再加上一两个空酒瓶。使我们能一直工作下去的是电视，播放的节目从《杰瑞?斯布林格秀》（jerryspringershow）、《莎莉?拉菲尔秀》（sallyraphaelshow），再到《檀岛骑警》（hawaiifive-0），最后则是肥皂剧。若电视上出现特别有趣的东西，比如《杰瑞秀》著名的那句“我们可不接受‘不’这个答案”，我们就在床沿坐下来咯咯笑一会儿，仿佛我们正在开睡衣派对，而不是在做一份毫无出路的工作。肥皂剧是最棒的部分，卡莉会把音量调到最大，这样她在清洁浴室或开着吸尘器的时候也不会错过任何对白。在503号房的时候，玛西雅质问杰夫跟劳伦的关系；在505号房的时候，劳伦冷酷地嘲笑丈夫外遇的可怜玛西雅；在511号房的时候，海伦要给阿曼达1万美元，条件是阿曼达不能再见艾瑞克，这段对话使卡莉从浴室里走出来，仔细瞧着阿曼达困惑的脸。“当然要拿，小姐。”她忠告道：“我就一定会拿。”
不久之后，我们所打扫的观光客房间，开始渐渐跟肥皂剧里的高级装潢融合在一起。我们进入一个更美好的世界，这里只有舒适可言，每天都是放假日，只等着被浪漫的邂逅填满。然而在这个梦幻世界里，我们只是两个闯入者，被迫要为自己的出现付出代价——背痛和永远只能干瞪眼的份儿。旅馆里有太多镜子，不断映照出一个身影，她的样子就像推着破旧超市购物车在马路上蹒跚前进的人：邋遢，穿着大了两号的潮湿旅馆马球衫，汗从她下巴淌下来，宛如口水一般。当卡莉宣布休息半小时吃午餐的时候，我大大地松了一口气。这时才发现，原来她一直放在清洁车上的那袋干瘪热狗卷，并不是某位退房客人留下的垃圾，而是她的午餐，顿时自己也吃不太下了。
由于有电视，再加上身为第一天上班的新人，我没有什么资格打开话题，因此我对卡莉所知不多，只晓得她身上很多地方都在痛。工作时她都慢慢移动，低声抱怨着关节痛之类的，但这点也许会使她失去工作。因为年轻的外籍房务人员（来自波兰和萨尔瓦多）都会在下午2:00把房间打扫完，而卡莉则拖到6:00才做完。她说，反正我们是领时薪的，实在没必要这么急。然而管理阶层已经雇来一名女子，进行工作效率评估之类的工作，而且据说以后可能会改成以打扫的房间数来计算薪水。她也对于种种不尊重她的小动作感到耿耿于怀，而且不只是管理阶层这么对待她。“他们压根儿不在乎我们，”她如此形容旅馆住客；事实上，他们根本没注意到我们的存在，除非房间里有东西被偷了，“这会儿他们可不会放过你”。我们并肩坐在休息室吃午餐，一名身穿维修人员制服的白人男子走过，卡莉出声叫他。“嘿，”她语气很友善：“你叫什么名字？”
“彼得潘。”他说，人已经背朝我们走开。“这一点都不好笑。”卡莉说，她转头看我。“那根本不
算回答，为什么他要开这种玩笑？”我大胆回答说他是在摆架子，于是她点点头，仿佛这是医生做的诊断：“对，他是在摆架子。”
“也许他今天很不顺。”我继续多说点，但并不是因为我觉得自己有责任替白种人辩护，而是从她扭曲的表情可以看出她有多受伤。
我在下午3:30要求下班，此时另一名房务人员对我提出忠告，到目前为止，从来没人能一面在杰瑞餐厅当服务生一面还当房务员，“一个小伙子曾有一次成功做了五天，而你已经不是小伙子了”。我把这项有帮助的信息记在心里，然后冲回第46号拖车屋。我吞下四颗雅维（advil，这次的止痛药名），冲澡，弯着身体挤进淋浴间，努力让自己稳定下来，迎战即将来临的另一轮工作。这大概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劳动力的再生产”，意思是，一名劳工得做一些事情让她能再度进行劳动。虽然我想一气呵成地从一个工作转换到另一个，杰瑞餐厅规定要穿的那条裤子却成了意外阻碍。昨晚我用手搓洗夏威夷衫的时候，那件裤子在40瓦的灯泡下看起来还过得去，但在白天的阳光下，我才发现它上面都是沙拉酱弄的污渍。结果两份工作之间大约一小时的休息时间里，我几乎都在试图用海绵除去裤子上的食物斑，然后把裤子摊在车子引擎盖上晒干。
若我能灌下足够的咖啡，又不对乔治越来越糟的状况
耿耿于怀，理论上我应该能同时做好这两份工作。被怀疑偷窃之后的头几天，乔治似乎并不明白自己惹上了什么麻烦，我们快活的会话课仍持续进行。但他最近来上班都显得无精打采，胡子也没刮。跟我担心的一样，今晚他看起来更像鬼魂，眼睛底下挂着两个深深的黑眼圈。有那么一刻，我因为必须把配烤马铃薯的酸奶油酱装在一些小纸杯里，而暂时站着没跑来跑去，他于是上前来，显然很想努力用有限的词汇跟我谈一下，可是我却在这个时候被叫去外场负责一张桌子。我当场决定，今晚我赚到的小费全都给他，管它什么低薪生活实验的省钱原则。晚上8:00的时候，爱伦和我一起站在厨房里臭得要命的角落囫囵吞几块点心，但我只来得及吃下两三根意大利干酪棒，而午餐我只吃了几块麦乐鸡块而已。我告诉自己，我一点都不累，但也许我只是连感觉累的力气都没了。若我对整个情况更有所警觉的话，就会看到毁灭的力量已经朝我逼近。餐厅里只有一名年轻厨师当班，名叫“耶稣”（请用法文腔念），而他才刚接这个工作。另外还有乔伊，我们工作到一半她才出现，脚上穿着高跟鞋，身穿一件紧贴身体曲线的白色洋装，气得七窍生烟，显然刚从某个鸡尾酒吧被硬叫过来。
然后，巨大的人潮来袭。我负责的桌子有4张立即客满。如今4张桌子的客人对我来说不算什么，但前提是他们大发慈悲，别在同一时间进餐厅。当我去服务27号桌时，24号、
25号及28号桌的客人都嫉妒地看着。当我服务25号桌的时候，24号桌的客人则对我怒目而视，因为还没人去帮他们点菜。28号桌是4个雅痞型的客人，意思是每一样菜他们都有意见，连鸡肉凯撒沙拉都要另外指示。坐在25号桌的是一对中年黑人夫妇，他们抱怨冰茶不新鲜、桌面黏黏的，虽然这些抱怨其实不无道理。但24号桌的客人才真是海啸级的：10名英国观光客，他们似乎下定决心要完全透过嘴巴来吸收美国经验。每个人都至少点两份饮料：冰茶和牛奶雪客，米狮龙（michelob）啤酒和水（请在水里加上柠檬片），还有数量庞大、种类繁杂的食物：早餐特餐、意大利干酪棒、鸡肉条、墨西哥薄饼、要起司和不要起司的汉堡，配料是薯饼，要加切达起司、加洋葱、加肉汁，还要调味炸薯条、原味炸薯条、香蕉片。耶稣累惨了！我也是！因为当我终于端着他们第一波食物抵达时（在此之前因为要帮他们加点，我又跑了三趟），其中一个大概自以为是黛安娜王妃的女人，竟然拒绝把鸡肉条跟松饼及香肠特餐一起吃，因为她现在才说，她点鸡肉条是要当作前菜。其他人原本会接受眼前的食物，但已经在喝第三杯啤酒的“黛安娜王妃”却坚持，他们在吃前菜的时候，其他食物都要端回厨房去。同时，那些雅痞正召我过去帮他们添更多无咖啡因咖啡，而那对黑人夫妇看起来就像随时要叫美国有色人种促进会
（naacp）的人来抗议一样。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大多淹没在一片战云中。耶稣开始撑不住了，他面前的小打印机吐出点餐单的速度比他把单子撕下来的速度还快，更别谈赶得上进度出餐了。一种逼人的躁动不安开始从客人之间升起，而所有的桌子都坐满客人。就连坚不可摧的爱伦都因压力显得脸色苍白。我把24号桌重新加热的主菜拿去，他们立刻要我退回厨房，理由不是太凉就是被微波炉烤得太硬。当我带着他们的托盘回到厨房时（一次拿三个托盘，连跑三趟），乔伊双手叉腰等在那里质问我：“这是什么？”她的意思是指食物：好几盘被退回的煎饼、各种口味的炸薯饼、吐司、汉堡、香肠、蛋。“呃，切达起司炒蛋，”我试着回答：“而那是——”“不对，”她对着我的脸尖叫：“它是传统炒蛋，巨无霸炒蛋，还是特制炒蛋？”我假装研究菜单找寻线索，但混乱的程度已经达到顶峰，不只那些餐盘如此，我的脑袋也一样。而且我得承认，我已经根本想不起原始的点餐内容了。“你不知道特制炒蛋跟传统炒蛋的差别？”她狂怒地逼问我。事实上，我唯一知道的是，我的双腿已经没兴趣再继续支持下去，它们大喊着要弯下来。我被一名雅痞给救了（老天慈悲，不是我负责那桌的雅痞们），因为他选择在这一刻冲进厨房里，大吼他点的食物已经过了25分钟还没来。乔伊尖叫着请他滚出她的厨房，接着暴怒地朝耶稣发火，顺便还把一个空托盘扔过厨房表达她的愤怒。
我离开了。我没有大喊“我不干了！”，就只是离开。我没有完成分内的杂项工作，也没有从收银柜台那里拿走我的小费（如果有的话），更没有要求乔伊允许我走。而令人惊讶的是，我真的可以不经允许就走出去，门会打开，厚重的热带夜晚空气会散开来让我过去，我的车也仍然停在先前停的地方。走出餐厅，我没有沉冤得雪的感觉，也没有骂了“去你的！”之后的爽快，只有令人招架不住的沉重失败感笼罩我和整个停车场。我带着科学精神开始从事这项实验，以为它就像一道数学命题，但在实验的过程中，太长时间工作，太需要不计一切专注在眼前事情上，使我不知不觉变成一个眼界狭窄的人。这场实验变成对我的试炼，而显然我没通过。我不只没能力身兼房务人员和服务员，也忘了把小费给乔治。对此我感到很难过，像盖儿和爱伦这种辛勤工作又慷慨的人，一定能了解其中缘由。我并没有大哭，但多年来我第一次发现，我的泪腺还在，而且仍然有实力发挥它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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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搬出拖车屋公园的时候，把46号拖车屋的钥匙交给了盖儿，并设法把我的押金转给她。她告诉我，琼还住在她的箱型车里，而斯图已经被炉边餐厅开除了。根据最新传闻指出，他透过餐厅电话订的毒品是快克，而且他被抓到偷收款机里的钱来付帐。我一直没打听到后来乔治怎么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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