轻蔑

　　轻蔑是忍耐的对立面。中国人有忍耐的德行，却无轻蔑的志气。中国不缺乏对善良的认同，却罕有对丑恶的轻蔑，所以在中国，丑恶一直驾临在善良之上。

　　老舍在《四世同堂》中反思了“中国式的好人”的问题。北平这座古城，由于万个胡同、四合院组成，胡同、四合院里有无数个像祁家这样的家庭。他们艰难地活着，忍气吞声、不得罪人、整天陪着笑脸；他们随波逐流，八面玲珑，明明知道什么是卑下的、可耻的，却不敢去指认。他们活下来了，但他们也死去了；活下来的是臭皮囊，死去的是精神。

　　轻蔑是人的尊严内最后一道防线。一个人还能对那些理应轻蔑的东西表示轻蔑，这就说明尊严尚在。德国占领巴黎的时候，在国家剧院举办音乐会。当有军官在包厢里喧哗的时候，指挥立刻停止庄严的交响乐，哼起一曲黄色小调来，令全场为之惊愕。他冒着被送进集中营的危险，也要表达他的轻蔑。“没有人能够侮辱艺术，即使这个人有决定我的生死的权力。”指挥如是说。最后，趾高气扬的德国人不得不向他道歉。轻蔑，改变了现实中的不平等。弱者轻蔑强者，败者轻蔑胜者，方显英雄之本色。“虽万人吾往也”，轻蔑的力量二两拨千斤。首先，你得有轻蔑对方的本钱，倘若与对方同流合污、狼狈为奸，那么轻蔑便无从谈起。对方是淤泥，你是出淤泥而不染的莲花；对方是流沙，你是流沙中发出光芒的金子；对方是燕雀，你是展翅高飞的鸿鹊；对方是鱼虾，你是见尾不见首的游龙；如是，你方可以轻蔑对方，你向对方表示轻蔑时，才能理直且气壮。

　　我常常想，我们离魏晋人的生活态度太远了。我们不敢哭、不敢笑、不敢爱、不敢恨、不敢敬佩、不敢轻蔑，自以为坚强似钢，其实脆弱如玻璃。我们为他人而生活，而不是为自己而生活。我们习惯于看他人的脸色，自己却只能作媚笑，除了媚笑以外，脸上没有其他的神态。像契珂夫笔下的小公务员们、最下等的文官们，以卑微的灵魂换取怜悯。各种公共关系，处世大全被演练、被实践，一切以“厚黑”为旨归，至于尊严、纯洁全不在考虑之列。

　　我喜欢读武侠小说，最欣赏的不是大侠们的绝代武功，而是他们特立独行的狂涓之气。对那些三脚猫式的不入流的角色，他们不屑于动手，一个白眼便令鸡鸣狗盗之徒屁滚尿流而去。我身上没有惊世骇俗的武功。但我的自尊使我有勇气轻蔑那些利禄熏心之辈。对那些所谓的“学生干部”——主席、书记、会长之类的人，我一向是连白眼也不给。我洞悉他们如何位选票，如何分配权力，如何拉帮结派，如何见风使舵，全然是梁山草寇的转世灵童。我的蔑视无遮无掩，痛快淋漓，自然会遭来恨意，不过我不怕。木秀于林，风岂能摧之？

　　我所说的轻蔑是精神上的轻蔑。至于北京人、上海人、广州人对外地人，尤其是外地民工的轻蔑，我百分之百地反对，并且对这种“轻蔑”示以我的轻蔑。除了拥有“户口”，所谓的城里人并不一定比乡下人聪明能干。而“户口”的获得，显然与他们本人的努力无关，仅仅是因为他们的父母是城里人，且在城里做爱罢了。这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假若他们诞生在乡下，他们的处境会比民工还要糟糕。

　　要真正让善良成为一种受人尊重的美德，前提就是要对丑恶有轻蔑的勇气。王宝森案件被揭露出来后，对其轻蔑者少，而羡慕者多，“能派专机接港姐来玩弄，能有几百亩地的别墅，死也值得了！”这是百姓们茶余饭后的惊叹。有这样的社会心理机制，恶焉能不泛滥？到头来受恶的折磨的还不是小百姓自己。因此，轻蔑是当1‘我们最急需的情感——过街老鼠，倘若人人喊打，它不等真的拳头挥上来，早就吓得肝胆俱裂。

　　轻蔑那些应被轻蔑的一切，用你的智慧，用你的勇气。

　　我来剥钱穆的“皮”

　　“国学大师”钱穆当年曾被大陆列入战犯名单，最近却成为大陆学者们五体投地的尊神。既然先生们都那么崇拜钱大师，后辈学子自然不敢怠慢，赶紧找钱大师的著作来研读，刚好读到《从中国历史来看中国民族性及中国文化》一书，妙语连珠，有如眼酸灌顶。这才痛悔自己对中国历史、中国文化了解太少，不是钱大师的点拨，我或许终生在迷途而不知返也。钱先生高论甚多，容我搞引。

　　钱老先生认为中到社会一直就是自由社会，千百年来中国人无不活得自由富足。谁认为中国人不自由？那是他的无知。“中国人自由太多。不是太少。即如仙夷、叔齐，他们反对周武王伐商纣，但他们仍有言论的自由。可见反对的意见，在中；司常被容忍的……秦汉以下中国人的传统政治是一种和索性的政治。在政府里，由下僚来批评上司，由在野来批评在朝，由下代来批评上代，一部中国二十五史中，可说随处皆是，举不胜举，讲不胜讲。这还不兑一种思想自由吗？”读了这段高论，我这无知小子，未曾读过二十五史，羞愧万分之下，立刻到图书馆去找出几部来翻翻，满心希望找到钱先生所说的“随处皆是、举不胜举。讲不胜讲”的证据。随手翻开一页《明史》，看到的却是一个很有趣的故好。公元1615年，发生了著名的“挺击呼件”，一名男子持木棍闯入太子宫，被绊卫逮捕。25年不曾举行朝会的皇帝朱翊钧为了安定人心，终于走出寝宫，勉强到金銮殿上亮相。从没见过皇帝面的宰相方从哲和吴道南率领百官一齐下跪。朱诩钧拉着太子的手向百官宣布：“这孩子很孝顺，我怎么会有更换他的意思呢？你们还有什么话说？”两个宰相除了叩头不敢说一句话。御史刘光复正想开口启奏，一句话还没有说完，朱翊钧就大喝一声：“拿下！”几个宦官立时上去，把刘光复抓住痛打，然后摔下台阶。在鲜血淋漓的惨号声中，刘光复被锦衣卫投进监狱。对于这个突变，方从哲浑身发抖但还可支持，吴道南在过度的惊吓下栽倒在地，屎尿一齐排出来。朱诩钧缩回他的深宫后，众官把吴道南扶出，他已吓成一个木偶，两耳变聋，双目全盲。博学鸿词的钱穆大师，不可能连《拥史》都没有读过吧？假如这样的政治还不够“和亲性”，还不够‘名由”的话，大师所说的“和亲性”与“自由”究竟是何含义？

　　作为一代宗师，钱穆先生自然是“心地无私天地宽”。他是相信中国人的善良的，“中国人不贪利，不争权，守本分，好闲暇，这是中国人的人生艺术。谁又肯来做一个吃辛吃苦的专制皇帝呢？”钱先生眼中，皇帝是万民的公仆。皇帝是“吃辛吃苦”的，中国历史上的皇帝，无不是牺牲自己以利天下的圣火。皇帝这个位子，推来推去都没有人愿意做，因为当皇帝是只能奉献。不能索取的。在对钱先生肃然起敬的同时，我又翻开《资治通鉴人南北朝时北方有一个后赵帝国，史书对其三任帝石虎的评介是“肆虐”。石虎的狠毒远胜于猛虎，他曾一次征集美女3万人，仅公元345年一年中，因征集美女一书就杀3000余人。铺天盖地的苛捐杂税，迫使缺衣少食的农民卖儿卖女，卖完后仍然凑不够，只好全家自缢而死，道路两侧树上悬挂的尸体，前后衔接。既然当皇帝这么好玩，怎么会没有人愿意干呢？石虎的长子石宣害怕弟弟石韬跟自己穿住，先派人刺死石韬，再密谋干掉老爹提前接班。十败之后，不久前还对大臣说“我实在不懂晋朝司马家自相残杀的原因，我们石家多和睦啊”的石虎，立即登上高台，将石宣绑到台下，先拔掉头发，再拔掉舌头，砍断手脚，剜去眼睛，扔进柴堆活活烧死，石宣所有的妻妾儿女，全都处轨。石宣的幼子才5岁，拉着祖父的衣带不肯放松，连衣带都被拉断，但还是被硬拖出去杀死。太子宫的官吏差役数千人全被车裂。当皇帝确实也辛苦，是因杀戮而辛苦，因好淫而辛苦，因搜刮民脂民膏而辛苦。辛苦当然会获得报酬，300里遮天蔽日的宫殿，3000国色天香的后宫粉黛，一顿饭吃掉一支军队的军粮，一场狩猎毁掉千百亩良田。钱大师口口声声说中国人的人生是“高度艺术化”的，但是连生命都不能保全的善良百姓，又懂得什么艺术呢？钱大师自己可能不想当皇帝，但我发现：每项皇冠都是沾满鲜血的。“禅让”是安徒生的童话。

　　与钱穆先生比历史知识，我确有班门弄斧的惶恐。钱先生赞美的“十通”，是一系列记载中国政治制度变迁的重要史籍，我略略翻过几页，老实说，不大看得懂。于是，只好先听听钱老的高见咱唐代杜佑通典以下，三通，九通，十通，一切政治制度——纳税怎样，当兵怎样，选举怎样，考试怎样，一切都有法。而这些法都是从上到下，历代一贯相承的，所以才叫做通。我想按西方的观念来讲中国传统政治，只可说是君主立宪，而绝非君主专政。”对钱穆来说，“十通”是中国“君主立宪”的明证。可惜的是，明代的锦衣卫们并没有钱先生那么深厚的学养，他们没有谁知道“十通”为何物。关于什么是锦衣卫、东厂、西厂、内厂，用不着我再解释了。我想描述的是“廷杖”的场面。当皇帝的判决书下达后，“犯罪”的大臣立即被狱吏扑倒在地，肩膀以下被麻布捆紧，四肢由壮士四方牵拽握定，只露出臀部和大腿。廷杖时，受仗人大声哀号，头面撞地，尘士塞入口中，胡须全被磨脱。强壮的人可支持八十下，超过一百下的往往即在杖下毙命。杖下余生者须割击败肉数十碗，医治半年以上。锦衣卫行刑吏，全都受过特殊训练。如果得到满意的贿赂，他们打下的木棍，看起来很重，但受伤很轻。如无钱行贿，则下杖时看起来很轻，皮肤也不破，但痛彻心腑，只三四十杖，静脉血管就会寸寸切断，全部肌肉组织溃散，不久即死，无药可救。这已趋于“艺术化”的境界，不知钱大师对此“廷杖艺术”有无专门的研究？既然钱大师喜欢钻故纸堆，为什么没有写本《廷杖学》的专著呢？可以引用汗牛充栋的材料，比“空对空”地谈艺术、谈道德、谈文化强多了。柏杨先生在描述这段历史时，画龙点睛地写了一句：“美国于一百年前即颁布大宪章，保障人权，非经法院审讯，对人民不得逮捕监禁，而中国却出现了诏狱和廷杖。”看来，“君主立宪”与“君主专制”的概念还是不要一厢情愿、异想天开地乱用。

　　既然自诩为知识分子，钱穆的知识分子“自恋”情结是少不了的。大师之所以为大师，就在于他能突破“修身、齐家、安邦、治国、平天下、为帝王师”的模式，提出“土人政府”的说法来，令人耳目为之一新。他认为，‘中国社会大众都能尊重土。信服土，而有土人政府的出现。这是中国文化传统中一件绝大特出的事。”那么，不妨让我们来看看“土人政府”中的一些陈年旧农。魏忠贤当权时代，负责监察的左都御史杨涟与负责评议的都给事中魏大中是知识分子中的硬骨头，却都惨死在闭党的拷打之下，当杨涟的尸体被家属领出时，全身已经溃烂，胸前还有一个压死他时用的土囊，耳朵里还有一根横穿脑部的巨大铁钉。魏大中的尸体则一直到生蛆之后，才被拖出来。士人在“士人政府”中享受的不过是如此待遇而已。英明神武的乾隆皇帝六下江南，儒学巨子纪晓岚稍稍透露说，江南人民的财产已经枯竭，乾隆便大怒说，“我看你文学上有一点才华，才给你一个官做，其实不过当作娼妓一样豢养罢了，你怎么敢议论国家大节？”钱先生所谓“土人政府”，岂不被我们的乾隆大帝笑掉大牙？在中国五千年的历史里，从来就没有过独立的知识阶级，而只有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皇帝与臣民。那些吟诗作画，煮酒煎茶，知书达理，心平气和的士大夫们，在骨子里都是奴隶，奴隶的自私、盲从、软弱、麻木、卑琐。连上都没有，何来上人政府？

　　学界评论，钱穆先生梳理中国思想史的工作前无古人。我对别人的结论向来持怀疑的态度，所以在接受成见之前想先看看钱先生的高论。在评价汉武帝独尊儒术之举时，钱先生如是说：“依照汉代惯例，皇太子必先受教育。他18岁做皇帝，信用他老师王臧之言，要重用儒家，那只是他青年时代所受教育的影响，哪里是他早知青制便该用儒家言呢？”钱先生的逻辑，让人不禁哑然失笑；钱先生的智力，怎么跟一个3岁小孩差不多呢？好比一个少年犯了罪杀了人，可以振振有辞地说：“是父母师长给了我不好的教育，与我本人无关！”教育的力量真有这么大么？汉武帝真的对老师这么崇拜？钱穆为人师表，便产生了“一日为师，终生为父”的狂想。其实，在汉武帝眼里，是天下重要，还是老师重要？要是伏尔泰、卢梭来当汉武帝的老师，汉武帝准能成为民主主义者，这便是钱大师的思路。当年，沙俄残暴的女王叶卡特林娜二世对伏尔泰、狄德罗等法国文化巨人崇拜不已，特意延请他们到皇宫作客。思想家们也一度异想天开，想对女皇进行“启蒙”，结果女皇一怒，思想家只好走路。没想到20世纪中国还有做此白日梦的思想家！在钱大师的描述里，汉武帝成了一个天真纯洁的青少年，何罪之有？我在老校长蔡元培为《现代中国政治思想史》一书所作的序文中读到这样一段话：“自此（指诸子时代）以后，政尚专制，独夫横暴，学途湮塞，士论不弘，非表章某某，即罢黔某某，文网密布，横议有禁，举天下之八，日以拥护君权为能打，有逾越范围者，视为邪说异端，火其书而刑其人。于是，谨愿者谓为天威之可畏，黠智者相戒慎言以寡尤，虽有超群拔草、才智雄强之士，亦供若寒蝉，罔越畔岸，岂敢妄读经国远献哉！漫漫长夜，何时如旦，历2000年之钢蔽，与欧洲中世纪受宗教之约束，如出一辙。呜呼！此中国政治思想之沉沉暗暗，以至于斯极也。”蔡元培勇敢地面对钱穆不敢面对的东西，只用了几句话便击毁了钱穆用百万言建构的思想史的纸房子。

　　对专制者的宽容，便是对民众的犯罪。钱穆对于充当辩护律师的角色是乐此不疲的。而且他的辩护词还合情合理、理直而气壮。“我曾到北平看清代的太庙，顺治、康熙、雍正、一个个神位排在里面，排到咸丰、同治，所占屋内地方已经差不多了。同治以下，还有个光绪，勉强排下。只有这样大一座殿，似乎仅可以放这些神位。这不是中国人的聪明吗？现在我们硬要说中国政治是帝王专制，我请诸位去看看清代的太庙，他们早知道不满几百年要亡的，所以太庙的殿，亦只有这么大。”钱先生眼里，顺治简直就是未卜先知的天使，他早就知道自己的王朝只有300年寿命。顺治还是天字第一号的大善人：我的心肠软，我们的统治只维持300年，我们一点没有千秋万代的意思，亲爱的子民们，你们一定要理解朕的苦心，慢慢忍耐着啊！钱大师的这段文字，有两种人最应读，可惜这两种人都生得太早，都没读到。一类是反清复明的志士——你们干嘛去白白送死，到清朝的太庙里去看看，人家满人只不过当300年的主人而已，300年后，天下还不是你们的？也不向人家学习学习，人家的欲望多有节制啊！第二类是辛亥革命的志上——你们着急什么？没看见太庙里面还剩最后一个位置了吗？等这个位置放上神位，大清也就寿终正寝了。用不着你们在这里瞎胡闹。祖祖宗宗多少代人都忍了，只剩这最后几年你们就忍不住了？这样一推理，徐锡磷、秋理、孙中山。黄兴所做的都是无用功。但我转念一想：大清的士兵为什么又把徐锡群的心肝炒了下酒吃呢？造反就让他们造吧，世祖皇帝早就说过，天下终有一天不是大清的。镇压反贼，不是犯斯君之罪么？小子无知，这么一想，孰是孰非，真给闹糊涂了。

　　碰巧的是，在李敖的《蒋介石研究》中，读到一篇极有趣的文字《蒋介石和钱穆之间的一些臭史》。文中引用了钱穆写的《总统蒋公八秩华诞寿文》。歌颂蒋介石“诚吾国历史人物中最具贞德之一人。禀贞德而蹈贞运，斯以见天心之所属，而吾国家民族此一时代贞下起元之大任，所以必由公胜之也。”李敖评论说：“肉麻兮兮，已是全然无耻，知识分子反动到这步田地，真太令人失望！回想钱穆当年给我写信，标榜‘学问’与‘德性’的关系，如今‘学问’竟不能阻止‘德性’的沦落，我真忍不住为他悲哀！”

　　再看钱穆的《屡蒙总统召见之回忆》。蒋介石死讯传出，钱穆自己“内心震悼，不知所措。日常阅览写作，无可持续，惟坐电视机前，看各方吊祭情况，稍遣哀思。”于是，他深情地回忆起“总统”的召见来。第一次召见，“谈话不到数分钟，已使我忘却一切拘束，权畅尽怀，如对师长，如晤老友，恍如仍在我日常之学究生活中。”第二次便是蒋么踢宴，好戏连台。“餐桌旁备两座，一座背对室门进口，一座在右侧，我见座椅不同，即趋向右侧之座，乃总统坚命我坐背向室门之一座。我坚不敢移步，总统屡命不辍。旁侍者告我，委员长之意，不可坚辞。余遂换至背室门之座。侍者见我移座，即将桌上预放两碗筷互易，我乃确知此座乃预定为总统座位，心滋不安，但已无可奈何。”一代大儒的精神境界竟是如此卑琐！一个座位就可让钱穆受宠若惊，他又如何能“为天地立人心，为往世继绝学”呢？一代好雄玩弄村学究于股掌之中，如猫捉老鼠，而老鼠浑然不觉。当然，这也怪不得钱大师，几千年中国儒生都患软骨症，钱大师又怎能例外呢？独立的姿态需要坚韧不拔的毅力来保持，而依附却能一劳永逸，心宽体胖。

　　然而，独裁者与奴隶之间并非全是“蜜月期”。1959年钱穆赴台，蒋氏在召见中突然问：“汝是否有反对我联任之意，并曾公开发表文字？”钱氏心凉胆战，忙答并无此书。蒋随即起身向书架取书。钱穆赶紧解释说，那是1950年在香港时写向政府进忠告，并非为选举总统事而发。那篇文章，其实仍是拍蒋的马屁，希望蒋功成身退，“抽身事外，无形中在精神上可以鼓舞中国人，可以让中国人心中多一成功的象征人物，来增添信心，增添活力。”没想到马屁拍到马腿上，独裁者素性是大权在握、至死方休的，你叫他“适可而止，急流勇退”，他就会给你颜色看……已胆俱裂的钱穆连忙摇身一变，慷慨激昂地说：“然而情势所迫，以至今日，总统在此奠定一复兴基地，此又是总统对国家一大贡献。然而多数国人，终不许总统不继续担负此光复大陆之重任。担负此重任之最适当人物，又非总统莫属。”独裁者的猜忌之心十年未消，而钱大师曲学阿世之态，宛在目前！更为可悲的是，钱大师一点也不觉得这有什么可耻的，还在回忆录中写得眉飞色舞、涕泪纵横。做奴隶并不可怕，可怕的是麻木到自己内心中真把自己当成了奴隶。

　　钱穆在新亚书院的学规中写道：“课程学分是死的，分裂的，师长人格是活的，完整的。你应该转移自己目光，不要尽注意一门门的课程，应该先注意一个个的师长。”话说得不错。冠冕堂皇，令人心悦诚服。然而，李敖眼明手快，一下子就抓住了他露出来的尾巴：“‘师长人格’其实是‘死的，分裂的，’跟蒋介石一面倒的师长，他根本不会有‘活的、完整的’人格。”。钱氏“百万字以上之著述”，目的不过是“所以报我总统生前特达逾分之奖诱于千万分之一者，则亦惟此而止耳。”

　　奴才，我是不会尊敬的；奴才的书，我是不愿读的。在台湾发行的邮票上，钱穆大师面容严肃，伊然有浩然天地之间的君子之气。稍不注意，我们就上当了。而钱穆只不过是干百个“大师”之中的一个而已。要想不上这些“大师”的当，真是太难了；要想剥开这些“大师”的皮，又岂是一件容易的事呢？

　　向死而生

　　——几位天才文人的传奇之死

　　我们每个人都不得不走这条道——跨过叹息桥进入永恒。

　　——齐克果

　　死亡是人类永远也无法克服的有限性。

　　我很喜欢《金蔷淑》中的一则放火：渔村里，一代又一代的居民几乎全部死在海上。一名游客好奇地问：“大海太危险了，你们为什么不换一种生活方式呢？”渔村里的小伙子反问道：“我们都会死去，在床上死去跟在海上死去有什么区别呢？”于是，我的脑海里闪电般地浮现出几位死去的文人来。他们的死或者是自己选择，或者是突然降临。富于诗意的或者毫无诗意的死，都好像是灯的熄灭与星的坠落。本世纪里有那么多值得我们回忆的文人之死：飞机失事的徐志摩、山海关卧轨的海子、老楼上跳下的胡河清、孤寂地躺在地毯上的张爱玲……他们已经长眠，他们却向死而生。当逝去的生命被纳入漆黑的彼岸世界时，灵魂却结晶成雪白的隧石。被追忆和尊敬所激活的火花，与我们鲜活的生命同在。

　　徐志摩：是人没有不想飞的

　　是人没有不想飞的。这皮囊若是太重挪不动，就掷了它。可能的话，飞出这圈子！飞出这圈子！

　　——徐志摩

　　33年间月D日午后Z时，一架司汀逊式小型运输机展翅北飞，把它的身影投射在深秋斑斓的大地上。忽然，突如其来的一场大雾铺天盖地，飞机顿时迷失了航向。经过几分钟艰难的飞行，飞机撞到了泰山北麓的白马山上，“轰”的一声巨响，紧接着一团冲天大火，挟裹着浓烟坠落山下……这架飞机上有一位特别的乘客——现代诗坛的夜驾徐志摩。在烈焰中，这位年轻的诗人结束了他35岁的生命，而他的灵魂已飞向天外，逍遥地“云游”去了。

　　“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徐志摩是一位从头到脚都充满了浪漫气息的天才诗人。他的一生，如同他热烈崇拜的拜伦。雪莱、济慈一样，彻底地奉献给了远在云端的理想。我感到惊奇的是，在那被鲁迅形容为“处处是非人间的黑暗”的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怎么会有这样一个“单纯”信仰的诗人？我始终觉得他不像一个纯粹的中国人。因为中国人很少像他那样快快乐乐、认认真真地做梦。中国人都是世故的，乡愿的，滑头的。而在徐志摩的眼里，生命如同一注清泉，处处有飞沫，处处有闪光；生命也像一段山路，处处有鲜花，处处有芳草。不幸的是，错乱的时代与困苦的现实一天天浸蚀着他明朗的心房，他渴望像孩子那样哭，像孩子那样笑，但生活却强迫他长大。他的歌声越来越低沉，他的目光越来越黯淡，他的笑容越来越稀疏，他的诗作越来越晦涩。一只秃笔去，一只秃笔回，再无当年剑桥的神采飞扬。生活的牵制、政治的压迫、舆论的指责、友人的背离……团团地包围住了这位坚持浪漫理想的诗人。“你们不能更多地责备我，我觉得我已是满头的血水，能不低头已算好的。”是的，一辈子徐志摩没有绝望过，也没有怨恨过谁。在最悲壮的那一幕到来之前，尽管现实的黑暗一点点地吞噬着他那理想的新月所放射的清辉，他还是在痛苦中竭尽全力挣扎着，写诗作文、教书、办刊物、开书店，甚至实验农村乌托邦计划……作为一个诗人，他注定像蚕一样用生命结成雪白的茧，在茧成的那天羽化飞升而去；作为一个诗人，他也注定像荆棘鸟一样，衔着锐利的荆棘，在只有一弯新月的夜晚，不断为理想而鸣唱，直到满嘴鲜血淋漓，直到生命的终了。

　　徐志摩是为了艺术，为了自由，为了美而生活的。“我之甘冒世之不题，竭全力以奋斗者，非特求免凶惨之痛苦，实求良心之安顿，求人格之确立，求灵魂之救度耳……我将于茫茫人海中访我唯一之灵魂伴侣；得之，我幸；不得，我命，如此而已！”在答复梁任公的责难时，徐志摩说出了肺腑之言。但是，世间有没有真正的“灵魂之伴侣”呢？张幼仪、林微音、陆小曼…市不爱而勉强爱的，有爱而不能爱的，有且爱且不爱的。总之，无论怎样求索，他的“爱”一次次被现实碰得粉碎。这是必然的结果。浪漫的爱，有一显著的特点，就是这爱永远处于可望不可及的地步，永远存在于追求的状态中，永远被视为一种圣洁高贵虚无漂渺的东西，一旦接触实际，真个的与这样一个心爱的美貌女子自由结合，幻想立刻破灭。原来的爱变成了恨，原来的自由变成了束缚，于是从头再开始心目中的爱。这样周而复始、两次三番地演下去，以至于死。

　　这是一个无法摆脱的悲剧模式，徐志摩深深地陷到了漩涡之中，每一次的挣扎反而加速漩涡的运转。徐志摩本不该来到这么一个世界的，就好像一粒沙落进眼睛里肯定会被流出的眼泪冲走一样，他只能被当作异端。不设防的城市往往招致最猛烈的攻击，这是一种他怎么也参不透的逻辑。进入30年代以后，徐志摩开始感到，尽管诗歌弱小的翅膀在那里扑腾，还是没有力量带整份的累赘往天外飞。“太丑恶了，我们火热的胸膛里有爱不能爱；太下流了，我们有敬仰之心不能敬仰；太黑暗了，我们要希望也无从希望。太阳给天狗吃去，我们只能在天边的黑暗中沉默着，永远的沉默着！这仿佛是经过一次强烈的地震的悲惨，思想、感情、人格，全给震成了无可收拾的碎片，再也不成系统，再也不得连贯，再也没有发现。”当每个聪明的成年人都对皇帝的新衣赞不绝口的时候，那个喊出“什么也没有看见”的孩子的下场也就可想而知了。在这一点上，徐志摩很像安徒生——既深味人世的苦楚，又保持不老的童心。然而，长不大的彼得·潘毕竟只是一个遥远的神话，徐志摩则是一棵无法与土地告别的树。追求了一辈子的美，突然发现面前傲然开放的是一朵恶之花。我们无法揣度他当年的心态，而好友梁遇春的回忆录中，印象最深的一幕是徐志摩拿着一枝纸烟向一位朋友借火时说一名话：“Xissicathefire”。人世间的经验好比是一团火，许多人都敬鬼神而远之，隔江观火，拿出冷酷的心境会估量一切，不敢投身到轰轰烈烈的火焰里去，因此这个暗淡的生活，简直没有一点光辉。“只有徐志摩肯亲自吻这团生龙活虎的烈火，火光一照，化腐朽为神奇，遍地开满了春花，难怪他天天惊异着，难怪他的眼睛跟希腊雕像的眼睛相似，希腊人的生活就像他这样吻着人生的火，歌唱人生的传奇。”还是梁遇春看得真切透彻，徐志摩的血液里，真有希腊人天真好奇的因子呢。

　　“飞”是徐志摩理想的象征。在诗歌《云游》中，他写道：“脱离了这世界，飘渺的／不知到了哪儿，仿佛有／一朵莲花似的云拥着我／拥着我到极远的地方去／唉，我真不希望再回来／人说解脱，或许那就是罢！”

　　于是，他真的不回来了，真的解脱了。这是一个他早已洞悉的宿命。我不得不相信宿命的存在。否则，这个沼泽地一样的世界L，怎么会有徐志摩这样一个不湿鞋袜的人来走一遭呢？

　　海子：诗是生命的倒刺

　　远在幼年，悲哀这倒刺就已扎入我心里。它扎在那一天，我便冷嘲热讽一天——这刺儿一经拨出，我也就一命呜呼了。

　　——齐克果

　　1989年3月36日，当外面的世界还很热闹时，一个相貌平凡的青年捧着厚厚的《圣经》躺在山海关冰冷的铁轨上。火车呼啸而来，作为物理意义上的生命在那一瞬间被碾得粉碎，溅起的鲜血，是抒写在北中国大地上最后一行最崇高的诗句。这位叫海子的天才诗人，留给我们的却不仅仅是一具惨不忍睹的尸体。

　　海子，原名查海生，1964年生于安徽省高河镇查湾，一个地地道道、完完全全的农家孩子。1977年，15岁的海子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在宁静的湖光塔影之间，他开始写诗，开始用诗来解答哈姆莱特那个古老而艰巨的命题：“活着，还是死去，这是一个问题。”在他的笔下，中国当代文学中第一次有了纯粹的诗歌。天才往往是以一种隐秘的方式诞生的。海子在粗糙的稿子上涂满潦草的诗句，在鸡毛满地飞的90年代，当我们像拾起稻子一样拾起这些诗句的时候，我们将泪流满面地体验到“不是我们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太快”，唯一不变的只是海子和海子的诗。像我这样一个悲观的人，完全有理由下这样的断言：海子是20世纪中国最后一位诗人。

　　如同梵高在画布上发现向日葵与生命的深沉联系一样，海子在诗歌中找到了麦子与生命的神秘联系。这位自称“乡村知识分子”的诗人，把南方那片黝黑的土地置换成一个检力无穷的乌托邦。当代中国少有这样美丽的诗句，美丽得让人伤心的诗句：“泉水白白流淌／花朵为谁开放／是这样美丽负伤的麦子／吐着芳香／站在山岗上。”他的每一行抒情诗都具有金刚石的质地，光芒闪烁却又无比坚硬，世界上没有比海子的诗歌更坚硬的东西了。至刚的东西本来就蕴含了些许悲剧性在其中。海子便试图寻找点温柔的气息。我羡慕他有个纯洁的妹妹：“芦花丛中／村庄是一只白色的船／我的妹妹叫芦花／我的妹妹很美丽。”我更羡慕他有个成熟的姐姐：“姐姐，今夜我在德令哈，夜色笼罩／姐姐，我今夜只有戈壁／姐姐，今夜我不关心人类，只想你。”实际上，海子比我们还要一无所得。没有“妹妹”也没有“姐姐”的海子为我们创造出凉入骨髓的温馨，这正是流星般的80年代令我尊重和向往的原因之一。我无法想象海子这样的人活到90年代将是怎样的结局。至少，80年代，梦还是梦，美丽的还美丽着。海子在80年代最后一个春天到来之前死去，他断然拒绝了90年代，他很明智。

　　海子很喜欢兰波的诗句“生活在别处。”这句被米兰·昆德拉引用无数次的名言，早已成为人们日常谈话中故弄玄虚的口头禅。没有一个人能够像海子那样深刻地理解这句话的真正含义。想起古龙在《楚留香》中描述绝世英雄的心境：“你不顾一切地向上攀登，山路为生命的，一额分。你超过一个又一个的行人，到达绝顶时你却失去拥有过的一切。俯瞰山下，后来的人还没能爬上山腰。孤独是山峰给征服者唯一的礼物，这时你再想回头已经来不及了。”对于生活在山脚下的人们来说，海子生活在别处；对于生活在山顶的海子来说，人们生活在别处。“你从远方来，我到远方去”就是在这样“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茫茫大荒的心境中，海子创作着他最辉煌的“史诗”。海子就象是阳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疯狂的赌徒，孤注一掷，把宝全部押给了“崇高”。难道“崇高”也能逃避么？海子在旗帜降下前的那一刻，挺身而出，拔出了他的剑，明晃晃的剑。“你说你孤视就像很久以前／长星照耀十三个州府／的那种孤软你在夜里哭着／像一只木头一样哭着／像花色的土散发着香气。”他痛斥日益猖獗的后现代主义者“都是背弃神的人”，然而，信神又能怎样呢？神对待海子就像他以前对待约伯那么残酷。海子走过的每一座桥都成为断桥，峰回路不转，“我走到了人类的尽头”当海子写下这样的诗句时，他已然选择了死亡。

　　于是，刚刚用“大诗”为自己加冕的海子，却被“绝对”的诗歌过着退位，海子忙忙碌碌设置好祭坛，他早就知道祭品只能是自己。在京郊昌平的一间宿舍里，他不分白天黑夜写诗，诗句就像黑暗里的烟头，闪烁，闪烁，然后熄灭。“我请求熄对生铁的光，爱人的光和阳光／我请求下雨／我请求／在夜里死去。”灵魂是如此的沉重，脆弱的身体再也支撑不住它。此刻，幸与不幸都已变得毫无意义。耶稣在受难中忍受着别人所加给他的痛苦，海子在同样深重的忧伤中忍受着自己所加给自己的痛苦。耶稣在地上是孤独的，不仅没有人体会并分享他的痛苦，也没有人知道他的痛苦；只有上天和他自己才有这样的感受。就连耶稣也有忧伤得仿佛再也承受不住那种极痛的悲苦的时候：“我的灵魂悲痛得要死了。”然而此时此刻，他的弟子们都睡着厂。站在“太阳痛苦的芒上”的海子，漂浮在一座1000万人口的巨型都市里，却找到了与当年旷野中的耶稣一模一样的感觉。他一遍一遍地翻《圣经》，《圣经》的字迹在泥水中模糊。

　　因此便有了山海关的那一幕。庸硬如我辈，无法知道海子为什么选择山海关，为什么选择铁轨。海子的朋友、诗人西川这样说：“诗人海子的死将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神话之一。随着岁月的流逝，我们将越来越清楚地看到，1989年3月26日黄昏，我们失去了一位多么珍贵的朋友。失去了一位真正的朋友意味着失去一1伟大的灵感，失去一个回声。”我却觉得西川过于乐观了。有多少双“越来越清楚地看到”的眼睛呢？对于受难者来说，慈母般温暖的土地已不复存在；对于肉食者来说，没有诗的生存似乎更为轻松和幸福。即使在海子的母校，未名湖畔已换上了一批捧着《托福大全》的学子。海子理应死去，他不可能行走在这样的队伍里；海子将永远痛苦，即使他用死亡来消解痛苦。

　　海子以他的死肯定了诗。

　　海子以他的死否定了诗。

　　胡河清：满天风雨下西楼

　　有些人通过指出太阳的存在来拒绝苦恼，而他则通过指出苦恼的存在来拒绝太阳。

　　——卡夫托

　　胡河清走了。他选择了一个雷电交加的夜晚，选择了一种毫不妥协的方式，从他居住的那幢有上百年历史的公寓的窗口跳出，在地上画出一个丰硕的红点。在这个每天都有无数人死去的大都会，即使是这样不寻常的死法也寻常得无人关心。“劳歌一曲解行舟，红叶青山水急流。日暮酒醒人已远，满天风雨下西楼。”这是胡河清最喜欢的一首唐诗。没想到最后诗意盎然的七个字，竟成了他最后时刻的写照。作为一个文人，胡河清终于获得了纯粹的自由。在跳下去的一瞬间，他释放的全然是个体生命本身所拥有的能量。

　　胡河清，祖籍安徽绩溪，1960年生于西部黄河之滨。少年时代，他就已过早地挑起了家庭中几乎所有的生计，当时穿的衣服在班上是最为褴褛狼狈的。“我常常在风雪交加的夜晚骑自行车路过咆哮的黄河，远处是黑黝黝的万重寸草不长的黄土高山，归路则是我的已经感情分裂缺乏温暖的家庭。”这样的情境，即使在胡河清进入熙熙攘攘的大上海之后也难以忘怀，这样的情景，也铸就了他敏感孤独的心队从小学，中学到大学，从硕士到博士，他的生活仿佛是一条平缓的直线。不幸的是，这个敏感而固执的青年迷恋上了文学——也许所有敏感而固执的青年都会选择文学，文学是与这样的青年如影随形的撒旦。然而，文学不仅没有成为胡河清风平浪静的避难所，反而倍加了他的敏感与固执。

　　“文学对我来说，就像一座坐落在大运河侧的古老房子，具有难以抵抗的诱惑力。”胡河清爱这座房子中散发出来的线装旧书的淡淡幽香，也为其中青花瓷器在烛火下映出的奇幻光景所沉“醉，更爱那断壁残垣上开出的无名野花。“我愿意终生关闭在这样一间房子里，如寂寞的守灵人，听漏深远去的江声，还想人生的神秘。”胡河清像是从《史记》中走出来的人，从《世说新语》中走出来的人，从《聊斋志异》中走出来的人，他在某种程度上否定了现实生活，转身面对一片无邪的天空。在人心叵测、尔虞我诈的社群里，他显得如此格格不入。对于不喜欢的人，他毫不掩饰地白眼相向；对于朋友和学生，他全抛一片真心，以致有的毕业的学生从千里之外赶到他的灵前泣不成声。他自己扛着一道黑暗的闸门，在暴风雨中，以光裸的头顶去承受光电霹雳。一般的人只有接受既成现实的漠然和漠然背后信仰的空缺。在残忍与非正义的深渊中，胡河清为了生存下去作了许许多多的尝试。从笔下一叠又一叠的文稿到单身远游时神采飞扬的照片，从洋溢着生命激情的西方绘画到窗前那盆青翠的绿色植物，从一群比他更年轻的学生到一卷汇集I东方最高智慧的佛经，然而，一切的一切最终都失败了。他无法降低生存的标准，他的血液中缺少苟活的因子，他发现周围的环境比狂人的时代还要冷酷和丑恶。生命的尊严与骄傲就这样轻易地被平庸所摧毁么？胡河清奏出最后一个变微之音后，生命之弦就此断裂。

　　在评论集《灵地的缅想》的序文里，胡河清绘声绘色地谈起自己的梦：“我梦到自己骑上了一头漂亮的雪豹，在藏地的崇山峻岭中飞驰。一个柔和而庄严的声音在我耳朵边悄悄响起：‘看！且看！’我听到召唤，将头一抬，只见前面白雪皑皑的高山之巅，幻化出了一轮七彩莲花形状的宝座。可惜那光太强大，太绚美，使我终于没有来得及看清宝座上还有别的。”神缺席了，可神谕还索绕在胡河清的耳边。神不过是一个影像，在这个影像中胡河清看到了画在永恒的墙壁上的自己。齐克果说过：“人们对待生活就像小学生对待他们的作业，他们懒得自己运算，总想抄袭算术。于是，自己的影像崩溃了，只剩下雪山和阳光，只剩下乞力马扎罗山上死去的豹，寂寞的曙光，一片平静。胡河清生前最得意的一篇文章是《钱钟书论人在“钱学”成为显学的叨年代，胡河清的这篇文章据说是唯一受钱钟书先生激赏的评论。知音固然是知音，但在生命的内蕴与价值的取向上，胡河清与钱钟书通然不同。相反，他更接近于王国维。钱钟书的生命状态是做学问的，故能“落花无言，人淡如菊”，临乱世而继绝学；胡河清的生命状态是任性情的，故能如破冰之日的黄河，汪洋肆虐地奔腾而下，遂成绝响。与钱钟书那蜗角兔毛中亦能见乾坤的智慧相比，我更欣赏胡河清心灵经纬中“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的力度。胡河清曾谈到“苦求兵士向尘贸’的王国维：“他集诗人哲学家的痴气于一身，竟把柏拉图那冰清玉洁的理想国当作了人生的题中应有义，则哪能不失望？哪会不叹息？……王氏对人生持论过高，放有‘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之叹息，终于自况以没，走了‘空扫万象，敛归一律’的绝路。”这里，又出现了“独上高楼”的意象。表面上是在说王国维，何尝又不是胡河清的自况！高楼上两个凄苦得令人揪心的身影合二为一了。胡河清到底没有像钱钟书那样“将人生的丑恶、缺憾转化为审美形象的特殊本领”。他最后奋然一跃，终于消灭了命运巨大的阴影。卡夫卡早就说过：“你可以逃避这世界的苦难，你完全有这么做的自由，这也符合你的天性，但也许正是这种回避是你可以避免的唯一的苦难。”胡河清为此付出了极其高昂的代价。“满天风雨下西楼”，这一个“下”字，超越了鲁迅《挝客》中那位赤着脚在荆棘地上义无反顾地向前走的过客，而几乎再现了马尔克斯《百年孤独》中那个布恩迪亚家族中最后一个人将家族的历史翻到最后一页的苍茫景象。胡河清的好友李颌把胡河清的最后一跃称作是“中国当代文化的共工篇”，他如此沉痛的写道：“我不知道胡河清坠楼以后是什么样的时代……”但是，如果可以把王国维自沉、陈寅格的《柳如是别传》、圆明园的废墟并称为20世纪中国文化之三大景观的话，那么胡河清则以共工的形象为之提供了第四个景观。

　　大上海千百座的高楼拔地而起。今世之后，还有来世，离我们而去的胡河清，向我们标识的是另一番景象。

　　他终将被遗忘。他已经被遗忘。对此，我们不必悲哀。我们只需要记住一点：当平等的路途汇聚在一起时，那么整个世界在一段时间看起来就像是家乡一样。我们的使命是在世界中展示一个岛，也许是一个榜样，一个象征，去预示另一种可能性的降临。

　　张爱玲：执子之手，死生契周

　　“死生契阔，与子相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我看那是最悲哀的一首诗，生与死与别离，都是大事，不由我们支配的。比起外界的力量，我们人是多么小、多么小！可是我偏要说：“我永远和你在一起；我们一生一世都别离开。”

　　——张爱玲

　　1995年9月8日，洛杉矶警署的探员古斯曼打开大学区一所公寓的大门时，出现在他眼前的是一幅以前无法设想的凄艳的图画：一位体态瘦小，身着储红色旗袍的华裔老太太，十分安祥地躺在空旷的大厅中一张相当精美的地毯上。桌子上，有一叠铺开的稿子，有一支未合上的笔。古斯曼更想不到，这个华裔老太太就是风靡华文世界的杰出女作家张爱玲。

　　张爱玲早已预料到了自己的死。不然，她为什么留下将骨灰撒到任何一处旷野中去的遗言？家已经回不去了，能够回去的，已然不是家。旧日的老友殷切地邀她回上海，她固执地拒绝了，如果回去的话，上海还能是“上海”么？她要完成的，是对自我彻彻底底的放逐。在一群群柏克莱学子健步如飞、意气轩昂的身影之间，她不紧不慢地走着，放逐是保持心灵不碎的唯一选择。

　　“相片这东西不过是生命的碎壳，纷纷的岁月已过去，瓜子仁一粒粒咽下去，滋味各人自己知道，留给大家看的唯有那满地狼藉的黑白瓜子壳。”然而，张爱玲还是在《精言》这本小说集的扉页放进了一张自己最喜欢的照片：一袭古式齐膝的夹扶，超低的宽身大袖，水红的绸子，用特别资的黑缎镶边，有襟下有一朵舒展的云头——也许是如意。长袍短袖，罩在旗袍外面。五十年后，那张照片随同书页一起泛黄，光明是不能用回答测量的。五十年后，张爱玲偏偏又翻出些珍藏的照片，一张照片一段注释的文字，于是《树照记》成了她的绝笔。“对照”语带双关，既喻新时代与旧时代的对照，又喻作者面对照片时的心情。“悠长得像永生的童年，相当愉快地度日如年，我想许多人都有同感。然后崎岖的成长期，也漫漫长途，看不到尽头，满目荒凉。然后时间加速越来越快，繁弦急管转入急管衰弦，急景凋年已经遥遥在望。”三言两语就概括了自己的一生。值得珍藏的生命，就只有这么些么？在对照片的否定与肯定之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平凡女子的无奈，一个不平凡的女子的反讽。她微笑着，微笑着，眼泪却不知不觉地涌到稿子上。无法不爱，也无法不恨，爱与恨在时光的流转中反而更加刻骨铭心了。记忆如同螺旋状的楼梯，迂回往复，没有人知道自己会在哪一个方向中迷失，没有人知道自己会在哪一级阶梯上永远地停下。

　　陈思和先生在《乱世才女的心境》中写道：“她在社会里永远是个异物，拙于应对，拙于周旋，有人向她亮出各种武器——友谊、爱情、名利、灾难、利用、威胁、冷漠、赞美……她一概接受，无力拒绝。也许这些对她来说都只是一抹晚霞稍瞬即逝，唯一真实的是连她也没有过的前世的记忆。”爷爷是清朝的翰林张佩伦，满腹经纶却只会纸上谈兵，马尾海战顶着铜盆逃命；奶奶是李鸿章的掌上明珠，美女兼才女，可惜40多岁就去世了。在张爱玲诞生的时候，她的大家庭的故事已经像《红楼梦》一样演到了最后一回。嗜烟如命的父亲，新派降登的母亲，崩解的家庭，四角的院子，演绎成张爱玲笔下变幻多端的人物与场景。她十几岁时的文字，就比一些三四十岁的作家来得老到。她把浮沉分合的家国经验，以最华丽的文字表达出来，不惜用强烈对比的颜色来表达挫败的感受。要冷艳就冷艳到底，绝望的时代，倘不是绝望的文字又怎能相配？如果说香港的陷落成全了《倾城之恋》里的流苏：“在这不可理喻的世界里，谁知道什么是因？什么是果？谁知道呢，也许就因为要成全她，一个大都市倾覆了。成千上万的人死去，成千上万的人痛苦着，跟着是惊天动地的大改革……流苏并不觉得她在世界上的地位有什么微妙之处。传奇里倾国倾城的人大抵如此。”那么张爱玲的命运与流苏一样，上海的陷落成就了她。兵荒马乱的天地之间，这个年轻的女子缓缓地伸出手去，握住的那种感觉就叫作“苍凉”。

　　苍凉是一种感觉，苍凉是虚无边缘仅有的一点充实。

　　张爱玲客死异乡使《传奇》最终完成。她在冷寂中死去，与一举成名、春风得意的几年光阴相比，漫长的是青丝化白发的寂寞生涯。在她居住的公寓里，邻居只知道她是个寡言少语、孤身一人的中国老太太，没有人知道她就是被夏志清教授称赞为“中国现代小说史上唯一能与鲁迅并列”的天才女作家张爱玲。她与外界的联系极少，当电影《红玫瑰与白玫瑰》红遍海内外时，她依然不动声色，仿佛那根本就与自己无关。我＊又难体味张爱玲晚年的心境——是黯淡还是闲适？是悲怆还是荒远？我们只能重新咀嚼张爱玲笔下说不上好也说不上坏的时代的负荷者。如果说苍凉是女人脸上雪白的粉底，那么日常生活里一丁点平庸的快乐则是脸颊飞起的一抹红晕。张爱玲没有被绝望所吞噬，她停留在街头热热闹闹的碰碰戏旁边，一听便不想走了。俗么？是俗，正如她的名字。实际上，极端痛苦与极端觉悟的人终究不多，时代是这么沉重，不容易一下子大彻大悟。她既善于将生活艺术化，又满怀悲剧感；既是名门之后，又自称小市民。不尴不尬之中，张爱玲就这么走过来了，人类也就这么活过来了。“他们虽然不彻底，但究竟是认真的。他们没有悲壮，只有苍凉。悲壮是一种完成，而苍凉则是一种启示。”

　　然而，我还是在最喜欢的小说《倾城之恋》里发现了张爱玲的秘密。当我反复阅读“死生契阔，与子相悦，执子之手，与子偕老”这四句引自《借经》的句子时，眼前突然有萤火虫一闪。在这一闪中，我一切都明白了，原来如此！可怜的女子，无论是江南才子胡兰成还是第二任美国丈夫赖雅，都没能“执子之手，死生契阔”，你假装无比蔑视的，正是你内心深处无比渴望的啊！

　　张爱玲撒手而去，带走的只有“苍凉”。从此，“苍凉”将是一个我们挪不动的形容词；从此，都市里的“爱情”该找另一个名词来代替，我们都配不上这两个字。

　　“每一只蝴蝶都是花的鬼魂，回来寻找它的前身”，张爱玲自己究竟是不是这样一只不死的蝴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