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宁萱的信
廷生:
你好。
我自觉很冒昧给你写信。
我原是不能接受给陌生人写信这样冒昧行为的人。
我曾经有过数次被文字打动的经历,也曾有过与这文字后的心灵结识的冲动。但出于漠然悲观的天性,最终宁肯默默地与文字交流。迄今为止从未写过一封给陌生人的信,但王小波的死给了我极大的打击,因为他就是我曾经想要写信的人。而如今,信还在心里酝酿,收信的人已渺然不知所向。我体味到了前所未有的痛心与悔恨。
世事喧嚣,人生寂寞。我一直以为,支撑我生活的动力,便是罗素所称的三种单纯然而又极其强烈的激情:对爱情的渴望、对知识的渴求,以及对于人类苦难痛彻肺腑的怜悯。而在这样的动力下生活,注定是孤独,无尽的、近于绝望的孤独。
我想,在这片已经不再蔚蓝、不再纯洁的天空下,如果还有一双眼睛与我一同哭泣,那么生活就值得我为之受苦吧。
于是,因为王小波,因为孤独,因为生命的脆弱与无助,我终于提起了笔,给你,严重而真诚。
作个不恰当的对比,许广平第一次冒昧给鲁迅先生写信的时候,提了一个大而无当的问题:人生遇到歧途怎么办?我自觉我这封信虽没有提问,却也大而无当,不知所云。可鲁迅先生认真地回答了许广平的信,他看透黑暗,却从未绝望。你呢?还有一颗易感而真诚的心吗?
最后,我要告诉你,我是个女孩,美丽,也还年轻。
宁萱
一九九九年六月四日深夜
二、宁萱的日记
一九九九年六月五日
昨天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觉,起床来鬼使神差地给一个陌生人写了一封信——除了他写的一本书之外,我对他一无所知。
很久没有写信了。虽然每天都坐在电脑前,但在键盘上敲出的都是与心灵无关的文字——是比八股还要八股的项目可行性报告、是格子里填满数据的报表、是给其他部门的例行公事的通知书……日复一日,这些文件已经塞满了我的大脑。
忽然,我觉得很累、很累。我来到这家庞大的外资公司已经一年多了——好多人都很羡慕我,一个二十刚刚出头的小女孩,居然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当上了部门经理。
我似乎很"成功",在前几天的聚会上,毕业之后难得一聚的大学同学都异口同声地这么说。当年在我下铺的女孩,还只是银行的一个普通营业员。最有"出息"的男同学,也仅仅是政府部门的一个小科长。相比之下,我就格外地引人注目。
但是,这些不是我梦寐以求的。我内心有一种声音在对我说:"你并不属于这里。"这个声音每天都在心灵深处响起,由远而近、由低而高,像火红的熔岩在幽暗的地壳中翻涌着。
那么,我的灵魂究竟属于什么地方呢?我的心究竟要"安置"在哪里才能够获得宁静和愉悦呢?
公司占据整个的一座大厦,我的部门在十层,整层楼就是一间开放式的办公室。每个职员有一个透明的隔间。几十个职员,像一群家养的鸽子,都被安置在一模一样的"笼子"里。
巨大的中央空调,每时每刻都在发散着无穷的能量,冬暖夏凉。我不喜欢空调,我宁愿房间里的温度与外面的温度一模一样。无论冷也好,热也好,保持大自然本身的温度最好。可是,我们的皮肤已经适应了空调制造的虚假温度,反而无法适应大自然本身真实的温度。我们的肌肤在虚假的温度之中麻木了,我们的心也一样。我们自己亲手把自己装进一个虚假的盒子里。
我每天对着电脑,用电子邮件和电话跟同事们联系。尽管大家同处一室,却谈不上有什么心灵的沟通。这就是"现代化"的公司中的惯例。在公司安装着蓝色玻璃的办公室里,每个人各司其职:或者整天坐在自己的位置上处理事务,一动不动;或者匆匆地走来走去,没有片刻时间左顾右盼。
每个人都表情严肃,却面目模糊。
我的位置靠近窗户,可以看到外面的风景。然而,偌大的公司里,没有一个人能够与我一起分享看风景时的心情。英国作家福斯特有一本出色的小说《看得见风景的房间》,很久以前看过,书中具体的情节我已经记不清了,却记得那个小小的、简单的、却看得见风景的房间。
我没有一个房间,但我有一个角落。
我经常往远方眺望,远方依稀可见烟雨迷蒙的瘦西湖,瘦西湖边上白塔的塔尖也还有模糊的轮廓。可惜,湖边的高楼越来越多,视线也越来越局促了。我不明白人们为什么要把楼房越盖越高,为什么楼房与楼房之间的距离也越来越近。人们把鸽子关进鸟笼,最后自己也住进了鸟笼。
我喜欢童年时候外婆家的小院子,那个小院子曾经就在瘦西湖的边上。屋檐下的青苔上有我鞋子的痕迹,木梁上的燕子窝中有时落下一两片羽毛。可是,在几年前的房地产开发热中,这个可爱的小院子被粗暴地拆除了,连同我童年温软的记忆。
我喜欢穿黑色的衣服,太喜欢了,我的大部分衣服都是黑色的。以至于同事对我说,你这么年轻,为什么总是穿着冰冷的、压抑的黑色?好多次,面对这样的询问,我笑而不答。心中却隐隐作痛。
黑色是内敛的、是悲哀的、是冷静的、是坚强的。记得一篇小说中写道:"很多有伤口的女人,只穿黑色的衣服。因为这样不容易让别人看到疼痛。"这也是我的原因啊,我不愿意让旁人窥视到我的内心世界。黑色是一道藩篱。
"骨纵相思当寸断,禅心难付剑与萧",我让自己与外部世界保持着一分距离。像一只定格在琥珀中的小昆虫,凝固,但是安全。
读那本名叫《火》的书,也有好长一段日子了。书中那些刚强的句子打动过我,更打动我的却是那些柔弱的句子。手边没有书。我当时读的那本已经很破旧的书,并不属于我。读过之后,我也不想去书店买一本新的。因为,读过之后,这本书在"精神"的意义上就已属于我了。书里的好些句子我几乎能够背诵下来,我也能够感受到作者写作它们时的心情。它们让我如此牵肠挂肚。
从昨天一直到今天,外面都下着雨,天色灰蒙蒙的,像《红楼梦》里面那些让作者和读者一起哭泣的、所谓"千红一哭、万艳同悲"的章节。
此时此刻,我想起《火》中那些忧愤的句子。在北国的风沙中,他有冲冠的怒发吗?
我相信,他有。他更有一颗忧愤与感伤的心。
我给他写信的时刻,不是我有意挑选的,却恰好是一个孤独与哀痛交织的时刻。他一定跟我一样需要安慰。他身边有安慰他的朋友吗?
我不知道他的详细地址以及与他有关的一切。然而,有过一本并不属于我的、他写的书就足够了——从"物质"的意义上来说,那本书我仅仅拥有过一天(更准确地说,一个夜晚)的时间。
下午,下班之前,我做了进公司以后唯一的一件"假公济私"的事情:我把这封用一页便签写就的短信,放进一封特快专递里,填好他的姓名和地址。在吩咐秘书寄出一大叠商业信件的时候,把它混在"公家"的信件中发了出去。因为我实在怕自己没有勇气走到邮局亲手投出这封突发奇想的信。
他的文章显示,他是北京大学中文系的一个学生。那么,地址就简单地写上一个"北京大学中文系",不知他能不能收到?
那座湖光塔影的校园让我魂牵梦绕。中学时,我曾经没日没夜地切慕了它六年。可惜,最后还是没有能够踏进去。就因为高考没有发挥好,差了几分。造化弄人,我像一枚蒲公英一样,不情愿地飘落到西湖边上的那座校园里。"暖风熏得游人醉,西湖歌舞几时休",西湖美则美矣,却不是一个念书的好地方。大学四年,浓浓的失落感一直伴随着我。
毕业后,渐渐忘却了有关校园里的一切。照片都是会褪色的,记忆也一样;花朵都是会飘落的,梦想也一样。
他的出现,重新勾起我昔日的梦想和创伤。他属于那座校园,那座蔡元培和鲁迅的校园,那座"五四"青年的长衫和白围巾飘飘荡荡的校园,那座在血与火中青春永在的校园。那座校园已经成为史诗,成为纪念碑,成为神话。
北大的意义,早已经超越了一所大学。
我有些嫉妒地想,他是多么的幸运啊。
他能否收到这封信,在我的信写完以后,已经不重要了。
写信是对虚无的一种反抗。但写完以后,我宁愿忘记它,让它像一个梦一样在我的生命中消失。
举重若轻。
正如《世说新语》中那个有名的"雪中访戴"的故事:东晋名士王子猷住在山阴的时候,一个大雪漫天的夜晚,起床对着雪景喝酒,喝到半醉,突然想起了著名的隐士戴安道,便连夜乘坐小船去看他。到了戴宅的时候,天色已亮,王子猷没有去敲门,却命令船夫开船回家。船夫问他为什么不进去,他回答说:"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
我很喜欢这个古老的故事。长袖飘飘的王子猷、鹅毛般的雪花、披着蓑衣的船夫、划在溪水中的木桨……我要是画家,我会画这样的一幅神韵流动的水墨画。
那么,我也来学学王子猷?
可是,明天我还得去上班。睡吧,睡吧。
今天的日记写得太长了。
三、廷生的日记
一九九九年六月七日
从校园里"失踪"了四天,重新回来,校园依然如一潭死水。只有"新东方"的课堂里依旧是拥挤不堪的人群。
走进图书馆,我还是去五楼的那间港台文献中心,翻阅那套台湾印刷的、庞大而精美的"近代文史资料"。这套书中的很多珍贵史料,外面都很难见到。我打算花上一年的时间,把这套书大致浏览一遍。庄子说,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每当我走进图书馆的时候,就会有同样的感慨。
这间阅览室少有人来,我独自躲在角落里,一个上午的时间一眨眼就过去了。
窗外杨絮飘飘,如同六月的飞雪。读书读累了,就抬起头来观看一会儿满天飞舞的杨絮。每片杨絮都是寂寞的,找不到方向。它们与人一样,不由自主地在空气里飞翔,然后飞落尘埃。
博雅塔的塔尖在远处,塔身被树荫簇拥着。它已灰尘满面,像一个不合时宜的老人,冷冷地看着这个热闹的世界。
今天又收到一大叠信件。有杂志社编辑寄来的刊物,有熟悉的朋友的来信,当然也有素不相识的读者的来信。其中,显得突兀的是一封来自扬州的特快专递。谁寄来的?在记忆的仓库里搜寻了一阵,我在扬州确实没有一个认识的人。
信封的后面留着一个外国公司的名称和地址,以及一个有些模糊的"宁萱"的名字,它们让我在心里嘀咕了半天。我与公司之类的机构向来就是风马牛不相及的,而"宁萱"却又是一个充满诗意的、让人遐想联翩的名字。
蓝色的、硬皮的、硕大的特快专递信封,仔细一掂量,里面似乎空空如也。
这是谁写来的信呢?这个"宁萱"究竟是谁?尽管差不多每天都会收到几封陌生读者的来信,却很少是用特快专递来邮寄的。读者们的信封,多半粗糙而破旧,也许是因为这路上颠簸太久的缘故。而且,那些地址一般都是遥远的学校和乡村,与高楼大厦无关。
撕开封口,原来是薄薄的一页公司便签,信的内容只写了大半页。字迹很小,很细,甚至有些潦草。算不上秀美,却一眼就能够看出是女孩子的笔迹,每个字都带着几分柔媚的心思。
在学校里的"家园"快餐厅里,我买了一份快餐,一边吃,一边怀着"姑且读读"的心态摊开信纸。刚刚读到第一行,我便立即换了一种心情,放下筷子,"正襟危坐"起来。因为,这封信的内容几乎"不忍卒读"——它像一块小石子,准确地击中了我的心脏。它沉重得让我有窒息的感觉。
阳光从窗口射进来,薄薄的信纸在阳光下是透明的。
写信人的心呢?
显然,这封信的作者,跟我有着相同的心性,也跟我有着相同的创痛。
在这些文字的背后,黑暗与光明两种力量正在严峻地较量,悲哀与快乐两种情绪正在剧烈地翻腾。一时间,两种力量和两种情绪都难分高下。这个关键时刻,正是需要外力来帮助的时刻。所以,她给远方的、陌生的我写信。她向我——一个她认为值得信赖的朋友,寻求精神上的帮助。
这个时代,还真有这样的女孩?她真的在思考跟我同样严酷的问题?
进入北大这些年,我已然是一个与周围环境格格不入的"异端",不为大多数的同龄人所理解和认同。幸而,北大还有蔡元培时代的精神和学统零零星星的残留,"宽容"是它最伟大的品质。所以,尽管不少人把我目为与风车作战的堂·吉诃德,时不时地加以嘲笑和调侃,却也于我无害。
在这里,各人做各人的事情,互不干涉。能够在这种"不干涉主义"的羽翼下自由地做自己的事情,我已经很满足了。在中国,这样的地方似乎不多。
那么,写这封信的叫"宁萱"的女孩呢?她会不会也被周围的人视为"异端"?
我猜想,她可能比我更加孤独。从她的信封上的地址看,她在一座摩天大厦里工作。那种摩天大厦好似远古的恐龙,在那里,她会受到伤害吗?
我应该给她回信。
我愿意给她回信。
在一大堆信件中,她的信如同沙中的金子,又好像一颗搁浅在沙滩上的贝壳。
四、廷生的信
宁萱:
你好。很高兴收到你的来信。读到你的信的时候,我刚刚从郊外返回学校。一路上,我正在想,离开校园好几天了,平淡如水的学院生活,会不会发生些许的变化呢?我的邮件该堆积了一大摞吧?
在五花八门的邮件之中,我拆开了你的信。
你的信深深地打动了我。这是一封不能不回的信——因为王小波,因为鲁迅与许广平,更因为罗素的那句话,那也是我最喜欢的一句话。我敬畏这个九十高龄还因抗议政府的核试验而入狱的大思想家。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他在学术研究和社会关怀两个方面都做到了极致。
这位既想"理解人类的心灵"、又想"了解星辰为何灿烂"的大哲学家还说:"爱情和知识只要存在,总是向上导往天堂。但是,怜悯又总是把我带回人间。痛苦的呼喊在我心中反响、回荡。孩子们受饥荒煎熬,无辜的被压迫折磨、孤弱无助的老人在自己眼中变成可恶的累赘,以及世上触目皆是的孤独、贫困和痛苦——这些都是反对人类应该过的生活。"比学识更加重要的是怜悯心。然而,在中国的知识分子里,有多少人有怜悯之心呢?
同时,你的信之所以打动我,还有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理由——因为我的孤独和脆弱,因为你的"严重而真诚"。
文字是我与外界进行沟通的重要渠道。在一个喧嚣的时代里,在一个人人都在谈论"市场经济"的时代里,人与人之间心灵的沟通极其困难。而文字却能够穿越诸多的阻碍,连接起一颗又一颗陌生的心灵。
这两年来,我受到许许多多的干扰。有赞誉,也有辱骂,有"捧杀",也有"棒杀",却很少获得精神上真切的共鸣。因此,自己的文字能够在别人内心深处赢得悠长的回音,是我生活中无法言喻的快乐。
今天,在你的这封信中,我发现了一种至诚至真的精神共鸣。
谢谢你。
写作的本质固然是孤独,但在写作的过程中,人也在拼命地抗拒孤独,就如同加缪笔下那位辛辛苦苦地搬石头上山的西西弗斯——石头是否会再次掉下山,他并不在意,他的汗水、他的快乐、他的幸福,已经熔铸在每一次的搬运、每一次的攀登、每一次的安放之中。
西西弗斯是一个内心最幸福的悲剧演员。
然而,如果一个人永远处于无边无际的孤独中,无论他有多么坚强,他的写作和生活都很难长久地坚持下去。在沙漠中旅行的人,也需要不期然地遇到一块块赏心悦目的绿洲。在孤独的背后,支撑我的东西正像你信中所说,是"对人类苦难痛彻肺腑的怜悯"。当然,在这没有边际的悲悯之中,首先是对自我这个无比脆弱的生命存在的悲悯。
你的信中曾写到鲁迅先生,我对鲁迅先生充满由衷的敬意。他在一个不尊重人的国家和一个不尊重人的时代里,终生为捍卫个人的尊严而战斗,永远不向恶势力妥协。他的人格胜于他的文章——而在中国,几千年来,大多数的文人都是"人"不如"文",他们纸上有一套说法,生命实践中却又是另一套准则。
你在信中说,鲁迅先生"看透了黑暗,却从未绝望",你的判断准确而敏锐。对于鲁迅先生,我们不用给他太多溢美之词。我只想补充一点:鲁迅先生是在绝望以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地寻找着希望。所以,他能够坚持着在非人的国度和非人的时代里活下去。
许广平在信中提出的难题,鲁迅先生在复信时作出了自己的回答。先生说,"人生"的长途,最怕的是遇到两大难关。一是"歧路",二是"穷途"。我想,我们今天遇到的大概是"穷途"吧。在正道之外的那些路,我们都清清楚楚地知道是一些方向错误的路。我们的选择很明了,也很坚定。因此,对于我们来说,并不存在真正的"歧途"、并不存在走错路的危险。但是,我们面临的问题是:正道已经走到了尽头,无路可走的时候,该怎么走呢?
王维的选择是:"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鲁迅先生的选择是:"还是跨进去,在刺丛里姑且走走"。我常常劝说身边的朋友和比我更年轻的弟妹们,不妨选择王维的那种生活方式;而我自己,恐怕得一辈子"在刺丛中求索"——荆棘会将我的赤脚扎得鲜血淋漓,会透到我的骨肉里去。
这是我的命运,我不能、也不愿违背。
你呢?
我们这个时代的恶,并非像某些人认为的那样,比鲁迅先生那个时代的恶要少;相反,我认为,我们时代的恶更加泛滥、更加凶险。当然,这种"恶"也存在于我自己身上、存在于我们自己心中。
我在对抗外部的恶的同时,也在清除着自己内在的恶。我在内外的夹击中依然不愿意放弃战斗。尤其是我自己内心的恶,它将伴随我的生命始终,我也将不懈地与它战斗始终。
但是,我不会因为世上有太多的恶而感到沮丧。没有恶,善也就没有意义了。我也坚信,那些看上去无比强大的邪恶势力,最后必然会衰弱、退缩,进而消亡。只要我们能够坚守自己内心的善,也许一个漫长的黑夜之后醒来,那曾经无所不在的恶就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圣经》上说过:
我见过恶人大有势力,
好像一棵青翠树在本土生发。
有人从那里经过,不料,他没有了;
我也寻找他,却寻不着。(《诗篇37:35-36》)
这封信越写越沉重。我几乎都快忘掉你是一个"美丽,也还年轻"的女孩儿了。本来,你的来信就够沉重的了,我不忍心再在上面增添更为沉重的份量。就好像在一张漆黑的纸上再用浓墨写字。
可是,我实在写不出轻松的句子来。
就让我们彼此分担对方的沉重吧。
我注意到,你给我写信的时候是四日的深夜。那时,我正与朋友摩罗呆在北京郊外的檀柘寺里。
三日,摩罗邀我外出,我也正有此意。我与摩罗都不是"北京人",虽然我们都已经在这个城市里居住了好几年,我们还是对它相当陌生。北京城像一个巨大的蒸笼,经常让人感到透不过起来。
北京是一个官与商的城市,北京是他们的天堂。
六百年带着血腥气味的帝王都,像一只恐龙一样矗立在燕山的脚下。
六百年了,无所不能的岁月可以改变一切。在这里,流氓变帝王,文人变太监,优孟变大臣,少女变怨妇,无论出现怎样的怪事,人们早已司空见惯、见怪不怪。
多少个春夏秋冬,官与商们每天都在举行宏大的盛宴,盛宴上也许还有香喷喷的大盘人肉呈上。他们开怀畅饮,他们大口咀嚼。他们在餐桌上和床第间随意决定千万子民的命运,这就叫"指点江山"。
到了晚上,一代代帝王将相们的幽灵会出来游动,向后人传授他们夺取权柄的计谋和杀戮敌人的勇气。在这个城市和这个国度里,这些经验永远也不会过时。
世界变了,有车辆,有霓虹灯;世界没有变,世界还是他们的世界。
我很少出校门,只有在校园里还遗留着几分"家"的感觉。这个校园是城市西北角的一个孤岛,它屏障了外部沸腾的波浪,让我获得了暂时的安宁。
校门外,车与人都是轮胎飞转、步履匆匆。然而,混凝土修筑的街道上,任何人的痕迹都没有留下,包括烈士的鲜血和文人的唾液。
至于我,永远都是一个漂泊者。摩罗有一篇文章叫《过客之爱》,我很喜欢。人生如逆旅,我们都是没有家园的过客。我们的灵魂,至今没有找到能够"诗意地憩居"的地方。
我们真正的故乡,已经离我们越来越远了。
这次出城,我们选择的是西南郊的檀柘寺。
郁达夫在《故都的秋》里曾经写到,北平令他最不能忘怀的那些美好的景物里,其中之一就是"檀柘寺的钟声"。史书记载,当年檀柘寺人丁最兴旺时,拥有僧众数千人,号称北方第一大寺。俗话说,先有檀柘寺,后有北京城,可见其历史之悠久。
我们到寺庙里以后,一位法师带我们四处参观。当年寺庙里煮饭的大铁锅还保存着一口,算是一件珍贵的"镇寺之宝"。这是我一生中见过的最大的铁锅。铁锅里足足能够装下好几个人。淘米用的铲子,就像鲁智深使用的禅杖。可以想见,当年挥舞铲子的,一定是个力大如牛的胖和尚。
如今,这里只有寂寂寥寥的几个僧人。在午后的寂静中,他们在宽敞的经室里,闲看花开花落。
檀柘寺少有游人来到,不像北京其他的名胜古迹,到处是鼎沸的人声和旅游团的小旗帜。和尚们并非身在红尘外,他们抱怨说寺庙离城太远,香火不旺盛,生活也较城里的寺庙清苦许多。而我暗自窃喜,因为我此刻的心情正适合这样凄冷的地方。
就是你给我写信的那个夜晚吧,我与摩罗在寺院宽敞的客房里聊天。据说,这个雅致幽静的院落,恭亲王曾经来住过。
窗外,触手可及之处,是檀柘寺那棵闻名天下的银杏树。这棵参天的银杏,据史书记载是辽代种植的,有上千年的历史。它的闻名,不仅因为年纪大,更因为具备了某种"神性",乾隆皇帝曾经亲笔封它为"帝王树"。为什么呢?相传,每有一个新皇帝即位,此树便从根部生出一新干,久之方与老干融合。直到清末,宣统即位时,它还最后一次生出一个小小的树干来。
今天,帝王已经不知所踪,而古树还郁郁葱葱。
"树犹如此,人何以堪?"人在时光面前,总是脆弱的。
当年,权倾一时的恭亲王试图通过洋务运动富国强兵,却被保守的"清流"派辱骂为"鬼子六"(他是咸丰皇帝的第六个儿子)。在被慈禧太后逼下台以后,他不得不来到荒郊外的寺庙里隐居一段时间。更多的时候,他住在山下的戒台寺里,偶尔也到山上的檀柘寺游玩。
满山的松树,千姿百态。山间的石阶,曲径通幽。在檀柘寺殿宇的最高处,能够望到北京城的金碧辉煌的宫殿和灰暗破败的民居。
可以想见,一百多年以前,恭亲王这位改革的先行者和失败者,退居深山大庙之中,心情是何等枯寂、何等荒芜、何等悲凉。也可以想见,他曾经在这院落外,多少次悲哀而热切地眺望那近在咫尺又远在天边的京城。
时间像流水一样消磨着人的意志。恭亲王是一个热心肠的人,冷冰冰的佛经,无论如何都是读不下去的。他想拯救这个摇摇欲坠的帝国,老大帝国却抛弃了他;他爱这个国家,这个国家却不爱他。
中国人一向仇恨改革者。古往今来,改革者和变法者们,哪一个有好下场呢?恭亲王不过是他们当中的又一个牺牲品而已。幸亏他是皇族嫡系,丧失权力之后总还保全了性命。在他之后的谭嗣同们,就只能血洒菜市口了。而在那时,一度神采飞扬的恭亲王,早已变成了一个沉默寡言、唯唯诺诺的老人。唉,中国,中国,正如朱学勤先生所说,是一个最考验人耐性的地方。
恭亲王想减轻这块土地上的苦难,然而人们却向他扔石块。这使我想起了耶稣的命运。恭亲王是个凡人,当然不会有耶稣那么伟大;但是,恭亲王的那些只能够接受义和团的血腥和暴虐的同胞,却比那些侮辱临死之前的耶稣的耶路撒冷人更加愚昧、也更加卑劣。
恭亲王下台后,满清的改革足足停滞了近三十年。三十年漫长的、冰冷的光阴,一个英姿飒爽的少年,两鬓也会染上斑斑的白发。
六月,城里还是酷暑高温,这里却已然有些凛冽的寒意。窗外,能听见秋虫的鸣叫。
每年的这个时刻,我都会离开校园,到野外"躲"几天。我厌倦了校园,尤其是此刻的校园。
此刻的校园,凝结的空气像固体一样,一块接一块地砸着我的心房;一双双的眼睛,发出狼一样的青光。这一切,使我艰于呼吸视听。我无法像身边的同学那样欢笑着去看电影,或者步履匆匆地去听托福课。
我拒绝遗忘,因此记忆常常以噩梦的形式降临在我的现实生活中。
我不愿沉默,然而当我正要高声呼喊的时候却发现自己依然失声。
在蔡元培的学生们的回忆里,曾经有过一座美丽的校园。
可是,现在没有了。
是一夜之间没有的,还是像流水侵蚀岩石一样慢慢地失去的?
我不知道。
虽然北大还是挂着"北大"的名字。我来的时候,这里处处是颓败的景象和气息。即使是去年轰轰烈烈的校庆,也不能掩盖这种从骨子里和肺腑里生出来的颓败。
谁能够改变这种趋势呢?
是蔡元培,还是马寅初?
在北大张灯结彩的校庆中,有几个人还记得林昭呢?这个在"文革"中先知先觉的中文系女学生,用生命捍卫着那个时代被侮辱的真理。她才是北大的骄傲和光荣啊,她比那些著作等身的学者更让我尊重。
此时此刻,只有一位跟北大没有多少关系的诗人为林昭写了一首诗,题目就叫《给林昭》:
我就这样
久久地注视你的眼睛
轻轻地取出你嘴里的棉团
你的嘴唇依然柔软
你的坟墓空空荡荡
你的血烫伤了我伸出的手
如此寒冷又残酷的死亡
让九月灿烂阳光中独坐的我
无法悲伤
任何形式的墓地
于热爱自由的你
都过于轻浮
每年的阴历十五
河上会布满河灯
却招不回你的灵魂
你冷眼坐在
卡夫卡笔下四处漂流的冥船上
看这个世界依然荒唐
北大校庆的举杯欢呼
让你冷冷大笑
喝吧喝吧喝吧
这是血呢
你在黑暗中说
读完这首诗以后,我认为,女诗人刘霞比那些洋洋得意的北大人更像真正的北大人。她在为林昭招魂,也在为北大招魂。她与林昭同为女性,一样的美丽,也一样的坚强。她就是生活在我身边的、中国的十二月党人的妻子。
我懂得这些伟大的女性内心深处的痛苦与哀伤。而我自己,因为无法忍受那巨大的耻辱,会在这样的时节选择短暂的离开。
这是一种躲避,也是一种无奈。我的懦弱使我只能做到这一点。
那天晚上,我跟摩罗两人聊到深夜。
深夜,是比你写信的时候更深呢,还是浅一些?
摩罗讲起江西老家农民的苦痛,讲到他们辛辛苦苦养了一年的猪被乡干部强行拉走,眼泪不知不觉就流了下来。聊到后来,我们愤怒且痛苦,心里堵得慌,简直就无法入睡。我们都是身上和心中都有一道道伤疤的人。摩罗比我年长一轮,他身上和心中的伤疤比我深。
那天晚上的你呢?除了给我写信以外,你还做了些什么?
应该说,我比你幸运,我的身边还有一个可以聊天的朋友,你却只能在寂寞中面对纸和笔。不过,以后你将不再寂寞,你有了我这个朋友。
写信的日子,我不知道是不是你有意的选择,或者仅仅是一个巧合而已。
我们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认识,冥冥之中,似乎有一种神启的力量。
廷生
一九九九年六月七日
五、宁萱的信
(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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