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讲过刘庚生的罪名,就想到开口和动笔,在现在的中国,实在也很难的,要稳当,还是不响的好。要不然,就常不免反弄到自己的头上来。
举几个例在这里——
十二年前,鲁迅作的一篇《阿Q正传》,大约是想暴露国民的弱点的,虽然没有说明自己是否也包含在里面。然而到得今年,有几个人就用“阿Q”来称他自己了,这就是现世的恶报。
八九年前,正人君子们办了一种报〔1〕,说反对者是拿了卢布的,所以在学界捣乱。然而过了四五年,正人又是教授,君子化为主任〔2〕,靠俄款〔3〕享福,听到停付,就要力争了。这虽然是现世的善报,但也总是弄到自己的头上来。
不过用笔的人,即使小心,也总不免略欠周到的。最近的例,则如各报章上,“敌”呀,“逆”呀,“伪”呀,“傀儡国”呀,用得沸反盈天。不这样写,实在也不足以表示其爱国,且将为读者所不满。谁料得到“某机关通知〔4〕:御侮要重实际,逆敌一类过度刺激字面,无裨实际,后宜屏用”,而且黄委员长〔5〕抵平,发表政见,竟说是“中国和战皆处被动,办法难言,国难不止一端,亟谋最后挽救”(并见十八日《大晚报》北平电)的呢?……幸而还好,报上果然只看见“日机威胁北平”之类的题目,没有“过度刺激字面”了,只是“汉奸”的字样却还有。日既非敌,汉何云奸,这似乎不能不说是一个大漏洞。好在汉人是不怕“过度刺激字面”的,就是砍下头来,挂在街头,给中外士女欣赏,也从来不会有人来说一句话。
这些处所,我们是知道说话之难的。
从清朝的文字狱〔6〕以后,文人不敢做野史了,如果有谁能忘了三百年前的恐怖,只要撮取报章,存其精英,就是一部不朽的大作。但自然,也不必神经过敏,豫先改称为“上国”或“天机”的。
五月十七日。
〔1〕正人君子们办了一种报指胡适、陈西滢等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在北京创办的《现代评论》周刊。陈西滢曾在该刊第七十四期(一九二六年五月八日)发表《闲话》一则,诬蔑进步人士是“直接或间接用苏俄金钱的人”。“正人君子”,是当时拥护北洋政府的北京《大同晚报》对现代评论派的吹捧,见一九二五年八月七日该报。〔2〕正人又是教授,君子化为主任陈西滢曾任北京大学英文学系主任兼教授、武汉大学文学院长兼教授。胡适曾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并于一九三一年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3〕俄款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革命成功后,苏俄政府宣布放弃帝俄在中国的一切特权,包括退还庚子赔款中尚未付给的部分。一九二四年五月中苏复交,两国签订《中俄协定》,其中规定退款除偿付中国政府业经以俄款为抵押品的各项债务外,余数全用于中国教育事业。一九二六年初,《现代评论》曾连续刊载谈论“俄款用途”的文章,为“北京教育界”力争俄款。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政府以“应付国难”为名,一再停付充作教育费用的庚子赔款,曾引起教育界有关人士的恐慌和抗议。
〔4〕某机关通知指黄郛就任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后,为讨好日本而发布的特别通知。
〔5〕黄委员长即黄郛。
〔6〕清朝的文字狱清代厉行民族压迫政策,曾不断大兴文字狱,企图用严刑峻法来消除汉族人民的反抗和民族思想,著名大狱有康熙年间庄廷鑨《明书》狱;雍正年间吕留良、曾静狱;乾隆年间胡中藻《坚磨生诗钞》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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