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历和新历的今年似乎于上海的文艺家们特别有着刺激力，接连的两个新正一过，期刊便纷纷而出了。他们大抵将全力用尽在伟大或尊严的名目上，不惜将内容压杀。连产生了不止一年的刊物，也显出拚命的挣扎和突变来。作者呢，有几个是初见的名字，有许多却还是看熟的，虽然有时觉得有些生疏，但那是因为停笔了一年半载的缘故。他们先前在做什么，为什么今年一齐动笔了？说起来怕话长。要而言之，就因为先前可以不动笔，现在却只好来动笔，仍如旧日的无聊的文人，文人的无聊一模一样。这是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大家都有些自觉的，所以总要向读者声明“将来”：不是“出国”，“进研究室”，便是“取得民众”。功业不在目前，一旦回国，出室，得民之后，那可是非同小可了。自然，倘有远识的人，小心的人，怕事的人，投机的人，最好是此刻豫致“革命的敬礼”。一到将来，就要“悔之晚矣”了。

　　然而各种刊物，无论措辞怎样不同，都有一个共通之点，就是：有些朦胧。这朦胧的发祥地，由我看来，——虽然是冯乃超的所谓“醉眼陶然”〔２〕——也还在那有人爱，也有人憎的官僚和军阀。和他们已有瓜葛，或想有瓜葛的，笔下便往往笑迷迷，向大家表示和气，然而有远见，梦中又害怕铁锤和镰刀，因此也不敢分明恭维现在的主子，于是在这里留着一点朦胧。和他们瓜葛已断，或则并无瓜葛，走向大众去的，本可以毫无顾忌地说话了，但笔下即使雄纠纠，对大家显英雄，会忘却了他们的指挥刀的傻子是究竟不多的，这里也就留着一点朦胧。于是想要朦胧而终于透漏色彩的，想显色彩而终于不免朦胧的，便都在同地同时出现了。

　　其实朦胧也不关怎样紧要。便在最革命的国度里，文艺方面也何尝不带些朦胧。然而革命者决不怕批判自己，他知道得很清楚，他们敢于明言。惟有中国特别，知道跟着人称托尔斯泰为“卑污的说教人”〔３〕了，而对于中国“目前的情状”，却只觉得在“事实上，社会各方面亦正受着乌云密布的势力的支配”〔４〕，连他的“剥去政府的暴力，裁判行政的喜剧的假面”的勇气的几分之一也没有；知道人道主义不彻底了，但当“杀人如草不闻声”〔５〕的时候，连人道主义式的抗争也没有。剥去和抗争，也不过是“咬文嚼字”，并非“直接行动”。〔６〕我并不希望做文章的人去直接行动，我知道做文章的人是大概只能做文章的。

　　可惜略迟了一点，创造社前年招股本，去年请律师，〔７〕今年才揭起“革命文学”的旗子，复活的批评家成仿吾总算离开守护“艺术之宫”的职掌，〔８〕要去“获得大众”，并且给革命文学家“保障最后的胜利”〔９〕了。这飞跃也可以说是必然的。弄文艺的人们大抵敏感，时时也感到，而且防着自己的没落，如漂浮在大海里一般，拚命向各处抓攫。二十世纪以来的表现主义〔１０〕，踏踏主义〔１１〕，什么什么主义的此兴彼衰，便是这透露的消息。现在则已是大时代，动摇的时代，转换的时代，中国以外，阶级的对立大抵已经十分锐利化，农工大众日日显得着重，倘要将自己从没落救出，当然应该向他们去了。何况“呜呼！小资产阶级原有两个灵魂。……”虽然也可以向资产阶级去，但也能够向无产阶级去的呢。

　　这类事情，中国还在萌芽，所以见得新奇，须做《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那样的大题目，但在工业发达，贫富悬隔的国度里，却已是平常的事情。或者因为看准了将来的天下，是劳动者的天下，跑过去了；或者因为倘帮强者，宁帮弱者，跑过去了；或者两样都有，错综地作用着，跑过去了。也可以说，或者因为恐怖，或者因为良心。成仿吾教人克服小资产阶级根性，拉“大众”来作“给与”和“维持”的材料，文章完了，却正留下一个不小的问题：倘若难于“保障最后的胜利”，你去不去呢？

　　这实在还不如在成仿吾的祝贺之下，也从今年产生的《文化批判》上的李初梨的文章〔１２〕，索性主张无产阶级文学，但无须无产者自己来写；无论出身是什么阶级，无论所处是什么环境，只要“以无产阶级的意识，产生出来的一种的斗争的文学”就是，直截爽快得多了。但他一看见“以趣味为中心”的可恶的“语丝派”的人名就不免曲折，仍旧“要问甘人君，鲁迅是第几阶级的人？”〔１３〕我的阶级已由成仿吾判定：“他们所矜持的是‘闲暇，闲暇，第三个闲暇’；他们是代表着有闲的资产阶级，或者睡在鼓里的小资产阶级。……如果北京的乌烟瘴气不用十万两无烟火药炸开的时候，他们也许永远这样过活的罢。”〔１４〕我们的批判者才将创造社的功业写出，加以“否定的否定”，要去“获得大众”的时候，〔１５〕便已梦想“十万两无烟火药”，并且似乎要将我挤进“资产阶级”去（因为“有闲就是有钱”云），我倒颇也觉得危险了。后来看见李初梨说：“我以为一个作家，不管他是第一第二……第百第千阶级的人，他都可以参加无产阶级文学运动；不过我们先要审察他们的动机。……”〔１６〕这才有些放心，但可虑的是对于我仍然要问阶级。“有闲便是有钱”；倘使无钱，该是第四阶级〔１７〕，可以“参加无产阶级文学运动”了罢，但我知道那时又要问“动机”。总之，最要紧是“获得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这回可不能只是“获得大众”便算完事了。横竖缠不清，最好还是让李初梨去“由艺术的武器到武器的艺术”〔１８〕，让成仿吾去坐在半租界里积蓄“十万两无烟火药”，我自己是照旧讲“趣味”。

　　那成仿吾的“闲暇，闲暇，第三个闲暇”的切齿之声，在我是觉得有趣的。因为我记得曾有人批评我的小说，说是“第一个是冷静，第二个是冷静，第三个还是冷静”，〔１９〕“冷静”并不算好批判，但不知怎地竟像一板斧劈着了这位革命的批评家的记忆中枢似的，从此“闲暇”也有三个了。倘有四个，连《小说旧闻钞》也不写，或者只有两个，见得比较地忙，也许可以不至于被“奥伏赫变”〔２０〕（“除掉”的意思，Ａｕｆｈｅｂｅｎ的创造派的译音，但我不解何以要译得这么难写，在第四阶级，一定比照描一个原文难）罢，所可惜的是偏偏是三个。但先前所定的不“努力表现自己”之罪〔２１〕，大约总该也和成仿吾的“否定的否定”，一同勾消了。

　　创造派“为革命而文学”，所以仍旧要文学，文学是现在最紧要的一点，因为将“由艺术的武器，到武器的艺术”，一到“武器的艺术”的时候，便正如“由批判的武器，到用武器的批判”〔２２〕的时候一般，世界上有先例，“徘徊者变成同意者，反对者变成徘徊者”〔２３〕了。

　　但即刻又有一点不小的问题：为什么不就到“武器的艺术”呢？

　　这也很像“有产者差来的苏秦的游说”〔２４〕。但当现在“无产者未曾从有产者意识解放以前”〔２５〕，这问题是总须起来的，不尽是资产阶级的退兵或反攻的毒计。因为这极彻底而勇猛的主张，同时即含有可疑的萌芽了。那解答只好是这样：因为那边正有“武器的艺术”，所以这边只能“艺术的武器”。

　　这艺术的武器，实在不过是不得已，是从无抵抗的幻影脱出，坠入纸战斗的新梦里去了。但革命的艺术家，也只能以此维持自己的勇气，他只能这样。倘他牺牲了他的艺术，去使理论成为事实，就要怕不成其为革命的艺术家。因此必然的应该坐在无产阶级的阵营中，等待“武器的铁和火”出现。这出现之际，同时拿出“武器的艺术”来。倘那时铁和火的革命者已有一个“闲暇”，能静听他们自叙的功勋，那也就成为一样的战士了。最后的胜利。然而文艺是还是批判不清的，因为社会有许多层，有先进国的史实在；要取目前的例，则《文化批判》已经拖住ＵｐｔｏｎＳｉｎｃｌａｉｒ〔２６〕，《创造月刊》也背了Ｖｉｇｎｙ在“开步走”〔２７〕了。

　　倘使那时不说“不革命便是反革命”，革命的迟滞是“语丝派”之所为，给人家扫地也还可以得到半块面包吃，我便将于八时间工作之暇，坐在黑房里，续钞我的《小说旧闻钞》，有几国的文艺也还是要谈的，因为我喜欢。所怕的只是成仿吾们真像符拉特弥尔·伊力支〔２８〕一般，居然“获得大众”；那么，他们大约更要飞跃又飞跃，连我也会升到贵族或皇帝阶级里，至少也总得充军到北极圈内去了。译著的书都禁止，自然不待言。

　　不远总有一个大时代要到来。现在创造派的革命文学家和无产阶级作家虽然不得已而玩着“艺术的武器”，而有着“武器的艺术”的非革命武学家也玩起这玩意儿来了，有几种笑迷迷的期刊〔２９〕便是这。他们自己也不大相信手里的“武器的艺术”了罢。那么，这一种最高的艺术——“武器的艺术”现在究竟落在谁的手里了呢？只要寻得到，便知道中国的最近的将来。

　　二月二十三日，上海。

　　BB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二日《语丝》第四卷第十一期。

　　本篇是鲁迅针对一九二八年初创造社、太阳社对他的批评而写的。当时创造社等的批评和鲁迅的反驳，曾在革命文学阵营内部形成了一次以革命文学问题为中心的论争。这次论争扩大了革命文学运动的影响，促进了文化界对革命文学问题的注意。但创造社、太阳社的某些成员，在试图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于中国革命的实际和文艺领域时，出现过严重的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倾向，对鲁迅作了错误的分析，对他采取了排斥以至无原则的攻击的态度。后来他们改变了排斥鲁迅的立场，与鲁迅共同组织中国左翼作家联盟。〔２〕冯乃超广东南海人，作家，后期创造社成员。“醉眼陶然”，见他在《文化批判》创刊号（一九二八年一月）发表的《艺术与社会生活》：“鲁迅这位老生——若许我用文学的表现——是常从幽暗的酒家的楼头，醉眼陶然地眺望窗外的人生。世人称许他的好处，只是圆熟的手法一点，然而，他不常追怀过去的昔日，追悼没落的封建情绪，结局他反映的只是社会变革期中的落伍者的悲哀，无聊赖地跟他弟弟说几句人道主义的美丽的说话。隐遁主义！好在他不效ＬAＴｏｌMｓｔｏｙ变作卑污的说教人。”

　　〔３〕托尔斯泰（XAYAZKFS[K\，１８２８—１９１０）俄国作家。著映て∷怠墩秸牒*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等。冯乃超在《艺术与社会生活》中曾引用列宁在《列甫·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中的一段话：“托尔斯泰一方面毫无忌惮地批判资本主义的榨取，剥去政府的暴力，裁判与行政的喜剧的假面，暴露着国富的增大，文化的结果与贫困的增大，劳动大众的痛苦间的矛盾；他方面很愚蠢地劝人不要以暴力反抗罪恶。一方面站在最觉悟的现实主义上，剥去一切的假面；他方面却靦颜做世界最卑污的事——宗教的说教人。”按译文与现在通行的版本不完全相同。

　　〔４〕这是冯乃超在《艺术与社会生活》中的话：“自从北伐军进出杨子江以来，中国国民革命的一特征，就是大众的政治运动的炽烈化，然而，观察目前的情状，革命的势力在表面上似呈一种停顿的样子，而事实上，社会的各方面亦正受着乌云密布的势力的支配。”〔５〕“杀人如草不闻声”语见明代沈明臣作《铙歌十章·凯歌》：“狭巷短兵相接处，杀人如草不闻声。”原是歌颂战功的，这里用以指国民党反动派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的血腥罪行。〔６〕见《文化批判》第二号（一九二八年二月）李初梨《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我们知道，社会上，一定有一些常识的煽动家，向我们发出嘲笑，他们说：你们既口口声声在革命，何以不去直接行动，却来弄这样咬文嚼字的文学？我们要看出他们的奸诈来；这是他们的退兵计；有产者差来的苏秦的游说。”

　　〔７〕创造社前年招股本去年请律师一九二六年，创造社曾发出招股简章，筹集办社资金。一九二七年聘请刘世芳为该社律师。后来，当创造社受到反动当局压迫时，刘世芳曾代表创造社及其出版部登报声明“本社纯系新文艺的集合，本出版部亦纯系发行文艺书报的机关，与任何政治团体从未发生任何关系”，“此后如有诬毁本社及本出版部者决依法起诉以受法律之正当保障”。（见一九二八年六月十五日上海《新闻报》）

　　〔８〕创造社成立初期，成仿吾主张文学“是出自内心的要求，原不必有什么预定的目的”，追求文学的“全”和“美”，存在有“为艺术而艺术”的倾向。一九二六年他参加北伐战争，一九二八年再回到上海，从事“革命文学”运动。所以这里说他是“复活的批评家”，“总算离开守护‘艺术之宫’的职掌”。

　　〔９〕“获得大众”、“保障最后的胜利”，都见《创造月刊》第一卷第九期（一九二八年二月）成仿吾的《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以明了的意识努力你的工作，驱逐资产阶级的‘意德沃罗基’在大众中的流毒与影响，获得大众，不断地给他们以勇气，维持他们的自信！莫忘记了，你是站在全战线的一个分野！以真挚的热诚描写在战场所闻见的，农工大众的激烈的悲愤，英勇的行为与胜利的欢喜！这样，你可以保障最后的胜利；你将建立殊勋，你将不愧为一个战士。”〔１０〕表现主义二十世纪初流行于德国和奥地利的资产阶级文艺流派。它对资本主义黑暗现实带有盲目的反抗情绪；强调表现自我感受，认为主观是唯一真实，漠视现实生活，反对艺术的自的性，是帝国主义时期资产阶级文化危机的反映。

　　〔１１〕踏踏主义通称达达主义，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流行于瑞士、美国、法国的资产阶级文艺流派。它反对艺术规律，否定语言、形象的思想意义，以梦呓、混乱的语言、怪诞荒谬的形象表现不可思议的事物，是当时青年一代恐慌、狂乱的精神状态的反映。〔１２〕《文化批判》月刊，创造社的理论性刊物。一九二八年一月创行，共出五期。在创刊号上载有成仿吾的《祝辞》。李初梨，四川江津人，文艺评论家，后期创造社成员。这里是指他的《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一文。其中说：“无产阶级文学的作家，不一定要出自无产阶级，而无产阶级的出身者，不一定会产生出无产阶级文学。”又说：“无产阶级文学是：为完成他主体阶级的历史的使命，不是以观照的——表现的态度，而以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产生出来的一种的斗争的文学。”

　　〔１３〕《北新》半月刊第二卷第一号（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发表署名甘人的《中国新文学的将来与其自己的认识》中有“鲁迅……是我们时代的作者”的话；李初梨在《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中加以反对说：“我要问甘人君，鲁迅究竟是第几阶级的人，他写的又是第几阶级的文学？他所曾诚实地发表过的，又是第几阶级的人民的痛苦？‘我们的时代’，又是第几阶级的时代？甘人君对于‘中国新文艺的将来与其自己’简直毫不认识。”

　　〔１４〕这段引文见成仿吾《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１５〕成仿吾在《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中评论早期创造社时说：“它的诸作家以他们的反抗的精神，以他们的新鲜的作风，四五年之内在文学界养成了一种独创的精神，对一般青年给与了不少的激刺。他们指导了文学革命的方针，率先走向前去，他们扫荡了一切假的文艺批评，他们驱逐了一些蹩脚的翻译。他们对于旧思想与旧文学的否定最为完全，他们以真挚的热诚与批判的态度为全文学运动奋斗。”而在展望“文学革命今后的进展”时又说：“我们如果还挑起革命的‘印贴利更追亚’的责任起来，我们还得再把自己否定一遍（否定的否定），我们要努力获得阶级意识，我们要使得我们的媒质接近农工大众的用语，我们要以农工大众为我们的对象。”〔１６〕见李初梨《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我以为一个作家，不管他是第一第二……第百第千阶级的人，他都可以参加无产阶级文学运动；不过我们先要审察他的动机。看他是‘为文学而革命’，还是‘为革命而文学’。”

　　〔１７〕第四阶级即无产阶级。过去外国历史家曾把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法国社会分为三个阶级（应译“等级”）。第一阶级：国王；第二阶级：僧侣和贵族；第三阶级：当时的被统治阶级，其中包括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工人、农民等。后来又有人把工人阶级称为第四阶级。这是一种不科学的说法。

　　〔１８〕“由艺术的武器到武器的艺术”见李初梨《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有产者既利用一切艺术为他的支配工具，那么文学当然为无产者的重要的战野。所以我们的作家，是‘为革命而文学’，不是‘为文学而革命’，我们的作品，是‘由艺术的武器到武器的艺术’。”〔１９〕这是张定璜的话，见《现代评论》第一卷第七、八期（一九二五年一月）连载的《鲁迅先生》一文：“鲁迅先生的医究竟学到了怎样一个境地，曾经进过解剖室没有，我们不得而知，但我们知道他有三个特色，那也是老于手术富于经验的医生的特色，第一个，冷静，第二个，还是冷静，第三个，还是冷静。”

　　〔２０〕“奥伏赫变”德语音译，现通译为“扬弃”。〔２１〕成仿吾在《创造》季刊第二卷第二期（一九二四年一月）《〈呐喊〉的评论》中，将《呐喊》中的小说分为“再现的”和“表现的”两类。认为前者“平凡”“庸俗”，是作者“失败的地方”，而后者如《端午节》，“表现方法恰与我的几个朋友的作风相同”，“作者由他那想表现自我的努力，与我们接近了”。

　　〔２２〕“由批判的武器到用武器的批判”见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推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九页，一九七二年五月人民出版社出版）

　　〔２３〕这两句话的出处待查。

　　〔２４〕“有产者差来的苏秦的游说”参看本篇注〔６〕。苏秦，战国时期的纵横家，曾游说齐、楚、燕、赵、韩、魏六国联合抗秦。〔２５〕见李初梨《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有人说：无产阶级文学，是无产者自身写出的文学。不是。因为无产者未曾从有产者意识解放以前，他写出来的，仍是一些有产者文学。”〔２６〕ＵｐｔｏｎＳｉｎｃｌａｉｒ辛克莱（１８７８—１９６８），美国小说家。著有长篇小说《屠场》、《石炭王》、《世界末日》等。《文化批判》第二期（一九二八年二月）曾刊载辛克莱《拜金艺术（艺术之经济学的研究）》的摘译，译者冯乃超在译文的前言中说：辛克莱“和我们站着同一的立脚地来阐明艺术与社会阶级的关系，……他不特喝破了艺术的阶级性，而且阐明了今后的艺术的方向”。

　　〔２７〕Ｖｉｇｎｙ维尼（１７９７—１８６３），法国消极浪漫主义诗人。著有《上古和近代诗集》、《命运集》等。《创造月刊》第一卷第五、七、八、九各期曾连载穆木天的论文《维尼及其诗歌》。“开步走”，是成仿吾《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一文中的话：“开步走，向那龌龊的农工大众！”

　　〔２８〕符拉特弥尔·伊力支即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２９〕指国民党反动派当时所办的一些刊物如《新生命》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