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师大事件在北京似乎竟颇算一个问题，号称“大报”如所谓《现代评论》者，居然也“评论”了好几次。据我所记得的，是先有“一个女读者”（2）的一封信，无名小女卒，不在话下。此后是两个作者的“评论”了：陈西滢先生在《闲话》之间评为“臭毛厕”，李仲揆先生的《在女师大观剧的经验》里则比作戏场（3）。我很吃惊于同是人，而眼光竟有这么不同；但究竟同是人，所以意见也不无符合之点：都不将学校看作学校。这一点，也可以包括杨荫榆女士的“学校犹家庭”和段祺瑞执政的“先父兄之教”（4）。

　　陈西滢先生是“久已夫非一日矣”（5）的《闲话》作家，那大名我在报纸的广告上早经看熟了，然而大概还是一位高人，所以遇有不合自意的，便一气呵成屎橛，而世界上蛆虫也委实太多。至于李仲揆先生其人也者，我在《女师风潮纪事》（6）上才识大名，是八月一日拥杨荫榆女士攻入学校的三勇士之一；到现在，却又知道他还是一位达人了，庸人以为学潮的，到他眼睛里就等于“观剧”：这是何等逍遥自在。

　　据文章上说，这位李仲揆先生是和杨女士“不过见面两次”，但却被用电话邀去看“名振一时的文明新戏”去了，幸而李先生自有脚踏车，否则，还要用汽车来迎接哩。我真自恨福薄，一直活到现在，寿命已不可谓不长，而从没有遇见过一个不大认识的女士来邀“观剧”；对于女师大的事说了几句话，尚且因为不过是教一两点功课的讲师，“碰壁之后”，还很恭听了些高仁山先生在《晨报》上所发表的伟论（7）。真的，世界上实在又有各式各样的运气，各式各样的嘴，各式各样的眼睛。

　　接着又是西滢先生的《闲话》（8）：“现在一部分报纸的篇幅，几乎全让女师风潮占去了。现在大部分爱国运动的青年的时间，也几乎全让女师风潮占去了。……女师风潮实在是了不得的大事情，实在有了不得的大意义。”临末还有颇为俏皮的结论道：“外国人说，中国人是重男轻女的。我看不见得吧。”

　　我看也未必一定“见得”。正如人们有各式各样的眼睛一样，也有各式各样的心思，手段。便是外国人的尊重一切女性的事，倘使好讲冷话的人说起来，也许以为意在于一个女性。然而侮蔑若干女性的事，有时也就可以说意在于一个女性。偏执的弗罗特（9）先生宣传了“精神分析”之后，许多正人君子的外套都被撕碎了。但撕下了正人君子的外套的也不一定就是“小人”，只要并非自以为还钻在外套里的不显本相的脚色。

　　我看也未必一定“见得”。中国人是“圣之时者也”（10）教徒，况且活在二十世纪了，有华道理，有洋道理，轻重当然是都随意而无不合于道的：重男轻女也行，重女轻男也行，为了一个女性而重一切女性或轻若干女性也行，为了一个男人而轻若干女性或男性也行……。所可惜的是自从西滢先生看出底细之后，除了哑吧或半阴阳，就都坠入弗罗特先生所掘的陷坑里去了。

　　自己坠下去的是自作自受，可恨者乃是还要带累超然似的局外人，例如女师大——对不起，又是女师大——风潮，从有些眼睛看来，原是不值得提起的，但因为竟占去了许多可贵的东西，如“报纸的篇幅”“青年的时间”之类，所以，连《现代评论》的“篇幅”和西滢先生的时间也被拖累着占去一点了，而尤其罪大恶极的是触犯了什么“重男轻女”重女轻男这些大秘密。倘不是西滢先生首先想到，提出，大概是要被含胡过去了的。

　　我看，奥国的学者实在有些偏激，弗罗特就是其一，他的分析精神，竟一律看待，不让谁站在超人间的上帝的地位上。还有那短命的OttoWeininger（11），他的痛骂女人，不但不管她是校长，学生，同乡，亲戚，爱人，自己的太太，太太的同乡，简直连自己的妈都骂在内。这实在和弗罗特说一样，都使人难于利用。不知道咱们的教授或学者们，可有方法补救没有？但是，我要先报告一个好消息：Weininger早用手枪自杀了。这已经有刘百昭率领打手痛打女师大——对不起，又是女师大——的“毛丫头”（12）一般“痛快”，他的话也就大可置之不理了罢。

　　还有一个好消息。“毛丫头”打出之后，张崧年先生引“罗素之所信”（13）道，“因世人之愚，许多问题或终于不免只有武力可以解决也！”（《京副》二五○号）又据杨荫榆女士，章士钊总长者流之所说，则捣乱的“毛丫头”是极少数，可见中国的聪明人还多着哩，这是大可以乐观的。

　　忽而想谈谈我自己的事了。

　　我今年已经有两次被封为“学者”，而发表之后，也就即刻取消。第一次是我主张中国的青年应当多看外国书，少看，或者竟不看中国书的时候，便有论客以为素称学者的鲁迅不该如此，而现在竟至如此，则不但决非学者，而且还有洋奴的嫌疑。第二次就是这回佥事免职之后，我在《莽原》上发表了答KS君信，论及章士钊的脚色和文章的时候，又有论客以为因失了“区区全事”而反对章士钊，确是气量狭小，没有“学者的态度”；而且，岂但没有“学者的态度”而已哉，还有“人格卑污”的嫌疑云。

　　其实，没有“学者的态度”，那就不是学者喽，而有些人偏要硬派我做学者。至于何时封赠，何时考定，却连我自己也一点不知道。待到他们在报上说出我是学者，我自己也借此知道了原来我是学者的时候，则已经同时发表了我的罪状，接着就将这体面名称革掉了，虽然总该还要恢复，以便第三次的借口。

　　据我想来，佥事——文士诗人往往误作签事，今据官书正定——这一个官儿倒也并不算怎样“区区”，只要看我免职之后，就颇有些人在那里钻谋朴缺，便是一个老大的证据。至于又有些人以为无足重轻者，大约自己现在还不过做几句“说不出”的诗文（14），所以不知不觉地就来“慷他人之慨”了罢，因为人的将来是想不到的。然而，惭愧我还不是“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15）式的理想奴才，所以竟不能“尽如人意”，已经在平政院（16）对章士钊提起诉讼了。

　　提起诉讼之后，我只在答KS君信里论及一回章士钊，但听说已经要“人格卑污”了。然而别一论客却道是并不大骂，所以鲁迅究竟不足取。我所经验的事委实有点希奇，每有“碰壁”一类的事故，平时回护我的大抵愿我设法应付，甚至于暂图苟全。平时憎恶我的却总希望我做一个完人，即使敌手用了卑劣的流言和阴谋，也应该正襟危坐，毫无愤怨，默默地吃苦；或则戟指嚼舌，喷血而亡。为什么呢？自然是专为顾全我的人格起见喽。

　　够了，我其实又何尝“碰壁”，至多也不过遇见了“鬼打墙”罢了。

　　九月十五日。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五年九月二十一日《语丝》周刊第四十五期。

　　（2）“一个女读者”参看本卷第79页注（5）。下文的“”是作者自造的字，即女性的“卒”。

　　（3）李仲揆（1889—1971）名四光，字仲揆，湖北黄冈人，地质学家。他在科学研究上有卓越贡献，创立了地质力学。曾留学英国伯明翰大学，当时任北京大学教授。他在《现代评论》第二卷第三十七期（一九二五年八月二十二日）发表《在北京女师大观剧的经验》一文，其中说：“有一天晚上（按为一九二五年七月三十一日），已经被学生驱逐了的校长杨荫榆先生打来一次电话，她大致说：‘女师大的问题现在可以解决。明早有几位朋友到学校参观，务必请你也来一次。

　　……我并预备叫一辆汽车来接你。’我当时想到，杨先生和我不过见面两次，……又想到如若杨先生的话属实，名振一时的文明新戏也许演到最后一幕。时乎不再来，所以我快快的应允了杨先生，并且声明北京的汽车向来与我们骑自转车的人是死对头，千万不要客气。”

　　（4）段祺瑞（1864—1936）字芝泉，安徽合肥人，北洋军阀皖系首领。曾随袁世凯创建北洋军，历任北洋政府陆军总长、国务总理。一九二四年任北洋政府“临时执政”，一九二六年屠杀北京爱国群众，造成三一八惨案。同年四月被冯玉祥的国民军驱逐下台。一九二五年八月二十五日，段祺瑞发布了所谓“整顿学风”的命令，对教员学生大加恫吓：“迩来学风不靖。屡次变端。一部分不职之教职员。与旷课滋事之学生。交相结托。破坏学纪。……倘有故酿风潮。蔑视政令。则火烈水懦之喻。孰杀谁嗣之谣。前例具存。所宜取则。本执政敢先父兄之教。不博宽大之名。依法从事。决不姑贷。”“先父兄之教”，语出汉代司马相如的《谕巴蜀檄》：“父兄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谨，寡廉鲜耻，而俗不长厚也；其被刑戮，不亦宜乎！”

　　（5）“久已夫非一日矣”语出清代梁章巨《制义丛话》卷二十四，原作“久矣夫千百年来已非一日矣”，是梁所举叠床架屋的八股文滥调的例句。

　　（6）《女师风潮纪事》载《妇女周刊》第三十六、三十七两期（一九二五年八月十九、二十六日），作者署名晚愚。其中说及八月一日的事：“八一晨，全校突布满武装军警，各室封锁，截断电话线，停止伙食，断绝交通。同学相顾失色。继而杨氏率打手及其私党……

　　凶拥入校，旋即张贴解散四班学生之布告。”

　　（7）高仁山江苏江阴人，当时任北京大学教授。他在一九二五年五月三十一日《晨报》“时论”栏发表的《大家不管的女师大》一文中说：“最奇怪的就是女师大的专任及主任教授都那里去了？学校闹到这样地步，何以大家不出来设法维持？诸位专任及主任教授，顶好同学生联合起来，商议维持学校的办法，不要让教一点两点钟兼任教员来干涉你们诸位自己学校的事情。”

　　（8）陈西滢这篇《闲话》载《现代评论》第二卷第三十八期（一九二五年八月二十九日）。他先说五卅惨案、沙面惨案还没有解决，又造谣说“苏俄无故的逮捕了多少中国人，监禁在黑黯的牢狱里”，也没有人“反抗”，然后即说到“女师风潮”，讲了鲁迅所摘引的那些话。

　　（9）弗罗特（S．Freud，1856—1939）通译弗洛伊德，奥地利精神病学家，精神分析学说的创立者。这种学说认为文学、艺术、哲学、宗教等一切精神现象，都是人们因受压抑而潜伏在下意识里的某种“生命力”（Libido），特别是性欲的潜力所产生的。

　　（10）“圣之时者也”孟轲赞美孔丘的话，见《孟子·万章》。

　　（11）OttoWeininger华宁该尔（1880—1903），奥地利人，仇视女性主义者。他曾于一九○三年出版《性与性格》一书，攻击妇女，力图证明妇女的地位应该低于男子。

　　（12）刘百昭湖南武冈人，当时任教育部专门教育司司长兼北京艺术专门学校校长。一九二五年八月六日，章士钊在国务会议上提请停办女师大，当即通过，十日由教育部下令执行。学生闻讯后即开会决议，坚决反对，并在教员中公举九人，学生中公举十二人，组织校务维持会负责校务，于八月十日正式成立。八月十七日，章士钊又决定在女师大校址另立所谓“女子大学”，于十九日派刘百昭前往筹办。刘到校后即禁上校务维持会活动，并于二十二日雇用流氓女丐殴曳学生出校，将她们禁闭在报子街补习科中。“毛丫头”一语，见一九二五年八月二十四日《京报》吴稚晖关于女师大问题的《答大同晚报》。该文篇末说：“言止于此。我不愿在这国家存亡即在呼吸的时候，经天纬地，止经纬到几个毛丫头身上去也。”

　　（13）张崧年河北献县人；当时教育部的编译员。他在一九二五年八月二十六日《京报副刊》发表的关于女师大问题的通信中说：

　　“此所以使我日益相信，如罗素之所信，因世人之愚，许多问题或终于不免只有武力可以解决也！”罗素（B．Russell，1872—1970），英国哲学家。一九二○年曾来我国讲学。

　　（14）“说不出气”诗文这是作者对当时某些随意抹杀别人作品，而自己实际水平很低的文人的讽刺。参看《集外集·“说不出”》。

　　（15）“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唐代韩愈《拘幽操——文王羑里作》中的句子。据《史记·周本纪》：“崇侯虎谮西伯（按即周文王）于殷纣曰‘西伯积善累德，诸侯皆向之，将不利于帝。’帝纣乃囚西伯于羑里。”《拘幽操》是韩愈模拟文王的口气写的一首诗。

　　（16）平政院北洋政府的官署名称，一九一四年置，直属于总统，是审理及纠弹官吏违法行为的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