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公理战胜”的牌坊（2），立在法国巴黎的公园里不知怎样，立在中国北京的中央公园里可实在有些希奇，——但这是现在的话。当时，市民和学生也曾游行欢呼过。

　　我们那时的所以入战胜之林者，因为曾经送去过很多的工人；大家也常常自夸工人在欧战的劳绩。现在不大有人提起了，战胜也忘却了，而且实际上是战败了（3）。

　　现在的强弱之分固然在有无枪炮，但尤其是在拿枪炮的人。假使这国民是卑怯的，即纵有枪炮，也只能杀戮无枪炮者，倘敌手也有，胜败便在不可知之数了。这时候才见真强弱。

　　我们弓箭是能自己制造的，然而败于金，败于元，败于清。记得宋人的一部杂记里记有市井间的谐谑，将金人和宋人的事物来比较。譬如问金人有箭，宋有什么？则答道，“有锁子甲”。又问金有四太子，宋有何人？则答道，“有岳少保”。临末问，金人有狼牙棒（打人脑袋的武器），宋有什么？

　　却答道，“有天灵盖”！（4）自宋以来，我们终于只有天灵盖而已，现在又发现了一种“民气”，更加玄虚飘渺了。

　　但不以实力为根本的民气，结果也只能以固有而不假外求的天灵盖自豪，也就是以自暴自弃当作得胜。我近来也颇觉“心上有杞天之虑”（5），怕中国更要复古了。瓜皮帽，长衫，双梁鞋，打拱作揖，大红名片，水烟筒，或者都要成为爱国的标征，因为这些都可以不费力气而拿出来，和天灵盖不相上下的。（但大红名片也许不用，以避“赤化”之嫌。）

　　然而我并不说中国人顽固，因为我相信，鸦片和扑克是不会在排斥之列的。况且爱国之士不是已经说过，马将牌已在西洋盛行，给我们复了仇么？

　　爱国之士又说，中国人是爱和平的。但我殊不解既爱和平，何以国内连年打仗？或者这话应该修正：中国人对外国人是爱和平的。

　　我们仔细查察自己，不再说诳的时候应该到来了，一到不再自欺欺人的时候，也就是到了看见希望的萌芽的时候。

　　我不以为自承无力，是比自夸爱和平更其耻辱。

　　六月二十三日。

　　二

　　先前以“士人”“上等人”自居的，现在大可以改称“平民”了罢；在实际上，也确有许多人已经如此。彼一时，此一时，清朝该去考秀才，捐监生，（6）现在就只得进学校。“平民”这一个徽号现已日见其时式，地位也高起来了，以此自居，大概总可以从别人得到和先前对于“上等人”一样的尊敬，时势虽然变迁，老地位是不会失掉的。倘遇见这样的平民，必须恭维他，至少也得点头拱手陪笑唯诺，像先前下等人的对于贵人一般。否则，你就会得到罪名，曰：“骄傲”，或“贵族的”。因为他已经是平民了。见平民而不格外趋奉，非骄傲而何？

　　清的末年，社会上大抵恶革命党如蛇蝎，南京政府（7）一成立，漂亮的士绅和商人看见似乎革命党的人，便亲密的说道：

　　“我们本来都是‘草字头’（8），一路的呵。”

　　徐锡麟（9）刺杀恩铭之后，大捕党人，陶成章（10）君是其中之一，罪状曰：“著《中国权力史》，学日本催眠术。”（何以学催眠术就有罪，殊觉费解。）于是连他在家的父亲也大受痛苦；待到革命兴旺，这才被尊称为“老太爷”；有人给“孙少爷”去说媒。可惜陶君不久就遭人暗杀了，神主入祠的时候，捧香恭送的士绅和商人尚有五六百。直到袁世凯打倒二次革命（11）之后，这才冷落起来。

　　谁说中国人不善于改变呢？每一新的事物进来，起初虽然排斥，但看到有些可靠，就自然会改变。不过并非将自己变得合于新事物，乃是将新事物变得合于自己而已。

　　佛教初来时便大被排斥，一到理学先生谈禅，和尚做诗的时候，“三教同源”（12）的机运就成熟了。听说现在悟善社（13）里的神主已经有了五块，孔子，老子，释迦牟尼，耶稣基督，谟哈默德（14）。

　　中国老例，凡要排斥异己的时候，常给对手起一个诨名，——或谓之“绰号”。这也是明清以来讼师的老手段；假如要控告张三李四，倘只说姓名，本很平常，现在却道“六臂太岁张三”，“白额虎李四”，则先不问事迹，县官只见绰号，就觉得他们是恶棍了。

　　月球只一面对着太阳，那一面我们永远不得见。歌颂中国文明的也惟以光明的示人，隐匿了黑的一面。譬如说到家族亲旧，书上就有许多好看的形容词：慈呀，爱呀，悌呀，……

　　又有许多好看的古典：五世同堂呀，礼门呀，义宗（15）呀，……

　　至于诨名，却藏在活人的心中，隐僻的书上。最简单的打官司教科书《萧曹遗笔》（16）里就有着不少惯用的恶諡，现在钞一点在这里，省得自己做文章——

　　亲戚类

　　孽亲枭亲兽亲鳄亲虎亲歪亲

　　尊长类

　　鳄伯虎伯（叔同）孽兄毒兄虎兄

　　卑幼类

　　悖男恶侄孽侄悖孙虎孙枭甥

　　孽甥悖妾泼媳枭弟恶婿凶奴

　　其中没有父母，那是例不能控告的，因为历朝大抵“以孝治天下”（17）。

　　这一种手段也不独讼师有。民国元年章太炎（18）先生在北京，好发议论，而且毫无顾忌地褒贬。常常被贬的一群人于是给他起了一个绰号，曰“章疯子”。其人既是疯子，议论当然是疯话，没有价值的了，但每有言论，也仍在他们的报章上登出来，不过题目特别，道：《章疯子太发其疯》。有一回，他可是骂到他们的反对党头上去了。那怎么办呢？第二天报上登出来的时候，那题目是：《章疯子居然不疯》。

　　往日看《鬼谷子》（19），觉得其中的谋略也没有什么出奇，独有《飞箝》中的“可箝而从，可箝而横，……可引而反，可引而覆。虽覆能复，不失其度”这一段里的一句“虽覆能复”很有些可怕。但这一种手段，我们在社会上是时常遇见的。

　　《鬼谷子》自然是伪书，决非苏秦，张仪（20）的老师所作；

　　但作者也决不是“小人”，倒是一个老实人。宋的来鹄（21）已经说，“捭阖飞箝，今之常态，不读鬼谷子书者，皆得自然符契也。”人们常用，不以为奇，作者知道了一点，便笔之于书，当作秘诀，可见禀性纯厚，不但手段，便是心里的机诈也并不多。如果是大富翁，他肯将十元钞票嵌在镜屏里当宝贝么？

　　鬼谷子所以究竟不是阴谋家，否则，他还该说得吞吞吐吐些；或者自己不说，而钩出别人来说；或者并不必钩出别人来说，而自己永远阔不可言。这末后的妙法，知者不言，书上也未见，所以我不知道，倘若知道，就不至于老在灯下编《莽原》，做《补白》了。

　　但各种小纵横，我们总常要身受，或者目睹。夏天的忽而甲乙相打；忽而甲乙相亲，同去打丙；忽而甲丙相合，又同去打乙，忽而甲丙又互打起来，（22）就都是这“覆’“复”作用；化数百元钱，请一回酒，许多人立刻变了色彩，也还是这顽意儿。然而真如来鹄所说，现在的人们是已经“是乃天授，非人力也”（23）的；倘使要看了《鬼谷子》才能，就如拿着文法书去和外国人谈天一样，一定要碰壁。

　　七月一日。

　　（24）

　　三

　　离五卅事件的发生已有四十天，北京的情形就像五月二十九日一样。聪明的批评家大概快要提出照例的“五分钟热度”（25）说来了罢，虽然也有过例外：曾将汤尔和（26）先生的大门“打得擂鼓一般，足有十五分钟之久”。（见六月二十三日《晨报》）有些学生们也常常引这“五分热”说自诫，仿佛早经觉到了似的。

　　但是，中国的老先生们——连二十岁上下的老先生们都算在内——不知怎的总有一种矛盾的意见，就是将女人孩子看得太低，同时又看得太高。妇孺是上不了场面的；然而一面又拜才女，捧神童，甚至于还想借此结识一个阔亲家，使自己也连类飞黄腾达。什么木兰从军，缇萦救父（27），更其津津乐道，以显示自己倒是一个死不挣气的瘟虫。对于学生也是一样，既要他们“莫谈国事”，又要他们独退番兵，退不了，就冷笑他们无用。

　　倘在教育普及的国度里，国民十之九是学生；但在中国，自然还是一个特别种类。虽是特别种类，却究竟是“束发小生”（28），所以当然不会有三头六臂的大神力。他们所能做的，也无非是演讲，游行，宣传之类，正如火花一样，在民众的心头点火，引起他们的光焰来，使国势有一点转机。倘若民众并没有可燃性，则火花只能将自身烧完，正如在马路上焚纸人轿马，暂时引得几个人闲看，而终于毫不相干，那热闹至多也不过如“打门”之久。谁也不动，难道“小生”们真能自己来打枪铸炮，造兵舰，糊飞机，活擒番将，平定番邦么？所以这“五分热”是地方病，不是学生病。这已不是学生的耻辱，而是全国民的耻辱了；倘在别的有活力，有生气的国度里，现象该不至于如此的。外人不足责，而本国的别的灰冷的民众，有权者，袖手旁观者，也都于事后来嘲笑，实在是无耻而且昏庸！

　　但是，别有所图的聪明人又作别论，便是真诚的学生们，我以为自身却有一个颇大的错误，就是正如旁观者所希望或冷笑的一样：开首太自以为有非常的神力，有如意的成功。幻想飞得太高，堕在现实上的时候，伤就格外沉重了；力气用得太骤，歇下来的时候，身体就难于动弹了。为一般计，或者不如知道自己所有的不过是“人力”，倒较为切实可靠罢。

　　现在，从读书以至“寻异性朋友讲情话”，似乎都为有些有志者所诟病了。但我想，责人太严，也正是“五分热”的一个病源。譬如自己要择定一种口号——例如不买英日货——来履行，与其不饮不食的履行七日或痛哭流涕的履行一月，倒不如也看书也履行至五年，或者也看戏也履行至十年，或者也寻异性朋友也履行至五十年，或者也讲情话也履行至一百年。记得韩非子曾经教人以竞马的要妙，其一是“不耻最后”（29）。即使慢，驰而不息，纵令落后，纵令失败，但一定可以达到他所向的目标。

　　七月八日。

　　（1）本篇最初分三次发表于一九二五年六月二十六日出版的《莽原》周刊第十期、七月三日出版的十一期及同月十日出版的第十二期。

　　（2）“公理战胜”的牌坊一九一八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以英、法为首的协约国宣扬他们打败了德、奥等同盟国是“公理战胜强权”；那时战胜国都立碑纪念，中国北洋政府因曾参加协约国一方，所以也在北京中央公园（即今中山公园）建立了“公理战胜”的牌坊（一九五三年已将“公理战胜”四字改为“保卫和平”）。

　　（3）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一九一九年一月至六月，英、法、美等帝国主义操纵巴黎和会，无视中国的主权和“战胜国”地位，非法决定让日本帝国主义继承战前德国在山东的特权；同年五四运动爆发，迫使当时中国代表团拒绝在和约上签字。“实际上是战败了”，是就巴黎和会侵犯我国主权这一情况而说的。

　　（4）关于“天灵盖”的谐谑，见宋代张知甫的《可书》：“金人自侵中国，惟以敲棒击人脑而毙。绍兴间有伶人作杂戏云：‘若要胜其金人，须是我中国一件件相敌乃可。且如金国有粘罕，我国有韩少保；

　　金国有柳叶枪，我国有凤凰弓；金国有凿子箭，我国有锁子甲；金国有敲棒，我国有天灵盖。’人皆笑之。”粘罕，即完颜宗翰，金军统帅；

　　韩少保，即韩世忠，南宋抗金名将。鲁迅文中说的“四太子”是金太祖的第四子完颜宗弼，本名兀术；岳少保即岳飞。

　　（5）“心上有杞天之虑”杨荫榆《对于暴烈学生之感言》中的话（参看本书《“碰壁”之后》及其注（10））。这是掉弄成语“杞人忧天”而成的不通的文言句子。原来的故事见《列子·天瑞》：“杞国有人忧天地崩坠，身亡所寄，废寝食者。”

　　（6）秀才按明、清科举制度，童生经过县考初试，府考复试，再参加学政主持的院考（道考），考取的就是秀才。监生，国子监生员的简称，国子监原是封建时代中央最高学府，清代乾隆以后可以援例捐资取得监生名义，不一定在监读书。

　　（7）南京政府指一九一二年一月一日在南京成立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

　　（8）“草字头”一种隐语；因“革”字与“草”字的起头相似，所以当时一般人称革命党为“草字头”。这里所说的“革命党”系指兴中会、光复会、同盟会及其他一些反清革命组织。

　　（9）徐锡麟（1873—1907）字伯荪，浙江绍兴人，清末革命团体光复会的重要成员。一九○七年，与秋瑾准备在浙皖两省同时起义，七月六日，他以安徽巡警处会办兼巡警学堂监督身份为掩护，乘学堂举行毕业典礼之机，刺死安徽巡抚恩铭，率领学生攻占军械局，弹尽被捕，当日惨遭杀害。

　　（10）陶成章（1878—1912）字焕卿，别署会稽山人，浙江绍兴人，清末革命家，光复会领袖之一。一九一二年一月，被投机分子陈英士派蒋介石暗杀于上海广慈医院。著有《中国民族权力消长史》、《浙案纪略》及《催眠术讲义》等。

　　（11）二次革命指一九一三年七月孙中山发动的讨伐袁世凯的战争，结果失败。因对一九一一年的辛亥革命而言，故称二次革命。

　　（12）“三教同源”“三教”指儒、释、道。自东汉以后，这三家时有对抗和冲突，但往往也互相渗透。到了宋代，由于程颢、程颐、朱熹等理学家吸收了佛、老的思想，形成“三教”思想的调和。这里所说“‘三教同源’的机运就成熟了”即指这种调和现象。

　　（13）悟善社一种封建迷信的道门组织。

　　（14）孔子（前551—前479）名丘，字仲尼，儒家创始人。老子，即老聃，姓李名耳，道家创始人。释迦牟尼（约前565—前486），佛教创始人。耶稣基督（约前4—30），基督教创始人。基督，即救世主。谟哈默德（约570—632），通译穆罕默德，伊斯兰教创始人。

　　（15）五世同堂即五代同居。礼门、义宗，即所谓笃守礼义的门庭和宗族。在封建社会里，这些都被认为是可称颂的事情。

　　（16）《萧曹遗笔》清代竹林浪叟辑，共四卷。一种供讼师写状纸用的参考书，假托是汉代萧何、曹参的著作。

　　（17）“以孝治天下”语见《孝经·孝治章》：“昔者明王以孝治天下也……得万国之欢心，以事其先王。”

　　（18）章太炎（1869—1936）名炳麟，号太炎，浙江余杭人，清末革命家和学者。他因为鼓吹并实际参加反对清政府的革命活动，曾被反动派毁谤为疯癫。辛亥革命后，他也常有反对袁世凯等军阀黑暗统治的言论，因此又曾被反动派毁谤为“章疯子”。

　　（19）《鬼谷子》相传为战国时鬼谷子所著，实为后人伪托，共三卷。《飞箝》是其中的一篇。据南朝梁陶弘景注：“‘飞’谓作声誉以飞扬之，‘箝’谓牵持缄束，令不得脱也；言取人之道，先作声誉以飞扬之，彼必露情竭志而无隐，然后因有所好，牵持缄束，不得转移。”“虽覆能复”，据陶弘景注：“虽有覆败，必能复振，不失其节度，此箝之终也。”

　　（20）苏秦，张仪战国时纵横家。苏秦曾游说六国联合抗拒秦国；张仪曾游说六国归顺秦国。据《史记》的《苏秦列传》和《张仪列传》说，他们两人“俱事鬼谷子先生学术”。

　　（21）来鹄据《全唐文》卷八百十一《来鹄》条：“鹄，豫章人，咸通（按为唐懿宗年号）举进士不第。”这里所引的话，见宋代晁公武《郡斋读书志》的《鬼谷子》条：“来鹄亦曰：‘鬼谷子昔教人诡绐、激讦、揣测、忄佥猾之术，悉备于章，学之者惟仪、秦而已。

　　如捭阖、飞箝，实今之常态，是知渐漓之后，不读鬼谷子书者，其行事皆得自然符契也。’”（22）指当时各地军阀的内战。参看本书《忽然想到》之十一及其注（22）。

　　（23）“是乃天授，非人力也”这是汉代韩信称颂刘邦的话。

　　见《史记·淮阴侯传》：“且陛下所谓天授，非人力也。”

　　（24）本节发表时没有注明写作时间，“七月一日”是作者在结集时补上的。

　　（25）“五分钟热度”梁启超在一九二五年五月七日《晨报》“勿忘国耻”栏发表的《第十度的“五七”》一文中，曾说：“我不怕说一句犯众怒的话：‘国耻纪念’这个名词，不过靠‘义和团式’的爱国心而存在罢了！义和团式的爱国本质好不好另属一问题。但他的功用之表现，当然是靠‘五分钟热度’，这种无理性的冲动能有持续性，我绝对不敢相信。”

　　（26）汤尔和（1878—1940）浙江杭县（今余杭）人。曾任北洋政府的教育总长，抗日战争期间堕落为汉奸。关于五卅事件，他在《晨报》的“时论”栏发表《不善导的忠告》一文，其中充满诬蔑群众，取媚于英、日帝国主义的胡说；这里所引的侮辱爱国学生的话也见于该文：“前天某学校以跳舞会的名义来募捐，我家的佣工，告诉他说是捐的次数太多了，家里没有钱。来人说你们主人做过什么长，还会没钱吗？把大门打得擂鼓一般，足有十五分钟之久，再三央告，始怫然而去。”

　　（27）木兰从军见南北朝时的叙事诗《木兰诗》。内容是说木兰女扮男装，代父从军，出征十二年，立功还乡。缇萦救父，见《史记·仓公传》。缇萦是汉代淳于意（即仓公）的幼女，因父亲犯罪，上书汉文帝，表示自己情愿做一名官婢，代父赎罪。

　　（28）“束发小生”一九二五年，章士钊因禁止学生纪念“五七”国耻而遭到反对，他在给段祺瑞的辞呈里说：“夫束发小生。千百成群。至以本管长官之进退。形诸条件。”束发，古代指男子成童的年龄；章士钊说的“束发小生”却含有轻视的意思，近似俗语“毛头小子”。

　　（29）韩非子即韩非（约前280—前233），战国时韩国人，古代思想家和政治家。他的著作流传至今的有《韩非子》二十卷，计五十五篇。《韩非子》中没有“不耻最后”的话，在《淮南子·诠言训》中有类似的记载：“马由者不贫最先，不恐独后；缓急调平手，御心调乎马，虽不能必先哉，马力必尽矣。”，赛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