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眉喜欢逛商店，喜欢穿花衣裳，喜欢看电影。我只喜欢看电影——我们就常去看电影。一般情况，她到北京时间都很晚，我们不能进城去电影院看，便在我们大院的操场上看露天电影。那个星期六刚好有班调机北京。因我已不那么神经病似地天天跑首都机场，所以飞机降落后，她一人坐车到的我家。正巧我扛着椅子要去看电影。问她，她自然也要去。往操场走的路上，她说，她在往北京飞来的一路上想：要是我在机场里等她就好了。可一下飞机，我不在。

　　“那是自然的。”我说，“我又不是你肚子里的蛔虫，哪知道你今天会飞来。”

　　她不吭声，噘着嘴，说北京冷。

　　电影开映后，她又说冷。我把外套脱给她，她还说冷。我说：“再脱我可就光膀子啦。”

　　电影放完后，她不理我了。我哄了哄，哄不过来，在梦里还一直纳闷。

　　早晨，她到我屋里来问我：“我的香水你放哪儿啦？”（她在我家放了一套化妆品。）

　　“喝了。”

　　她笑了，瞟我一眼。我把香水找出来，一边往她头发上喷了几滴，一边问她。

　　“昨晚生我气了？”

　　“嗯。”

　　“为什么？”

　　“你不理我。”

　　“还怎么理你？你说冷，我不是连衣服都给了你？”

　　“我也没叫你非把衣服给我。我说冷，只是想听你几句暖话。”

　　我觉得自己很笨，这么简单的名堂都没闹清。我第一次羡慕起那些方面的大师们。

　　后来，我送她去机场的路上，她告诉我，实际上，她这些天都很不开心。上次来北京过夜回去，飞机带了几家报纸的纸型和一些文件。可她和那个男朋友也在北京的乘务员光顾高兴了，飞机落广州时，两个神魂颠倒的姑娘忘了卸纸型，又给拉到香港兜了一圈。耽误了南方几家报的出版不说，因为有文件，还造成一次不大不小的“失密”。那个姑娘是乘务长，受了个处分。阿眉也被批了一顿，还查出一些不去餐厅吃饭，客人没下完，自己先跑掉等违反制度的事情。

　　“过去我还从没有，嗯，很少挨这么历害的批评呢。”

　　“那么说，这笔帐应该算到我头上。”

　　“我没说。不过……”她小心翼翼地看着我，“我以後要少进城，少来你家。”

　　“可以呀。”我沉着地说。

　　我能说什么，她是有道理的。我应该早就明白，她可以要求我做的事，我却不能要求她做。因为这里面有个差别，有个大不同的地方：她是有重要工作的。这工作重要到这种程度：只能它影响我，我却不能影响它。

　　还有一个萦绕她心头的阴影她没说，那就是对同伴受处分的内疚。象阿眉这样的女孩很容易把自己应负的责任夸大。正是这种内疚心情，使她觉得有必要牺牲一些个人的欢愉来偿付。

　　我有过这样的经验。我还是新兵的时候，水土不服，浑身起荨麻疹。有人说吃饺子可以治，我们一帮北方佬就天天吵着吃猪肉大葱饺子。因为训练忙，没人帮橱，炊事班长就借驱逐舰上的和面机用。用不惯，把一条胳膊绞了进去。那些天，我象罪犯似地抬不起头，以为全是我的错。在我们码头，常有一些赶海的女孩找当兵的说笑。那些天，我连这些女孩的笑声都十分厌恶。天哪！她会不会也有点厌恶我呢？

　　“我只是想不通。”她在几千里以外对我说。

　　“我来帮你分析分析。”我象个半瓶子醋政委热心地对着话筒说，“什么问题搞不通？”

　　“你。”

　　“我？”

　　“为什么我觉得你好象是另一个人呢？”

　　这真叫人恶心！

　　“这么说，还有一个长得和我很相象的人喽。”

　　“别开玩笑，跟你说正经的呢。你跟过去大不一样。”

　　“过去我什么样？”我茫然地问，“三只眼？”

　　“过去你彪悍潇洒。歪戴着帽子，背着手枪，站在军舰的甲板上，我第一眼就爱上了你。那时我总想，你心里一定充满着什么我不知道的、遥远的、美好的东西。而现在，我一眼就看穿你心里有什么。”

　　“我心理只有你。”

　　“你还成了个胖子。”她嘟哝着。

　　“你嫌我胖不体面是不是？”

　　多么典型的“迷惘的一代”。我气红了耳朵，又叫又吼：

　　“我教你个重温旧梦的法儿，随便拣个海军码头遛遛，你会碰见成千上万歪戴帽子、晒得黢黑的小伙子，可心挑吧。”

　　她在电话里哭了。

　　我说过，崇拜性的爱情不纯洁、不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