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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布斯拒绝澄清拉里·埃利森的收购说法,又秘密地卖掉了他的股票而且还不认账。阿梅里奥终于开始相信乔布斯是冲着他来的了。“我最终接受了这个事实,我太愿意太渴望相信他是跟我站在一起的,”阿梅里奥后来回忆说,“史蒂夫操纵我出局的计划在一步步向前推进。”
乔布斯确实是一有机会就说阿梅里奥的坏话。他无法控制自己,而且他的批评还是实话。但是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让整个董事会开始反对阿梅里奥。首席财务官弗雷德·安德森认为自己有责任将苹果岌岌可危的状况告知埃德·伍拉德和董事会。“是弗雷德告诉我现金短缺,员工在流失,还有更多的重要员工在考虑离开。”伍拉德说,“他讲得很清楚,这艘船很快就要搁浅,甚至他自己都在考虑离开。”伍拉德看到阿梅里奥在股东大会上的拙劣表现后,本来就已经在担心,听了弗雷德的话之后就更加忧心忡忡。
伍拉德请高盛研究出售苹果公司的可能性,但是这家投资银行说不太可能找到一家合适的战略投资者,因为苹果的市场份额已经降得太低了。在6月的一次董事会上,阿梅里奥不在场时,伍拉德对当时的董事讲述了他对形势的判断。“如果我们继续让吉尔担任CEO,我想只有10%的机会可以避免破产,”他说,“如果我们解雇他并说服史蒂夫接任,我们有60%的机会生存下去。如果我们解雇吉尔,史蒂夫不来,必须找一个新的CEO,那我们有40%的机会幸存。”董事会授杈他去问乔布斯是否愿意回来,无论结果如何,要在7月4日国庆假期召开董事会紧急电话会议。
伍拉德和妻子飞去伦敦,计划在那儿观看温布尔登网球公开赛。白天他看看网球,晚上就在公园酒店(InnonthePark)他的套房里给美国的相关人士打电话,因为美国是白天。到他离开时,电话费账单髙达2000美元。
他首先给乔布斯打了电话,告诉他董事会将解雇阿梅里奥,并希望乔布斯回来担任CEO。乔布斯虽然一直百般嘲弄阿梅里奥,并在苹果的发展方向这个问题上努力推行自己的想法,但是当这个职位摆在眼前时,他突然吞吞吐吐起来。
“我会帮忙的。”他回答说。
“作为CEO?”伍拉德问。
乔布斯说不是。伍拉德力劝他至少担任执行CEO。乔布斯又拒绝了。“我会当顾问,”他说,“不拿工资。”他还同意成为董事会成员——这是他曾经渴望的一但是婉拒了做董事会主席的要求。“现在我只能给这么多。”他说。他给皮克斯员工通过邮件发了一份备忘录,安慰他们说他没有拋弃他们。“3周前我接到苹果董会的电话,让我回苹果去做CEO,”他写道,“我拒绝了。然后他们又让我做主席,我也拒绝了。所以别担心——那些疯狂的谣言只是谣言。我没有离开皮克斯的计划。你们甩不掉我。”
为什么乔布斯不抓住这个机会?为什么他会不想接受这个20年来他看似很渴望的工作?当我问他这些问题时,他说:
我们刚刚把皮克斯做上市,我很高兴在那儿做CEO。我从未听说过有人同时做两家上市公司的CEO,即使是临时的,我甚至不确定那是否合法。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做,或我想怎么做。我很喜欢有更多时间跟家人在一起。我左右为难。我知道苹果的情况一团糟,所以我想:我愿意放弃现在这么好的生活方式吗?皮克斯的股东们会怎么想?我跟一些我尊重的人进行讨论,最后在一个周六的早晨给安迪·格鲁夫打电话——实在太早了。我给他列举好处和坏处,说到一半他打断我说:“史蒂夫,我才不在乎苹果会怎么样。”我愣住了。就是在那个时刻,我认识到我是在乎苹果的——我创建了它,它的存在对世界是件好事。就是在那个时候,我决定暂时回去帮他们招聘CEO。
实际上,皮克斯的员工们很髙兴乔布斯可以少一点儿时间在公司。他们私下(有时甚至公开)表示,他们很兴奋现在苹果要占用乔布斯的时间了。埃德·卡特穆尔曾是个不错的CEO,他很容易就可以重操旧业,正式或非正式地接管公司。至于享受跟家人在一起的时光,乔布斯是注定永远不可能获得“年度最佳父亲”奖的,哪怕在他有大把空闲时间的时候。他在给予孩子关注方面有所进步,尤其是对里德,但是他主要的关注点还是他的工作。他对两个小女儿经常是有距离而冷淡的,跟丽萨又闹矛盾,作为一个丈夫也常常是脾气暴躁。
那么,他在接管苹果这件事情上犹豫不决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尽管他非常固执并且永远有强烈的控制欲,但是当他对某件事感觉不确定时,他也会迟疑并有所保留。他苛求完美,并不太善于退而求其次或适应可行的方案。他不喜欢复杂的东西,无论是产品、设计还是房子装修,都是如此。在涉及个人承诺时也是这样。如果他明确知道一个行动是正确的,他将是不可阻挡的。但如果他有怀疑,他有时会退缩,倾向于不去想那些并非完全适合他的事情。就像当初阿梅里奥问他想担任什么角色时那样,乔布斯会一言不发,对那些让他不舒服的状况视而不见。
这种处事态度的部分源起,是他倾向于认为所有事都是非黑即白的。一个人不是英雄就是蠢材,一个产品不是奇迹就是垃圾。但是他可能会对更加复杂、不清晰或差别不明显的事情表现出困惑:结婚、买沙发,抑或是承诺经营一家公司。另外,他也不想做注定失败的事情。“我想史蒂夫是想评估一下苹果是否可以被挽救。”弗雷德·安德森说。
伍拉德和董事会决定继续向前推进,解雇阿梅里奥,即使乔布斯还不确定作为“顾问”他将承担多少职责。当伍拉德从伦敦打电话时,阿梅里奥正要跟妻儿以及孙子孙女们一起去野餐。“我们需要你下台。”伍拉德简单地说。阿梅里奥回答说现在不是讨论这个的合适时间,但是伍拉德决定他必须要坚持。“我们将会宣布要把你换掉。”
阿梅里奥还想反抗。“记得吗,埃德,我当初告诉董事会需要三年时间让这家公司重新站起来,”他说,“现在我连一半还没走到。”
“董事会认为我们不想再继续讨论了。”伍拉德答道。阿梅里奥问都有谁知道这个决定,伍拉德实话实说:董事会其他成员加上乔布斯。“史蒂夫是我们讨论这件事的人之一。”伍拉德说,“他的观点是你是个好人,但是你对计算机行业了解得不多。”
“你们怎么会在作这样的决定时把史蒂夫扯进来?”阿梅里臾生气地说,“史蒂夫连董事会成员都不是,他到底为什么会参与这样的讨论?”但是伍拉德没有让步。阿梅里奥挂上电话,继续跟家人去野餐,之后才告诉他妻子。
乔布斯时常会有一种奇怪的表现,一会儿浑身是刺,一会儿又渴望交流。对此,他常常完全不在乎别人会怎么想。他可以跟人绝交,冉也不想跟他们讲话,但是有时他也有冲动解释自己。所以那天晚上,阿梅里奥接到乔布斯的电话很惊讶。“吉尔,我只是想让你知道,我今天跟埃德谈了这件事,我真的感觉很糟糕,”他说,“我想让你知道我跟这些局势的变化完全没有关系,那是董事会作出的决定,但是他们问了我的意见。”他告诉阿梅里奥他尊重他是“我所见过的最正直的人”,然后又主动给出了一些建议。“休6个月的假,”乔布斯告诉他,“当年我被踢出苹果时,立即开始了新的工作,后来很后悔。我真应该好好享受那段时间。”他说任何时候阿梅里奥如果需要建议,都可以来找他。
阿梅里奥非常惊讶,稀里糊涂地表达了感谢,挂掉了电话。阿梅里奥跟妻子转述了乔布斯的话。“很大程度上,我还是喜欢这个人,但是我不信任他。”他告诉她。
“我以前完全被史蒂夫给骗了,”她说,“我真觉得自己像个傻瓜。”
“不光你一个人这么想。”他说。
史蒂夫·沃兹尼亚克当时是公司的非正式顾问,知道乔布斯要回来他很兴奋。“这正是我们所需要的,”他说,“因为不管你对史蒂夫怎么看,他就是知道如何重现魔力。”他对乔布斯战胜阿梅里奥丝毫不觉得奇怪。如不久以后他对《连线》杂志所说:“吉尔·阿梅里奥遇到史蒂夫·乔布斯,比赛就结束了。”
周一,苹果的高级雇员被召集到礼堂。阿梅里奥看起来很平静,甚至很放松。“很遗憾地通知大家,我离开的时间到了。”他说。接下来,轮到接受了代理CEO职务的弗雷德·安德森讲话,他明确表示他会在乔布斯的指导下工作。这样,自从整整12年前7月4日那个周末丧失大杈后,乔布斯重新登上了苹果的舞台。
事实很明显,无论是否愿意公开承认(或甚至向他自己承认),他都即将控制大局,而不仅仅是当一个“顾问”。那天他一登上舞台——穿着短裤、运动鞋和他标志性的黑色套头衫——就开始再次激发他热爱的这家公司的活力。“好了,告诉我这个地方出了什么问题。”他说。下面有些窃窃私语,乔布斯打断了他们。“是产品出了问题!”他回答,“那么产品出了什么问题?”下面又有些人尝试回答,乔布斯给出了正确答案。“产品糟透了!”他嚷道,“它们不再性感了!”
伍拉德成功地说服乔布斯同意,他担任的这个“顾问”将是个很活跃的角色。乔布斯批准了一个声明,说他已经“同意在苹果深入工作90天,帮助他们,直到他们找到新的CEO”。而伍拉德在这个声明里用了个巧妙的说法,乔布斯回来“做一个统领团队的顾问”。
乔布斯用了行政楼层董事会会议室旁边的一间小办公室,明显地避开阿梅里奥在角落里的大办公室。他参与到公司业务的所有方面:产品设计,业务整合,供应商谈判,以及广告代理商评估。他还认为必须止住苹果高层员工的流失,所以他决定,要给他们的股票期权重新定价。苹果股票已经跌了太多,期权已经变得毫无意义。乔布斯想降低行杈价格,这样期杈就又有价值了。当时这在法律上行得通,但是不被认为是良好的公司行为。在回到苹果的第一个周四,乔布斯召集了董事会电话会议,提出了这个问题。董事们犹豫不决。他们让他作一下法律和财务研究,看看这个变化意味着什么。“这事必须要尽快做,”乔布斯告诉他们,“我们正在流失人才。”
即使是他的支持者,时任薪酬委员会主席的埃德·伍拉德也表示反对。“在杜邦公司我们从来没做过这样的事,”他说。
“你们是让我来解决问题的,而人才是问题的关键。”乔布斯争论道。当董事会建议进行一项可能会耗时两个月的调研时,乔布斯爆发了。“你们疯了吗?!”他问。他默默地停顿了很久,然后继续说,“诸位,如果你们不愿这样做,我下周一就不回来上班了。因为我将面临成千上万个比这困难得多的决定要做,如果你们在这样的决定上都不支持我,我注定会失败。所以如果你们不批准,我就辞职,你们可以怪到我头上,你们可以说,‘史蒂夫没准备好做这个工作。’”
第二天,经过与董事会磋商,伍拉德给乔布斯打电话。“我们准备批准这项计划,”他说,“但是一些董事会成员并不喜欢它。我们感觉好像你在拿枪顶着我们的脑袋。”最髙层员工的期权被重新定价为13.25美元(乔布斯一份期权也没有),这是阿梅里奥被解雇当天的股票价格。
本应宣告胜利并感谢董事会,乔布斯却继续不满于必须向一个自己并不敬佩的董事会汇报。“停车吧,这样下去不行。”他告诉伍拉德,“这家公司岌岌可危,我没时间哄着董事会玩儿,所以我需要你们全都辞职。要不然我就辞职,下周一不回来上班了。”只有一个人可以留下,他说,就是伍拉德。
董事会大部分成员都大吃一惊。乔布斯还没承诺回来全职工作或是承担比“顾问”更多的角色,居然就觉得他有权逼迫他们离开。然而,残酷的现实是,他的确有这个权力。他们无法忍受乔布斯偾然离开,况且,继续做苹果董事会成员的前景当时对他们来说也不是那么诱人了。“在他们经历了那一切后,大多数人都很髙兴解脱出来。”伍拉德回忆说。
董事会又一次默许了。他们只提了一个要求:可否除了伍拉德之外再多留一位董事?那样看起来好一些。乔布斯同意了。“那是个糟糕的董事会,是个可怕的董事会。”他后来说,“我同意留下埃德·伍拉德和一个叫张镇中(GarethChang)的家伙,那家伙不算太差,但是伍拉德是我见过的最棒的董事会成员。他是个杰出的人,是我遇到过的最可信赖的最明智的人之一。”
在被要求辞职的人中,还有迈克·马库拉。1976年,作为一个年轻的风险投资家,他造访了乔布斯的车库,爱上了工作台上那台新生的计算机,提供了25万美元的贷款,成为第三个合伙人以及新公司1/3股权的所有者。在之后的20年间,他一直是董事会成员,迎来送走了很多CEO。他曾经是乔布斯的支持者,但是也跟他存在冲突,最显著的一次就是1985年的紧要关头,他站在了斯卡利那边。现在乔布斯回归,他知道他离开的时间到了。
乔布斯可以很尖刻冷漠,尤其是对惹怒他的人,但他对那些早年跟他并肩作战的人也会很有感情。沃兹尼亚克当然就属于这一类,虽然他们后来各奔东西;还有安迪·赫茨菲尔德和麦金塔团队的其他一些人。最终,迈克·马库拉也被归到了这一类。“我曾深感遭到背叛,但是他就像我的父亲,我一直都很在乎他。”乔布斯后来回忆说。因此,当要请马库拉从苹果董事会辞职时,乔布斯一个人开车去他在伍德赛德山间城堡一样的豪宅,亲自向他说明。如往常一样,他建议出去散步。他们带着野餐桌踱步到一片红杉林。“他告诉我他想要一个新的董事会,因为他想重新开始。”马库拉说,“他担心我会难以接受,我没有,他才松了口气。”
接下来的时间他们探讨了苹果未来的发展重点。乔布斯雄心勃勃地想建立一家可以长盛不衰的公司,他问马库拉釦何实现。马库拉回答说,长盛不衰的公司都知道如何重塑自我。惠普就是如此:它以生产小仪器起家,后来成为生产计算器的公司,再后来成为生产计算机的公司。“苹果在个人电脑领域被微软挤出了局。”马库拉说,“你必须重塑公司,做点儿其他东西,比如其他消费品或电子设备。你必须像蝴蝶一样华丽变身。”乔布斯没多说什么,但是他同意这个观点。
原董事会在7月底开会,批准换届。绅士风范的伍拉德看到乔布斯穿着牛仔裤运动鞋来参加会议,不禁略为吃惊,而他担心乔布斯会责怪原董事会成员把事情搞砸了。但是乔布斯只愉快地说了声“嗨,大家好”。他们就开始投票接受辞职,把乔布斯选入董事会,还授权伍拉德和乔布斯寻找新的董事会成员。
不出所料,乔布斯的第一个人选是拉里·埃利森。埃利森说他愿意加入,但他讨厌参加会议。乔布斯说他只要来参加一半的会议就行。(过了一阵子,埃利森就只参加1/3的会议了。乔布斯找来一张埃利森被《商业周刊》登在封面的照片,放大到真人大小,贴在一块硬纸板上,放在他的椅子上。)
乔布斯还找来了比尔·坎贝尔。他曾经在20世纪80年代初负责苹果的市场部,然后卷入了斯卡利和乔布斯的斗争,最后站在了斯卡利一边,但是后来他变得特别讨厌斯卡利,因而乔布斯原谅了他。现在他是Intuit公司的CEO,也是经常跟乔布斯一起散步的朋友。“我们坐在他家后院,”坎贝尔回忆说,他就住在离乔布斯在帕洛奧图的家5个街区远的地方,“他说他要回苹果了,希望我加入董事会。我说,‘天啊,我当然愿意。’”坎贝尔曾在哥伦比亚做过橄榄球教练,据乔布斯说,他的伟大天才就是“可以让二流球员发挥出一流水平”。乔布斯告诉他,在苹果,他可以跟一流球贾一起工作。
伍拉德帮忙请来了杰里·约克(JerryYork),约克曾经先后在克莱斯勒公司和IBM担任首席财务官。其他人选乔布斯考虑后都否决掉了,其中包括梅格·惠特曼(MegWhitman),当时是孩之宝公司(Hasbro)儿乐宝(Playskool)部门的经理,还曾经担任迪士尼的战略规划师(1998年,她成为eBay的CEO,后来竞选加州州长)。他们出去共进午餐,乔布斯又施展了他惯用的阅人即时二分法——不是天才就是笨蛋;惠特曼最后没有被他归到天才那一类。“我觉得她就像根电线杆子一样木。”他后来说,当然这并不准确。
这些年来,乔布斯请到很多优秀的领导者加入苹果董事会,包括美国前副总统阿尔·戈尔(AlGore)、谷歌的埃里克·施密特(EricSchmidt)、基因泰克(Genentech)的亚瑟·莱文森(ArtLevinson)、GAP和J.Crew公司的米奇·德雷克斯勒,以及雅芳(Avon)的钟彬娴。他一直确保他们是忠诚的,即使是对错误的忠诚。虽然他们都身居要职,但是有时他们似乎对乔布斯满心敬畏,而且很渴望取悦他。有一次,在他回到苹果几年以后,他邀请前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亚瑟·莱维特(ArthurLevitt)加入苹果董事会。莱维特很激动,他在1984年就买了他的第一台麦金塔电脑,沉迷于苹果电脑并以此为荣。他兴奋地造访库比蒂诺,跟乔布斯讨论他的角色。可是后来乔布斯看到了一篇莱维特关于公司治理的演讲,其中的观点是董事会应该承担强势而独立的角色,乔布斯因此给他打电话收回了邀请。“亚瑟,我想你在我们董会不会快乐,我想我们最好不要邀请你了。”莱维特说乔布斯当时这样吿诉他,“坦率地讲,我认为你提出的那些观点,虽然对有些公司合适,但确实不适合苹果的文化。”莱维特后来写道:“我很受打击……很显然苹果的董事会不是为了独立于CEO行事而设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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