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蒂夫·乔布斯传 正文 第三十三章 21世纪的Mac 苹果脱颖而出
蛤、冰块和向日葵
自从1998年推出iMac后，乔布斯和乔尼·艾弗将诱人的设计变成了苹果电脑的招牌。他们推出了橙色蛤壳式笔记本电脑，以及标镑“禅意”、外观如冰块般的专业台式电脑。有些产品就好比你从衣橱角落里翻出的喇叭牛仔裤，当时看起来比现在回想起来要更好；这些产品体现出苹果对设计的热爱，这种热爱有时过于强烈。但是，苹果因此脱颍而出，并获得了在Windows世界中生存所需要的名气。
苹果公司2000年推出的PowerMacG4Cube非常迷人，最终进入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该产品是一台只有8英寸的完美立方体，跟舒洁（Kleenex）面巾纸盒一般大小。它是乔布斯审美观的纯粹表达。它的精密源于极简主义风格。该机器从外部看不到按钮；没有CD托盘，只有一个微小的插槽。同早期的麦金塔一样，该款产品也没有风扇。纯粹的禅意。“当看到一个外表如此贴心的东西时，你会想，‘噢，哇，内部一定也非常精细’。”乔布斯在接受《新闻周刊》采访时说道，“我们通过简化去除多余的东西，取得进步。”
G4Cube并非虚有其表，其功能也很强大。但是，该产品并不成功。它已然被设计成一款高端台式电脑，但是乔布斯想要将其推向大众市场，就像他的几乎所有产品一样。结果，Cube在两个市场的表现都不好。普通的专业人士并不追求在自己的桌上放一台宝石般的雕塑，而大众市场消费者宁可购买一款平淡无奇的台式机，也不愿花两倍的价钱买这款产品。
乔布斯曾预计，苹果公司每季度将卖出20万台Cube。但在其销售的第一季度，只卖出了预计销量的一半。第二季度，销量低于3万台。乔布斯后来承认，Cube设计过度且定价过髙，就像当年的NeXT电脑一样。但是，渐渐地，乔布斯吸取了自己的教训。在制造iPod这类设备时，他会控制成本并作出必要的权衡，让产品能够在预算内按照预定时间发布。
2000年9月，苹果公司的营收不佳，部分原因是Cube的销售业绩太差。当时，科技泡沫开始破裂，苹果公司在教育市场正处于衰落状态。苹果公司的股价之前一直处于60美元以上，在一天之内下跌50%；至同年12月初，其股价巳低于15美元。
但这些都没能阻止乔布斯继续推动个性鲜明，甚至是喧宾夺主的新设计。当纯平显示器具备了商业可行性后，他决定用新产品取代iMac；iMac是一款半透明的台式电脑，就像《杰森一家》里的东西。艾弗想出了一个有些传统的模型，将电脑主机和纯平显示器合而为一。乔布斯不喜欢这个提议，一如在皮克斯和苹果常做的那样，他立即决定重新思考方案。他觉得艾弗提出的设计缺少纯粹性。“如果你要把所有东西都塞到显示器后面，那干吗要纯平的显示器？”乔布斯向艾弗发问道，“我们应该让每个元素都忠于它本身。”
当天，乔布斯早早回到家，开始仔细考虑这个问题，并把艾弗也叫来了。他们漫步走进花园，乔布斯的妻子在花园里种了许多向日葵。“每年我都在花园里做些疯狂的事儿，当时就是种了很多向日葵，给孩子们一个满是向日葵的家。”她回忆道，“乔尼和史蒂夫当时正在思考产品的设计问题，然后乔尼问，‘把屏幕像向日葵那样和底座分离开来怎样？’他感到很兴奋，并开始画起了草图。”他很喜欢用自己的设计来表达一个故事，他意识到，向日葵造型能传达出纯平显示器的流畅性和出色的响应能力，仿佛随时可以迎着太阳转动。
在艾弗的新设计中，Mac的屏幕连着一个铬合金活动支颈，这样整个显示器不仅看上去像向日葵，也让人联想到《顽皮跳跳灯》中小台灯的俏皮个性，该动画片是约翰·拉塞特为皮克斯制作的第一部短片。苹果为这一设计申请了许多专利，大多数都计入艾弗名下，但就其中一项设计——“平板显示器和底座之间由一个活动组件连接”，乔布斯将自己列为主要发明者。
现在回想起来，苹果麦金塔的一些设计似乎有点儿太过可爱了。然而其他电脑制造商处于另一个极端。人们以为计算机行业应该充满创新，但实际上，这一行业充斥着设计粗糙的通用型电脑。戴尔、康柏和惠普这些公司，曾经贸然地尝试过新造型并把电脑喷涂成蓝色，后来也都将电脑制造外包出去，并展开价格竞争。苹果凭借大胆的设计和开创性的应用，如iTunes和iMovie，成为唯一有所创新的企业。
英特尔芯片
苹果公司的创新并非流于表面。1994年起，该公司就一直在使用PowerPC芯片，该微处理器由IBM和摩托罗拉联合生产。在当时几年的时间里，该芯片比英特尔公司生产的芯片更快，苹果公司曾在自己的幽默广告中吹捧过这一点。然而，当乔布斯重回苹果时，摩托罗拉在生产新版本芯片方面已开始落后。这引发了乔布斯和摩托罗拉CEO克里斯·髙尔文（ChrisGalvin）的争吵。1997年，乔布斯回到苹果后，立即决定停止授权同类电脑制造商使用麦金塔操作系统。他打电话向高尔文提议，如果摩托罗拉加速研发可用于笔记本电脑的新版威力芯片，那么苹果公司可能会考虑为摩托罗拉破例，授权其StarMaxMac兼容机使用麦金塔操作系统。两人的对话越来越激烈。乔布斯对高尔文说，摩托罗拉的芯片烂透了。高尔文也是个有脾气的人，立即反驳。乔布斯挂了他的电话。摩托罗拉停止生产StarMax电脑，而乔布斯则开始暗中计划抛弃摩托罗拉/IBM的威力芯片，转而投向英特尔的怀抱。换芯片并不容易，这相当于要重新编写整个操作系统。
乔布斯并没有给予董事会任何实质性权力，但他还是秘密同董事会成员一起从各个角度讨论想法，并仔细思考战略。会议中，他会站在白板前，主导自由讨论。就是否应该转移至英特尔架构，董事们讨论了18个月。“我们就这个事情进行辩论，提出了很多问题，最终一致决定有必要这么做。”董事会成员亚瑟·莱文森回忆道。
保罗·欧德宁（PaulOtellini）时任英特尔公司总裁，后来成为该公司CEO；他开始与乔布斯私下碰头。两人相识于乔布斯努力保全NeXT公司的时候，欧德宁后来回忆，“他的傲慢态度那时还算有所收敛。”欧德宁待人冷静幽默。2000年过后的最初几年，他同乔布斯谈生意的时候，发现乔布斯“暴躁脾气又回来了，不像当初那样谦恭”，但欧德宁并不生气，反而觉得很有趣。英特尔公司与其他电脑制造商也有合作，乔布斯希望拿到比那些公司更好的价格。“我们必须用有创造性的方式来谈拢数字。”欧德宁说。两人的大多数谈判都在散步时完成，这是乔布斯喜欢的方式。有时他们会沿着斯坦福校园内的小径，一路漫步到山丘上。散步开始时，乔布斯会以一个故事开头，阐述自己如何看待计算机演进的历史，而散步结束时，已经在就具体数字讨价还价了。
“人们都觉得英特尔是个难对付的合作伙伴，这是安迪·格鲁夫和克雷格·巴雷特（CraigBarrett）掌管英特尔时给人的印象。”欧德宁说，“而我想要告诉大家，英特尔是一家可以合作的公司。”于是，英特尔派出一支精干团队与苹果公司合作，在6个月的期限内成功完成了芯片转换。乔布斯邀请欧德宁参加苹果公司百杰集思会。欧德宁身着兔子装一样的英特尔实验室外套，拥抱了乔布斯。2005年两家公司就合作发表了公开声明，一向矜持的欧德宁又一次做出了同样的举动。大屏幕上出现了“苹果和英特尔，终于在一起”。
比尔·盖茨对此感到惊奇。他对于设计色彩花哨的电脑机箱并无兴趣，但是秘密换掉电脑内部的CPU，并能按时无缝完成，这是他真正钦佩的壮举。多年后我采访盖茨，提起乔布斯的成就，他告诉我：“如果你说，好，我们现在要换掉微处理器芯片，但是一拍都不能落下，这听起来是不可能的，但他们基本做到了。”
期权
乔布斯的怪癖之一便是对于金钱的态度。1997年重回苹果时，他把自己描述为这样一种人：可以为1美元的年薪工作，为的是公司的利益，而非个人利益。但是，对于不受惯常的董事会审查和业绩考核约束的巨额期权激励政策（即授予大量以一个既定价格购买苹果股票的权利），他却推崇备至。
当他于2000年初甩掉了头衔中的“临时”二字，正式成为了CEO，他从埃德·伍拉德和董事会那里得到了一大笔期权（还有那架飞机）。有悖于他一直以来所表现出那种不贪财的形象，他索要的期权数量甚至比董事会最初的提议还要多，令伍拉德大跌眼镜。不过就在他将这些期杈收入囊中后没多久，这一切都变得毫无意义。受累于Cube令人失望的销量，加之互联网泡沫的破裂，苹果股价于2000年9月一泻千里，令这些期权变得一钱不值。
雪上加霜的是，《财富》杂志2001年6月刊登了一篇题为“薪酬大盗CEO”的封面报道，直指CEO薪酬过高的问题。那期杂志的封面上就是杨杨得意的乔布斯。虽然他所持有的期杈此时并无价值，但在这些期杈被授予的当时，技术估值方法（被称为“布莱克-斯科尔斯估值法”）给它们的定价是8.72亿美元。《财富》声称这“绝对是”有史以来给予CEO的最丰厚的一笔报酬。真是悲惨至极。用4年的艰辛工作带领苹果成功复苏的乔布斯兜里几乎没有一分钱，此时却成了贪婪CEO的典型代表，这让他看起来像是一个伪君子，也损苦了他的自我形象。他给编辑写了一封言辞激烈的信，表示自己的期权实际上价值为零”，既然《财富》报道的价值是8.72亿美元，他愿意打个五折把这些期权卖给《财富》。
与此同时，鉴于旧的期杈看起来已经一文不值，乔布斯希望董事会能授予他另外一大笔期权。他对董事会坚称，这样做更多的是为了让自己获得应有的认可，而不是发大财，也许这也是他内心的一种信念。“这跟钱并没有多大的关系。”后来在证券交易委员会就这些期权提起的一起诉讼中，乔布斯在作证时说了这样一句话，“每一个人都希望得到其他人的认可……我觉得董事会当时并没有真正地认可我。”由于他的期权已经没有价值，他认为董事会应该主动向他提出新的股权激励，而不是等他开口索要。“我认为我的工作很出色，这会让我感觉好一些。”
事实上，乔布斯亲手选定的董事们并没有亏待他。他们于2001年8月决定授予他另外一大笔期杈，当时公司的股权略低于18美元。问题在于，乔布斯还担心个人形象问题，特别是在《财富》发表那篇文章之后。除非董事会同时取消旧的那笔期权，他不想接受这些新的期杈。但这样做在财务上会有负面的影响，因为这实际上等于期权的重新定价，会要求冲减当期的赢利。避免这个“可变会计”问题的唯一方法就是在新期杈授予至少6个月后再取消旧的期权。此外，乔布斯开始就新期权的授予速度问题与董事会讨价还价。
直至2001年12月中旬，乔布斯才接受了新的期权，而且又等待了6个月之后才取消了旧的期权。但那个时候，苹果股价（经过分股后的调整）已经上涨了3美元，达到了21美元。如果行权价定在这个新的水平，那么每一份期权的价值便会下降3美元。于是苹果的法律顾问南希·海宁（NancyHeineii）在分析了近期的股价之后，帮着选定了10月份的某一天为基准，那一天的股价是18.30美元。她还签批了一系列的会议记录，刻意显示董事会是在这一天批准这个期权计划的。对乔布斯来说，这种日期倒签的做法可能价值2000万美元。
最终，乔布斯又一次在分文未得的情况下遭到了公众的恶评。苹果股价持续下跌，到2003年3月，即使是新的期权都已经一钱不值，乔布斯不得不用这些期杈换取了价值7500万美元的直接股票激励——从他1997年返回公司直至2006年新期权授予完毕，这相当于他每年入账830万美元。
如果《华尔街日报》没有在2006年就期权的日期倒签现象刊登那个影响巨大的系列报道，这一切本来算不了什么。报道中并没有提到苹果公司的名字，但苹果的董苹会委派了一个3人委员会（阿尔·戈尔、谷歌的埃里克·施密特，以及曾在IBM和克莱斯勒任职的杰里·约克）对公司的内部行为展开了调查。“一开始我们就决定，如果史蒂夫确实负有责任，我们不会姑息迁就。”戈尔回忆说。委员会发现了乔布斯以及其他一些髙管的期权激励中的违规之处，并立即向证券交易委员会递交了调查结果。报告中说，乔布斯对日期倒签行为是知情的，但他最终并没有从中获得经济利益。（迪士尼公司董事会的一个委员会也发现，皮克斯公司在乔布斯主政期间也曾有过类似的日期倒签行为。）
针对这类日期倒签行为的法律模煳不清，特别是，苹果公司最终并没有一个人从这种有疑问的期权政策中获益。证券交易委员会用了8个月的时间完成了调查，并于2007年4月宣布不会对苹果采取行动，这“部分是基于公司对委员会调查工作迅捷、全面、出色的配合以及（它）及时的主动汇报。”尽管证券交易委员会发现乔布斯对日期倒签行为确实知情，但撇清了他有任何不当行为的嫌疑，因为他“对会计上的影响并不知情”。
但证券交易委员会控告了当时担任董事的前首席财务官弗雷德·安德森以及公司法律顾问南希·海宁。退役空军上尉安德森长着一个方方的下巴，为人极度正直，曾以他的机智与平和对公司施加重要影响，以擅长控制乔布斯的臭脾气而闻名。证券交易委员会仅控之以“疏忽”责任，无非涉及某些期杈政策（不是给乔布斯的那些）中的文书工作，而且允许他继续出任企业的董事。但是，他最终辞去了苹果董事一职。当戈尔的委员会讨论其调查发现时，安德森和乔布斯均已被免除了出席董事会议的义务，最终，两人又在乔布斯的办公室里单独相见。这是他们最后一次谈话。
安德森认为自己成了替罪羊。当他与证券交易委员会达成和解，他的律师发布了一份声明，将某些罪责加到了乔布斯的头上。声明说，安德森已经“提醒过乔布斯先生，高管团队的股权激励必须以实际的董事会决议那一天为某准定价，否则可能出现一笔会计费用”。而乔布斯回答说“董事会之前已经批准了”。
海宁最初奋起反击对她的指控，最终同意和解，交了一笔罚金了事。类似的，苹果公司本身也同意支付1400万美元的损失赔偿金，了结了一起股东诉讼。
在某些方面，乔布斯在薪酬问题上的立场与他的停车怪癖有异曲同工之处。他拒绝使用CEO专有车位，却霸占了残疾人停车位。他希望被（他自己和其他人）看成个愿意为1美元年薪工作的人，却又希望得到大笔的期权。从一名反主流文化的叛逆者变为一名商业创业者，他自身充满了矛盾。他希望在心灵上得到的启逾和感悟，与他通过股票和期权获得的财富并无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