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人
失恋的日子,与平常的日子,没有多少不同。区别也许仅仅在于:它正途经我,尚未到达你。
推开窗。雨,密密匝匝地在树上响作一团。雨必定是一滴一滴地敲响树叶,正如时间一秒一秒地到达。但每一秒,和每一滴雨,都抓不住,雨或者时间响作一团连绵不断。未来总战胜现在,以及现在总败于过去。烟在肺里停留一会儿,在嘴里经过,缓缓飘向雨中,消失。一切无非如此。
雨和烟那样的日子比比皆是,只不过没有一个具体的失恋作为标志。
那标志,必定是在某一滴雨敲响某一片树叶时到达我的,这符合逻辑。我有时想,要是我能阻止那一滴雨敲响那一片树叶,失恋会不会就绕过我,也许就永远放弃了我呢?我知道这不合逻辑。
那标志,可能是一封信:“我想我必须告诉你,我已经爱上了别人。”也可能是一个电话:“无论如何我总是得告诉你,我已经爱上了,别人。”也可能是面对面,酒杯与酒杯轻轻地相碰之后,那一滴雨敲响了那一片树叶:“我不想骗你也不想骗我自己我已经爱上了别人,不,不为什么,这既是原因也是结果。”但也可能是其它,不必认真于具体方式。可能就这样,也可能是那样,其它的方式。比如别人转达的一个口信:“她已经爱上了别人。”总之,每一个字都很平常。每一个字都早已存在,当某一滴雨敲响某一片树叶之时它们连成了一个意思响作一团。每一个字所具有的声音都不陌生,现在它们以一种不曾有过的次序到达了我,响作一团连绵不断。
电视里正播放一场跳水比赛。十米跳台,背景是炽烈的阳光下的一座城市,浩如烟海的屋顶,山峦叠嶂般的楼群。年轻纤秀的女跳水者,胸部和臀部都还没长大,走上高高的跳台,每一步送掉一段光阴。背景中,阳光飞扬得到处都是,红色的屋顶上,桔黄色和白色的楼墙上,树上,花花绿绿的遮阳棚上,各种颜色都被点燃了似的,烁烁刺目。一排排一摞摞密密麻麻的窗口张开在那儿一动不动一声不响,真假难辨。为什么那肯定不是(比如说舞台上或摄影棚里的)一道布景呢?
若不是一辆列车开过,很难发现那背景中还有一座高架铁路桥。女跳水者沉着地走向跳台前沿时,那铁路桥上正有一辆蓝色的列车与她同向而行。列车飞驰,一个一个车窗在她迈动的双腿后面闪闪而过,因而她就像是在原地踏步,甚至像在后退。但逻辑告诉我,她实际在向前走,实际上她正走向跳台的前沿。因而逻辑又告诉我,那背景是一座真实的城市。列车开出了画面,女跳水者站住,低头看一卜,舒一口气,抬起目光。背景中林立错
落的建筑,甚至让人想起有一天被太阳晒干了的海底,所有的窗口一如既往,不动不响忧喜不惊的样子。但逻辑告诉我,每一个窗口里都活着一个故事,一排排一摞摞的窗口里,是很多很多种愿望的栖息之地。
从那背景中找一个窗口注意看,随便哪一个,注意看它。它应该有内容,没问题,肯定有。你不知道它里面有一个什么故事,但它里面肯定有一个活生生的故事。
不要管其它的房屋,和其它的窗口,只凝视一个。比如,最远的那座楼房。最远的,对,在它后面再看不到别的房子了,在它上面是一线蓝天,它很远很小(沧海一粟),但能看出那是一座大屋顶的楼房。屋顶是红色的,红得耀眼,看不到它总共有几层,只能看见大屋顶下面的第一排窗口,再往下被它前面的房子挡住了。那排窗口,正中间的那个,看它。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那么是第五个,无论从哪边数都是第五个,那窗口里必定有一些什么事在进行,必定有一个什么故事正在发展。它的左边是一座更大的楼房,楼墙又宽又高仿佛一面悬崖峭壁,在它右边不远有一根不算太高的烟囱。
等以后再想其它。再联想一切房屋和一切窗口里的故事。
现在只看选定的那一个,其它的故事都不存在,其它的屋顶、墙壁和窗口都只是形状和色彩。
只看那一个。它不会是平白无故地呆在那儿,里面必定有一些事(一些由欲望发动的快乐或者痛苦,一些由快乐和痛苦连接起来的时间),除非它是布景。那屋顶,处在那跳水者的额前。跳水者很年轻,沉稳一下,展臂,曲膝,腾空,那灿烂的屋顶降落在她身下,那窗口只是一方阴影但此时此刻其中必有什么事情发生,有什么事在进行,有什么事情临近和有什么事情已经过去了。
遥远的一些树上,遥远的不为人知的山里、旷野里、树上,雨也在响。此时此刻,逻辑告诉我这颗星球上不可能只是我的窗外有雨,这肯定。
此时此刻,那窗口里:阳光爬上桌面。一束花,寂静地开放,其中的一朵正扑啦一下展开。
可能。
或者:一对恋人在亲吻,翻来覆去,正欢畅地相互依偎、呼唤、爱抚。
完全可能。
或者:正做爱。
为什么不可能?可能。
但也许是:一次谋杀。一桩谋杀案正在发生,筹划多年的复仇正在实现。
可能性小些,或者很小,但不是不可能。
也许是:自杀。自杀者正越过可以被抢救的极限,灵魂正从肉体脱离,扑啦一下猝不及防的变化,就像那朵花的开放。
也许非常非常地和平:两三个孩子在游戏。“锤子、剪子、布!”在阳光和蝉声里,从这屋跑到那屋,从床上滚到地上。
“锤子、剪子、布——!锤子、剪子、布——!”在阳光的安静和城市的喧嚣里,再从那屋跑到这屋,从椅子上跳到桌子上,“锤子、剪子、布……”
或者:一个刚刚出生不久的婴儿正被命名。他(她)的父母正从几个名字之中为他(她)选定了一个。
都可能。都是可能的:一个老人在看报,看见一条消息,看见一个似乎熟悉的名字,报纸在手里簇簇地抖,再看一遍,猜疑那是他少年时的朋友。
少女,在寝室里化妆。第一次化妆,掌握不好唇膏的用量。尤其是腕上的一只小巧的表在催促她,更让她发慌。
少年在沙发上作梦。梦中第一次有了男人的体验,在挺不起眼的那张沙发上没想到作了那样一场好梦。
都是可能的。
也可能没人,并没有人。一间空屋,偶尔讲述老鼠的故事。
也可能门开了,主人重归故里,在门前伫望,孤身一人或结伴还乡。屋中的一切都没有变,但陌生,但又熟悉。轻轻拈一下镜面上的尘灰,自己的面容也是又熟悉又陌生。“这儿?”“对,就这儿。”
也可能是破裂,分道扬镳。男人走了,或者女人走了。门关上。四壁和门窗之间,男人或者女人,独自留在那儿。
什么都可能,但只是一种。
女跳水者转体两周翻腾三周半,降落,降落,降落,屋顶呀阳光呀窗口呀那背景像一张卡片从上方被抽走。又换上一张:湛蓝的水面撞开浪花。又换上一张:女跳水者像一只渔鹰扎向水底,身后搅起丰富的气泡。女跳水者从池底浮升、浮升、浮升,这一回卡片从下面被抽走。再换上一张:女跳水者爬上岸,向观众鞠躬,转身走过一道玻璃门,走过一道道玻璃门,很多从未见过(而且从此以后再不会见到)的面孔转向她、“注视她,她穿过人群走进摄像机追拍不到的地方。很可能,她将就此永远在我的世界里消失。从理论上讲,她存在于别处。从理论上讲,还会有一些星球上有空气,有氧和氢,有水,有生命。从理论上讲,宇宙中应该有一些黑洞。从理论上讲,在我出生之前这个世界已经存在亿万年,在我死亡之后这个世界还要存在亿万年。从实际讲,理论是逻辑体操不过是逻辑体操。
日子总在过去,成为一张张作废的卡片。失恋,是一团烟雨,心灵的一道陌生又熟悉的布景。
如果那山峦一样的房屋也是一道巨大的布景,那些窗口实际是一道布景上的一块块油彩,情况又有什么不同?是,或者不是,有什么不同呢对逻辑体操来说?那布景上的油彩抑或那楼壁上的窗口,对凝望来说以及对猜想来说有什么不同呢?对它们的猜想并不为过,并不见得比以往更愚蠢。
雨停了,走出房间,走到楼下,走出楼门。
楼群之中,月色降临。
楼很高,看不见月亮在哪儿,从高楼的影子判断月亮的存在。又是逻辑。从一面面楼墙上那光辉的宁静、均匀与辽阔判断,从影子的角度之一致上判断,月在东天。
因而舞台设计者掌握一些技术(最先进的科学技术),在人的视觉上造成(模仿)同样的效果,惟妙惟肖。舞台设计者并不出面,导演、美工、灯光师和音响师(上帝,造物主)并不出面。逻辑出面。
人都藏在哪儿?从理论上讲有千百万人,正共度这雨后凉爽的月夜。树丛中有虫鸣,不只一处,此起彼落。偶尔的人语。间断的顽童的笑闹,笑声朗朗……人都在哪儿?在哪儿,在干什么?婴儿啼哭。远处建筑工地上的哨子。什么地方一声急刹车,司机必是吓了一跳,有人嚷,嚷了好一会儿,渐渐安静下来。时隐时现地有一把萨克斯吹着,有一条沙哑的嗓子唱着,唱着远方或者唱着从前……为什么不相信这是录音师的作为呢?为什么这一切肯定不是导演、美工、灯光师和音响师的作为呢?
因为没有一排排椅子,没有帷幕,不见舞台。因为,伸出手就可以摸到路边的丁香和月季的枝叶,手指上获得凉凉的被称为夜露的东西所传达的概念。逻辑出面:这不是戏剧,这是真实的日子。逻辑出面:不是夜露,那还是白天的雨。逻辑继续出面:那封信或者那个电话,是真的。
是真的。因而是真的有千百万人正共度这雨后凉爽的月夜。
但真的,是指什么?“真的”二字,说的是什么?
一大片厚厚的乌云涌来,遮住了月亮。有一种观点,说“你到月亮的时候,月亮就不存在”。这似乎不合逻辑。那是。为你看见过它,人类早已发现了月亮,因而当它隐藏进乌云之时,逻辑告诉你它依然存在。它在乌云后面一如刚才,一如它平素的明朗、安详、盈亏反复在离我们363000至406000公里的地方走着它从古到今的路。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发现它呢?如果人类从未发现它呢我们怎么说?我们就会说它不存在。在人类发现冥王星之前,太阳系只有八颗行星,不存在第九颗。现在如果有人说太阳系有十颗行星,你就会告诉他说“错了先生,只有九颗,没有第十颗,”现在,不存在太阳系的第十颗行星,正如1930年以前不存在冥王星。那么我们通常所说的“不存在”是指什么?是指“未发现”而已。因而未发现的,即是不存在的(否则,便无“不存在”可言),这道理其实多么简单。复杂的问题是:那个藏进乌云的月亮,真的是一如既往么?(失恋中的你和热恋着的你是同一个人么?)不,记忆中的那个月亮与藏在乌云中的那个月亮并不是同一个月亮,它已经变化,原来的那个已经死去,新生的这一个未被发现。更为复杂的问题是:什么是发现?仅仅是看到?是听说?是逻辑和猜想?那么什么是幻景呢?
再伸手到高处,摸摸夜合欢的叶子吧,摸摸它的树干,摸摸它的枝杈。叶子合拢着,枝干都是坚实的。那是真的。最能证明真实的是触觉(现代人有能力制造乱真的假象,立体音响。立体电影,还有全息摄影等等。全息摄影是真正的幻景,你能够穿过一堵墙,穿过一棵树或一个人;比如说你能够看到一张床真真确确近在咫尺但你不能摸到它,如果你扑向它你就会穿过它像个傻瓜一样扑倒在冰冷的地上如梦方醒。现代的科学技术能够做到这一点。)无它法,唯一能够证明那不是布景不是幻景的,是触觉。也许就是人们渴望接触,渴望亲吻、肌肤相依、抚摸、和渴望做爱的原因吧?渴望证明:那不是幻景,那是真的。
对面七层楼上的一个窗口,因而也能被证明是真的吗?
那窗口通宵通宵地亮着灯,一直这样,夜夜如此。夜里,醒了,就看见它亮着。零点、零点四十三、一点一刻、一点五十四,醒来就看见它亮着。三点,月光已经转移,那窗口还亮着。在干嘛?夜夜如此,通宵达旦,不大像是做爱。
做爱,这个词很好。那意思是:并非一定为了繁殖。
最能证明真实的是触觉,是起伏和陷落的肌肤,是有弹性有温度甚至某一处有着疤痕的肌肤,是肌肤下滑动的骨尖儿,是呼吸,一刻不停如暴风般吹拂的呼吸,是茂密泼洒、柔软或挺拔的毛发,是热热的泪水是跟着睫毛的眨动而滴落而破碎的泪珠,是身体全部地袒露、赐予、贴紧、颤抖……那才能表明另一个灵魂的确凿,呼唤和诉说的确凿,不是布景不是幻景。不因为别的因为其它都可以模仿。
天光大亮忽然七点。那窗口和其它窗口一样,在明媚的朝阳里不露声色。灯光不知什么时候熄灭的。
看来,昨夜里有一个人死了。早晨,楼群中的小路上停着一辆蒙了黑纱的汽车。从一个楼门里出来七八个人左臂都戴着黑纱,楼门前站着四五个人左臂都戴着黑纱,那汽车里还坐着几个人左臂也都戴了黑纱。就是说,有一个男人死了。有个小伙子左臂戴着黑纱,黑纱上缀了一个小红布球。所以肯定,那楼里的一个老年男人死了。
昨夜,有很多人死了。现在也一样,有很多人正在死去。过一会儿也一样,有很多人将要死去。
两个左臂戴着黑纱的人把一只花圈送上汽车,花圈的一条缎带上写着:金水先生千古。这个叫金水的男人,从出生,到恋爱,到失恋,到结婚,到快乐和到哭泣,到死,都在别处。直到他死了我才知道他,知道他曾经存在。我也许见过他,在市场上,在公共汽车上,在路上,在街头,在剧场里或者在舞台上,我也许见过他。我见过很多人,其中可能有他。我见过的人里,有些已经死了,有些还活着但不知活得怎样活在何方。
我很想现在去看看这位死者,这位名叫金水的人。但这是不合逻辑不合情理的,那些左臂上戴了黑纱的人会问我:“你是谁?你是他的什么人?和他有什么关系?”我说:“因为我也是一个人,我曾出生、恋爱、失恋、快乐和哭泣,有一天也会死。”但那样的话他们会把我当成一个疯子把我赶走,或者喊警察来把我送去疯人院。
我问自己:我敢不敢被人当成一个疯子?我回答自己:不。我见过疯人院,见过疯人院里的疯子,一群男人坐在太阳底下一动不动一声不响看着自己的手指或看着很远很远的天空,一个女人旁若无人脱得一丝不挂一刻不停地跟自己说话……
我走出楼群时才想起我为什么要离开家——我想去找到那座跳台,对,昨天举行过跳水比赛的那座游泳场里的那座跳台。我不是要去找那个女跳水者(当然如果她还在那儿我愿意顺便看看她),我是要找那跳台背景中的那座大屋顶的楼房,找最上一层正中间的那个窗口,我要找到当时摄影机所在的那个位置,从那个角度看看那座楼房和那个窗口的方位。我想确定一下那背景不是布景不是幻景而是真实地存在,我想到那座楼里去看看,可能的话也许我就敲敲最上一层正中间的那个门,证实在我认为其中必有一个故事的时候,里面果真有一个故事。我不把自己当疯子就行了。我不把这想法对别人说,而我自己又不把自己当疯子。我只是想证实我多年来的一种猜想,解除我多年来的一种疑虑。
这样的话我就应该先去电视台是吧?先去问问,昨天举行跳水比赛的那座游泳馆在哪儿?是哪个城市。
出了楼群,路面渐渐降低,因而可以看出很远去。上班的人流浩浩荡荡行色匆匆。昨夜他们都在哪儿呢,现在都钻出来了?那把萨克斯是谁吹的那沙哑的歌喉是谁(“远方呵……在从前……”)?
在车站上我问一个老头:“去电视台,怎么坐车?”老头说:“电视台在哪儿?”我摇摇头说不知道。另一个等车的人告诉我:“电视台吗?在太平桥。不能坐这趟车,你得到前边去坐3
路,换7路再换9
路。”那个老头拿出地图给我看(他做得对,这城市太大了而且日新月异,出门应该带上地图),食指在图面上走:“看,这儿,3路,这儿,这儿7路、9
路呢……”那食指看上去十分真实,皱纹一圈圈缠绕在上面,内侧被烟熏得焦黄,“9,看这不是9
路?”那食指继续擦着图面走,投下无可质疑的影子,“看,看,看,哦太平桥!”指尖在某一平方厘米的图面上戳点,哗哗地把纸戳得直响,“就这儿,到那儿再打听吧。”“谢谢,谢谢您。”“谢什么?甭谢。”老头又点上一支烟。
我站在那儿半天没动。太平桥,是我出生的地方。那儿的一条小巷里有一家不大但是很老的医院,我记得它有高高的拱门,青砖墙上爬满枝藤,院子里有几棵老槐树,三层的小楼,楼道里昏昏暗暗永远开着灯,楼梯是木制的,很窄很陡,踏上去发出嗵嗵的响声。将近三十年前我就落生在那儿。奶奶曾指着老槐树下的一个窗口对我说,“看,就是这儿,就这里面,你就是在这间屋子里出生的。”“您怎么知道?”“我怎么知道?那时我就站在这棵树下等着你,听着,听你是不是来了。”“然后呢?”“然后你就来了,哇地一声,你就来了。”“从哪儿来的?”奶奶笑笑:“你不知道吗?”我摇摇头。
“那,谁还能知道?”
“怎么还不去呀,小伙子?”那老头说,幸福地抽着烟。
“谢谢您啦。”
“快去吧错不了,这地图才买的。”
电视台的一个中年妇女说,昨天没有转播体育比赛。
“跳水,”我说,“跳台跳水。”
她问:“你到底想知道什么?”
“那场比赛是在哪儿进行的。就是说,是哪个城市的哪个游泳场?”
“你要知道这个干嘛?公安局的吗?”
“不不。嗯……是这样,噢对了,我从那场实况转播的画面上认出了一个人,我的一个老朋友,失散多年的老朋友。”
“那,你找到那个游泳场就能找到他吗?比赛不是已经结束了吗?”
说得有理。我稍微想了一下。“哦,是这样,我见他和一个女跳水者在一起,那个女跳水者想必应该知道他现在在哪儿。”
“什么,女跳水者?你是说一个女运动员是吗?”
“对,对对,女运动员,我想……”
“我看你不如到体委去打听,游泳场的人也未必知道她们都住在哪儿呀?”
这话更有道理。但是我想知道的只是那个游泳场在哪儿,在哪个城市,从某个角度是不是真的可以看到那座大屋顶的楼房,和它的最上面的一排窗口。也许就再跑一趟体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