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小时候住的那个院子里，只小恒和我两个男孩。我大小恒四岁，这在孩子差得就不算小，所以小恒总是追在我屁股后头，是我的“兵”。

　　我上了中学，住校，小恒平时只好混在一干女孩子中间；她们踢毽他也踢毽，她们跳皮筋他也跳皮筋，她们用玻璃丝编花，小恒便劝了这个劝那个，劝她们不如还是玩些别的。周末我从学校回来，小恒无论正跟女孩们玩着什么，必立即退出，并顺便表现一下男子汉的优越：“咳这帮女的，真笨！”女孩们当然就恨恨骂，威胁说：“小恒你等着，看明天他走了你跟谁玩！”小恒已经不顾，兴奋地追在我身后，汇报似地把本周院里院外的“新闻”向我细说一遍。比如谁家的猫丢了，可同时谁家又飘出炖猫肉的香味。我说：“炖猫肉有什么特别的香味儿吗？”小恒挠挠后脑勺，把这个问题跳过去，又说起谁家的山墙前天夜里塌了，幸亏是往外塌的，差一点就往里塌，那样的话这家人就全完了。我说：“怎么看出差一点就往里塌呢？”小恒再挠挠后脑勺，把这个问题也跳过去，又说起某某的爷爷前几天死了，有个算命的算得那叫准，说那老头要是能挺到开春就是奇迹，否则一定熬不过这个冬天。我忍不住大笑。小恒挠着后脑勺，半天才想明白。

　　小恒长白白净净，秀气得像个女孩。小恒妈却丑，脸又黑。邻居们猜小恒一定是像父亲，但谁也没见过他父亲。邻居中曾有人问过：“小恒爸在哪儿工作？”小恒妈罗里罗嗦，顾左右而言它。这事促成邻居们长久的怀疑和想象。

　　小恒妈不识字，但因每月都有一张汇票按时寄到，她所以认得自己的姓名；认得，但不会写，看样子也没打算会写，凡需签名时她一律用图章。那图章受到邻居们普遍的好评——象牙的，且有精美的雕刻和镶嵌。有回碰巧让个退休的珠宝商看见，老先生举着放大镜瞅半天，神情渐渐肃然。老先生抬眼再看图章的主人，肃然间又浮出几分诧异，然后恭恭敬敬把图章交还小恒妈，说：“您可千万收好了。”

　　小恒妈多有洋相。有一回上扫盲课，老师问：“锄禾日当午，下一句什么？”小恒妈抢着说：“什么什么什么土。”“谁知盘中餐？”“什么什么什么苦。”又一回街道开会，主任问她：“‘三要四不要’（一个卫生方面的口号）都是什么？”小恒妈想了又想，身上出汗。主任说：“一条就行。”小恒妈道：“晚上要早睡觉。”主任忍住笑再问：“那，不要什么呢？”“不要夹塞儿，要排队。”

　　1966年春，大约就在小恒妈规规矩矩排队购物之时，文化革命已悄悄走近。我们学校最先闹起来，在教室里辩论，在食堂里辩论，在操场上辩论——清华附中是否出了修正主义？我觉得这真是无稽之谈，清华附中从来就没走错过半步社会主义。辩论未果，6月，正要期末考试，北大出事了，北大确凿是出了修正主义。于是停课，同学们都去北大看大字报；一路兴高采烈——既不用考试了，又将迎来暴风雨的考验！末名湖畔人流如粥。看呀，看呀，我心里渐渐地郁闷——看来我是修正主义“保皇派”已成定局，因而我是反动阶级的孝子贤孙也似无可非议。唉唉！暴风雨呀暴风雨，从小就盼你，怎么你来了我却弄成这样？

　　有天下午回到家，坐着发呆，既为自己的立场懊恼，又为自己的出身担忧。这时小恒来了。几个星期不见，他的汇报已经“以阶级斗争为纲”了。

　　“嘿，知道吗？珊珊他爸有问题！”

　　“谁说？”

　　“珊珊她阿姨都哭了。”

　　“这新鲜吗？”

　　“珊珊她爸好些天都没回家了。”

　　“又吵架了呗。”

　　“才不是哪，人家说他是修正主义分子。”

　　“怎么说？”

　　“说他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

　　“那倒是，他不是谁是？”

　　“街东头的辉子，知道不？他家有人在台湾！”

　　“你怎么知道的？”

　　“还有北屋老头，几根头发还总抹油，抽的烟特高级，每根都包着玻璃纸！”

　　“雪茄都那样，你懂个屁！”

　　“9号的小文，她爸是地主。他爸叫什么你猜？徐有财。反动不反动？”

　　我不想听了。“小恒，你快成‘包打听’了。”我想起奶奶的成份也是地主，想起我的出身到底该怎么算？那天我没在家多呆，早早地回了学校。

　　学校里天翻地覆。北京城天翻地覆。全中国都出了修正主义！初时，阶级营垒尚不分明，我战战兢兢地混进革命队伍也曾去清华园里造过一次反，到一个“反动学术权威”家里砸了几件摆设，毁了几双资产阶级色彩相当浓重的皮鞋。但不久，非红五类出身者便不可造反，我和几个不红不黑的同学便早早地做了逍遥派。随后，班里又有人被揭露出隐瞒了罪恶出身，我脸上竭力表现着愤怒，心里却暗暗地发抖。可什么人才会暗暗地发抖呢？耳边便响起一句话现成的解释：“让阶级敌人躲在阴暗的角落里去发抖吧！”

　　再见小恒时，他已是一身的“民办绿”（自制军装，惟颜色露出马脚，就好比当今的假冒名牌，或当初的阿Q，自以为已是革命党）。我把他从头到脚看一遍，不便说什么，惟低头听他汇报。

　　“嘿不骗你，后院小红家偷偷烧了几张画，有一张上居然印着青天白日旗！”

　　“真的？”

　　“当然。也不知让谁看见给报告了，小红她舅姥爷这几天正扫大街哪。”

　　“是吗？”

　　“西屋一见，吓得把沙发也拆了。沙发里你猜是什么？全是烂麻袋片！”

　　四周比较安静。小恒很是兴奋。

　　“听说后街有一家，红卫兵也不是怎么知道的，从他们家的箱子里翻出一堆没开封的瑞士表，又从装盐的坛子里找出好些金条！”

　　“谁说的？”

　　“还用谁说？东西都给抄走了，连那家的大人也给带走了。”

　　“真的？”

　　“骗你是孙子。还从一家抄出了解放前的地契呢！那家的老头老太太跪在院子里让红卫兵抽了一顿皮带，还说要送他们回原籍劳改去呢。”

　　小恒的汇报轰轰烈烈，我听得胆战心惊。

　　那天晚上，母亲跟奶奶商量，让奶奶不如先回老家躲一躲。奶奶悄然落泪。母亲说：“先躲过这阵子再说，等没事了就接您回来。”我真正是躲在角落里发抖了，不敢再听，溜出家门，心里乱七八糟地在街上走，一直走回学校。

　　几天后奶奶走了。母亲来学校告诉我：奶奶没受什么委屈，平平安安地走了。我松了一口气。但即便在那一刻，我也知道，这一口气是为什么松的。良心，其实什么都明白。不过，明白，未必就能阻止人性的罪恶。多年来，我一直躲避着那罪恶的一刻。但其实，那是永远都躲避不开的。

　　母亲还告诉我，小恒一家也走了。

　　“小恒？怎么回事？”

　　“从他家搜出了几大箱子绸缎，还有银元。”

　　“怎么会？”

　　“完全是偶然。红卫兵本来是冲着小红的舅姥爷去的，然后各家看看，就在小恒家翻出了那些东西。”

　　几十匹绫罗绸缎，色彩缤纷华贵，铺散开，铺得满院子都是，一地金光灿烂。

　　小恒妈跪在院子中央，面如土灰。

　　银元一把一把地抛起来，落在柔软的绸缎上，沉甸甸的但没有声音。

　　接着是皮带抽打在皮肉上的震响，先还零碎，渐渐地密集。

　　老海棠树的树荫下，小恒妈两眼呆滞一声不吭，皮带仿佛抽打着木桩。

　　红卫兵愤怒地斥骂。

　　斥骂声惊动了那一条街。

　　邻居们早都出来，静静地站在四周的台阶下。

　　街上的人吵吵嚷嚷地涌进院门，然后也都静静地站在四周的台阶下。

　　有人轻声问：“谁呀？”

　　没人回答。

　　“小恒妈，是吗？”

　　没人理睬。

　　小恒妈哀恐的目光偶尔向人群中搜寻一回，没人知道她在找什么。

　　没人注意到小恒在哪儿。

　　没人还能顾及到小恒。

　　是小恒自己出来的。他从人群里钻出来。

　　小恒满面泪痕，走到他妈跟前，接过红卫兵的皮带，“啪！啪啪！啪啪啪……”那声音惊天动地。

　　连那几个红卫兵都惊呆了。在场的人后退一步，吸一口凉气。

　　小恒妈一如木桩，闭上双眼，倒似放心了的样子。

　　“啪！啪啪！啪啪啪……”

　　没人去制止。没人敢动一下。

　　直到小恒手里的皮带掉落在地，掉落在波浪似的绸缎上。

　　小恒一动不动地站着。小恒妈一动不动地跪着。

　　老海棠树上，蜻蜓找到了午间的安歇地。一只蝴蝶在院中飞舞。蝉歌如潮。

　　很久，人群有些骚动，无声地闪开一条路。

　　警察来了。

　　绫罗绸缎扔上卡车，小恒妈也被推上去。

　　小恒这才哭喊起来：“我不走，我不走！哪儿也不去！我一个人在北京！”

　　在场的人都低下头，或偷偷叹气。

　　一个老民警对小恒说：“你还小哇，一个人哪儿行？”

　　“行！我一个人行！要不，大妈大婶我跟着你们行不？跟着你们谁都行！”

　　是人无不为之动容。

　　这都是我后来听说的。

　　再走进那个院子时，只见小恒家的门上一纸封条、一把大锁。

　　老海棠树已然枝枯叶落。落叶被阵阵秋风吹开，堆积到四周的台阶下，就像不久前屏息颤栗的人群。

　　家里，不见了奶奶，只有奶奶的针线笸箩静静地躺在床上。

　　我的良心仍不敢醒。但那孱弱的良心，昏然地能够看见奶奶独自走在乡间小路上的样子。还能看见：苍茫的天幕下走着的小恒，前面不远，是小恒妈踽踽而行的背影。或者还能看见：小恒紧走几步，追上母亲，母亲一如既往搂住他弱小且瑟缩的肩膀。荒风落日，旷野无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