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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末的一天清晨，谭功达搭乘第一班长途汽车离开梅城，前往六十华里外的窦庄镇。窦庄与花家舍之间的公路尚未通车，他必须在窦庄换船，改由水路前往花家舍人民公社。
汽车打着前灯，以驱散漫天的浓雾，一路喘息着，摇摇晃晃向前行驶。谭功达拿着一顶新草帽，头发被露水弄得一绺一绺的。他将脑袋伸出窗外，可他什么也看不清。他只能通过潮湿的水汽中浮动的气味和声音，来分辨旷野中的风景：成熟的蚕豆、大麦、结籽的油菜、薄荷、以及村庄中升起的炊烟……大雾把一切都隔开了。这辆叮当作响、锈迹斑斑的老爷车在黑暗中正将他带往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这种感觉多少有点像做梦。事实上，他真的很快就做起梦来。
除了县委办公室出具的正式公函之外，他身上还带着一封由聂凤至写给花家舍人民公社书记郭从年的亲笔信。这封信封了口，不能拆看，老虎嘱咐他亲手将这封信交给郭从年。在此前的一封来信中，聂凤至以较大的篇幅介绍了郭从年其人。
1949年，郭从年的部队在攻打泸州城的时候，聂凤至曾救过他一命。这人原是三十八军的一名副师长，作为林彪手下赫赫有名的十八悍将之一，参加过两次四平会战，从东北的嫩江一直打到海南岛。“此人善权谋，性格怪癖，其人其事常有出人意表者。由于战功显赫，对我江南新四军不屑一顾（这当然是十分错误的），平常最不爱听‘新四军’三个字。所以你在与他打交道时，须十二分小心。为了工作方便之计，最好不要泄露自己的身份……”聂老虎还说，自己曾救过他一命，竟也被他引为奇耻大辱。这个人很喜欢搞恶作剧，他的对手们，不管是
国民党军，还是日本人，大部分都是在笑声中死去的，即便是在最严酷的战斗中也是如此。十年前，他拒绝了林彪要他进入空军的命令，只身一人回到花家舍，做起了“山大王”。1954年，他曾奉命重新应征入伍，赶赴朝鲜，可他还没有抵达平壤，停战协定就签字了……
汽车抵达窦庄时，谭功达仍然张着嘴，靠在车窗上酣睡。满身油污的司机手里握着一把大扳手，走到他跟前，拿扳手在椅子的靠背上“笃笃笃”敲了几下，他才猛地惊醒过来。原来，车上就只剩下他一个人了。
时间已经是中午了。炽烈的阳光晒得玻璃发烫。除了大杨树上阵阵的蝉鸣之外，他听不见任何声音。不过他还是赶紧点了点头，抹了一下满嘴的口涎，抓起公文包，从车上下来。
当他四下张望，向人打听渡口的方位时，依然残睡未醒，恍恍惚惚。太阳明晃晃的，天空澄澈如洗。一个在汽车站前买凉茶的妇女坐在树阴下，一边用扇子驱赶着苍蝇和飞虫，一边朝旁边的巷子指了指，对谭功达道：“你听见锣鼓声了吗？”
谭功达静心一听，远处果然有锣鼓声隐隐传来。
这位妇人即便是抿着嘴，两颗大门牙依然暴露在外：“你出了这个巷子，往东一拐，就可以看见渡口的船了。不过要快一点，共青团秧歌队的锣鼓一停，船就要开了。”
谭功达出于感激，连喝了她两杯茶，刚想离开，大暴牙妇女又把他叫住了。她上上下下地打量了谭功达好一阵子，这才似笑非笑地说：“那条船有两条跳板。你上船的时候，最好走左边的那一条。”
“为什么？”谭功达一愣，满脸疑虑地看着她。
那女人诡谲一笑，未再说话。
谭功达走进了一条覆满莓苔的阴暗的巷子。听到锣鼓声渐渐平息，不由地加快了步子。跑到巷子口，他看见不远处的树林边有一片狭窄的河湾，水面上长满了茂密的芦苇。一批身背腰鼓，穿红挂绿的秧歌队员正在上船。他们排着队，在走上跳板的时候，仍然在打着腰鼓。
其实，时间完全来得及。谭功达在火辣辣的阳光下，以百米冲刺的速度赶到渡口边，上了船，在船舱的一个角落里大口大口地泛着酸水，而排队上船的共青团员仍有一小半还留在岸上。船舱里弥漫着脂粉和机油的气味。竹制的顶棚筛出细碎的阳光，像铜钱一样，随着船身的摇摆在船舱里跳动不已。舵工赤着脚，敞着胸，黝黑结实，在船头船尾走来走去。那些秧歌队员进了船舱也不消停，你推我一把，我推你一把，叽叽喳喳地嬉戏打闹。
谭功达拿起草帽，扇了扇风，正想找个地方坐下来，忽听得“哎哟”一声尖叫，人群中出现一阵骚动。他扒住船帮往外一看，原来，最后一名秧歌队员在上船时脚底打滑，连人带鼓坠入了河中。好在河水不深，那个胖乎乎的小姑娘在芦苇丛中胡乱地扑腾了几下，呛了几口水，不一会儿就被人救起，浑身上下都是泥浆。那姑娘脸色苍白，浑身发抖，又是哭又是笑。
这个有惊无险的意外并不算什么，相反给接下来的旅程增添了小小的乐趣。秧歌队员们不时拿她打趣，那姑娘很快也恢复如常，跟着大伙一块咿咿呀呀地唱起歌来。
只有谭功达一个人缩在船舱的角落里呆呆地看着河水发愣。那个卖凉茶的妇女，为什么要嘱咐我走左边的跳板？而女秧歌队员正因为走了右边的跳板而落水，难道仅仅是巧合？谭功达虽说从来都不迷信，可这会儿心里倒有些疑神疑鬼。自己从黑暗中的梅城启程，在弥天大雾中直接切入了阳光明媚的窦庄渡口，这使他多少有了一种这样的感觉：在窦庄与梅城之间，隔开的也许并不是六、七十华里的路程，而是一个完整的世界。
他懒懒地看着水面上绿色的浮萍和露出尖顶的荷叶。此刻，正在内心折磨着他的，还有另一个驱之不去的念头。早在六十多年前，他的母亲遭到土匪绑架，被人押往花家舍的途中，很难说不是走了同一条水路！很难说自己不是走在母亲的老路上！在这一刻，命运终于向他敞开了一个秘密：他的命运与母亲奇妙地重叠在一起。所不同的是，船舱里多了一群秧歌队员；船已由帆船改为
柴油机动船——它“噗噗”地冒着黑烟，油烟和热风吹到了他的脸上。妈妈。妈妈。他默默地呼唤着她，眼前出现了母亲花一般姣好的面容，她永远都是十九岁！永远都那么漂亮、多愁善感。他的眼泪止不住流了出来。
妈妈，妈妈，如果上天真的有灵，你就让鱼儿跃出水面，好叫我知道你就在我的身边。
水上游着的鸭群没有回答。
隔年荷花的残根败叶没有回答。
流水中倒映着寂寞的天空没有回答。
没有鱼儿跃出水面。
从水面突然出现的是一块块浮标，固定在长满菖蒲的湖水中，把他们拼在一起，一个个数过去，就是一幅完整的标语：
花家舍欢迎您
船靠岸边，谭功达看见河滩的沙地上站着一位身材高挑的女青年。她的上身穿着一件白色的棉布衬衫，下身是草绿色的军裤，腰束一根褐色的武装带，两根羊角辫，垂挂于肩窝的两侧，脚蹬解放鞋，看上去利利索索，又透出一股飒爽的英气。她是受公社指派来接人的。由于全船的乘客中除了披红挂绿的秧歌队演员外，只有谭功达一个人，他们很容易就搭上了话。
这个女孩看上去没有什么心计，甚至还有点孩子气般的天真烂漫。也许是天生的声带狭窄，说起话来莺声燕语，而且一见面就冲着他笑个不停。她问他是不是上级派来的巡视员谭同志，谭功达点点头。随后谭功达问她怎么称呼，女孩笑了笑道：“你就叫我小韶好了，韶山的韶。”
她胸前别着一枚毛主席像章，眉眼有几分长得像白小娴，又有几分像姚佩佩。只是不像小娴那么矜持，也全无姚佩佩的阴郁和忧戚。这时，谭功达的心头立刻泛出一丝落寞和忧伤，仿佛每看到一个漂亮的女孩，都会在心里埋下哀伤的种子……那枚毛主席像章的小别针会不会扎到她肉里去？在胡思乱想之际，目光就渐渐地变得飘忽起来，一动不动地看着小韶，发了呆……
小韶被他盯得浑身不自在，脸上微微泛出红晕，赶紧从他手里抢过公文包来，轻声道：
“怎么了，您？”
谭功达这才回过神来，自知失礼，一时颇为尴尬。忽见她的嘴唇上涂了一圈黑紫色的东西，一时分不清是女孩的
化妆品，还是涂了紫药水，便煞有介事地问道：
“我刚才在看你的嘴……你搽了什么东西？”
小韶“咯咯”地笑了起来，露出了一排雪白的牙齿。
“什么呀，”小韶用手朝远处的桑林指了指，“刚才我来的路上，吃了太多的桑椹，你要不要吃？”
谭功达也笑了起来。两人说着话，沿着被太阳晒得滚烫的沙地，朝村子里走，不一会儿就走进了桑园。桑园中，有一条给行人踩得发白的道路，高大的桑树枝繁叶肥，虽说光线比外面要暗一些，但林间密不透风，反而更加闷热。谭功达隐隐感觉到，桑林间有人带着袖套在摘桑叶，可他只能看见这些人的腿和手，看不见他们的脸。
正走着，小韶忽然想起了一件什么事，将公文包往谭功达的怀里一塞，说了句“你等我一下，我去去就来”。随后一猫腰，就消失在桑林中不见了。谭功达苦笑了一下，心里道：这丫头，大概是要为我摘一些桑椹来尝尝。没想到，小韶从桑树林中再次现身的时候，满脸都是汗珠，可手里却并没有他想像中的桑椹，谭功达道：
“我还以为你是去帮我摘桑果了呢。”
小韶笑道：“想吃桑椹，你自己摘不就行了？这儿遍地都是。”
“那你刚才干什么去了？”
他们两人挨得很近，谭功达甚至能看清她脸上细细的小绒毛和脖子里的汗珠。
“嗨，您这个人！怎么老爱刨根问底呀？”小韶把谭功达的脑袋一扳，凑在他耳畔，轻轻地道：“撒尿。”
这孩子，和姚佩佩一样，似乎也有个爱动手动脚的习惯。
花家舍的招待所座落在湖心的一个小岛上，与村庄隔着一箭之地。一条新修的栈桥将小岛与村落连接在一起。谭功达跟在小韶的身后，走上栈桥，他吃惊地发现，桥栏上那些剥了皮的柳树竟然又长出了新的枝叶。过去，他在灯下阅读母亲的传记时，曾无数次地想像过这个岛屿。每个人的心都是一个被围困的岛屿，孤立无援。他不知道这是母亲的原话，还是传记作者的牵强附会。而眼前这个湖心弹丸之地，比想像中的要小了很多。一排白墙砖房，建在高大的榆树和泡桐之中，四周簇拥着一大片紫云英的花地。只不过到了五月末，花已经有些开败了，零零星星的。可远远一望，在一朵朵浮云的映衬下，依然可以看出一片淡紫。
两个人一上小岛，小韶就扯开嗓门，冲着那片房舍大喊大叫起来：
“八斤，八斤，驼子八斤……”
不一会的工夫，从房屋的拐角处走出一个精瘦精瘦的驼背小老头来。他手里拎着一只木桶，腰间围着一条脏兮兮的布裙，腰带上别着一杆白铜烟袋锅。他一看见谭功达，赶紧放下木桶，快步迎上前来，他撩起围裙，擦了擦满手的谷糠，握住谭功达的手，一边使劲儿地摇，一边裂开厚厚的嘴唇，露出满嘴的黄牙：“啊，欢迎，欢迎！”
“这位就是八斤同志，”小韶抬袖擦了擦脸上的汗，对谭功达介绍说，“以后就由他来负责照顾您啦！”随后她又在八斤的驼背上重重地拍了一下，把老头拍得直咳嗽：“八斤，人，我给你带来了。我的任务就算完成了，我还得赶回去排练呢。”
八斤憨厚地笑了笑，点点头，道：“小韶，今晚演什么呀？”
“白毛女。”
“白毛女白毛女，又是白毛女。一天到晚都是白毛女。”驼背八斤絮絮叨叨，“你们就不能换个戏演一演？”
小韶懒得搭理他，一转身，就蹦蹦跳跳地上了栈桥，渐渐走远了。
“小韶是演员吗？”望着她的背影，谭功达对八斤道。
“那可不！”八斤自豪地说，“花家舍的姑娘，什么都拿得起，放得下。穿起行头能演戏，脱下戏装能种地，要是扛起枪呢，还能打他娘的苏修美帝……”
过了半晌，八斤接着又道：“小韶这孩子，别的事样样都好，可有一样不好……可惜了。”八斤话到嘴边，没有说下去。
谭功达初来乍到，也不便多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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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着水光潋滟的湖面，谭功达可以看到整个花家舍。他甚至能听见学校里孩子们的诵课之声，还有脚踏风琴那单调悠长的曲调。
这个村庄实际上是修建在一处平缓的山坡上。谭功达惊愕地发现，村子里每一个住户的房子都是一样的：一律的粉墙黛瓦，一式的木门花窗，家家户户的门前都有一个竹篱围成的庭院，篱笆上爬满了藤蔓植物，远远望去，有些像忍冬，又有些像蔷薇。连庭院的大小和格局都一模一样。一条砖木结构的风雨长廊沿着山坡往上延伸，通往山顶的一座高大的烟囱。这条长廊将花家舍分成东西两个部分，无数条更为狭窄的小游廊向两边延展，通往公社的各个机构和各家各户。长廊的柱子被漆成了红色，覆以灰褐色的瓦，远远看上去就像一条黑红肥壮的大蜈蚣。
村庄的修建依照严格的对称原则，建筑物的位置和数量都进行了细致的摹画与测算。一条盘山公路在村庄上方的山腰上横贯而过。公路上戴着草帽的农人来来往往，隐隐绰绰，不时还可以看见一辆辆满载麦秸秆的手扶拖拉机，“突突”地驰过。公路上方就是一畦一畦的梯田，重重叠叠，黄绿相杂，堆锦铺秀一般。
八斤是向阳旅社的管理员。除了负责照料谭功达的一日三餐之外，还得抽空去喂养两只大肥猪。旅社食堂的残羹剩饭倒掉可惜，八斤就养了两头猪，当然，它们属于公社的资产。八斤的话不多，而且不论何时，总赤着脚，成天忙于旅社的清洁、做饭、喂猪，和出粪。难得有空闲下来，他就抱着那只印有“人民公社好”字样的大白瓷缸，一边抠着脚丫子上的老皮，一边坐在楼下的会客室喝茶。有时，他的手里还拿着一本书。
会客室的墙上挂满了客人们送来的一面面锦旗，不是“四海一家”，就是“宾至如归”。桌子上方有一幅名为《柿子红了》的旧画张，画的是延安时期毛泽东，手里拿着一本书，正在窑洞的门前仰望蓝天。画面一角的柿子树果实累累，透出一派浓浓的秋意，领袖神情坚毅，若有所思……
每当谭功达与他照面，八斤便会不自觉地满脸堆下笑容，以表示对客人的友善。他虽说和善、憨厚，倒也并不使人感到亲近。事实上他们很少交谈。即便谭功达特意找他聊天，八斤通常也是表情复杂，欲言又止。
尽管来到花家舍的第二天，谭功达就带着介绍信和公函去公社的办公室报了到，可一连十多天，他没有得到过任何公社方面的指令。他似乎被人遗忘了。没有人给他安排任何正式和非正式的工作。他日复一日，躺在旅社二楼的铁床上，听着岸边的浪涛和鱼儿的唼喋之声，渐渐地感到了倦怠，心里也像是长了一层霉。
这座小岛风景绮丽，阳光灿烂。但谭功达怎么都有一种被封闭在一个黑匣子里的恐惧和忧虑。他所碰见的每个人，都不苟言笑，神情呆板，如履薄冰。就算是问路，村民们的目光也显得躲躲闪闪。作为农业生产方面的先进样板，从全国各地来的参观者络绎不绝。每天清晨，机帆船和长途汽车载来了无数的参观者，可奇怪的是，除了自己之外，并没有任何一个人到岛上的向阳旅馆来住宿。
为了排遣难挨的寂寞，一天晚上，谭功达竟然来到了村子中央的一个打谷场上，去观看歌舞剧《白毛女》的演出。他盼望着在那里碰见小韶。可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雨迫使演出取消，打谷场上一片泥泞，连一个人影也看不见。
为什么这里的人总显得郁郁不欢？
有一次吃晚饭时，他向八斤提出了这个问题。后者照例莞尔一笑，不予回答。正当他不安地联想到，这个岛上的每一个居民都被下达了禁语令时，八斤却在一天深夜突然造访了他在二楼的卧室，一口气和他聊了三个小时。
每天下午，村子里的几个老人都会拿着扁担、草绳和镰刀，到岛上来收割紫云英。他们一律戴着草帽，手臂上带着同样的袖套，甚至他们藏在宽宽帽檐下的脸，都是同样的表情。他们把紫云英的藤蔓齐根割下来，运到附近的一个草凼里去沤肥。在阳光下，他们整齐地排成一行，依照统一的节奏，挥舞着镰刀，动作的整齐划一程度仿佛经过了预先的排练。到处都是被阳光晒瘪的紫云英那热烘烘的气息，青蛙和蝈蝈满地乱跳。若是突然遇到暴雨，老农们也会涌到旅社的房檐下来暂避。他们总是静静地站在雨幕之中，对于谭功达这个外地人，也没有任何好奇心，连看都不看他一眼。
这天下午，谭功达从床上午睡醒来，脸颊上印着竹席的压痕，再次前往位于半山腰附近的公社党委办公室。如果他的运气好一点的话，说不定就能碰到郭从年本人。接待他的仍然是上次那个办事员小徐。隔了十来天，小徐已经把谭功达给忘了。他手忙脚乱地在桌上堆积如山的文件中找了半天，才找到了那张梅城县委办公室的介绍信：
“噢噢，您是从梅城来的巡视员同志。”小徐一脸歉疚地朝他笑了笑，“我们这里每天都有数不清的公文要处理，还有从全国各地慕名而来的参观者，事情一多，我就给搞糊涂了。您说，您有什么事？”
说完，他手里飞快地转动着一根红铅笔，一脸诚恳地看着他。谭功达表示他来花家舍已经一个多星期了，可是公社方面却没有给他分配任何工作，再这么憋下去，恐怕自己的骨头都会生了锈。
“工作？什么工作？”办事员小徐望着他笑，“在介绍信上，您的职务不是巡视员吗？还需要什么工作呢？”
“您的意思是……”
“到处转转，好好看看！这就是您的工作。要不要我们给你安排一个向导？”
“这倒不需要，”谭功达道：“我的意思是，我不能成天在村里瞎转悠，能不能给我一个具体的工作？比如说——”
“不可能。”办事员斩钉截铁地回答说：“你刚从梅城来，对于花家舍人民公社的行事规则不太了解。啊，不太了解。你初来乍到，可以慢慢学。你懂我意思吗？事实上我们不会向您——地委领导指派的巡视员同志，安排什么工作，也不会向任何人分派工作。首先，工作是一种巨大的荣誉。在花家舍，并不是每个人都有资格享受这种荣誉。比如村子里的那些土匪出身的反革命分子，我们就剥夺他们的工作权利。你懂我意思吗？从另一方面来说，工作的主动性，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主观能动性，是指导我们事业的真正灵魂。”
看到谭功达一脸迷惑不解的样子，办事员进而解释道：
“好比在一个家庭里，你不会每天向父母要求，替自己安排工作，对不对？你看见屋里的地上脏了，会自觉地拿起笤帚来扫地；你看见水缸里的水没了，自然就会去井边打水；若是房子漏了雨，你当然也会找个工匠来修缮。你懂我意思吗？在花家舍社会主义大家庭中，情况也是如此。我们从不向任何人分派任何工作，而是由每一个人自己决定去做什么，以及怎么做。在这方面，每一个公社社员都享有完全的自由。地里的麦子黄了，他们就会去收割；秧田里的水干了，他们就会去灌溉；瓜地里长满了杂草，他们就会去锄地；春蚕快要吐丝了，他们就会去准备蚕宝宝产茧的草龙，诸如此类。你懂我意思吗？没有行政命令。没有规章制度。甚至没有领导。从理论上来说，每个公社社员都是常春藤上的一朵小花，公社的命运就是我们每个人的命运……”
“可是，这么一来，不就什么都乱了吗？”谭功达好奇地问道。不知什么时候，他已经掏出一个小本本，正在往上记着什么。“比如说，去割麦的人太多造成误工，而去灌溉或锄草的人又太少了……你们又如何进行协调呢？”
“不需要协调。”办事员耐心地向他解释道：“您知道，每一个局部都是整体的一个部分。要解决局部的问题，就必须着眼于整体。每一个社员看上去都在做着十分具体的工作，既琐碎又无趣，但假如将每一个具体工作与花家舍人民公社未来的美好蓝图联系在一起，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你懂我意思吗？假如一个万里
长城的建造者，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长城，他们当然知道如何去铺设每一块砖。因此，花家舍的社员并不是被动地去应付上级指派给他们的任务，而是依照花家舍未来可能的样子来忘我地工作。这样一来，每个人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就会自然而然地培养出一种奇妙而伟大的直觉，你懂我意思吗？这种直觉会引导他们去完成各自的使命。事实上，既不会造成误工，也不会窝工。每个工作领域所需要的劳动力一个也不会多，一个也不会少。”
“我还是不太明白。”谭功达坦率地看着办事员，神色相当迷茫。
“当然，开始的时候的确需要一些严格的训练，我们有社员培训部，还有农民夜校，他们负责具体的培训。”
“可是，”谭功达打断了他的话，提出了另一个问题，“可是，你们又是如何进行分配的呢？”
“我们目前所采取的是按劳计酬，民主评分制度，”小徐道，“每个生产队和生产小组在收工前都会进行一次民主评议，由每位社员来陈述自己一天的工作，并申请自己应得的工分，最后再由记工员登记在册。每一位公社社员都有资格对他进行质询，并有权检查他的劳动成果。你懂我意思吗？社员本人也可以做出相应的答辩。所以，虚报成绩多领工分的事情在花家舍还从未发生过。”
“你们会派监督员吗？”
“每一个社员都是监督员。当然，要做到公平和诚实，公社社员应该有很高的道德感和集体荣誉感。关于这方面的情况，你可以去向‘道德自律委员会’咨询。”
“假如……”
“好了，时间不早了。我们四点钟还得去会议室接待一个从古巴来的友好访问团，”小徐站起来，看了看表，开始收拾桌上的文件，看样子是准备离开了，“您是上级派来的巡视员，花家舍的具体情况不应由我在这里啰里啰唆向您和盘托出。你懂我意思吗？您应当自己去调查研究，自己去看，然后，得出自己的结论。”
临走前，谭功达无意中提到，能否安排他与花家舍公社的郭从年书记见一面，因为他有一封重要的信件要当面交给他。
小徐的神色显得有点异样，他颇为惊骇地看着对方，那眼神似乎在提醒谭功达：他所提出来的是一个十分无礼而非份的要求。
“不可能。完全不可能。”小徐肯定地回答说，“郭书记有很严重的病，常年闭门不出。他很少到公社来办公。如果你有什么信件要转给他，我可以替你效劳。”
谭功达从党委办公室出来，顺着山势，由风雨长廊拾级而下，返回湖心小岛。天空忽然下起雨来，雨点打在长廊两侧的树木和菉竹丛中，打在池塘的睡莲上，飒飒声连成了一片。谭功达置身于风雨长廊之中，享受着长廊的保护，他长长地吸了一口气，心里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恬静。举目四望，周遭看不到一个人。长廊的屋顶之下布满了密密麻麻的箭牌。有的箭牌上写明了各家各户的编号：大小不一，颜色各异；有的则指向两侧分列的公社机构。他随便看了一下，就有公共食堂、剧场、保育院、剿丝五厂、医务所、小学、中学、人民调解委员会、邮电所、供销总社、剿丝三厂、种子站、农机站、敬老院、农民夜校、101、移风易俗办公室……
谭功达往前走了不到一百米，竟然看到了两所剿丝厂的指示牌，他联想到花家舍随处可见的桑园，不难推测出蚕丝业在花家舍经济布局中，占有何等重要的位置。而101这个数字，并未写明任何机构，看上去多少有点神秘。按照谭功达多年的工作经验，这似乎是一个需要保密的单位。
长廊的拱顶上画有俗艳的油画和水彩画。尽管每隔一段都会出现一幅毛泽东的草书书法，但谭功达很快发现，这些画并不是普通的装饰画，而是有着十分明显的科普功能。比如说，在题有“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的油画中，画的竟然是沼气池的生产工艺图。这毫无疑问地表明，在花家舍，沼气的使用已经十分普遍。而在紧接着出现的一幅画作中，则同时描绘了电的功能和危险，并形象地指明，一个人在不慎触电之后，所应采取的急救程序。当然这些画作经过了大胆的艺术抽象，如果不仔细欣赏，很难看出它隐含的意义。
谭功达看见檐廊下还有一条扁长的木盒，透过蚂蚁蛀蚀的外壳，隐约可以窥见里面绿色和黄色的电线。这个发现也帮助谭功达解开了一个疑团：到了晚上，花家舍家家户户灯火通明，而全村却看不到一个电线杆。
雨下得正急。谭功达沿着台阶走到风雨长廊的尽头，望着烟雨迷蒙的湖面。湖心小岛和向阳旅馆被水烟遮住了。他正想在长廊里找个地方坐下来，等待雨停，在不经意中忽然看见自己的身边有一个大石臼——那本是农民用来舂米用的，石臼里搁着两顶斗篷，三把雨伞。尽管阴雨凄风，光线暗淡，可谭功达还是看见了石臼外壁上用红漆写成的字迹：
便民雨具，用后归还。
真是太奇妙了！花家舍的建造者们居然想到了湖心小岛与长廊之间没有遮蔽，事先在这里备下了雨具！这么一个很小的枝节，花家舍的人都考虑地如此周全，谭功达不禁对这个陌生之地肃然起敬。他随手从石臼中取出一把雨伞，撑开它。伞骨伞柄都是新的，他立即闻到了一股清香的桐油味。听着伞面上叮叮咚咚的雨声，谭功达沿着栈桥往向阳旅馆走去，心中仍然赞叹不已：这或许是世界上最美好的地方，甚至比他所梦见的共产主义未来还要好！与这里相比，梅城简直不值一提。一想到自己作为一县之长，竟然把那个地方弄得一团糟，自己还灰溜溜地下了台，心中不免感到深深的刺痛。同时，也有一种难以驱除的自惭形秽。
向阳旅馆早早地亮起了灯。驼背八斤坐在厨房的桌边，一边调着收音机，一边“叭哒、叭哒”地抽着旱烟。收音机里正在播送着一则新闻：外交部就印度军队侵入中国西藏西部地区向印度政府提出强烈抗议……看见谭功达进来，八斤就调低了收音机的音量，忙着去灶上给他盛饭。
“小韶下午来过了。”八斤佝偻着背，笑着对他道，“她一直等你到四点半，像是有什么话要对你说，后来眼看着天要下雨，这才走的。”
谭功达从他手里接过碗筷，正要吃，又听见八斤嘴里衔着烟袋杆，嘟嘟囔囔地道：“她给你捎来了一封信。噢，对了，假如你要给家里或随便什么人写信的话，只要把信封粘好，放在门外燕子窝旁边的木头信箱里就可以了。不需要贴邮票，邮局每天都会派人来取的。”
随后，八斤就剧烈地咳嗽起来，把一口痰吐在厨房的地上，用脚擦去。一想到八斤总是光着脚，谭功达不由地一阵恶心。这个人无论在什么时候，身上都有一股猪粪味。
谭功达吃着饭，把那封信一把抓过来，扇了扇鼻前的热风，仍旧放在桌子上。他实在太饿了，并不急于拆看。可他无意间瞥了一眼信封上那娟秀的字迹，顿时就吓得面无人色。一口饭噎在嗓子里，他觉得自己的呼吸都要停止了。
他偷偷地觑了八斤一眼。他正在那儿专心地摆弄那只收音机，收音机边上还有一本打开的书。由于雷雨的关系，收音机的电波受到干扰，里面传出一片“滋滋啦啦”的蜂鸣声，几乎把播音员的声音完全遮盖住了。但谭功达依然能够听见自己的心脏“怦怦”的撞击声。
原来是她！天哪，一定是她！
这么说，隔了八个多月，她竟然没有被公安局捉住？佩佩。佩佩。
谭功达的眼前忽然出现了这样一幅画面：蓬头垢面，衣衫褴褛的姚佩佩正在瓢泼大雨中狂奔。她像一只兔子似的跳跃着，更像一个跨栏运动员，借着黑夜的掩护，逃向不知名的深山密林中。大批的公安队员手里牵着警犬，在她身后紧紧追赶，窗外的闪电似乎照亮了她那惊恐满是污垢的脸。佩佩。佩佩。
当时，谭功达的本能反应就是赶紧将这封信藏在自己的衣服口袋里。可经验和理智提醒他，绝对不能这么做。他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随手将信件远远地一推，似乎那是一封无关紧要的来信。可他怎么也无法克制自己急促的呼吸，无法克制双手的战栗。牙床在碗边不时磕碰着，突如其来的咳嗽把嘴里的米粒喷得到处都是。他感到自己的脸上有热泪滚落。只有在这个时候，他才第一次真切地看到了自己的内心；看到自己想尽一切办法把她从头脑里驱除的无奈；看到他的所有的颓唐和挣扎：他是多么地想她！
驼背八斤正好奇地注视着自己，把手里的书放下，宽厚的嘴唇再一次咧开。他笑着问道：“谭同志，你是被米饭噎着了？你应当吃得慢一点，噎不下不要硬噎，喝口水就会好的。”
他把自己的那只白瓷缸朝他递过来，谭功达猛灌了几口凉茶，心里才稍稍安定了一些。
他慢慢地吃着饭，他的心里渐渐地感到了一种深稳的喜悦。甚至当他吃完了饭，也没有急于上楼，而是坐在厨房里与八斤聊天。
“你看的是什么书？”谭功达忽然问道。
“《天方夜谭》。”
“什么？”
“阿拉伯的民间故事，”八斤解释道，“谭同志，你平常喜欢看书吗？”
就这样，他们在厨房里静静地说着闲话，那杆烟袋锅在两个人的手里递来递去。他并不急于回房去看信，就像是一个很久没有吸过烟的烟鬼，开始吸第一口烟的时候，却故意迟迟不去点火。最后，连八斤都开始呵欠连天。他收拾完了碗筷，看见谭功达高挽着裤腿，双脚踩在脚盆的边沿，似乎谈兴正浓，只得对他笑了笑：
“谭同志，你的脚晾干了没有？早点回屋去歇歇吧。”
3
起风了。到了晚上，到处都是坟堆，四周空无一人。我现在是在靠近安徽边界的一个林场里给你写信。卞忠礼回家照顾老婆生孩子去了，要到今年秋末再来。这儿全是松树。卞忠礼说我可以一直在这个农场住下去，可他留下的干粮却只能支持到明天。恐怕还是得走。我不知道要往哪里去，东边，西边，南边还是北边。我不敢肯定这封信能落到你的手中。晚上雨下得真大，我忽然想到给你写封信。也不知为什么，总是有点不甘心。真的不甘心就这样死了。我已经觉得厌倦了，说不定明天一觉醒来，就会给他们捉住。自从去年的中秋之夜逃离梅城至今，已经过了七个多月。在这七个多月中，我只洗过三次澡。要是你在大街上遇见我——这当然是不可能的，你一定会认不出来。可就是这样，卞忠礼昨晚还想对我动手动脚，两个人僵持到后半夜，他就放弃了。毛主席说，希望往往就在于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之中。其实他若是再坚持一下，我多半会屈服的。
我随身带来的钱早已用完了，怎么办？我每晚几乎都做着同样的梦。我梦见自己被人五花大绑，押上刑场，押上公判台，而你却站在台下微笑。你为什么要笑？然后，囚车就把我带到一个废弃的打靶场上，是打靶场。因为我记得四周的红墙边矗立着一排胸环靶，地上的草已经枯了。一个身背钢枪的行刑队员像鬼一样，悄悄地来到我的身后，在我的腿弯里揣了一脚，我当时就就跪了下来。四周静极了，我听见他从皮套里掏手枪，掏了几次都没有掏出来。我在想，他要是一直掏不出来，是不是意味着我可以逃过一死？冷冷的枪管已经顶在我脑袋上了，我回过头来对他说，请等一下。他把口罩往下一拉，问我，你还有什么话要说？我说报告，我要撒尿！那个人古怪地笑了一下，说，待会儿枪声一响，你自然就会小便失禁的。他刚说完，枪就响了。真的，我像一只牲口似的，大小便失禁。又过来几个人提起我的两只脚，倒拖着走。我能感觉到那是秋天，因为草已经枯了。他们把我拖到囚车边，把我整个抬离地面，然后“嘭”的一声扔到车上。直到那时，我觉得自己还活着，因为我仰面躺在车上，双脚还在抽搐。那样子虽然不好看，好在你不在现场。我长长地松了一口气，我这么难看地死了，可你却并不在现场。随后我就真的死了。
我真的怕死，把这个死想上一万遍，告诉自己不要害怕，还是没有用，我还是怕死。我在电影中看到女共产党员被反动派抓了去，历经种种酷刑的折磨，还坚持高呼革命口号，简直让人觉得不可思议。若是换作了我，哪怕只要朝装满辣椒水的罐子或是老虎凳什么的看上一眼，恐怕也会吓得当场招供。像我这样一个人，意志薄弱，百无一用，根本就不该出生，根本就不配活在这个世界上。我的生命就像是那一片女人最珍贵的薄薄的膜，其中只有耻辱。
不过我现在不恨任何人。不恨钱大钧。不恨白庭禹。不恨金玉。不恨汤碧云。甚至，也不恨白小娴。有一次，我看见你办公桌的玻璃板底下压着一张白小娴的照片。趁着中午没人的时候，我就把它拿了出来，暗暗地用曲别针在她左眼扎了一个窟窿。我这个人够坏的吧？要说恨的话，真正恨的只有一个人。
云泥两隐，无奈纸尽。五月十五日。
这封信分作两页，密密麻麻地写在两张香烟包装纸的反面。一张是“大生产”，一张是“光荣”牌。信上没写抬头，而落款的“云泥两隐”是旧时候通信时常用的一句套话，意思是知名不具。“泥”字不过是写信人的自称，“云”字则指的是收件人，无非是自谦。但在谭功达看来，这个落款暗示了两人云泥霄壤的不同处境，多多少少也含有讥讽之意，这是姚佩佩的一贯作风。
这封信看上去没写完，但谭功达从字里行间猜测，姚佩佩最恨的人恐怕正是自己。不知为什么，想到这一层，他在令人揪心的痛苦中竟然也感到了一丝喜悦。可她在“不恨白小娴”这句话前面用了“甚至”二字，多少有点让人费解，从中不难看出女孩子那蛮不讲理的曲折心思。这么一想，他就觉得此刻佩佩似乎就坐在他的对面，正调皮地看着他。
他打开钱包，从里面翻出白小娴的那张相片来。那是一张白小娴的练功照，她梳着马尾辫，穿着短裤，一条腿搭在练功房的栏杆上，阳光从玻璃顶上泻下来，她的皮肤白得很不真实。他很快就在白小娴左眼的眼眶处发现了一个小白点，果然是曲别针留下的痕迹……
写信的日期是五月十五号，可邮戳上的日期则是五月三十号，由此可以推断出，这封信隔了整整十五天才寄出。也许是林场附近找不到邮局，或者佩佩对是否要寄出这封信感到犹豫不决。对一个在逃的疑犯来说，写信对自己行踪和藏身地暴露的危险不言而喻。而对于姚佩佩这样一个聪明绝顶的人来说，她当然不会想不到这一层。邮戳上标明她投寄的地点是“莲塘镇邮电所”，谭功达的身边没有带地图，所以他很难确定“莲塘”的具体位置。不过从信件的内容来看，这个地方应该靠近安徽边界，反正离开梅城已经相当的远了。想到这里，他的心里稍微踏实了一点。
谭功达坐在桌前的灯下，久未动弹，双腿不由地一阵发麻。外面的雨早已停了，蝉声复鸣，青蛙聒噪。他又抓过这封信来，从头至尾又细细读了一遍。收信的地址是梅城县人民政府，佩佩不知道自己已经到了花家舍。他看见信封上的原址被圆珠笔划去了，下面出现了一行“花家舍人民公社查转”的字样。很显然，这字迹出于信访办的老徐之手。因为在这行小字的旁边，还有一个用圆珠笔圈着的大大的“徐”字。仔细研究信封上的字迹，谭功达差不多用了一个小时，这看起来并非无关紧要。老徐在信访办兼管收发，这至少可以说明，除了邮局的工作人员之外，老徐是惟一的经手人。也就是说，这封信在到达谭功达手里的时候，基本上是安全的。
不过，谭功达自身的危险性也显而易见的存在。将一个公开通缉的杀人犯的来信隐匿不报，本身就是一桩不可饶恕的罪行。按照谭功达在梅城县长达十多年的工作经历，依照他对我国现行司法制度的了解，我们的专政机关对于这一类罪行的惩罚通常是极为严厉的，甚至有可能超过凶犯本人。如果这封信落到了公安人员的手中，或者说姚佩佩一旦被捕，受不了刑讯逼供（关于这一点，她自己在信中已经说得再明白不过了），从而招出给他写信的细节，那后果将不堪设想。而且姚佩佩的被捕，只是早晚的事。也就是说，谭功达本人潜在的危险随时都会兑现。说不定，公安人员已经掌握了她藏匿地的可靠线索，正在赶赴莲塘的途中……
恐惧的念头从一开始就存在，甚至当他在楼下第一眼看到这个信封的时候，巨大的惊恐就随之出现，不过，在当时，这种恐惧感被暂时遮蔽住了。现在，他却不得不去面对这个严峻的问题。谭功达的忧虑显然还不止于此。对姚佩佩的忠诚必然意味着对国家机器的背叛，意味着对十八岁就投入其中的这个组织以及全部信念的背叛，意味着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公然挑衅，意味着与自己的过去彻底诀别……当然，最安全的做法，就是把这封信立即交出去。
这个念头只是在他脑子里闪了一下，也带给他深深地羞辱和自责。姚佩佩完全不考虑自己的死活，冒着暴露自己的行踪的危险，甚至明知这封信不一定能够寄到自己的手里，却依然决定给自己写信，相形之下，自己是多么的自私、怯懦、肮脏！除了自责之外，他的心里多少还有点歉疚，正是自己把姚佩佩从梅城浴室搭救出来的愚蠢动机，永远地改变了她的命运。他一次次地重复着记忆中的这个关节点，让时间停留在一九五三年那个大雪纷飞的夜晚。谭功达双手相扣，垫于头下，和衣躺在床上，呆呆地看着帐子，在嗡嗡的蚊子声中，一夜没有合眼。他的太阳穴像一个小兽，一刻不停地跳动着，隐隐作痛，而脑子已经完全乱了……
花家舍出早工的钟声当当地响过之后，他终于从床上满头大汗地坐了起来。他决定烧掉那封信。
他从门背后找来一只簸箕——还好，簸箕是用铁皮做的，把佩佩的来信连同信封都点着了火，付之一炬。在火光中，他意识到自己就此与逃亡途中的姚佩佩建立了共犯关系，既激动又伤心。信胆上的齿轮、麦穗和拖拉机图案在火焰的吞噬中痛苦地扭曲着，最后，所有的纸张都变成了深黑色，变成了又薄又脆的灰烬。有一种说法，秘密信件即使被烧成了灰烬，可一旦到了公安部门的技术专家手里，他们甚至有办法能让信件的内容完全复原。这当然是无稽之谈。谭功达笑了一下，兀自拍了拍自己的脑袋。你太多虑了！不过他还是把灰烬一点点地放在手掌里搓碎，直到它完全变成了一堆细细的粉末，每一粒纸屑绝对无法承受一个字的重量，这才站起身来，打开了那扇朝北的窗户。
窗下有一丛茂密的金银花。黄色和白色的花朵散发着馥郁的香气。在金银花藤的边上，有一个蓄满雨水的低湿的小水坑。他将簸箕伸出窗外，小心翼翼地倒下去。那些纸屑的细末纷纷扬扬，无声地落在水面上，风一吹，几道涟漪过后，什么痕迹都没有了。
这天早晨，谭功达下楼时，在楼梯口碰到了八斤。他正蹲在地上，在一只大木盆里用刀剁着胡萝卜：“谭同志，你，好像有开着电灯睡觉的习惯，是不是？”
他停下手里的薄刀，望着谭功达。
谭功达愣了一下，随后抱歉地笑了笑，说自己躺在帐子里看书，看着看着就睡着了，忘了关灯。
“这样不好。”八斤的脸上还挂着笑，可表情却相当严肃：“眼下正是夏忙季节，工农业生产用电都很吃紧。在花家舍，虽说用电不花钱，可我们还要时时不忘节约。您想想，一度电虽然不算什么，假如我们每人每天节约一度电，花家舍公社一共有1687户居民，一年按360天计算，那一年下来就是六七四十二，进四，六八四十八，加四进五，六六三十六，咦，我怎么算不过来了呢，你来帮我算算……”
他扳着手指头算了半天，也没算出个头绪。可谭功达早已经离开那里了。
这天上午，谭功达去了一趟村里的新华书店，从那里买了一张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图和一本厚厚的地图册，又在隔壁的供销社买了一盒图钉。他将这幅巨大的地图用图钉钉在墙上，对照着地图册，很快从墙上的地图上找到了莲塘的大致位置。它位于朔望之南，旧铺与马坝之间，他用铅笔在地图上画了一个五角星，同时也产生了一个小小的疑问：她怎么会想起来跑到那里去的？
从此以后，每日观看这张地图，揣测姚佩佩逃亡的潜在方位，想像她途中的所有经历，成了谭功达每日必做的功课。这多少也抵消了他在花家舍无事可干的寂寞，当然，他的心里也有一种和佩佩分享秘密的喜悦。当他夜半惊起，披着外衣，站在地图前，借着手电的光亮，想像佩佩的行踪时，看上去俨然就像一个正在指挥属下突围的将军。可惜的是，由于不能给佩佩回信，他无法对自己惟一的士兵发出任何指令。
大约七八天之后，他就收到了姚佩佩的第二封来信。不过，信件的内容却使他大为失望，只有短短的两行，她写在一张汇款单的反面：
青鸟不传云外信
丁香暗结雨中愁
看来，这也许是她在经过某一家邮局时临时写成的。谭功达虽然不懂诗，可细细玩味这两句诗中的意思，竟然也感到愁肠百结。前一句似乎是写她仰望天空的青鸟，感叹自己收不到回信的忧伤。青鸟到底是一种什么鸟？会不会就是大雁？而从后一句来看，她所在的地方，当时正在下雨。丁香花的花期已过，用在这里有点不太恰当。不过，他还是很喜欢“暗结”这两个字。
从邮戳上看，她已经抵达莲塘以北叉河以南的吕良。
“怎么能往东跑呢？傻瓜！应该往西走！进入了安徽省，混迹于来来往往的乞讨者大军，就会安全得多！”他对着地图小声嘀咕着，似乎远在数百里之外的姚佩佩能够听见他说的话。
4
原来小韶在《白毛女》中并不是扮演喜儿的主要演员。她只是一个不起眼的小角色，出场两次，前后加起来只有六句台词。因此戏演了不到一半，她就从舞台上下来了。花家舍的观众即便在看戏时也保持着良好的秩序。他们表情木然，自带小板凳，在堆满麦秸的打谷场上坐得整整齐齐。尽管他们一年到头始终反复观看同一场戏，但却永远像第一次一样看得津津有味。他们不时为演员的表演而鼓掌，为人物的不幸命运而唏嘘流泪。
因谭功达是惟一一个站着看戏的人，小韶尚未来得及卸妆，一下就找到了他。
“怎么样，我演的还不错吧？”
“好，好，”谭功达笑着敷衍道：“好极了！咱们找个地方说说话怎么样？”
“可戏还没完呢。”
“我已经看过了。”
“是正式谈话呢，还是随便聊聊？”小韶汗涔涔地望着谭功达，眼睫毛上亮晶晶的，像是涂了一层银粉。
“当然是随便聊聊，”谭功达拽了拽她的袖子，“你穿着这么厚的戏装，不觉得热吗？”
小韶嘿嘿一笑，随后麻利地脱下戏装，露出了里边的白色圆领衫。袖口还滚了一道红边。
“咱们去哪儿？”
“去你家怎么样？”
“不行。”小韶的脸色立刻黯淡了下来，“我家不太方便，何况……家里还有一个疯子。”
谭功达偶然瞥见近旁坐着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太太，摇着蒲扇，充满警觉地朝这边瞪了一眼。眼神中满是怨毒和鄙视，令人不寒而栗！幸好小韶正忙着脱衣服，没有看见。
“那我们就在村中随便走走怎么样？”
小韶轻轻地拽了拽他的胳膊，她的手也是潮潮的。她不安地朝广场的四周看了看，然后低声说：“你跟我来。”
他们很快就离开了打谷场，沿着长廊的石阶朝湖边走去。
“你刚才说你们家有一个疯子？这是怎么回事？”
“是我哥哥。”小韶长长地叹了口气，“他原本是公社篮球队的队长，篮板好，球又投得准，可是去年国庆节以后，他就忽然发了疯。”
“怎么发的疯？”谭功达和她并排走在一起，轻声问道。
“唉，都怪那场篮球赛！去年国庆前，从河南来了一个参观团，随团还带来了一个篮球队，队员全部是由聋哑人组成的，与我们公社打了一场比赛。因为他们是远道而来的客人，又都是残疾人，公社就规定我们必须输三球以上。可我哥哥一上场，打着打着就把这茬儿给忘了，最后竟然赢了人家8分，这当然是一个十分严重的政治错误。比赛结束后，我哥哥垂头丧气地回到家中，饭也没吃，倒头就睡。一连几天都没有说过一句话。到了后来，就这么慢慢疯掉了。”
“一定是哪位领导严厉地批评了他，对不对？”
“没有，根本没有。”小韶转过来，静静地看着他，“事实上没有任何人批评他，也没有给他任何处分。甚至，他还是篮球队的队长。因为并没有任何人出来宣布他被解除了职务。可是，再有篮球比赛的时候，领队就不安排他上场了，有的时候也不通知他。在这件事情上，公社方面没有任何不当。人家没让他写检查，没有公开批评，就连一句轻轻的责备都没有。要怪就只能怪我哥哥一时冲动。事实上哥哥发病之后，公社方面还专门派人带了礼物上门探望，后来又把他安排进了只有劳动模范才有资格享受的疗养院。因为哥哥发起疯来见人就打，见东西就砸，公社还派了两位练摔跤的小伙子专门看护他。所有的医疗都是免费的；他丧失了劳动力，但口粮一斤不少。再后来，我哥哥把两个看护中的一个摔得双腿骨折，另一个下巴脱了臼，公社才通知我母亲，建议将他送到省里的精神病院做电疗。可我母亲没有同意，公社也尊重我母亲的意见，就让母亲把他领回去了。”
“我还是有点不太明白，”谭功达皱了皱眉，又问道：“既然没有任何人惩罚他，他怎么会为此发了疯？想必其中另有隐情吧。”
“这正是事情的关键，”小韶说，“也是花家舍最大的奥秘所在。你若是在我们这里住久了，就会悟出其中的道理。”
说话间两个人来到了风雨长廊的尽头，已经听得见湖水转向岸边的轻柔的沙沙声。两个人沿着河滩下被月光照的蓝幽幽的水线，向前走了百十来米，就看见两棵高大的垂杨树阴下面，停放着七八艘小船。船只被微风吹得挤成了一堆，轻轻地磕碰着。此刻，他们离打谷场已经很远了，可在寂静的晚上，舞台上演员的道白依然能够听得十分清晰。
“你怎么知道这儿有船？”
小韶冲他嘻嘻一笑，麻利地脱下鞋子，扔在树下，吧嗒吧嗒地跳到水中，拽过一只小舢板来，道：“怎么不知道？我今天在湖里采了一天的莲子，到现在胳膊还痛得举不起来呢。”
等谭功达上了船，小韶用木浆将舢板轻轻一顶，然后顺势一跃，就跳到船上来，在船的左右两侧划起水来。那小船在岸边打了几个转，就开始静静地向湖心驰去。到处都是齐人高的荷叶，像小伞一样密密匝匝地挤在水面上。有的已开得盛大，有的荷花含苞未放。原来，在田田的荷叶中间，有一条隐秘的狭窄水道，被荷叶遮盖，仅容船身通过，若是站在岸上，根本看不出来。
荷叶下面的水是青黑青黑的，散发着纯纯的香气。一进入这条水道，谭功达立刻就感觉到一阵透人心脾的清凉，光线也随之变得幽暗。在黑暗中他们彼此看不见对方的脸。船通过时，不时有倒伏的荷叶刮过船帮。水流的声音晶莹剔透，他能够听见鱼儿在离船不远的水面聚成一堆，发出一片唧唧咋咋的声响。
小韶停了桨，抱膝而坐，让船在水面上荡着，将下巴顶在膝盖上，一动不动地看着水里的月亮。她说，有时候，她一个人也会划船到这儿来，躺在舢板上，仰面看着天上的月亮和星星，可以想想自己的心思，也可以让心静一静。荷花像天幕一般，把她与这个世界隔开了。
“你小小年纪，哪有什么心事？”谭功达笑道。他顺势在船的另一头躺下来，枕着双手，看着湛蓝的夜空。小韶没有直接回答他的话，而是喃喃自语道：
“这片水域原来是有一个名字的，叫做
芙蓉浦。只是现在没人这么叫了，而且——”
她停了一下，顺手摘下一大片荷叶，顶在头上，像只小鸟似的晃着脑袋：“你如果晚来一年，也许只要七八个月，很可能就见不到这片湖水了，见到的也许就是一片稻田。”
她说公社已经制定了向湖区要粮的三年计划，到了今年冬天农闲时，就要开工填湖造田了。公社已经开过三次动员会，具体的土方数目已经计算出来，分配到了每个生产队和生产小组。青年突击队也已经成立。她还说，她现在每天晚上都会划船到这里来，坐上两个时辰，仿佛是在跟一个什么要好的朋友告别似的。
“要填掉这么大的一个湖，那得需要多少土？”
“从山上挖呗！”小韶嘟囔道。
躺在船上，透过细长荷叶的茎杆和肥大的荷叶，他的目光久久地停留在花家舍上空那片璀璨的灯光中。真是太美了！世界上也许找不到第二个比这更美的地方！他自己曾经有过的所有梦想，在这里竟然都变成了现实。那灯光在清澈的天空下，犹如一堆碎金，明明灭灭；又像水晶的珠帘，平铺在黑黢黢的山坳里，闪烁不定。可一想到这片湖水很快将不复存在，除了沧海变桑田的自豪之外，也有一点莫名其妙的怅然若失。他觉得人过中年，对什么事情都会变得多愁善感起来，常常会为一点小事，陷入无名的哀戚和想入非非之中。
“你若是有什么话想跟我说，就说吧。这儿是花家舍最安全的地方。我们离开岸边已经很远了，你只要不大声喊叫，根本不会有旁的人听见。”小韶压低了嗓门，对他道。
她的声音中有一多半是呼出来的气，反而增添了四周的幽静。他甚至能够听到荷叶在晚间生长的声音，其实，我什么话都不想说了，就想这样和你静静地坐一坐……
“我看不见得。”谭功达的声音有点异样。
“怎么不见得？就连党的成立大会都是在湖上召开的呢。”小韶天真地扑闪着两只大眼睛，瞅着他：“你是说，到了这儿，还不安全？”
“你想到的，别人也会想到。”谭功达半开玩笑地对她道，“按照我的经验，最安全的地方往往最危险，反过来说也一样。说不定此刻，就在我们身边不远的地方，有许多条这样的小船，有许多个秘密正在被轻轻地说出来……”
小韶听他这样说，就有些疑心。慌忙伸长了脖子，警觉地朝四周张望。
“我是在跟你逗着玩呢，”谭功达看着她那惊慌失措的样子，实在有点于心不忍，便抓住一朵荷花向她摇了摇，笑道：“喂，你的胆子怎么这么小？”
小韶浅浅地笑了一下，可整个人还是显得心事重重。她将胳膊伸出船外，拨弄着船侧的水，忽然道：“哎，你想不想吃莲子？”
没等谭功达回答，她就已经侧过身，拨开荷叶，去寻找莲蓬去了。谭功达看见自己的近旁有一根莲蓬露在水面上，便俯下身子去摘，忽听得小韶尖叫了一声，大声道：“不要碰！”可已经来不及了。原来那莲藕有点怪，身上长满了硬硬的毛刺，谭功达顺手一捞，手上便有一阵钻心的疼痛，他不断地甩着手，嘴里咝咝地吸着气，小韶早已旁若无人地哈哈大笑起来。笑了半天才说：
“那不是什么莲蓬，那是狗头籽，活该！谁叫你刚才吓我来着？”随后，仍吃吃地笑。
“狗头籽是什么？”
“那是长在湖里的另一种植物。样子跟荷花差不多，但叶子软塌塌的伏在水面上，不像荷叶那样高出水面。它结的籽也有点像莲蓬，这东西长得像狗头一样，我们这里的人都叫它狗头籽。样子是难看了点，果实是一样能吃的。只是身上长满了硬刺，十分锋利，只要轻轻一碰，保准你就会扎出十多个血孔出来。怎么样，你的手破了吗？疼不疼？”
“那它浑身是刺，你们又如何去吃它的籽？”
“很简单！等到它熟了的时候，我们把镰刀绑在长长的竹竿上，在水里一捞，它就断了，在水面上飘着。我们就把它拿到舂米的钚臼中去舂。它的籽有豌豆那么大，硬得不得了，简直是包了一层铁！可却比菱角有味。”
小韶从身上掏出一块手绢，递给他。谭功达闻到手绢上有一股淡淡的香味，有点像栀子花，又有点像木樨，可他右手的每一个手指都被狗头籽上的芒刺扎出了血，他不知道要去包扎哪一个，只是把它捏在手里。
“有一件事我一直不太明白，”谭功达说，“我来到花家舍的这一个多月，一连去了五次公社，可每一次都没有遇见郭从年书记。我也曾通过办事员小徐正式提出与他见面，可每次都遭到小徐的搪塞和拒绝，郭从年似乎在故意躲着我。”
“你这个人太多心了。在我们花家舍人看起来，这事一点不奇怪，”小韶喃喃道：“他不可能见你。”
“为什么？”
“没有为什么。”小韶略略迟疑了一下，继续道：“因为在花家舍，几乎没有人真正见到过他。”
“什么叫‘真正见到过他’？难道他会隐身术？”
“我的意思是说，你即便见到了他，也不一定认得出来。比如说，公社里有那么多的机关，那么多间办公室，那么多的大小官员和办事员，我是说，也许你早已和他见过面，握过手。”
“你也没有见过他吗？”谭功达笑道。
“我不敢肯定。”小韶呆呆地看着黝黑发亮的湖水，把一条腿吊在船外，轻轻地踢打着水面碎碎的波光，“刚解放那一年，他到花家舍来工作，我毕竟只有七八岁。”
“那么大人呢？大人一定见过他，对不对？一定会有欢迎仪式之类的场合……”
“我们这个村庄里的人，都比较健忘。三天前的事情他们都完全有可能记不清了，何况十年？不过王海霞据说不久前见过他。王海霞就是在《白毛女》里扮演喜儿的演员。受到郭书记的亲自接见，对花家舍的任何人来说，都是莫大的荣耀。海霞说，郭书记的头发像舞台上的喜儿一样，是银白色的，披挂在肩头，这是由于他深居简出，缺乏阳光的缘故。他的皮肤仍然像婴儿那样细嫩，而富有弹性。她还说，郭书记在接见她和几个劳动模范的时候，是坐在一只轮椅里，他把那只软绵绵的手递给海霞，对她说：‘干得好，小姑娘！’可我认为王海霞是在吹牛，因为有谣传说……”
就在这时，谭功达看见远远的岸边，手电的光亮一闪，出现了几个说话的人影。由于距离太远，他听不清他们说什么。
“赶紧把头低下！”小韶小声地朝他喊，“是村里的巡逻队。”
谭功达本能地一低头，就感到那两束手电的光亮从他头顶上掠过去了。
“大概我刚才的一阵狂笑引起了他们的注意。”小韶低声对他说。还好，巡逻队员用手电在湖面上乱晃了几下，很快就离开了，四周又恢复了寂静。
“有谣传说，郭从年在三年前就已经得肺结核去世了。公社方面出于某种特殊的考虑，隐瞒了他的死讯，密不发丧。”
“什么考虑？”
“在公社社员中引起不必要的恐慌和混乱。最起码，对社员们的生产积极性，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因为郭从年毕竟是花家舍的设计师和缔造者。尽管谣言在村子里沸沸扬扬，我们从来都不相信它是真的。这是站不住脚的。你想想看，假如他真的去世了，省里或地委当然会立即给我们派一个新的书记来。这事可不是闹着玩的！更何况，每年的元旦之夜，郭从年还要向公社的全体社员发表一年一度的新年献词，他的声音通过村里的有线广播传遍千家万户。他的声音那么饱满，那么有力，一点也不像生病的样子。他依然生活在广大群众之间，天天和我们在一起。可是他具体躲在什么地方，也许，也许只有101知道。”
小韶将一只莲蓬递给谭功达。看他不敢伸手来接，就笑了起来，“傻瓜，这是真莲蓬，不会扎手的。”
“谁是101？”谭功达掰开莲蓬，从里面抠出一枚莲子，放入嘴中——它的味道有点涩，但也有点甜。小韶刹那间变得脸色惨白，目光迷乱，似乎有些后悔刚才说漏了嘴。
“101不是一个人，它是一个组织……嗨，我怎么跟你说呢？时候不早了，我们该回去了。明天一早我还得去山上打靶呢。”
“是军事训练吗？”
“是公社基干民兵的例行训练。”小韶说。
她已拿过木桨，转过身去划水了。他们顺着原路返回，船很快就到了岸边。小韶先跳到岸上，拉了谭功达一把。他的手里还紧紧地捏着那枚手绢，犹豫着要不要将手绢还给她。
他们沿着沙滩往前走，小韶似乎突然变得心事满腹的，两个人都没有说话。《白毛女》的演出早已散场，现在的打谷场上黑咕隆咚的，空无一人。他们走到通往向阳旅社的栈桥边，谭功达停下脚步，向她告别。
“你们家住在什么地方？”他顺便问了一句。
小韶朝山上指了指：“你有没有注意到快到山顶的位置，有一个大烟囱？”
“对，那是有一个大烟囱。”
“我家就住在烟囱底下，是公社分配的房子。”
“公社怎么分配房子？是按照人口，劳动力，还是贡献大小……”
“抓阄。”小韶干脆地答道。
“最后一个问题，”谭功达笑了笑，“那个烟囱是干什么用的？我到了这里这么些天，怎么从来没见它冒过烟呢？”
小韶再次咯咯地笑了起来，她的牙齿那么白，那么细。她的笑声引发了村中的几声狗叫。
“不冒烟就对了，要是每天冒烟，那还了得。”
“为什么？”谭功达一脸迷惑地看着她。
“那是公社的殡仪馆。”
5
在黄昏的落日中，到达了银集。已经是秋天了，树上的叶子都黄了。这里人烟稠密，市镇却很破败。每一堵墙上都有红漆刷成的标语，不时可以看见佩戴臂章的人在街上走过。他们看我的眼神怪怪的，虽然还没有人前来询问，却似乎对我的来历大为疑惑。心里不免疑神疑鬼，因此不敢在市镇上落脚。
镇子往东约三四华里，有一个大水库。这个水库比没有完工的普济水库还要大得多。一眼望去碧波浩淼，似乎看不到它的边际。我在水库大坝泄洪闸一侧的涵洞里过夜。洞口有一丛野蔷薇。我的身上还剩下八角钱，这八角钱还是前天我在一个砖窑厂搬了一天的土坯换来的。大概是出了太多的汗，我现在有点发烧，浑身骨头痛。我只有把脸贴在长满苔藓的洞壁上，才会感到清凉。如果水坝突然放水，我就会像一只蚂蚁顷刻之间被冲得无影无踪。要是这样倒好了。
人在病中很容易变得十分虚弱，有时候想想，还不如把自己交出去算了。这样的挣扎对我来说毫无意义。可我心里总觉得有点不甘心，却不知道为什么不甘心。也许是为了活着再见到你，可见到你又能如何？这是一个十分愚蠢的念头，可我丢不掉它。躺在涵洞里，我就会傻傻地想，要是此刻你在我身边，该有多好！哪怕什么话都不说。
我是一个孤儿，在这个世界上并没有亲人。我的父亲在1950年以反革命罪被逮捕，随后被枪决。我母亲在得到消息的当天就用一根绳子把自己吊死在梁上，那天晚上，你知道，那天晚上就我一个人。母亲的尸体被弄走了。可地上有一只绣花鞋，还有一滩尿迹。那只绣着蝴蝶的绣花鞋也是湿漉漉的。我抱着那只鞋子，想到母亲临时前还在撒尿，就感到难为情。为了怕凶恶的邻居来责骂，我甚至不敢哭。好在后半夜下起大雨来，我的哭声再大，也不会有人听见了。
这儿很安静，从涵洞的洞口望出去，可以看到繁星满天的夜空，以及大坝之下大片的滩涂。很多当地人正提着蟹灯在捉螃蟹。那天晚上，我是在啼哭中睡着的，似乎一觉醒来就踏上了前往梅城的旅途。我的姑妈雇了一辆牛车，天还没亮就出发了。在车上，我偷偷地、一刻不停地打量她的脸。可整整一天，姑妈铁青着脸，一句话都不跟我说。车到了戚墅的时候，我忽然想起姨妈对我的一番告诫。出于对别人收养了你的感恩，我决定改口叫她妈妈。我那么不要脸地希望讨她的好，打算出卖一下自己可怜的母亲！我拉了拉姑妈的袖子，用全部的羞耻堆积起来的勇气，叫了她一声妈妈。我的姑妈正在打盹，被我一叫就吓醒了。她朝我转过身来，先是吃惊地看着我，随后就给了我一个耳光，脸色变得十分狰狞：“你这个没人要的烂x，你刚才叫我什么，谁是你妈妈？那个不要脸的烂婊子，在上海滩人见人插的舞女婊子！怎么不把你这个小婊子一起给吊死？留在世上害人！我究竟是倒了哪辈子的霉，摊上你这个东西，叫我妈妈，呸！你也配！”
后来，从姑父的口中，我才知道，姑妈那么憎恶我，也不是完全没有缘由的。她赶到上海去分绝户家私时，晚到了一步，家里值钱的东西早已被我那些各路亲戚哄抢一空。就连我那个正在上中学的小舅舅，据说也抢到了父亲留下的几盒古巴雪茄。姑妈什么都没捞着，只捞着了一个负担，这个负担就是我。其实我的姑妈并不坏，除了贪财，小心眼，脾气暴躁之外，并不怎么坏。事实上她完全可以像我的那些亲戚一样，一走了之，让我自生自灭。可不管怎么说，姑妈在车上对我说过的那些话，我永远不会忘记，也永远不会原谅她。到了姑妈家，我惟一的想法就是想尽快逃走。假如那天晚上你没有去梅城浴室洗澡，没有去西津渡的绒线铺把我搭救出来，我那时就已经开始逃亡了。
我不喜欢多管闲事的人。当钱大钧在绒线铺子里找到我，将我带到县上去的时候，我对你一点都不感激，相反只是厌恶！当我知道你竟然还是个县长，更是如此。我觉得，这世上做官的人，都是坏人，没有例外。我的爹娘就是死在你们这些当官的手里。这世上的坏事有一多半，都是你们这些当官的干出来的。
可是，有那么一天，我想大概是我在县里正式上班后的第三天……中午的时候，我去盥洗室洗手绢，洗着洗着就想起了自己的心事。县机关的每个人，脸上都带着明显的嘲讽。我什么都不懂，什么事都做不对，随后，一个人就无声地哭泣了起来。那块手绢早已被我洗的纤维毕现了。其实我不是想洗手绢，只是想找个没人的地方哭一场。可是你却一声不吭地走了进来，站在我的身后。当时我一点都没有察觉，你把手放在我的肩上，两只手都放在我的肩上，一句话也没有说。我知道是你，不由地扭过头来看你的那只手。好大的一只手！我从来没有看见过这么大的手！你一句话没说就走了。可到了晚上，我躺在钱大钧家的床上，又想起它来。它真的就像我爸爸的手。
你知道，爸爸被捕的前一天，拉着我的手，去马路对面的美吉奥餐厅吃
冰淇淋。多年来，我记得的就是他的手。也许他当时已经知道了自己被判决的命运，他的手捏得我非常的痛，我说爸爸呀，你把我的手捏得太紧了！可爸爸突然转过身来，满脸都是泪水。他蹲下身子，一动不动地看着我。即便是蹲下身子，他还是比我要高很多。我看见他原先黝黑发亮的皮鞋好久没有擦了，而且一只鞋的鞋带已经松了，可他没有发觉。
坐在美吉奥餐厅的面包房里，坐在漂亮的松枝和彩带搭成的巨大的拱门里，我很快就把那份冰淇淋吃完了，爸爸呆呆地看着我，笑了一下，说：“小菊，你想不想再吃一份？”我赶紧点点头。爸爸就朝面包房的侍者勾了勾手，又买了两份。一份在面包店里吃完，一份带回家。我现在早已忘了冰淇淋是什么滋味了，可我还记得爸爸的手。它是那么大，那么温暖！
你恐怕也记不得了，我到县里上班的第一个周末，正碰上单位聚餐。钱大钧多喝了几杯酒，就起哄说让我叫你一声干爹。我原以为你一定会发火的，可你并没有发火。我记得你当时没有点头，也没有表示反对，只是端着酒杯看着我笑。我当时想，要是我真的叫一声这个人爸爸，他大概也不会十分地生气吧。这个小小的秘密被我藏着掖着，多少年来也没有叫出口，渐渐地它真的就成了一个秘密。直到有一天，这个秘密被另外一个更加疯狂的秘密所取代……
唉，真是异想天开！开始的时候，我并没有察觉。可当我意识到它的存在，自己也吓了一跳，这个秘密就像一块糖，含在嘴里，时间一长，它自己就化了。你还记得两年前那个下着大雨的下午吗？雨到下班时还没有停，我们都没有带伞，被大雨困在了办公室里，窗户玻璃上的泄水像一张哭泣的脸，我们有好一阵子找不到话说。后来你忽然问我，将来有什么理想，有什么打算，我开玩笑地回答说，我想逃到一个荒无人烟的小岛上去隐居，你抽着烟——那包烟还是我抽剩下的，二毛五分钱一包的大生产，你抽着烟，笑着问我：“你又没有犯罪，干嘛要逃呢？”我当时想都没想，就反问道：“你怎么知道我没有犯罪？你怎么知道我将来就不会犯罪？”现在想起来，这句话真是一语成谶！我常常一觉醒来还会梦见这个傍晚，梦见我用一种未卜先知的口吻断然对你说“你怎么知道我将来不会犯罪？”。后来天就黑下来了。办公室里没有什么人。我当时心里真的就盼望着这场雨不要停，永远不要停！一直湖天海地地下下去。假如那场雨一直下个不停，你会怎么办？我们会不会在办公室过夜？
我现在闭上眼睛，就能记起那雨的味道、雨刚下时尘土的味道、香烟的焦糊味、还有桌上那盆墨兰残存的香气……还记得你跟我说过的话吗？你让我什么时候去小岛隐居前，跟你说一声，你说要跟我一块去。你还说……哎，还提这些事情干什么？你当然可以辩解说，你当时在开玩笑，随便说着玩的。你大概是看着我傻，忽然变出个主意来捉弄我一下，然后心里偷偷地笑，是不是这样？那些话，每一句话，每一个词，现在都在黑暗中闪着亮光，就像水库下面的捕蟹灯，闪闪烁烁。那些话你说过之后，就抛到了九霄云外，只有我这样的傻瓜才会拿它当了真，从那些离开嘴就消失得无影无踪的字句中去寻找什么凭信……
十月十七日。
以上的部分是半个多月前写的。昨天我已经被一辆装石头的解放牌大卡车带到了一百多公里外的临泽。这个地方正在筑路。工地上到处都是蚂蚁一样的筑路大军，他们从四面八方赶过来，简直乱成了一锅粥。带我来的卡车司机把我介绍给工地的一个负责人，我就很轻易地混入了筑路者的队伍之中，并得到了一份工作。据说，这条公路将来要作为打仗时飞机的备降跑道，因此路基筑得又宽又厚。我的工作是砸石头。将从采石场运来的大石头用打铁的大榔头将它砸碎，我们这些老弱病残再将这些石头敲成铺路的石子。晚上，我们二十多个工人挤在一个窝棚里，除了三四个女的之外，其余的全是男的。彼此之间都不认得。我刚敲了一天石头，两个手的虎口都被震裂了，秋风一吹，沙沙地疼，连笔都握不住。
我睡觉的地方原先是一块玉米地。床头长着一棵瘦弱的玉米，四周围着塑料布。可有电灯，我可以坐在床铺上给你写信。这个地方前不着村后不巴店，不知道哪儿才有邮局。到了十一月，天气一天比一天凉了。成群的大雁向南飞去，嘎嘎地叫着，叫得人的心都揪起来了。不过，我还真的有点喜欢这个地方。深秋的时候，天很蓝，白云很厚，到处都是成熟的玉米。在工地上干活的人，彼此之间都不知道对方的来历，也没人打听，在奔命的路上，我还是第一次感到这么安心。尽管指挥部的高音喇叭天天都在广播，说要抢在十二月底之前通车，可我希望这条路永远也修不完。这样，我就可以在这里合法地一直住到死。
刚才，那个带我来临泽的卡车司机又来了。他说他来看看我，一猫腰就进了工棚，直奔我的床前。他用满是油污的手递给我一根甘蔗。我笑着对他说：“我这儿没有刀，这甘蔗怎么吃呢？”他也笑了笑，说：“那好办。”一把把甘蔗拿过去，用牙齿将皮一片片地撕下来，然后再递给我。吃甘蔗的时候，我顺便问他这附近有没有邮局。他说：“你是不是要寄信？这样吧，你把信交给我，我在去采石场的路上，帮你寄掉。”他还开玩笑地说，如果路不远，他甚至可以开车直接把信送过去。我到底没敢把信交给他。他的眉眼、身材、说话的语气，怎么看都有点像我们县上的司机小王。
对了，那天晚上，我杀人之后，先是跑到了甘露亭附近的一大片甘薯地里，把沾上血的衣服脱掉，在水渠边坐了半天。我本能地想找个地方躲一躲，或是找个人商量一下，想来想去就想到了小王。有一年元旦，我们一帮人去过他的单人宿舍包饺子，我知道他住哪儿。我一路狂奔着，找到了他的家，浑身发抖地敲了门。他穿着红背心花短裤，起来开了门，揉了揉眼睛，一看到我，顿时来了精神，嘻皮笑脸地对我又拉又扯，满嘴疯话。他一边让我钻到他的被子里去暖和暖和，一边问我出了什么事，怎么披头散发的，看上去像个女鬼。当时天快要亮了，我没有时间跟他磨嘴皮子，就直截了当地告诉他，我杀了人，能不能在他那儿先躲一躲。他还以为我在开玩笑，可当他从上到下又把我细细地打量一遍之后，他的笑容就像冷猪油一般在嘴唇上凝结住了。他的小眼珠也不会动了。他穿着短裤背心，坐在床上发抖，就像打摆子似的，那张铁丝床被他抖得当当作响。
经我这一吓，他又开始乱用成语了。他是个小胖子，我第一次知道他的胸脯上居然有那么多的肥膘，像个女人似的。那肥膘也一嘟噜一嘟噜地在颤抖，嘴里狗屁不通地嘀咕道：“难以费解，难以费解，简直令人难以费解！”
接下来，他基本上像个傻子。我说什么，他就重复什么，就像是个回音壁似的。我说，你大概不会去报案吧？他就说，报案！报案！我说，你能不能先去打盆水，让我洗一洗？他就说，打盆水！打盆水！我说，你有什么干净的平常不穿的旧衣服，让我对付着穿一下，他说，旧衣服！啊，旧衣服！我当时真的给他气急了，冲着他大叫起来：“你他妈的别抖了！”他说，“噢，不抖不抖。你刚才说什么？”我当时有一个预感，要是我再在他那里多呆几分钟，等这小子回过神来，我八成就走不脱了。他一定会下楼报案的。我就故意问他：“你总不至于会逼我去自首吧？”小王说，“自首自首，理应自首。桑榆已逝，东隅未晚。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简直令人哭笑不得。
从小王家出来，我看见天边的树梢上空，曙河已开，天眼看就要亮了。我哭着，在空荡荡的马路上横冲直撞。心里忽然想到，要是我刚才跑到你家去，你会怎么对待我？我完全不敢想下去了。直到现在，我有时仍不免会这样想，当我的这些信落到你的手里，你会不会把它交给公安局去请功，让全副武装的公安人员来抓我？会不会？你被免了职，正需要立功赎罪的机会，以便东山再起。要是真的这样的话，我也认了，死在你的手里，我也心甘情愿。一个没有任何留恋的世界，我即便活到一百岁，又有什么用？佩。十月三十一日。
6
花家舍虽有几分云遮雾罩般的神秘，可在谭功达看来，这里的一切都是好的。他很难想像一个长期生活在这里的人，还会有什么烦恼。谭功达在这里呆的时间越久，对花家舍的钦佩与留恋也越来越深。看起来，那个三十八军出身的郭从年简直就是天才！只可惜这个人躲着不肯见人。一开始，谭功达还抱着一丝侥幸心理，四处打听他的行踪。后来，一个放学回家的儿童团员告诉他，在花家舍，每个人都是郭从年。仔细一想，这话还挺耐人寻味的。
在谭功达的强烈要求下，他终于获得了正式的劳动许可——他被编入第七生产大队第二生产小组。当然，这不过是一个名义上的劳动组织，具体从事什么工作，是十分自由而随机的。几个月来，他学会了给桑蚕打草龙；乘着小船，去池塘里夹塘泥；培植浮萍和水花生；维修公社剿丝场的蒸汽锅，割稻、犁地、扬麦，样样在行。甚至，他还报名参加了田间地头巡回文艺表演队，学会了在当地颇为流行的文艺表演形式——三句半。那首三句半，是用来讴歌花家舍一个名叫春雨的女赤脚医生的，题目叫做“赤脚医生向阳花”。他负责说最后的半句，并敲锣。
可是，他的夜晚是愁苦和哀戚的。看着墙上那张地图，想像姚佩佩的行踪所铺展的泥泞而崎岖的道路，有时他整夜整夜地无法入眠。那是一个完全不同的现实，那是一条被种种阳光下的事物所遮盖住的幽僻的道路——我们每天都走在这条道路上，却浑然不觉。他一度异想天开地打算从化花家舍消失，赶往几百公里外的临泽，与姚佩佩见上一面。他甚至幻想着与她一起流亡，从此踏上那条用求乞铺成的不归路。当然，他也只是想想罢了。随之而来的是一连串疯狂的反悔、自责、羞愧和恐惧，以及种种难以名状的自我折磨。为了驱散夜晚濒临崩溃的疯狂和分裂，白天他更加卖力地干活。由于表现优异，有一天，花家舍的有线广播员竟然播出了一篇赞扬他的通讯稿，那是用快板书的形式完成的，标题就叫作：《夸一夸我们的巡视员》。清晨或黄昏，当谭功达扛着一把铁锨，在田间地头瞎转悠的时候，远远一望，简直就是花家舍土生土长的庄稼汉。
这天上午，谭功达和几个包着白头巾的老太太正在打谷场上用连枷打黄豆，看见驼背八斤像个金龟子似的，通过栈桥朝这边走来。他走得很快。八斤好不容易爬到打谷场上，汗流浃背，喘息未定，可他居然还能以金鸡独立的方式，用烟袋锅敲击鞋底，把烟屎敲落，看得谭功达目瞪口呆。
“你们家来人了，快回吧。”八斤照例咧开厚厚的嘴唇，露齿一笑。
听说家里来了人，谭功达浑身打了个冷战，怔怔地看着八斤出神。他早已忘了自己在梅城还有一个家！忘了张金芳！忘了拖油瓶的腊宝！忘了临走前才出生的那个襁褓中的婴儿……他跟在八斤的身后，一直走到干涸的湖边，才想起那孩子名叫端午。他是端午节时出生的。
张金芳带着两个孩子正在厨房里坐着吃饭。身边的桌子上摆着一个大大的花布包裹。腊宝似乎突然就长高了，粗布上衣改作成的裤子已经吊在身上，露出了一大截小腿。他张着嘴，嘴里塞满了白米饭，正用陌生的眼光打量着自己。张金芳的眼睛被西风吹得红红的，也不看他，抱着孩子，把嚼烂的饭吐在汤匙里，再喂给手中的端午。
谭功达朝母子俩走过去，拨开军大衣的衣领，用手指弹了弹孩子圆嘟嘟的小脸。那孩子一下就笑了。张金芳用胳膊捅了捅他，满脸不高兴地说：“哎哎哎，你先去洗个手好不好？满手的尘土，小心迷了孩子的眼睛。”谭功达赶紧掸了掸身上的灰土，走到屋角的水缸边，舀水洗手，却听见张金芳在背后冷笑了一声，道：
“嗬！你一个人在这过得挺美的嘛，怪不得半年多了也不给家里写个信，白花花的米饭不说，还有甲鱼汤喝。”
八斤听张金芳这么说，赶紧“嘿嘿”地笑了两声，解释道：“白米饭倒是不假。这个甲鱼汤并不是每天都有的。你这回来，正赶上我们这儿围湖造田，湖底的水抽干了，鱼多得吃不完，吃得我和老谭都腻烦了，眼睛鼻子里边都是鱼。”
随后他指了指地上的一只脸盆，又道：“我今天早晨在湖底转了转，不一会的工夫，就捉了这么一大盆泥鳅。晚上我给你们烤泥鳅吃。”说完，仍是笑眯眯的走了。
谭功达并不急着吃饭，而是从上衣口袋里夹出一只瘪塌塌的烟来，用手捏了捏，点上火。半年多没见面，他和张金芳一时不知说什么好。张金芳的神色看上去也不太对，眼泡都肿了，不像是给风吹的。腊宝吃完了饭，就蹲在地上，去拨弄那盆子泥鳅去了。
“你怎么忽然就来了？”谭功达讪讪地说。
张金芳把眼睛一瞪，不耐烦地道：“我不来，都霜降了，你哪来的衣服过冬呀？”
谭功达没有吱声。他的心里忽然掠过一丝不安：霜降一过，天就该下雪了。也不知道姚佩佩身上有冬衣没有？问题是，他现在也不能肯定佩佩还在不在临泽筑路。
“大半年了，成天盼星星盼月亮，却没见你寄一分钱回来。就是这次来花家舍的旅费，都还是连生给掏的。”张金芳微微侧过身来，嘴里数落着。
“我的工资要到年底才发，你又不是不知道！”谭功达说，“你说的那个连生是谁？”
“就是我们家隔壁的皮连生呀，他是个杀猪的，你忘啦？”
张金芳告诉他，梅城说不定很快就要拆县建市了。“你若是下次回来，说不定连家门都找不到了。听说，鹤壁地委的各个机关都要搬到梅城来。眼下那些大官们正集中在梅城开会呢。听说我们住的西津渡胭脂巷一带，都要搬迁，只是不知要搬到哪里去。”
张金芳的一席话，谭功达似信非信，“这是邻居间一般的谣传呢，还是有正式的红头文件贴出来？”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是听皮连生说的。他成天在外面杀猪，东奔西走的，消息灵通得很。”
“那原来的梅城县怎么办？”
“听说要变成普济县。据说县机关仍然设在梅城。领导班子也要大换血，到处都是挖土车。道路要加宽，大楼要修建，江边还要建一个全省最大的发电厂。如今的梅城，整个一个乱啊……我对皮连生说，要是地委和县委在同一座城里办公，上嘴唇和下嘴唇碰到一起，难免不打架。可皮连生说，那是不要紧的，你没见过北京有一个党中央，还有一个北京市吗？”
又是皮连生。
谭功达听张金芳张口闭口不离皮连生，眼前就忽然浮现出那个长得五大三粗的杀猪的壮汉来。不过，他的形象多少有点模糊。他只记得这个人每天挑着一个杀猪用的通条，早出晚归。各种尖刀、薄刀、挠钩和刮刨缀在肩上通条的一端，走起路来叮叮当当。看来，这个皮连生不仅擅长杀猪，对时下的新闻和各种小道消息，也颇为热衷。他不由地转过身去，朝妻子看了一眼。张金芳的脸不知怎么一下就红了。
过了一会儿，谭功达问她，过年怎么办：是自己回家过年，还是她带着孩子到花家舍来？
张金芳道：“你不用回去，我也不来。”
说完，又抬起手来，擦了擦眼睛。谭功达心里一愣，正想说什么，就看见驼背八斤不知从哪里拽出一张钢丝床来，满脑门都是汗。
他把钢丝床拖到了厨房里，对谭功达道：“晚上你们四个人睡一张床太挤了，我就给你们找了一个行军床来，可以给孩子睡。另外，我已经替你请了假，今天你就安安心心待在旅社里，陪陪老婆孩子，下午就别出工了。”随后，他去水缸边打了一桶水，用抹布仔仔细细地擦起床来。张金芳见状，赶紧将孩子塞给谭功达，自己过去帮忙。她比以前更胖了，谭功达看见她的脚背鼓鼓囊囊的，似乎随时都要将布鞋的搭袢崩飞。
到了晚上，腊宝累了一天，早早趴在钢丝床上睡着了。张金芳和谭功达带着端午盘腿坐在大床上说话。两个人各有各的心思，东一句，西一句，怎么也说不到一块去。驼背八斤特意给他们送来的满满一碗红菱角，在难堪的沉默中，他们连动都没动一下。
“这房子里，怎么有一股焦糊味？”张金芳抱怨道。说着就从床上跳下来，浑身的肉一阵乱晃，到处闻闻嗅嗅：“是有味！是灰烬的味道，你是不是在房间里烧过什么东西？”
谭功达的心里更乱了。他看见窗外掉光了叶子的金银花丛中，藏着一个又大又圆的月亮。即便是在晚上，花家舍的村民们都在围湖造田的工地上挑灯夜战，他不时可以听到唧唧喳喳的说话声，间或还能听到一两声喊号子的声音。到了这会儿，佩佩也该睡了吧。不知道她是不是也在看着这轮秋月？张金芳依旧坐在他身边，问他在看什么，怎么连一句话也懒得说？谭功达想了想，只得开启金口，喃喃道：
“睡吧。”
随后他就拉灭了床头的电灯。到了后半夜，谭功达觉得自己的后背湿漉漉的，原来是张金芳一个人在悄声地啼哭。谭功达迷迷糊糊地睁开了眼睛，月光似乎更亮了。他捏了捏张金芳那布满老茧的粗大的手，忽听得张金芳啜泣道：“老谭，你不会恨我吧？”
“恨你？”谭功达还没完全睡醒，声音有点大，“我干嘛要恨你？”
“要是我告诉你……”她哭得更厉害了。谭功达见她撩开帐子，擤了一把鼻涕，并将它抹在床沿上，接着道：“要是我做了什么对不起你的事呢？”
谭功达深深地吸了口气，然后转过身来，小声道：
“是不是那个皮连生？”
“咦，你怎么会知道？”张金芳满脸狐疑地望着他。在月光下，她那宽宽的脸庞就像一面镜子，谭功达从中照见了自己的冷漠。如果说，他原先对张金芳多少还有点歉疚，现在连这点歉疚都跑没影了。嗯，我猜得不错，他们还真的有事！我早就料到她与杀猪的皮连生之间有什么事！
张金芳抽抽嗒嗒地说，怪就怪那天中午，她煮汤用的铝锅坏了。铝锅上的木柄螺丝松了，把手整个掉了下来。她就到隔壁去借起子……
“皮连生那狗日的，那天恰好没有出去杀猪，他姐姐那天也恰巧没在家。他躺在一张旧竹床上，听收音机呢。我一看那鬼，心里就是一吓，扭头正要走，皮连生就从椅子上坐了起来，一脸坏笑地问：‘大嫂有什么事吗？’我告诉他铝锅的螺丝松了，手柄掉了下来，我想借把起子，把、把、把手柄装上去。那鬼东西，眼睛里就生出精光来，把短裤往下一拉，笑着说：‘大嫂，我这里倒有一个长柄，要不我现在就替你装上？’那畜牲，那畜牲一把拽住我，往竹床上一按，那床就塌了。我一抬头，看见头顶的大梁上用铁钩吊着的一只猪头，那猪头还不时地往我脸上上滴着血水呢……”
谭功达静静地听着，半天都没有说话。整整一个下午，他脑子里曾出现过这个情景的无数画面，可是当它从张金芳的嘴里说出来，毕竟还是有点不太一样。
张金芳用胳膊碰了碰他，“哎，你，你怎么一点，一点都不生气？”
“不生气。我不生气。”
他想找出一两句话来安慰她，想了半天只是无力地摸了摸她浑圆的背，忽然冒出一句：“你，你当时是不是很难受？”
谁知他这一说，张金芳哭得更厉害了：
“要是难受就好了……”
张金芳忽然紧紧地抱着他，完全不担心吵醒孩子和楼下的八斤，把头埋在他怀里，嚎啕大哭。谭功达被张金芳哭得心烦意乱，便拽了拽被头，蒙住了自己的脸。好在不是佩佩！那个把佩佩带到临泽的卡车司机为什么对她那么好？还给她送甘蔗！而且用嘴替她剥去了甘蔗的皮……他会不会就是另一个皮连生？而佩佩对那司机，似乎也颇有好感。闭上眼睛，他满脑子都是姚佩佩的身影。他仿佛看见她躺在临时搭建在玉米地里的工棚里，斜靠在床铺上，一边吃甘蔗，一边对皮连生式的司机傻笑。那笑容既暧昧，又危险！谭功达的心一点一点地沉下去，再也睡不着了。
张金芳第二天就带着孩子离开了花家舍。谭功达一直将他们送到桑园边的渡口。桑树的叶子都落尽了，几个公社社员戴着手套，在给桑树剪枝。船刚刚离开岸边，张金芳止不住又哭了。她一手搂着腊宝，一手抱着小端午，三个人都怔怔地看着他。，冷不防船一加速，她差一点没站稳，在船头打了一个趔趄。远远地，他听见张金芳用尽全身的力气朝他喊道：
“谭功达，谭功达，我会给你带好孩子的。”
她不叫他老谭，也不叫他功达。听她话里的意思，好像有一点诀别的味道。谭功达知道，她恐怕一回到梅城，就要搬过去和那姐弟俩同住了，说不定（更有可能）他们早就在一起过了。谭功达久久地站在岸边，心里空落落的。当他再次抬起头来，搜索他们母子三人的身影时，那船已经开得远了，湖面上只有一个小黑点。很快，那个小黑点也融入了芦苇的枯枝败叶之中，不见了。
张金芳走后没两天，从梅城来了两个身穿灰色制服的办事员，他们自称是县民政科的人民调解员。他们给他带来了一份张金芳请人代写并按了手印的《离婚申请书》。谭功达接过申请书，看也不看，就要签字，调解员严肃地阻止了他：“我们这次来，并不是要你签字赞成离婚。恰恰相反，我们此行的目的，是为了挽救你的婚姻！”
“没有什么好挽救的，调解员同志，不需要你们费心，我完全同意。”谭功达很不耐烦地说。
“你这话就不对了，婚姻和家庭是我们这个社会最小也是最重要的结缔组织。它的和谐与幸福关系到社会的安定，党和国家的安危，岂能视同儿戏！即便你认为夫妻感情实际上已经完全破裂，我们也要认真地履行每一道调解程序。在梅城，妇联的同志们也会同时去做张金芳同志的思想工作。总而言之，在是否离婚这件事情上，我们希望你采取一种严肃而负责任的态度。我们今天就先谈到这儿，三个月之后，我们还会再来的。”
“如果三个月之后我们仍然坚持要离婚呢？”
“六个月后还会有第三次。一直到你们决定不离婚，撤回离婚申请为止。整个过程要长达三四年，到那个时候，你们如果还要离婚的话，我们就会视具体情形，启动另外的程序……”
7
除夕的前一天，到了下午，风向偏东，天空昏黄，忽然下起雪来。大片大片的雪花伴着“嗖嗖”的冷风狂飞乱舞起来。大雪一直下到第二天早上。谭功达从床上醒来，看见艳阳高照，朝北窗户外的屋檐下已经挂上了一排冰凌，湖底整个都被积雪覆盖住了。
工地上的一面面红旗在阳光下显得格外鲜艳，谭功达看见湖底中有七八个人正在挑土，他记得昨天下午公社就宣布放了假，今天怎么还会有人在那儿上工呢？花家舍的方向隐隐有鼓声传来，不过他听不太真切。谭功达懒懒地躺在床上，抽着烟，忽然听得楼下有人叫他。
是小韶。很快，他就在嘁嘁喳喳的鸟鸣声中辨出了她的笑声。谭功达穿好衣服，刚走到楼梯口，就听见驼背八斤嘴里哼哼唧唧地说道：“左边左边，上边，再下来一点，还要往下，对了，使劲……”
到了楼下一看，谭功达不由地笑了：原来小韶在替八斤挠痒。他看见八斤双手扶着墙角，弯着身子，大概是小韶挠着了痒处，舒服得龇牙咧嘴的。
小韶今天穿了一件新棉衣，布底是白色的，却印有绿色和暗红色的花点，脖子上却围了一条大红的围巾，脸色被风吹得红彤彤的。看见谭功达下了楼，八斤就开玩笑地对他道：“小韶这孩子，哪里是为了给我挠痒痒，她分明是对我的驼背感到好奇，忍不住要去摸摸它到底是什么样子的。”说完，露出了一口大黄牙。
小韶一听，忽然就变了脸，假装生气地把手抽出来，在他背上捶了一拳，道：“死八斤！你别得了便宜还卖乖！谁稀罕你背上那瘤子？摸上去就像是个圆圆的秃头脑袋，滑溜溜的，让人心里难受死了，呸！”
一老一少在门前斗着嘴，说笑一通。谭功达已经刷完牙，洗了脸。小韶要带他去参加公社的迎新茶话会，时间定在了上午十点。由于担心迟到，八斤催促他们赶紧走，“饭就不必吃了，团拜会上自然有点心水果，可以充饥。”
谭功达跟着小韶从向阳旅社里出来，踩着“吱吱”直叫的冻雪，朝公社走去。刚刚上了栈桥，小韶忽然装过身来，伸出一只手，在阳光下正反面看了看，对谭功达道：
“这个死八斤，死驼子！你看看我这只手。”
她说，她早上来通知他开会，看见八斤像头牛似的，后背顶在墙上蹭痒痒，小韶就开玩笑地的问他是不是背上痒，要不要替他抓抓，“本来是开句玩笑，谁知那臭八斤一撅屁股，真的要我替他抓痒！这驼子，一年到头也不洗个澡，浑身都是油泥。抓完痒，我的五个手指缝里都填得满满的。回去得找把小刷子，好好刷它一刷。”
栈桥上积了一层厚厚的淤雪，让太阳一晒，又软又松，踩上去脚底有些打滑。小韶看见谭功达双腿打晃，跌跌撞撞，就赶紧回过头来，搀住了他的一支胳膊。这个自然的举动立即遭来了众多猜疑和质询的目光。他看见正在湖底干活的那一伙人，都不约而同地停下手里的活，笼着袖子，朝他们张望。
“公社不是放假了吗？怎么还有人干活？”谭功达的嗓音有些发颤。他的手碰到了小韶那柔软光滑的棉袄上，布面凉凉的。同时他也闻到了她身上淡淡的脂粉香。“他们一定是公社的积极分子，对不对？”
“当然不对。”小韶笑道：“他们是黑五类。按照公社的规定，他们在节假日期间必须全体出工，接受社员们的监督改造。”
谭功达点点头。
一阵咚咚的锣鼓声把他的目光吸引到小学的操场上。那儿出现了一堆扭秧歌的人群，锣鼓喧天，彩带飞扬。几个年轻人踩着高跷，行走在积雪覆盖的池塘边。谭功达还真的替他们捏着把汗，担心他们会从高跷上摔下来。
“那是公社的秧歌队。就是与你同船来到花家舍的那伙人，他们正在送喜报。”
“什么人有资格得到喜报？”
“劳动模范，先进生产者，一百岁以上的老人，当然还有烈军属。”
“那些带红袖章的又是什么人？”谭功达指了指风雨长廊里坐着的一群人，问道。
“是移风易俗办公室的。他们正在例行巡查，大概是走得累了，在廊下歇歇脚。”
说话间，他们已经从栈桥上下来。长廊上的积雪早已被人扫得干干净净，有的地方还洒了炉渣。谭功达隐隐闻到空气中有一股肉香味，同时他也听到不知从什么地方传来的“笃笃笃”的剁砧板的声音。小韶介绍说，那是公社食堂的厨子正在忙着晚上的年夜饭。按照花家舍的惯例，全体社员晚上要聚在一起包饺子，集体过年，“我刚才专门去了一次食堂，让管理员廖明辉去调整了座位表，把你调到了我们的桌子上。”
“干嘛要去调整座位表？”
小韶调皮地做了个鬼脸，笑道：“在你见到郭从年之前，你暂时归我管。”
小韶的这句话让他心里很受用。多么好的姑娘啊！成天乐呵呵的。似乎还不知道烦恼为何物！她的无忧无虑与村子里那些目光呆滞的社员形成了多么明显的对照！他们走到打谷场的附近，谭功达不禁再次停下了脚步。他看见有十几个解放军战士正双手握拳，拳心向上抵在腰间，沿着打谷场在跑步。鲜艳的帽徽领章在阳光下闪闪发亮。
“怎么，你们公社竟然还有驻军？”谭功达转过身来问她。
“哪儿呀，为了庆祝今年的大丰收，公社专门从部队请来了这批客人，晚上要进行焰火表演。”小韶再次呵呵地笑了起来，“像你这样东瞅西看，一步一停，我们永远都到不了公社。”
他们抵达公社的会议室，迟到了足足十五分钟。茶话会早就开始了。会议桌是椭圆形的，正襟危坐的与会者里外围了三层。小韶拉着他坐在靠门的两个空位上，桌上满满地堆着瓜子、花生、糕点和糖果。小韶知道他没有吃早饭，刚一坐下，就揪下一只香蕉，剥了皮，送到他手中。谭功达接过香蕉，正要吃，忽然看见所有的与会者都表情严肃，不苟言笑。他们手执同样的红铅笔，在会议材料上写写画画。谭功达满脸羞惭地将香蕉放下，也学着他们的样子，拿起一支铅笔来，绷着脸，像模像样地在材料上划起线来。
正在发言的是一个三四十岁的中年人，风纪扣扣得严严的，头发梳向后脑，上衣的口袋里别着好几支钢笔，中山装外面还披着一件灰黑色的旧呢子大衣。这人说起话来不急不徐，喜欢重复自己每句话的最后三个字，一看就是个来头不小的干部。他正在做工作报告。每当他提高嗓门的时候，台下的听众就予以配合，爆发出一阵暴风雨般的掌声。谭功达正要通过他的发言内容来辨别他的身份，小韶将一页会议记录纸悄悄地推给了谭功达。谭功达一看，见上面写有这样一句话：
怎么不吃了？我保证香蕉里并没有下毒。
这个不经意的举动立刻在他心里荡起了一层波澜。他再次想起了姚佩佩。每次开会，佩佩都要通过写纸条来与邻座交谈，还不时地会心一笑。谭功达坐在台上，看得一清二楚。每次看到她这么做，心里都有一股无名火起。他曾多次严厉批评过她，可佩佩依然我行我素，简直拿她一点办法也没有。没想到，今天他和小韶居然也干起了这种把戏！时间又回去了。没办法，真的没办法！任何一件事都在暗中指向她。他把纸条拽过来，在下面写了这样一句话：
正在发言的这个人，会不会就是郭从年？
而小韶的回答很快就传递到他的手上：
不是。
接下来发言的是一位白发长者。由于他获得的掌声超过了两分钟之久，再加上他长髯飘飘，气度不凡，掌声一停，谭功达赶紧在纸上写下了这样几个字：
这个人是不是？
这一次小韶的回答则要详细得多：
也不是。此人名叫甫向高，是中心小学的校长。你朝窗口的方向看，那里有一个座位是空着的，挨着取暖用的火炉。
谭功达使劲地侧了侧身体，从一个戴鸭舌帽的高个子身边看过去，果然发现里边有一个座位空着。很明显，这个位置是为一位特别的人预留的，很有可能就是郭从年。因为他的椅子比别人要大许多，带着宽大的扶手和颈垫，座位前还放着一簇盛开着腊梅的花丛。三只扩音器的话筒并排放着，每只话筒上一律蒙着红绸布。这个人并未到场，可他的桌前照例放着白瓷茶杯，铅笔，和一叠会议材料。郭从年虽然没有到会，但谭功达却隐约感觉到他依然在场：座椅和摆设就像一双无声的眼睛，正在扫视整个会场，这个并不在场的人物依然在听取每一个部门的负责人所做的报告。既然郭从年始终作为一个神秘的象征人物，在指挥着花家舍的一切，这样的布置显然另有一番深意。
随后，谭功达观察到了一个令他十分震惊的举动：穿梭于与会者之间的女服务员（她们穿戴统一的服装，带着白手套，挂着统一的服务标识），每隔十几分钟就要去那个空位上更换一次茶杯中的茶水。既然郭从年并未出席今天的茶话会，她们为什么还要给他更换茶水呢？这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谭功达百思不得其解。
好不容易挨到会议结束，在公社大院外刺目的阳光下，他向小韶立即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
“那是因为郭从年随时都会出现。”小韶说，“他到底会不会来，谁也说不准。”
“那么，以前有没有出现过类似的情况，会议开到一半，郭从年突然从门外走了进来……”
“那倒从来没有过。”小韶压低了声音，对他说：“不过，谁也不能保证，下一次会议他就不会来。这个人有点孩子似的淘气，喜欢恶作剧，有时候甚至有点喜怒无常。没人知道他的脑子里会突然出现什么怪念头。有一回，半夜两点钟，他通过秘书召集公社的全体干部召开紧急会议。可当与会者顶着刺骨的寒风全部到齐之后，他又让另一个秘书出来传话，说会议临时取消。”
谭功达还想说什么，可小韶正惦记着晚上的文娱表演，她要去公社文化站参加彩排。于是，两个人就在大院外匆匆分了手。
可是到了晚上，在公社食堂的临时舞台上，谭功达并没有看到小韶上台表演节目。她独自一人坐在桌边，望着满桌热气腾腾的菜肴，显得闷闷不乐。因谭功达与她的座位之间还隔着三个人，又不便探问，只得朝她挤眉弄眼，想逗她一笑。可小韶理也不理他，装作没有看见。
正在这时，谭功达右侧的一个掉光了牙齿的老者突然端起酒杯，颤巍巍地站起来，向他敬酒。谭功达忙不迭地扶了他一把，自己也站了起来，不免与他攀谈几句，互道寒温。等到他重新坐下，忽然发现小韶已经不见了踪影。尽管满桌的人跟着一个个向他敬酒，一位年轻的少妇还不时地往他碗里夹菜，可谭功达心里仍然不是滋味。在勉强喝了几杯闷酒之后，虽说年夜饭才刚刚开始，谭功达推说身体不舒服，辞别了众人，道过了新年祝福，一个人出了食堂，踏着冻雪，往向阳旅社走去。他不知道小韶遇到了什么不开心的事。她的眉头皱得那么紧，眼睛亮闪闪的，似有泪光闪烁。心里觉得有点放心不下，却也无可奈何。
驼背八斤没有去食堂吃年夜饭。他养的老母猪恰巧在前天夜里生出了一窝小猪，说不定此刻他正在照顾那些小猪仔呢！
厨房和会
客厅里漆黑一片，可是八斤的卧室却亮着灯。灯光透过纸糊的窗格照亮了西窗下的一把扫帚和两只粪桶。他远远地看到屋里人影晃动，并且传来了高声谈笑的声音。也许他的家人正在陪他一起过年吧。可奇怪的是，当谭功达走到窗下，屋里的谈笑忽然停止了，只有收音机里正在播送的八点钟的新闻提要：蒙古部长会议主席泽登巴尔访问中国；《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列宁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
谭功达回到楼上自己的房间，开了灯，暗暗吃了一惊。在他的桌上，搁着一只精致的水果篮，篮子里装满了红通通的国光
苹果，还有一袋炒熟的花生，一小袋水果糖。这大概是公社特地给他准备的新年礼物。篮子旁边搁着一条牡丹牌香烟。即便在梅城当县长的时候，谭功达也很少能够抽到牡丹烟。有一年，钱大钧不知从哪里替他搞来了一包牡丹烟过年，他也只是在抽了一整包又哭又辣的“光荣牌”之后，才取出一支“牡丹”染染嘴。仅此一点，就可以看出花家舍的经济实力和富裕程度。
篮子里一包核桃仁的下面，有一个没有封口的信封，谭功达打开它，发现里面是一封写给他本人的新年贺信。在这封信的开头，照例是一段毛主席语录：
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
他觉得这段语录并非是随手抄录的，写信人经过了精心的挑选，用在给他的贺年信中，显得特别贴切。接下来，写信人代表公社，感谢他九个月来远离家乡，为花家舍人民公社的建设所付出的辛劳；感谢他为花家舍一千六百多位百姓所带来的深厚的阶级情谊；期待他继续当好人民的巡视员，对花家舍多多批评指教；为花家舍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继续贡献自己的力量。虽说都是一些套话，可是在这个特别的夜晚——尤其是信件是用蘸水的钢笔写成的，并非冷冰冰的印刷品，还是让谭功达感到了一丝温暖。在这封信件的末尾，出现了这样一行小字：
亲爱的巡视员同志，通过与您的朝夕相处，我们发现您常咳嗽，烟抽得很凶。尽管抽烟不算是一种坏习惯，可抽多了毕竟对身体不利，能不能请您少抽一点呢？
这封信的字迹遒劲有力，有好几处使用了繁体，似乎是出自一个年长的文书之手。而从信件的末尾的语调来看，又透出一股女性的细致入微的体贴。他想像着写信人的容貌（当然不可能是小韶），谭功达的心中涨满了感激的潮水。他忽然悟到，郭从年常年闭门不出看似古怪的行为，其实是很有远见的。他感觉到，给他写信的并不是一个具体的个人，而是他朝思暮想，试图在梅城建立的人民公社时，泪水差一点夺眶而出。没有人能真正看得见公社，而公社却无处不在。他来到花家舍的这段日子，出于某种见不得人的强烈的嫉妒心，也是出于自己在梅城失败的愤恨，他似乎一心要找出花家舍现有体制中的种种弊端，以自我安慰，可不幸的是，到目前为止，他所有的努力几乎都失败了。
午夜时，谭功达被“嗵嗵”的礼炮声惊醒的时候，发现自己躺在床上，没有脱鞋，双脚都被冻僵了。他头痛欲裂，焦渴难忍，伸手抓过桌上的热水瓶摇了摇，早已空了。礼花炮弹一朵朵冲向阴晦的天空，把花家舍照得如同白昼。在天空绽放的伞形礼花播撒出纷纷下坠的流星，还能听到“噼噼啪啪”的爆炸声。借着礼花的光亮，他能看见打谷场上孩子们兴奋而迷惑的脸。
谭功达打开门，看见楼下隐隐约约还亮着灯光。驼背八斤似乎还没有睡。他抓起茶杯，从楼上下来，打算到八斤那儿讨点开水来泡茶。
驼背八斤的门虚掩着。门缝中泄出的一缕灯光折射在楼梯口的一只大花猫上。谭功达轻轻地推开门，发现里面空无一人。第一次进入驼背八斤的卧室，就碰见主人不在，谭功达的心里有一点忐忑不安。屋子里凌乱不堪，堆满了杂物，一张木桌摆在屋子中央，四面都有条凳，满地都是烟蒂。桌子上摆满了茶杯，谭功达数了数，一共七个，似乎是来拜年的客人所用的。有几只茶杯还冒着热气，说明客人刚刚离去不久。驼背八斤这会儿也许是去送客了，也有可能到屋外观看礼花表演去了。
那张单人床倒是被收拾得非常整齐，一尘不染，只是枕套有点脏，油腻腻的。谭功达抓过水瓶，正要倒水，无意中看见床上的枕边搁着一本打开的书。他想起八斤一有空闲几乎是手不释卷的样子，不免就有几分好奇，他将茶杯放下，坐在床头，抓过书来，细细翻看。
这本书的出版年代想必十分久远，随手一翻，书页就像散了架似的，露出了里边的根根丝线。封面和开头的几页都已散失，只是从磨得起了皮的书脊上还能看清《天方夜谭》这几个字。这个拉里邋遢的驼背老头，居然对这种书还能读得津津有味，这本身就有点近乎天方夜谭了。谭功达笑了笑，摇了摇头。这老头，真的还挺有意思的。在夹着一枚书签（那是用纸扇的扇骨做成的）的第368页，驼背八斤在书中的这样一句话旁边划了一道竖杠：
无论如何，你千万不能打开那扇门，千万不能。
谭功达看见书页的两边和页边的空白处写满了密密的批注，那些字迹十分潦草，简直就像大夫开出的药方似的，难以辨认。主人不在的时候，随便翻看人家的东西，是不太礼貌的行为，更何况八斤随时都有可能推门进来……想到这儿，谭功达慌乱地合上书，仍按原来的样子在枕边放好，随后就离开了他的卧室，带上门，上楼去了。
花家舍的礼炮已经放完了，空气中还有一股淡淡的硫磺味。漆黑一团的花家舍此刻已经是一片死寂。他似乎听小韶说过，出于安全考虑和移风易俗的需要，花家舍严格禁止私人燃放鞭炮。
他在桌边坐了会儿，忽然想起自己刚才上楼时把茶杯忘在八斤的卧室了，就打算下楼去取。他刚刚打开门，就看见驼背八斤正站在门外的黑暗中，向他无声地微笑。
“谭同志，你把茶杯忘在我那儿了。是不是吃年夜饭时多喝了酒？”八斤把他那只有尼龙护套的玻璃杯递给谭功达，“我自作主张地在你的杯子里放了几朵金银花，这东西最能解酒，不知道合不合你的口味？”
8
中午离开小纪的时候，天还好好的，可不一会儿就落起雪来。东北风刮得也紧，扯帛裂絮，很快路上就是白茫茫的一片了。我真后悔从小纪离开，一个人在雪地里走着，四周看不到一个人。不知过了多久，天就黑下来了。我在一个埋死人的坟堆里迷了路，又冷又饿，两眼冒着金星，像有无数萤火虫在眼前飞来飞去。渐渐地，我就没有力气往前走了，坐在坟堆中，一个人哭了起来。可到了后来，就连哭的力气也没有了。难道我今天晚上就要死在荒郊野外？像条野狗似的，冻死在这个乱葬冈上吗？哭了半天，还得强撑着站起来往前走。路上黑洞洞的，并不见一座村舍。大雪把一切都抹平了。
我也不知道自己走了多久，终于看见远远的地方有一丝微弱的光透出来，疑心是座村庄，心里有了盼头，就深一脚浅一脚地朝那灯光走去，可是你往前走，那灯也往前走，仿佛永远走不到跟前。好不容易到了近处一看，哪里是什么村庄，原来是运河中停着的一只小船！借着那片微弱的灯光，我才知道雪下得有多大。
我朝船家喊了几声，可是张开嘴，嗓子是哑的，发不出什么声音来。最后只得朝那条船胡乱地挥手。正好船家的一个姑娘到河里来打水，那姑娘站在船头，端详了我半天，这才把船摇到岸边，放下了跳板。到了船上，仿佛是担心她会拒绝我向她借宿，我蛮横无理地对她说：
“无论如何，我都要在这里住一宿。”
那姑娘穿着一件红色的绒线衣，眼神有点发飘，对我笑道：“那就住下呗。”
她扶着我，揭开厚帘，进了船舱。舱里生着炭火，暖融融的。很长一段时间，我只是双手抱着肩膀，坐在炉子边发抖。奇怪的是，那个姑娘也像我一样，一刻不停地簌簌发抖，而且抖得比我还厉害。我就问她：“你是在取笑我吗？我发抖是因为冷，你在那儿乱抖做什么？”
那姑娘笑了笑，平静地对我说：“我有病。不论是什么时候，我都会发抖的。”
我问她得了什么病，她只是摇头叹气。这姑娘不怎么爱说话，对我的来历没有任何好奇心，也不问我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怎么会落到这步田地。她像对待自己的家人一样，给我热了饭，然后坐在一边，抖抖索索地看着我吃。我发现她的绒线衣袖口都磨破了，挂下一绺线头来。她的右耳边还长了一块赘肉。这是一个心底纯良的姑娘。
现在，我躺在被窝里给你写信。我和那位姑娘抵足而眠，船舱里很暖和，只是被子有点潮。四周静极了。我没有问她的名字。小油灯的火苗扑哧哧地闪着，可雪片落到运河里，船上，全没有一点声响。
姚佩佩的来信给他一种奇怪的感觉，她在信中描述过的那个船家姑娘，自己似乎在哪见过，可到底在哪儿，他却怎么也想不起来了。也许是错觉，也许是在梦中。他觉得自己的记性就像一盘点完的蚊烟香，看上去还完好如初，可实际上早已成了一团灰烬。
这封信写于大雪飘飞的冬天，可到他手中的时候已经是三月底了。这封信在途中走了整整一个月。现在早已开了春，天气也渐渐地暖和了。或许是邮局在春节期间因员工放假而造成信件积压，也有可能是信访办的老徐回家过年，未能及时收转……另外，给他送来这封信的并不是小韶，而是一个十七八岁的小男孩。
这个男孩长得白白嫩嫩的，有些害羞。谭功达对他说，以前都是小韶给他送信来，这回怎么换人了？那男孩腼腆地笑了笑，没有多说话。谭功达又问他最近又没有见到小韶，小男孩想了想，字斟句酌地说道：“以前邮局不知道我们村来了一位巡视员，不知道您的住址，现在知道了，就用不着麻烦小韶了。”这孩子别看人小，说起话来滴水不漏，无懈可击。可谭功达还是为小韶感到担心。他曾特地去看了一次《白毛女》的演出，原来小韶所饰演的那个角色也已经换了人。
六天之后，谭功达一连收到了姚佩佩的两封信，信是从丁沟邮局发出的，一看到邮戳上“丁沟”两个字，谭功达心里吓了一跳。
我现在是在公路边的一个蜂房里给你写信。谭功达躺在床上，只看了这一句，就从床上跳了起来，就用铅笔在地图上找到丁沟的位置，在那儿画了一个五角星。像是久违了似的，他终于看见了她的踪迹。天哪，你居然在这儿！我现在是在公路边一个废弃不用的油毡房里给你写信，白天出去乞讨，晚上仍到这里落脚。我不知道自己如今来到了什么地方，也懒得去管它。反正只要有路，往前走就是了，管它走到哪里？糊涂，糊涂！你可真糊涂！你他妈的是找死啊！你现在的位置是在丁沟，丁沟你知不知道？你要是再往前走，用不了三四天，就到了梅城了。太危险了，赶紧掉头往北走，或者往西，不能再往南走了！怎么绕了一大圈，又回来了呢？昨天，在乞讨的路上，经过一个集市，市场上有一个旧书摊，看到一本书，想到可能对你有用，打算替你买下来，可凑上所有的钱，只够得上书价的一半。最后，那卖书的也不耐烦了，按半价三毛七分钱卖给了我。你现在是不是恢复工作了？或者仍在赋闲？念念。佩佩。三月六日。谭功达赶紧拆开另一个信封，把那本书抽出来一看，原来是《沼气的构造与使用》。即便到了穷途末路，佩佩仍然严格地遵守通信条例，将信件和印刷品分开来寄，这让谭功达在敬佩之余，也深感痛惜。佩佩，佩佩，假如时光真的可以倒转……
看着这封信，谭功达站在地图前，嘴里不停地嘟嘟囔囔，就好像他说的每一句话佩佩都能听见。
丁沟这个地方，谭功达再熟悉不过了。那是有名的俗称“锅底”的地形：遍地水泽，港汊纵横。二十多年前，他还在打游击的时候，曾在那儿驻扎过七个月。他记得有一天傍晚，他率领十七八个游击队员，从丁沟的芦苇荡突围。他们以急行军的速度，只用了一个晚上的时间，就到了梅城脚下。如果姚佩佩沿着公路继续往南走，用不了多久，就能抵达三河镇，而三河镇与梅城差不多可以隔江相望了……
考虑到全县境内到处都张贴着捉拿她的通缉令，说不定她一旦进入梅城县境，就会立刻被人认出来。佩佩呀佩佩，你这是怎么搞的么！你这是自投罗网呀！
在接下来的每一天、每一个小时中，谭功达都是在焦躁不安中度过的。窗前的那丛金银花已经长出了新枝，而通往花家舍的那条栈桥，也早已拆除。为了方便施工，填湖的农民在湖底新筑了一条临时道路，现在路上已经长满了青草。
由于整夜整夜的失眠，他成天神思恍惚。一天他在湖里挑土时，突然歪在一处土堆旁睡着了。直到后半夜，驼背八斤打着手电筒，才把他从工地上找了回来。从那以后，谭功达一连三天没有出工，人也开始渐渐地变得颓唐起来。他很久没有刮过脸了。除了一日三餐，也很少下楼。有时在厨房里碰到八斤，也不跟他说话。与此同时，他感到自己的身体也在霏霏春雨中迅速衰老。有一天早上，他偶然照了一下镜子，发现自己两鬓的头发连同胡子几乎都全白了，人也瘦得几乎脱了形。他的牙床肿得老高，嘴里像是衔着一枚鸡蛋，眼眶里却沁出了怕人的绿光。
公社方面似乎很快就觉察到了他的这一反常举动，特地的派了一个干事，带着女赤脚医生春雨上门为他治病。当凉凉的听诊器划过他胸前的肌肤时，他甚至有些疑心这个带着口罩的赤脚医生就是姚佩佩本人。
姚佩佩几乎是无处不在的。当他坐在黑暗中，透过窗户，看着天上那大而模糊的月亮时，他没有理由不相信，佩佩也在同一时刻仰望苍天；一只从窗外飞进来的蜜蜂，使他立刻联想到此刻佩佩正住在公路边一处破旧的蜂房里——他听到了佩佩那沉重而哀怨的叹息；床上的枕芯窸窸簌簌，像是她没完没了的呢喃低语，最后汇入了屋顶上沙沙的雨声。佩佩，你要是知道我现在是怎么想的，那该多好！他一刻不停地想像着佩佩正在遭受着的一切：她在逃亡途中所经过的山川和河流；她所经历的风霜雨雪、晨昏朝夕；她脸上的泪水……他甚至能够像精灵一样钻入她的体内，躲藏在她灵魂的深处，捕捉到她在每一个瞬间所展现的微妙心理变化、她的颤栗和恐惧。
渐渐地，谭功达觉得自己的命运与姚佩佩奇妙地合而为一。身影、梦魇甚至就连呼吸的节奏都合二为一。仿佛此刻正在逃亡的正是谭功达本人。佩佩，我又一次梦见了你！我看见你还是十六、七岁时的样子，扎着羊角辫，穿着红红的新嫁衣，站在一条满是灰尘的大路上。那天刚好没有风，云层压得很低，而桃花全都开了……
他们声气相契，灵犀相通。十五天之后，姚佩佩的来信多少证明了他的这种感觉。
奇怪，我怎么忽然听得懂这里的人说话了。这个地方叫白茆，靠近三河镇。白茆村的人所说的每一句方言我居然都能听得懂。废话，三河镇离梅城这么近，你在这儿工作了这么多年，怎么会听不懂这里的乡音呢？三河镇这个地方，你怎么会不知道？信访办的老徐就是三河镇的人哪！一个到山上来进香的老太太对我说：“闺女，这不奇怪。这证明你上辈子就是我们村的人。”我在村外山上的一座大庙里栖身。这所庙宇屋顶坍塌，柱廊朽坏，到处都长满了齐腰深的茅草。我想起了小时候读过的那首《黍离》。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庙里的佛像和罗汉都被人敲碎了，可是还是有人半夜三更偷偷地到庙里来进香。他们偶尔也会带来一些供品。刚开始见到供品，我还傻乎乎地心里暗暗高兴，可随便拿起一个馒头往嘴里一咬，却发现根本不是白面馒头，而是用木头做的。大概是这一带粮食十分稀缺。大雄宝殿里有很多的老鼠，不过月亮却很好。还有泉水从山上滴到石洞里，十分幽寂。
昨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站在一条大路的中间。那路上的尘土又细又软，且极厚，这大概就是古人诗句中常说的“香尘”了。放眼一望，路的两边都远得没有尽头。南风在那里横吹着。道路旁边隐约有一个村庄，村里的桃花全开了，红红的一片。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的桃花，艳得有些怕人，太绚丽了，像是有无数的孩子扯着嗓门在喊叫。天上的白云也是闲闲的，压得很低，仿佛伸手可触。
我站在大路中间，不知道该往哪边走。忽然看见一辆吉普车卷起烟尘，呼啸而来，到了近前，吱的一声就停住了。从车上跳下一个人来，正是司机小王。小王看了我一眼，懒洋洋地道：“你还愣着干什么？还不快上车？”
我看见还有一个人，坐在吉普车上，正在打开一张报纸。因报纸遮住了脸，我不能断定那个人是不是你。
我对小王说：“你要带我上哪里去？”
小王一脸坏笑地对我说：“快上车吧，人家在车上已经等急了。听见教堂的钟声了吗？婚礼马上就要开始了。”
可是，我仍然站在马路中间左看右看。似乎想要看清楚，那个被报纸挡住脸的人到底是不是你。很快，我就从一块大青石上醒了过来。一个人哭了半天。天光已经大亮了，一群光屁股的孩子正在断垣残壁之中用石头敲着庙里的那口大钟。
谭功达读完了这封信，出了一身大汗，眼睛里噙满了泪水。奇怪！她做的梦和我一模一样！是我梦见了她的梦，还是相反？可是，他暂时还顾不上伤感和胡思乱想，他很快就找到了三河的位置，并留下了一个五角星。
此刻，谭功达看见那块巴掌大的地图上的一个区域已经被铅笔画满了大大小小的五角星，假如用铅笔把这些地方连在一起，就可以看见一个完整的“姚佩佩逃亡图”。
她信中似乎也提到，她逃出梅城的第一站是界牌，而她的第一封信是从莲塘发出的。接下来是吕良、银集、临泽、小纪……等到把所有的五角星连起来以后，谭功达吓得呆住了。原来，姚佩佩并没有逃出多远。实际上她是围着高邮湖绕了一个大圈子，眼下似乎又回到了出发地。姚佩佩在完全懵懂无知的状态下随处游走，这并不奇怪；因为她本来就是这么一个懵懵懂懂的人。奇怪的是，她的足迹印在地图上，画了一个奇怪的圆圈。谭功达相信，即便是他用学生画图用的圆规，也不可能画得比它更圆，简直不可思议！
难道冥冥之中，真的有神灵在给她指路？如果真的是这样，她最终的目的地又是在哪里？谭功达一口接着一口地吸着烟，整整一个下午都在看着这个奇怪的圆圈。他知道，这个圆圈并未最终完成。假如冥冥之中姚佩佩的目的就是梅城的话，那么在梅城与三河之间，只隔着一个地方，那就是普济。
她只要一到达普济，几乎可以断定，她会立即被人认出，并扭送公安机关。普济大大小小的乡干部，没有一个不认识她。当然，如果佩佩要到达普济，她还必须首先渡过长江。目前她有两个地点可供选择：一个是长洲；另一个，是七八华里外的叉港。
整整十三年前，时间也是初春，谭功达作为渡江战役指挥部先遣队的一名指挥官，正和他的参谋们趴在一张地图前，守着一盏马灯，通宵未眠。他和部下们为将渡江的地点选择在长洲还是叉港而争论不休、反复推演……
谭功达希望姚佩佩选择从长洲渡江。因为只要是白天，她不可能看不见近在咫尺的普济大坝。佩佩两次到过普济，见过那个大坝。他希望通过这个大坝，能使姚佩佩判断出自己所在的位置，意识到自己已经到了何等危险的地带，从而迷途知返。这时，谭功达有些暗自庆幸。那座造了一半就停工的大坝，在这个迫在眉睫的关头，也并非全然无用。假如它此刻真的像自己所盼望的那样，能给予姚佩佩必要的提醒，废物利用，那么当初无数个不眠之夜的呕心沥血就不能算白费。想到这里，在焦虑不安之中，心里仍有一份侥幸。
在此后的一个星期中，佩佩没有信来。
接下来的一个星期，还是没有。
窗外的金银花开了又谢，谢了又开。
天气阴晴不定，云聚云散，而雨照例是淅淅沥沥下个不停。随着来信的中断，姚佩佩被捕的可能性也在一点一点地增加。说不定就在此刻，她正在春天开阔的棉花地里遭到围捕，犹如一只丧家之犬，在旷野上进行徒劳的折返跑，而警民协同的包围圈正在缩小……说不定姚佩佩正在被押赴梅城第二模范监狱的途中：她被五花大绑，带着对这个世界的憎恶和恐惧，看着铁丝网外面连绵的春雨……我是一个孤儿，在这个世界上并没有亲人。说不定，审判她的公判大会已经结束（也很可能没有任何审判），通往刑场的道路就像一杆秤，正好可以秤出残剩呼吸的重量……
这些悲惨的画面深深地印在他的脑海中，日复一日，把他原本十分粗壮的神经磨得极为脆弱。就像露水中的蜘蛛网，又纤细，又明亮。不行，不能再这样耽搁下去了，现在惟一可行的办法，就是立即动身，赶往长洲。既然姚佩佩的藏身地点被确定在三河与普济之间的三角地带，凭着他对那一块环境和地形的熟悉程度，也许能够很快找到她。就算找不到，那也并不是最坏的结果，这至少可以说明姚佩佩早已坐船沿江而下，在波涛汹涌的大江之上，如泥牛入海，不见了踪影。
半夜里他刚刚在床上熟睡了一会，听见窗外隐隐有人在啼哭。一轮弯月挂在中天，清风撩拨着窗帘，侧耳谛听，四周又寂然无声。谭功达披了一件衣服，蹑手蹑脚地下了楼，绕过向阳旅社的山墙，来到了自己卧室外的窗下。
在葳蕤的金银花枝旁边，有一个方形的水坑，大约是花家舍村民用来沤肥的草凼。每一次看见佩佩的来信，他都会将它放在簸箕中烧掉，将灰烬搓成粉末，从窗口倒入这片水凼之中。令他震惊的是，这片水凼如今突然长出了一大片茂密的芦苇。这片芦苇或许是得到了灰烬的滋养，长得特别稠密。夜风轻轻一吹，芦苇的叶子就簌簌作响，仿佛是姚佩佩正在低声向他倾诉幽怨。谭功达蹲下身子，他的手指轻轻地拂过缀满露珠的芦叶，就像是在触摸一张挂满泪水的脸。他相信，这就是佩佩的脸。
他决定明天天一亮，就到公社去请假，然后立即动身，赶往长洲。
第二天早上，谭功达从楼上下来吃饭，看见驼背八斤手里拿着一把油纸伞，似乎正要出门的样子。不知什么时候，外面又下雨了。驼背八斤看了谭功达一眼，笑了起来：“谭同志，你的头发也该理一理了。村里有家理发馆，就在诊所的边上，也是免费的。”
说完，正待要走，又想起了什么事，他转过身来对谭功达道：“今天晚上没事呗？我们好好喝几杯，聊聊天怎么样？顺便也算是给你饯行。”
“饯行？”谭功达吃了一惊，木然地看着他，“可是我并没有说过要离开这里啊。”
“你会离开的。”驼背八斤朝他笑了笑，撑开雨伞，走了。
9
“你看这样好不好，我们来订一个君子协定。”驼背八斤手里托着一只暗红色的紫砂酒碗，盘腿坐在床上，身上披着一件墨绿色的军用毛毯，用手抠了抠眼角的眼屎：“对于花家舍，你如有任何疑问，我都会尽我所能，保证你得到圆满的解答。反过来说，假如我也有一些特别的问题需要向你请教，也请你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驼背八斤已经微微有点醉意了，眯缝着眼睛，朝他奇怪地眨了眨，看上去就像一个托钵僧。还没等谭功达说话，他又接着道：“现在你心里或许就有一个疑问：我只不过是一个旅社的管理员，凭什么给你那样的许诺和保证，你是不是觉得我完全不具备这样的资格？为了打消你的顾虑，我也许现在就应该告诉你，我就是郭从年。另外，你明天一早就要离开花家舍了，我不想让你带着那么大的遗憾离去。”
在此前的谈话中，谭功达一直在试图猜测驼背八斤的真实身份，在听他这么说的同时，他心里已经有了答案，因此并不怎么惊悚。他重新打量着眼前这个衰老的驼背，迫不及待地提出了他的第一个问题。
“你怎么知道我明天就要离开这里？”
“这个问题，我打算卖个关子，留到最后再回答你。不要着急。”郭从年微微一笑，顺手把那本床头的《天方夜谭》拿了起来，“好奇心和急躁是我们每个人的通病，就像这本书中的那个倒霉的王子一样。十二年来我一直在反复阅读同一本书。这听上去有点滑稽，对不对？可我不得不说，这本书给了我太多的启发，也带给我愉快和担忧。你急于想知道答案，但答案本身总是要大大地超过你的预计。我的意思是说，我要告诉你的，甚至比你想知道的还要多得多……”
这番话不免给谭功达这样一个印象，他的一切都在郭从年的掌握之中，而自己对对方却一无所知。他故意卖关子也让谭功达感到恼怒，但他还是压住了心头的火气，吞吞吐吐地提起了小韶。
他抱怨说，自从三十晚上的那顿年夜饭之后，就再也没有机会见到她了，“就好像她在一夜之间突然从花家舍消失了……”
“她并没有消失。”郭从年欠了欠身，将烟袋锅在床脚上敲了敲，“她目前正在公社一个专门的学习班学习。
“她是不是很快就要提干了？”
“你猜错了。”郭从年道：“那是一个专门为落后分子设立的学习班。”
“这么说她一定是犯了什么错误？”
“没有什么错误。”郭从年迟疑了一下，又道：“至少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掌握任何她犯错的证据。”
“那你们凭什么去惩罚她？”
“不是惩罚，你误会了。在花家舍，没有惩罚，我们从来不去惩罚任何人——当然，地富反坏右除外，而是让每个人学会自我惩罚。每个人都是自己的镜子。小韶的哥哥就是一个例子，他是篮球队的队长，后来发了疯，这件事小韶大概已经跟你说了，我就不作补充了。我知道，你和小韶去年七月三日的深夜曾经在
芙蓉浦月下泛舟，谈到很晚……当然，这并没有什么不妥。在花家舍，这是被允许的。”
“这事你们也知道？”谭功达冷不防打了个激灵，似乎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当然，当然。”郭从年平静地看着他，似乎有些得意，“你晓得，在花家舍，一切都是透明的。”
“我不明白，既然小韶没有犯什么错，你们为什么要送她去学习班？”
“种种迹象表明，她即将犯错。所以我们必须提前挽救她。古时候的中国人看待一件事，从来都是从‘机’上来判断的。大风起于青萍之末，这个‘末’就是‘机’。等到这个‘机’变成了‘势’，呼啸的西北风已不可阻挡，就像我们经常说的‘大势已去’。”
“你不觉得自己的话有点自相矛盾吗？”谭功达冷笑道，他抖抖地从烟盒中取烟，可烟盒早已空了，“你刚才说，公社不惩罚任何人，可你们仅凭着一点莫须有的主观臆断，就把小韶给关了起来。”
“你打开右手的抽屉，里边有烟。”郭从年微笑着提醒他，“我们送她进学习班，是因为根据101的报告，小韶已经出现了明显的自杀迹象。”
“自杀？”
“的确如此，自从今年开春以后，她曾有两次自杀未遂。我们不得不对她采取断然措施。不过请放心，小韶这姑娘从本质上来说，是好的。只是言行举止略微有点……怎么说呢？有点轻浮。她爱笑，而笑起来又是那么的妩媚！当然了，待人热情、笑脸相迎是可以的，有时甚至还是必须的，但她对所有的男人都媚笑，就很容易造成误会，容易让人产生不良企图。她笑起来就像是用一把刀子割你的肉似的……用不了多久她就会出来的，到时候你将看到的小韶，将是一个举止端庄、得体、不苟言笑的新人。”
谭功达完全不敢相信从学习班出来之后的小韶究竟会是什么样子。他似乎可以感觉到，在自己心里很深的地方，有一朵的娇艳的什么花正在一点一点地枯萎。
他来到花家舍，已近一年。他看到一切都是好的，有着最合理最完善的制度，人人丰衣足食。可即使在这样一个地方，竟然还会有人选择自杀！小韶的脸上永远带着孩子气的笑，她笑着笑着就想到了自杀。她的笑容被裹挟在一团一团的雾气之中，从窗户里涌进来，似乎在悄悄地提醒谭功达：你所看到的花家舍，也许不过是一个皮毛……他的心一下就乱了。佩佩即将被捕的预感也一直搅得他心烦意乱。他听着窗外嘈杂的蛙鸣，强打精神，给郭从年斟了一杯酒，然后立即提出了他的下一个问题。
“为什么花家舍人人脸上都显得心事满腹，闷闷不乐？”
“他们在思考。”郭从年张开嘴，从牙缝中抠了半天，扯出了一条小肉筋，然后用手指轻轻地弹到床下，“他们无时无刻不在思考，一个人在动脑筋的时候，总是要皱个眉头什么的，这就不免给外人以心事重重的印象……”
“那么，他们在思考什么呢？”谭功达打断了他的话，语调中隐约含着讽刺。
“界限。”
“什么界限？”
“政治上的，道德上的，一般待人接物的礼仪上的，所有的界限。简单地来说，什么事可以做，什么事不可以做，诸如此类。就像古人说的‘战战兢兢，如履薄冰’。花家舍并不是我郭从年一个人的，它属于居住在这里的每一个人。他们应当学会思考，学会自我约束——他们想要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如何去达成这个愿望，从而真正学会当家作主。这也就是我选择隐居在这个小岛上的原因。我已经多年不问村里的事了，对于花家舍来说，我是可有可无的。事实上我只不过是一个饲养员，或者一个旅社管理员而已。”
“可是——”
“你不要着急，我的话还没有说完。”郭从年挥手制止了他的提问，接着道：“我们在花家舍，实行了最好的制度，但坦率地说，这个制度目前还不够完善，还有很多显而易见的缺陷。比方说，为了让百姓们学会自我监督，我们在公社的每一个交通要道，包括广场、学校、和邮局，都设立了铁匦。也就是信箱，每个人都可以检举揭发他人的过失、错误、乃至罪行。检举人可以署名，也可以匿名。这个制度我记得好像是唐朝的武则天发明的，当然啰，我们对它做了一些改进。如果你有幸读到这些信件，我相信你对人性的所有知识和概念，将会在顷刻之间土崩瓦解。人，不是别的什么东西，他们是最为凶残的动物。他们只会做一件事，就是互相撕咬。这些信件将人性的阴暗、自私、凶残、卑鄙、无耻，全部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这些信件大部分是村民、邻居、朋友之间的相互告发，但也有外甥告发舅舅，妻子告发丈夫，孩子告发父母，甚至还有自己告发自己的。所检举的内容，从邻里争端、一般性偷窃、通奸，到呼喊反革命口号、恶毒攻击社会主义制度，等等等等，可以说是无奇不有，无所不包。
“我记得有这样一封检举信，是一个刚过门三天的新媳妇写的。她说她公公每次在经过她身边的时候，总要莫名其妙地多看她几眼，因而这个媳妇怀疑公公对她存有不轨的企图。我们把那老头找来一问，他当场就跪了下来，立刻承认自己企图扒灰，自己打起自己的耳光来。哈哈哈，铁匦制度试行不到一个月，效果是明显的。至少社员平常那种浮浪的举止，肮脏的言谈，忽然都不见了踪影。每个人的脸都变得纯洁而严肃。有迹象表明，我的社员们已经学会了思考。”
“可是，至少有一个人置身于群众的监督之外。这个人就是你，对不对？”谭功达说，“你们实行的这个制度，与真正的独裁，有什么区别？”
“你的指责不是没有一点道理。”郭从年答道：“设立铁匦，是不得已而为之。这不是我们的最终目标。刚才我已经说过了，我们的最终目标，是让每个人自己监督自己。至于你刚才提到独裁，兄弟，不客气地说，你有点夸张，甚至还有点不怀好意。你晓得，目前正在进行的围湖造田工程，我是不赞成的。那么好的一方湖面，可以泛舟，可以养鱼，到了夏天，满湖的荷花和狗头籽，清风一吹，整个村子都能闻到荷叶香。可群众要求多围耕地，多种水稻，多交公粮的愿望，难道错了吗？没有错。那么多的请愿书，雪片似的飞到公社的办公桌上。什么青年突击队，什么铁姑娘突击队，以及广大人民群众，他们正在日益高涨的大干社会主义的热情，你能够视而不见，置之不理吗？因此，尽管我内心一千个不愿意一万个不愿意，我还是立刻就在他们送来的报告上签了字，请问，这里边哪有你说的什么独裁？”
“谁是101？”
“谁都有可能是。说实话，我也不知道他们到底有多少人。村子里有一首歌，这里的每个人都会唱，歌名叫做《101就在你身边》。每一扇窗户背后，都有一双充满警惕的眼睛。去年七月三号，你与小韶月夜荡舟，人不知鬼不觉，对不对？可第二天，我就收到了检举信。我数了数，竟然有12封之多。”
谭功达的脸一下就红了。看着郭从年满面笑容的脸，有点不寒而栗。窗外紫云英花地里的青蛙忽然不叫了。除了不远处什么地方一两声布谷鸟的鸣叫，四周一片沉寂。
“那么……”谭功达显得有些踌躇，似乎在掂量着这个问题到底该不该问，“你觉得花家舍的这种制度能够维持多久？”
郭从年的眼神陡然显得有些飘忽。他的静默尽管时间很短，也多少让谭功达感到了他内心的一丝不耐烦。这个问题不经意地触到了郭从年心底的伤痛，那张生动而神采奕奕的脸随之变得灰暗，布满了难以言说的悲伤的阴影。天气并不很冷，可他还是裹着毛毯，身体微微有些痉挛。过了半晌，他朝桌边凑了凑，重新取过烟袋锅，用略带沙哑的嗓音，对谭功达说：
“老弟，花家舍的制度能够存在多久，不是由我一个人说了算的，也不是随便哪一个人（他用手指了指屋顶）能够作主的。它是由基本的人性的原则决定的。”
“什么是‘人性的原则’？”
“好奇心的原则。”郭从年以一种忧心忡忡的语调说道，“我在花家舍工作了十二年，这个地方是我一手设计、建立起来的。我所受到的赞誉和攻击一样多。上级领导包括兄弟县的同志们三番五次地批评我，说我搞的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而是带有封建会道门性质的神秘主义。这些压力我都可以置之不理。可是，你拿人的欲望和好奇心有什么办法呢？
“我曾跟你说过，我十二年来反复地阅读同一本书，这就是《天方夜谭》。也有人把它翻译成《一千零一夜》。我说这本书给了我很大的乐趣，这不假，但它也让我感到害怕。这本书集中地反映了阿拉伯人民的无比高超的智慧，也表现出他们对人性了解的深度。书中的故事名目繁多，千奇百怪，可所有的故事实际上都是同一个故事，或者说，都有一个完全相同的结局。王子也好，公主也好，或者是商人、哈里发、水手也好，他们每个人都会受到相同的告诫，那就是：有一扇门，无论如何是不能打开的。譬如说，一个宫殿有十三道门，其中有十二道你可以打开，随便出入。在这十二个房间里有的是黄金，珠宝，珍珠玛瑙，可以说天地间的一切这里都应有尽有。任何一个人的任何的愿望，都可以实现和满足。这就有点像现在的花家舍。也就是说，第十三道门对人来说是毫无用处的。
“可是，在《天方夜谭》的故事中，每一个人尽管都受到严厉的警告，但最后却无一例外地都打开了那扇门。无一例外，你懂吗？恰恰就是这一点，让我感到伤心和绝望。人的欲望和好奇心是永远不会餍足的，从根本上来说，也是无法约束的。有的时候，我在想，即便共产主义实现了，人的所有愿望都能满足，我们的好奇心仍然会受到煎熬。有时，我夜半醒来，就会对自己说：郭从年啊郭从年，你他娘的是在沙上筑城啊！你他娘的筑的这个城原来是海市蜃楼啊！它和我刚刚做过的一个桃花梦到底有多大的区别？
“我预感到，我的事业，兄弟，我也许应该说，我们的事业，必将失败。短则二十年，长则四十年，花家舍人民公社会在一夜之间灰飞烟灭。什么痕迹都不会留下来。可以说，这么多年来，我没有一天不是在忧虑中度过的。因为我知道，那扇被神祇上了符咒的门最终还是要被打开，所罗门瓶子里的魔鬼，也会像《水浒传》里面的天罡地煞，纷纷出笼。三四十年后的社会，所有的界限都将被拆除；即便是最为肮脏、卑下的行为都会畅行无阻。举例来说，一个人可能会因为五音不全而成为全民偶像，而两个男人要结婚，也会被视为理所当然。世界将按一个全新的程序来运转，它所依据的就是欲念的规则……对于这一切，你能够想像吗？”
郭从年蜷缩在床角，头靠在墙上，就像一个烟鬼的鸦片瘾犯了一样。谭功达看着这个瘦小干瘪的驼背小老头，似乎很难把他与想像中三十八军副师长的形象联系在一起。郭从年悲哀地笑了笑，接着道：“我背上还有两枚弹片，是在四平战役时留下的。大夫说，弹片的位置太靠近心脏，所以一直没有取出来……”
“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在花家舍建立一个更好的制度。比如说，对人的欲望和好奇心适当地加以控制，不多也不少。”过了好一会儿，谭功达问道：“不过，我的这个想法是不是太幼稚了？”
“的确幼稚。幼稚得可笑！不过，我很高兴听到你说‘我们’，这表明你已经融入了花家舍的社会主义大家庭。人是个什么东西？欲望又是个什么东西？除非世界末日来临，人的欲望是不会有节制的。要么太少，要么太滥；要么匮乏，要么过剩；要么死于营养不良，要么死于过度肥胖。兄弟，你所说的不多也不少的状况，人类历史上还从来没有出现过呢。我们总是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毫无办法。所以，我们必须进行严格的控制，我们宁要不公正，不要无秩序；宁要正而不足，不要邪而有余。
“我给你讲个故事吧。去年，差不多在你到达花家舍的同时，我们接待了一个国外来的作家代表团。代表团中有一个成员，是个严正而友好的日本人，名字叫做小津健四郎的。他在这里呆了三四天，然后就对我说，花家舍的制度极有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最好的制度。也是在这个小屋里，外面也下着小雨，我们谈了一个通宵。临走前，他几乎是流着眼泪对我说，本来，他对这个世界几乎已经完全绝望了，可是，来到花家舍的这几天，他忽然觉得人类隐约有了希望。他和夫人商量后，做出了一个重大的决定：他们打算生一个孩子。听他这么说，我这样一个不爱激动的人竟然也留下了眼泪。你想想看，因为来到了花家舍，他才决定要生一个孩子！为什么？因为人类有了希望。这对于我们是多么大的荣耀！他郑重其事地问我，能不能给他尚未出世的孩子取个名字。我想了想，就对他说，这个孩子是因着希望而生的，不妨就叫他光吧。他们离开花家舍已经有一年了，那个孩子，那个叫光的孩子现在大概也已经来到了这个世界上……”
在说这个故事的时候，郭从年的眼睛里的确有泪光闪烁，而故事也一度因哽噎而中断。在不知不觉中，窗外的天空已经露出了鱼肚白，凉爽的晨风中布满了五彩斑斓的朝霞。翠绿、石青、烙铁红的朝霞！谭功达看了看表，看样子已经打算告辞了。
“最后一个问题，为什么你们要把殡仪馆建在村中最醒目的位置，让每个人一抬头就能看到它巨大的烟囱……”
“天都快亮了。你问了这么多的问题，”郭从年再次打断了谭功达的话，摇了摇头，长叹一声，“可真正应该问的，却连边还没碰到呢。假如它果然是你的最后一个问题，你至少也应该问一问，为什么最近一个多月来，你怎么忽然收不到姚佩佩的信了。”
也许是受到了巨大的惊吓，谭功达的脸上反而暂时没有什么吃惊的表情。他兀自抖动着双腿，张大了嘴。他说的是佩佩？我没有听错吗？他的身体就象一片不断坠落的树叶，顷刻之间就失去了全部的重量。而郭从年却像个顽皮的孩子似的，歪过头来，笑嘻嘻地观察着他的脸色。
“你刚才说，姚佩佩……”谭功达压低了声音说道。
郭从年点了点头。
“你怎么知道她……”
“在花家舍，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凡是寄达或寄出的信件，无一例外地会受到严格的检查，无一例外。因此，当你在卧室的地图前寻找她的踪迹的时候，101也在一个更大的地图前忙着确定她的准确位置。姚佩佩写给你的每一封信，101都会重抄一份存档。我敢担保，就连誊抄的字迹，都与原件一模一样。”
“她被捕了吗？”谭功达的那双腿再也不抖了，他几乎是从椅子上弹了起来，蹿到床边，睁着血红的眼睛望着她。
“目前还没有，”郭从年笑道：“你不用紧张。本来我们应该早就捉到她了。101在接到她第二封信的时候，已专门派人去梅城查阅了她的档案，并同时向周边的四个县市发出了缉捕通告。可是，兄弟县市的那些公安人员，那些酒囊饭袋，竟然让一个杀人犯、一个公开通缉张榜捉拿的要犯，在眼皮底下一次次溜掉！我们这边看着也是干着急，有劲也使不上。她要是逃到花家舍来，我可以以生命担保，她绝对逃不出500米，就会落网的。”
“那么，她现在在哪儿？”
“种种迹象表明，她此刻已经到达普济。你甚至还可以相信，她就藏在你们家那个空着的院子里。这是101在综合各方面的情报后得出的可靠结论。不过，我已经要求他们暂时压一压，不要将这一最新的情况向地、县公安局通报。如果你今天凌晨坐五点一刻的船离开，在她被捕之前，说不定能够赶上与她见最后一面。兄弟，你知道我这么做，要承受多么大的政治和法律风险？”
“可你，你为什么，为什么要这么做？”谭功达几乎已经无法说出一个完整的句子。
郭从年没有直接回答他的问题，而是说起了另外一件事，“你的那个老上级，那条老狗，叫聂什么来着？”
“聂凤至。”
“对，聂凤至，”郭从年说：“那个王八蛋，在泸州城外，曾救过我一命。当我在战区
医院的临时帐篷里醒过来的时候，聂凤至神气活现地来看我，这王八蛋笑着对我说，怎么样，不服不行吧？你欠我一条命，将来打算怎么报答我呢？我可不愿意欠这个狗日的什么人情，就随口道，你可以要求我为你做一件事，只要是我能够做到的，而且只限一件。不论在什么时候，不论是什么事，我都会无条件地去做。这听上去像不像《天方夜谭》里的情节？
“你记不记得你来到花家舍时，曾托小徐转给我一封他的亲笔信？可你知道，这封信直到前天下午才到了我的手中。聂凤至终于提出了他的要求，让我尽一切可能照顾你。我之所以冒这么大的风险，违反我一惯做人和做事的原则，这就是惟一的原因。至于你和姚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一个县长和他的女秘书之间到底有多少见不得人的龌龊勾当，我一概不问。不过，我还要提醒你的是，101有着他们自己的一套系统，有着他们自己的上级机关，甚至有他们自己的意志和思维习惯。即便是我的命令，他们有时候也会当耳旁风的。所以，虽然他们表面上答应了我的要求，但很难保证不会自行其是，采取突然行动。因此，能不能见到你的那个可爱的姚秘书——至少从她的信里，她还是显得挺可爱的，还需要一点点运气。”
等到谭功达匆匆忙忙收拾完了行李，再一次出现在楼下的时候，郭从年已经等在门外，与他握手道别。天边的旭日已经冲破了云层，照得天地一片橙红。郭从年趿着鞋子，扶住门框，脸色灰灰地对他说：
“老弟，你刚才问过我，花家舍为什么会把殡仪馆建在村里最醒目的地方？这个问题，我不想告诉你答案。就算是我送给你的礼物，你自己去思考吧。”
10
绕过江堤那片低湿的藕塘，穿过一片茂密的棉花地和数不清的蜂箱，我忽然看见了那条涧边的煤屑公路。一切都是那么的似曾相识！河水黝黑清澈，流得很急，河中长满了芦荻和菖蒲，成群的白鹭涉水而飞。河涧的另一边是一片一眼望不到边际的紫云英花地。那细碎繁茂的紫色花朵盖住了田埂，沟渠，丘壑，把亮汪汪的水塘挤成了一条缝。天空又蓝又高，一棵孤零零的大楝树矗立在花地中。我知道自己来到了什么地方。一看到那蜿蜒起伏的煤屑公路，看到那棵大楝树，我的眼泪马上就流了出来。也许一切都是命运的安排，是冥冥中的命运把我带到了这个地方。我知道自己来到什么地方。
中午的时候，四周阒寂无人。我可以坐在公路边的一个水泥排水管上大声地哭泣，没有人会听得见。
谭功达从花家舍上船的时候是五点一刻，可他抵达窦庄镇的时候已经差不多九点了，他从汽车站的售票窗口买了一张中午十二点的汽车票，这已经是从窦庄开往梅城最早的一个班次了。
他不知道如何打发剩下的这三个多小时。考虑到在梅城换车时肯定也要耗掉不少时间，当他回到普济，说不定天早就黑了。谭功达看似平静，可心里一直在怦怦狂跳，他火急火燎地在站前广场的小贩和货摊中乱闯了一通，最后靠在一棵大柳树上呼哧呼哧地喘气。
离他不远的地方有一个肥胖的妇人，正坐在树荫下卖凉茶。谭功达朝她看了一眼，马上想起来，一年前，他从窦庄搭船前往花家舍得时候，曾向她打听过渡口的方向。当时，妇人不知道是哪里来的神通，竟然预见到右侧的跳板会出事，提醒他要从左边的跳板上船……
想到这里，谭功达的好奇心又来了，他走到她的茶水摊跟前，对她喊道：“大嫂——”
那妇人似乎正在打盹，被他一叫，吓了一跳。
“大嫂，你还认得我吗？”
那妇人定睛端详了他一番，用手里的扇子驱赶着茶杯上嘤嘤乱飞的苍蝇，露出了那两颗大暴牙：“不认得。不认得。客官是……”
“去年这个时候，我来问你打听渡口在哪儿，多承你指点。你还让我上船时要走左边的跳板。”
“想起来了，你这么说我倒有点想起来了，”妇人抿着嘴，可那暴牙还露在外面，“我说呢，也不怪我眼拙！一个生人，隔了一年，谁还能一下子认得出你来？”
“你怎么知道右边的跳板要出事？”
“呆子！”妇人大笑起来。她刚才还客气地叫谭功达“客官”，一眨眼的工夫，又叫起他“呆子”来了，“你这人是不是有点疑神疑鬼？实话告诉你说，那天早上，我就是坐那条船来的。有一条跳板是新做的，刚刚刷的桐油，还没有干透，我下船的时候，不小心滑了一下，差点跌到湖里去。因此好心提醒你。这事我早已忘了，多亏你还记得。”
原来是这么回事，谭功达有点不好意思起来，这当中哪有什么神通？他从小矮桌上端起一杯茶，喝了，仍觉得不解渴，又喝了一杯。
“你是要搭车去梅城吗？”妇人问他。
“不是的，”谭功达道：“我有急事赶往普济，在梅城换车。可这儿去梅城的车要在十二点才开呢，想想真急人。”
“呆子呆子，真是个呆子！”那妇人将那破扇子在小矮桌上一拍，嘴里“呆子呆子”地嘀咕了一通，随后比划道：“你既是要去普济，又何必要在梅城换车呢？今天我索性再给你指一条路，好人做到底。你不如坐九点五十的车去官塘，那儿离普济就很近了，如果是抄近路，用不了一个小时就到了。”
经她这么一比划，谭功达觉得果然有理，便放下茶杯，抹了抹嘴，转身就走。因他忘了付茶钱，那妇人急于要叫住他，可谭功达竟头也不回地走了，她只得苦笑着摇了摇头。
九点五十分，发往官塘的班车徐徐离开了窦庄汽车站。谭功达站在车厢里，手里死死地捏着那张薄薄的车票，被拥挤的人群挤得东倒西歪，可谭功达还是长长地吐了一口气，心里涌出一股狂喜的潮水。佩佩。佩佩。他在心里默念着她的名字，仿佛世上所有的难题都已解决；所有的烦恼都烟消云散；仿佛他们此刻已经见了面，佩佩就像以前那样歪着头，朝他漾漾一笑。
我不知道应不应该在普济停下，还是绕过它继续往前走。白天时根本不敢进村，我担心会有人把我认出来，我在村外革命烈士陵园的围墙边坐了一个晚上，又想到了用紫云英花瓣来占卜。
天快亮的时候，我就看见一个男人朝我走过来了，第一眼我就把他认了出来。很显然，他也认出了我。他快步朝我走来，四下张望，同时竖起食指，放在嘴边，摇了摇头，示意我不要说话。我看见竹篱后面一个早起的妇女正用镰刀刮去锅底的烟炱，而在不远处的一个茅缸上，一个老头正在那出恭。他走到我跟前，奇怪地朝我挤了挤眼睛，然后大声说：“你是卖木梳的吗？”
我愣了一下，马上就反应过来，回他道：“是啊，木梳，羊角梳，箅子，什么都有。”
“那你快把木梳拿出来，让我来瞧瞧啊。”他掀开我挎着的篮子上的破布，假模假式样地朝里边看了看，其实里边除了一只讨饭用的碗之外，什么都没有。
“嗬，还有这么多的针线！我老婆要看看你的针线，你跟我来吧。”随后他就把我带到了他家里。等到进了屋，拴上房门，他整个人都像是瘫了似的，靠在门上大口喘气。他说，他已经透过窗户瞅了我好一阵子，“我不敢相信是你！可越看越像，你居然还活着！”
大嫂刚好去娘家走亲戚了。他就替我热了一碗隔夜的麦粥，让我吃了。我把当年为什么要杀人，以及从梅城逃亡之后一年来的事原原本本地讲给他听。他坐在桌边，抽着烟。等我说完了，他又问我道：“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办？”
我说我马上就要离开这里。他又问我要走到哪里去。我说，我也不知道。走到哪儿算哪儿。要么让他们捉了去；要么，哪一天走不动了，随便找个什么地方一躺，头一歪，就拉倒了。他一连抽了好几根烟，眉毛都拧在一块，脸色非常难看。最后，他忽然站起身来，对我说：“你呆在这屋里，一动不要动。我出去一下，很快就回来。”
到了中午时，他才回来。他轻描淡写地对我说：“佩佩，我看你哪也不用去了，就在普济住下吧。”我慌忙说：“这可不行，我不能连累……”我话没说完，他就把眼睛一瞪，道：“我已经决定了，这是我的地盘，我说了算！”
我就问他到底打算把我往哪儿藏，他笑了笑说：“就藏在你上回来住过的老谭家的阁楼上。那幢房子已经成了村里的仓库，很久没人住过了。阁楼在院子的后面，比较隐蔽，我打算让孟四婶去做仓库的保管员，搬过去跟你一起住。你放心，她是我干娘，吃斋念佛，无儿无女，人是靠得住的。她搬过去住，一来可以遮人耳目，二来对你也可以有个照应。我刚才就是去跟她商量这事，她起先还不同意，说这样太冒险了。可经不住我软磨硬泡，最后她向我提出一个条件。她说万一出了事，万一你暴露了，所有的责任都由她一人来承担，就说是她自作主张把你留下的。她说她已经63岁了，早就该死了。”他说孟四婶正在收拾房子，等到半夜无人的时候，再把我接过去。
谭功达抵达官塘镇，高音喇叭里，电台播音员正在播报十二点。他为抄近路还是继续沿着公路走犹豫不决。天空乌云翻腾，一阵闷雷滚过，大风吹得路边的油菜花纷飞，满地都是。一旦下起雨来，田间的羊肠小道将会变得非常泥泞，还是公路好走一点。可是，当他沿着公路往前走了三、四里地，太阳忽然从云层中又钻了出来，天空又放晴了。
公路上很少过往的车辆，而且看不到什么行人。当他翻过一条大阪，走下斜坡的时候，远远地就看见前面的三叉路口停着一辆中型吉普车。一个司机模样的人，正把卸下的轮胎往车上搬。谭功达走到近前，从车上跳下两个彪形大汉，其中一个满脸络腮胡子，说起话来带着浓浓的鼻音：
“老乡，麻烦您问一下，我们这会儿要赶往普济，该走哪条路？”
谭功达不假思索地用手朝左边一指。络腮胡子用手在腰上的枪套上拍了一下，客气地向他道了谢，就回到车里去了。可那个年轻人却笑嘻嘻地对谭功达道：“老乡，你身上又没有带烟？”
谭功达在身上胡乱拍了一通，终于从上衣的口袋里拍出一包烟来，递给他，那人从中取出一支，仍将烟盒还给他。
“你们这会儿去普济，有什么公干？”
年轻人回头朝吉普车看了一眼，压低了声音道：“我们是鹤壁市的便衣，要去普济拿一个杀人的要犯。听说还是个女的。”年轻人转过身去，正要走，突然就停住了，脸上的笑容也不见了，而是一脸疑惑地盯着谭功达看。
“老乡，你怎么了？你的腿，我是说你的腿，怎么抖得这么厉害……”
正在这时，吉普车上的喇叭滴滴滴地叫了起来。年轻人一边往后退，一边仍死死地盯着他看。最后，他终于上了车，随着轰鸣的引擎声，吉普车卷起一溜长长的烟尘，在通往普济的公路上消失不见了。
昨天夜里，他悄悄地溜过来看我。一听说我曾给你偷偷地寄过一封信，气得当场就把茶杯摔碎了。他掐着嗓子把我的祖宗八代都骂了个遍。后来，孟四婶过来劝他，他连带着又把干娘给数落了一通：“你也是个老糊涂！她年轻不懂事，你怎么也拿捏不出个分寸来？还跑到镇上的邮局替她寄什么信！”
孟四婶被他骂得哭了起来。最后，他又气汹汹地对我道：“你他娘的不要命不要紧，明天就给老子滚蛋！有多远，滚多远！这件事我连自己老婆都没敢透露半句口风，你却要给他写信！他是个什么人？嗯？你给他当了这么多年的秘书，又不是他妈的不知道！全世界就他娘的他一个人最讲原则你知道吗？他是会六亲不认的……”
我跟他说，实际上早在一年前，我就已经开始给你写信了。你要是告发我，也不会等到现在。他这才稍稍宽了心。他又问我在信里都写了些什么，我说什么也没写，只写了一行小字，告诉他我人在普济。信封上的寄件人用的是孟四婶的名字。他呆呆地看着我，看了半天，突然用手摸了摸我的头发，柔声地问道：“你这孩子真是太傻了！你……你是不是想让他给你写封回信？是不是这样？”
我的眼泪一下子就涌出来了。
他也开始抬起袖子擦泪。过了一会儿，又找出些话来安慰我。可我看得出，他的心已经全乱了，出门的时候，居然在门槛上绊了一下，摔了一跤。
这天晚上，我一宿没睡，我倒不是挨了骂心里难受，也不是怕给人家抓了去吃枪子，我在想，你到底会不会把我给出卖了？不想到便罢了，细细一想，还真没什么把握。不管怎么说，普济这个地方还是住不得！为了不连累更多的人，我打算找个机会，悄悄地溜掉。这封信我也不打算寄给你。只是一个人在阁楼里闷着无聊，写着玩罢了。也许明天就把它烧了。
门前的池塘边站满了人，池塘里倒映出一堆白云、野蔷薇和三五成群，交头接耳的妇女的影子。那些人一看到谭功达，全都不说话了。谭功达没有理会众人的目光，失魂落魄地朝家中走去。
此刻，他的脑子里只盘算着这样两个念头：第一，姚佩佩已经不在了。她不在了，不在了，不在了……
第二，佩佩一定会认为是自己出卖了她。她一定会这么想！她只能这么想！谭功达将没有任何机会对此加以澄清。她在这个世上仅有的一点安慰也没有了。她将在忧愁、恐惧、仇恨和彻底的孤绝中死去。
我是一个孤儿，在这个世界上并没有亲人。
天井里到处堆满了印有骷髅图案的农药瓶子。空气中有一股刺鼻的药粉味。这房子不知在什么时候已经变成了一座仓库：储存种子的稻屯、生了锈的犁铧、牛轭杂乱地堆得满院都是。而通往后院的长廊上还搁着一个救火用的水龙。他要从那儿经过，就必须侧过身子。
谭功达来到后院，看见大树下有一只小板凳，旁边有一只白色的搪瓷盆，和一堆豆荚。也许佩佩是在剥豆子的时候突然被捕的，搪瓷盆里剥好的毛豆撒了一地……
阁楼的卧室整洁完好，进一步证实了谭功达的判断：那些鲁莽的公安人员抓住她时的兴奋是显而易见的，他们甚至没有顾得上去搜查她的房间，就连桌面上压在头箍下的那封摊开的信，都没有带走。那是一枚红色的头箍。在窗户和床架之间有一条晾衣绳，上面挂着她的一双袜子。谭功达用手捏了捏，还有些潮湿。
那封信没有写完。显然是因为圆珠笔的墨油用完了，这封信的字迹越来越淡，到了最后，他看见在信件的空白处，有几道圆珠笔尖留下的深深的划痕。
这封信我也不打算寄给你。只是一个人在阁楼里闷着无聊，写着玩罢了。也许明天就把它烧了。唉，想起五年前，第一次来普济的情景，仿佛就在昨天。那时，普济水库的大坝工地出了事，我和你一起下乡，还有白庭禹和司机小王。吉普车开到官塘镇的三岔路口，
发动机突然熄火了。那是我第一次看见紫云英。哦，紫云英！我问坐在前排的白庭禹，那是什么花，白副县长说，不清楚。我又问小王，小王没有理我，他已经把吉普车的盖板掀开了，我看见一团一团的热气从引擎里冒出来，遮住了他的脸。我又转过身来问你，可你早已靠在灯芯绒的软垫上睡着了，身上有一张摊开的地图。那是一张梅城区域规划图。我一路上看见你在地图上写写划划，还以为你是替十二万梅城人民规划未来的远景呢。
我悄悄地把地图拿过来一看，当时就吓傻了，因为在地图边的空白处，你用红铅笔密密麻麻地写满了我的名字。我的心一下就乱了。就像在考试前预先偷看了答案，一波一波的疑问和惊喜，像海浪一样朝我打过来，从我的心里，从我的嗓子里，涌出来：难道说——我不敢往下想，也不敢看你的脸。小王正在修车。白庭禹副县长站在路边抽烟。车上就我们两个人。静静的。我一个人呆呆地看着窗外，傻傻地想了半天，最后眼泪又止不住地流下来了。
就在这个时候，我又看见了远处那片紫云英花地。哦，紫云英！我看见花地中矗立着一棵孤零零的大楝树。恰好，一片浮云的阴影遮住了这棵树。我心里忽然一动，就把眼睛闭上了。心里想，现在我把眼睛闭上，我在心里默默地数十下。如果这事真的能成，等我数到十下的时候，睁开眼睛，就让这片阴影从大楝树上移走吧。可我闭上了眼睛，就再也不敢睁开了。足足等了七八分钟之久，当我睁开眼睛一看，天哪！那片阴影还在那儿……
它还在那儿。一动不动。而在别的地方，村庄、小河、山坡上，到处都沐浴着灿烂的阳光。苦楝树下那片可怜的小小的紫色花朵，仿佛就是我，永远都在阴影中，永远。它在微风中不安地翕动，若有所思，似火欲燃……
11
姚佩佩归案后的第二天，谭功达和高麻子以包庇罪和反革命罪同时被捕。九个月之后，姚佩佩在一个细雨蒙蒙的清晨被押往军分区的靶场，执行枪决。当时，省医学院在梅城设立了第三分院。姚佩佩的遗体因无亲属认领，最后被扔到一辆小卡车上，运到医学院的解剖室，进行教学观摩。最后，她的一只肾被取了出来，浸泡在福尔马林的溶液中，制成了医用标本，陈列在解剖室外的玻璃橱柜中。
谭功达在梅城第二模范监狱一直被关到1976年。十多年来，他一直在持续不断地给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写信，并附上了一幅幅只有他自己能够看得懂的“梅城规划草图”。到了这年的九、十月间，他因肝腹水死去。在弥留之际，他听到了监狱外的鞭炮声响了一夜。
“谁在放鞭炮？”他嘀咕了一句。
在朦胧中，他看见姚佩佩悄无声息地从门外走了进来，坐在他的床铺边，看着他，漾漾地笑。
“谁在放鞭炮？”他又大声地问了一句。
“全城的人都在庆祝。”佩佩摸了摸他的额头，低声道。
她的手软绵棉的，凉荫荫的。
“庆祝？庆祝什么？为什么要庆祝？”
“因为，共产主义已经实现了。”佩佩笑着对他说。
“可我怎么什么也看不见？怎么到处都是黑暗？”
“你不用看。你闭上眼睛，我来说给你听。这个社会呀，没有死刑……”
没有死刑
没有监狱
没有恐惧
没有贪污腐败
遍地都是紫云英的花朵，它们永不凋谢
长江不再泛滥，连江水都是甜的
日记和私人信件不再受到检查
没有肝硬化，也没有肝腹水
没有与生俱来的罪恶和永无休止的耻辱
没有蛮横愚蠢的官员，也没有战战兢兢的百姓
如果你决定和什么人结婚，再也不会有年龄的限制
“这么说，什么烦恼都不会有了？”
“对，什么烦恼都不会有了。”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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