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构改革结束半年后——

　　小胡终于接李小南做了局里的打字员。

　　小高接小胡做了通信员。

　　小苏调进来后，一直没在局里上班，跟着陈奋远主任在家属楼工地跑来跑去。

　　期间，局里某次局务会决定，阎局长乘坐的桑塔纳两千有点陈旧了，应该给阎局长买一辆新车。这个提议竟是余宏进副局长提出来的。

　　阎局长新买的车是一辆刚上市的红旗小汽车。各种手续办完，恰好是三十万元。阎局长在局务会上风趣地说：“这车我坐得心安理得——因为不是局里掏钱买的，是小苏他爸给咱买的！”

　　其他局领导想了一下，还真是这么个理儿。

　　阎局长换下来的桑塔纳两千并没有让给余宏进副局长坐，而是让给陈奋远主任坐了。局务会上，阎局长将这话一说出口，余宏进副局长掩饰不住露出一丝失望的神色，可他很快又掩饰住了，目光淡然地望向窗外。阎局长则在心里戏弄余宏进：“练气功又不需要坐桑塔纳！”

　　后来阎局长在马方向和赵有才面前掰着指头这样说，他让车给陈奋远有三点理由：一、陈奋远是正处级；二、陈奋远一天到晚在工地上跑，需要一辆车，那可是为全局同志谋福利的事儿；三、小苏喜欢开车——人家老子给咱买了新红旗，让人家儿子开个旧桑塔纳，走到哪里说不过去！

　　阎局长最后说，任何事情，只要有一条理由站住脚，就可以去做；有两条理由站住脚，就可以放心地去做；有三条理由站住脚，就可以放心大胆甚至毫无顾忌地去做！三足鼎立、三角形的稳定性就在这里。

　　当然，如果一条理由也没有，最好不要去做。

　　阎局长这些话后来传到我耳里，引起我长久的思索。一对双方均有配偶的已婚男女，比如我和陶小北，柳如眉和一票，李小南……李小南和谁呢？双方产生感情，你贪我爱，这算有了两条理由——“你贪”是一条，“我爱”是一条。按阎局长的观点，就可以放心地去“唱歌”了。可若人家的老公不同意呢？两条理由就减去了一条，成了一条理由，按阎局长的观点，这种时候虽可以去做，却得小心翼翼。可如果人家老公也同意了——这就有了三条理由，按阎局长的说法，就可以放心大胆甚至毫无顾忌地去做了！

　　那么，有这样的老公吗？我想，还是有的，不是有一句话：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吗？

　　我鱼在河是不是这样的老公呢？如果柳如眉和一票或者她们局的局长去做，我会同意吗？

　　我和柳如眉之间的关系十分有趣。我俩都是科员的时候，在家里地位平等。她做饭，我洗碗；我做饭，她洗碗。她辅导孩子学习，我带孩子洗澡；或者我辅导孩子学习，她带孩子洗澡。我担任了副主任科员之后，她是科员，我在家里就有了一定的领导地位。虽然这种领导地位时有动摇，但我明显占了一点上风，洗碗和做饭的次数略比过去少了一些。有时她洗碗或做饭的时候，我可以跷起那种二郎腿看看电视，我家的电视是十八英寸的彩电。有一次柳如眉十分神往地对我讲：“鱼在河，你说我最渴望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当时她在厨房洗碗，我在客厅看电视。我坏笑着回答她：“那还不是当一名作曲家！”柳如眉听我这么说，从厨房跑出来，手里拿一把正在洗的饭勺。她咯咯笑着向我跑过来时，我下意识地缩了缩脑袋，以为她要拿那把饭勺敲我。她没有拿饭勺敲我，却用胳膊肘在我背上抵了一下，眼睛看着那台电视机说：“我最渴望的一件事情就是有人能来给咱们送礼，啥时有人能给咱们送来一台二十九寸大彩电，我就有一种成就感了。”

　　柳如眉对“成就感”的理解十分朴素，就是有人能给我们送来一台二十九寸的大彩电！

　　柳如眉当了副科长后，突然就拿筷头戳了我一次。那时我尚是一名副主任科员。柳如眉那一戳，不但戳在了我脸上，还戳在了我心上。那一瞬间我体会到了“官大一级压死人”这句话的深刻含意。按理说“副科长”比“副主任科员”最多也就大半级，大半级我已觉得喘不过气来，大一级还了得！后来我担任了政秘科副科长之后，才知道副科长就是可以领导副主任科员。我和冯富强常常抢着给李小南布置工作。如果冯富强先我一步给李小南布置工作了，我心里就会有点不舒服，因为他比我多“领导”了一次李小南。有一次冯富强吩咐李小南去打印一份材料。科里再没有一个李小南了，我便想随便找一个人出来“领导”一次，以求得心理平衡。恰巧打字员小胡在门口探了一下头。小胡原本并不准备进大办公室来，他探了一下头正准备到四楼的打字室去，被我像揪一只缩头乌龟一般揪了进来。我以不容置疑的口气对他说：“小胡你去传达室取一下报纸！”小胡将报纸取上来放在我办公桌上，陪着笑脸殷勤地对我说：“鱼科长，报纸给你取上来了。”我一边喝茶，一边冲他矜持地点了点头，并没有说“谢谢”二字。而我是科员的时候，若他给我取一次报纸，我至少会接连点着头说三至四声谢谢。他即使出了门，我的最后一声“谢谢”也会像一颗鱼雷一样撵着他而去，我会伸长脖子冲他喊：“谢谢啊小胡！”当然我是科员的时候，也很少有机会对小胡这样喊，因为我根本不可能差遣他去取报纸。即使我差遣了，他也不会去取。反会瞪我一眼，上来摸摸我的头说：“你这小子，自己没有长腿？”所以我“这小子”也不会自讨没趣。

　　还差遣这王八羔子取报纸呢！我刚调来的时候，惹都没惹他，他都敢学我口吃，并且上来摸了一把我的脑袋。男人的头，女人的脚。当年西门庆勾搭潘金莲就是从脚上开始的，刚摸了一把，那潘金莲就心痒难耐，说：“哥哥真个要勾搭我？”女人的脚随便摸不得，男人的头更摸不得。若可随便摸，那我们局的同志首先应去摸阎水拍的脑袋，因为他个儿矮，摸他脑袋就像摸儿子的脑袋一样，顺手就上去了。可玻管局谁敢摸阎水拍的脑袋？

　　我早在心里记下了小胡这小子，他将来当然会为这个鲁莽的举止付出代价，我可是那种睚眦必报的人！

　　那天柳如眉用筷头戳我的时候，我虽难过地低下了头，却并没有反抗她，很少有人会去反抗领导。市委书记批评了县委书记，县委书记就会找个乡镇书记训斥一顿。阎水拍局长若批评了马方向或者赵有才，马方向或者赵有才就会将气撒到我和冯富强身上。我和冯富强再将小牛或小马呵斥两声，这两小子气没处撒，便会在卫生间将墙壁狠狠踹一脚。

　　我担任副科长后，柳如眉不再用筷头戳我。因为她若用筷头戳我，我完全有可能也用筷头戳她。我和柳如眉的关系现在极像我和冯富强的关系。冯富强的副科长职务虽然在任命文件上排在我前边，并且由他主持科里的工作，但毕竟我俩都是副科长，有啥事他总是这样说：“在河有个事情和你商量一下”；“在河你说这个事情应该怎么办？”有一次他说走了嘴，当时他刚吩咐毕通信员小高，顺势用吩咐小高的口气吩咐我：“鱼在河你去……”说了半句他突然改口，又说：“在河你说这个事情应该让谁去办一下？”这小子原本准备说：“鱼在河你去把这个事情办一下！”他说的“这个事情”谁去办，其实都无所谓，不就是给市委送一份文件嘛。我当时恰好要到市委去，他若不流露让我去“办”的意思，或者是阎水拍、马方向、赵有才让我去办，我会十分乐意地说：“举手之劳嘛，请领导放心！”可当时我从冯富强手里接过那份文件，漫不经心地翻了翻。冯富强手向前伸着，以为我翻完文件会再递到他手中。可我却偏不递给他，啪地将那份文件扔在办公桌上，抬头对他说：“又不是什么急件，明早上班让小高送过去！”然后便不再搭理他，转身扬长而去。

　　冯富强不管怎么说，主持着科里的工作。可又没人来我家里宣布，我和柳如眉由谁“主持”工作。这样我家里就处于一种“无政府”状态。包括晚上“唱歌”，过去总是采用那种“男上女下”的体位和姿势，可自从她担任副科长后，却时不时要到上面来。我很不习惯这种“角色”置换，这基本等于她要“填词”，而由我来负责“作曲”。可不说五线谱，我连简谱都不懂，“作曲”的难度委实大了一点儿。每次她在上面我在下面的时候，我就有一种被强暴的感觉。她在那儿翻身农奴把歌唱，我心里却像打翻了那种五味瓶，不知有多少种滋味一齐涌上心头。

　　柳如眉那个副科长的“含金量”比我高出许多，因为她所在的那个局的“含金量”比我们玻管局高出许多。柳如眉所在的局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局。如果说自从“一玻”、“二玻”垮台后，我们玻管局其实啥也不管外，柳如眉所在的那个局就啥都管。她所在的科叫“计划科”。这个科管着很多紧缺商品的指标。只要她们这个科将指标拨给你，转手就可以在市场上卖出高出一倍的价钱。比如说你十块钱买了一双鞋子，转手便卖作二十块钱。如果这双鞋子是一万块钱呢？

　　当然柳如眉所在的局并不卖鞋子，这里只是打个比方。不过这个局的重要程度倒有点像七十年代的商业局，你要想买一辆“飞鸽”或“永久”牌自行车，给你儿子结婚用，得千方百计找商业局长批条子。

　　柳如眉所在的局其实要比七十年代的商业局重要得多！她那个科不仅管着紧缺物资的指标，还管着大量人民币，这些人民币统称“专项资金”或“配套资金”。

　　当然支配这些资金和“指标”的主要权力在市长、主管这个局工作的副市长和这个局的局长手里。还有分管这个科工作的副局长和科长。柳如眉和另一位副科长其实只是两个经办人员，按照市长、副市长、局长、副局长和科长的安排，把这些资金和指标拨出去。支配权到他们手里已经十分有限。

　　柳如眉和另一位副科长虽然没有多少支配权，但他们却有“知情权”：哪些资金和指标支配得合理，哪些比较合理，哪些不太合理，哪些很不合理，这两个副科长最清楚，心如明镜一般。

　　贾府里的焦大为啥敢骂主子？就是因为知道的底细太多。柳如眉和另一位副科长若是焦大，说不准哪一天不高兴了，也会骂出两句“爬灰”之类的话来。怎样才能让他们不骂？就是让他们也去“爬爬灰”。

　　因此柳如眉和另一位副科长手中也有了一点点权力。就像两个忙得不可开交的厨子，再名贵的菜，端上桌前也可先尝一尝。

　　一个男人与一个女人产生一点点好感，最初就是因为一些不经意的细节，或者那种“共同语言”。共同语言是什么？就是你说什么时我顺着你的思路也说什么。我和陶小北为啥有共同语言？就是我说什么时她总是附和着我说什么，有时甚至我不说什么时，她也总是找着话儿往我心上说，常常让我心中一热，然后就会有那种暖融融的感觉。一个人与另一个人有没有共同语言，取决于双方愿不愿意有共同语言。愿意就有，不愿意就没有。张三和李四聊天。张三说：回家做点肉吃。李四说：吃肉？肉有瘦肉精！张三说：那弄点蔬菜吧。李四说：蔬菜有农药！张三说：只好吃点粉条了。李四说：粉条里食品胶掺得太多，好吃难消化！张三说：难道喝西北风啊！李四说：西北风？有沙尘暴！如果两人像张三和李四这样，一个说东，一个总是说西；一个说南，一个总是说北；一个说天上，一个总是说地下，一个气得只好去说狗了，一个却又逮来一只兔子，再有涵养的人也会兴味索然，哪里还会有共同语言。

　　当鱼在河副科长与柳如眉副科长一个开始说东，一个开始说西的时候，已到了这年的夏末。就在这个夏末，有另外一个男人开始和柳如眉往一块儿“说”。

　　这个男人就是一票。

　　一票就是柳如眉科里另外那位副科长。

　　柳如眉提拔为副科长后，科长给他俩做了分工。一票分管专项资金，柳如眉分管专项指标。为了工作方便，科长让他俩将办公桌并在一起，就像一个人的上嘴唇和下嘴唇合在一起一样。“专项资金”与“专项指标”大多时候是同时拨下去的。科长有时会拿一摞厚厚的表格，啪地往他俩办公桌的“交界处”一扔说：“把这笔资金和这些指标捆在一起拨下去！”

　　这样柳如眉就得和一票研究那些表格，看采用哪种“捆”法。有时是柳如眉走过去站到一票身边，歪着头看一票“捆”资金。有时一票“捆”错了，柳如眉便会将一根白白的手指戳表格上。戳得太急，冷不丁也会戳到一票手上。有时是一票走过来站在柳如眉身边，歪着头看柳如眉“捆”指标。柳如眉若“捆”错了，一票也会将一根黑黑的手指戳表格上，戳得太急，冷不丁也会戳到柳如眉手上。

　　如果是在夏天，柳如眉穿着薄薄的衣衫，一票不经意地瞥一眼，就会瞥见柳如眉白白的挺拔的Rx房。柳如眉的Rx房既不是盘状，也不是半球状，更不是地梨状，而是鸭梨状。这个我应该最有发言权。据我所知，鸭梨状的Rx房是Rx房中的极品，一百个女性中只有一个拥有这种形状的Rx房，真正是“百里挑一”。

　　问题是挑Rx房毕竟不是挑鸭梨，挑鸭梨你可以在一堆鸭梨中选来选去，拿起这个，放下那个，再看看另一个。挑Rx房呢？所以只能去碰，碰上就碰上了，碰不上怎么办？那就碰不上了呗！

　　一票这家伙运气不错，竟碰上了！可他一想到“排名”在鱼在河之后，又有点气馁：这毕竟不是像他所在的那个科室一样，可以任命两个副科长。中国目前实行的是一夫一妻制，柳如眉若是“科长”，就只能给她任命一个副科长，而且是“终身制”，除非两人离婚。过去倒是有过“一妻多夫制”——可那是母系社会群婚的遗俗，年代也太久远了一点！因此一票想要尝尝这个梨子的滋味，难度就有点大。所谓虽近在咫尺，却又远在天边。

　　不能尝，看一看总可以吧，站在柳如眉身旁的一票就又将柳如眉的“鸭梨”看了看。这才发现，鸭梨上那个“梨嘴嘴”也颇为可爱。看着这个小小的乳头，一票就会想：啥时候能将这个乳头像指标一样拨来拨去呢？

　　两人的脚有时也会无意中触碰到一起。在机关里工作过的同志都有过这种体会，在办公桌前坐一上午，腿和脚会发麻的。有时就得动一动，将腿伸直（这样会舒服一些），这一动，一伸，就容易碰到对方的脚。

　　总之柳如眉与一票开始互相产生了一些好感。而产生这种好感的直接起因，还是一票投给她的那一票。柳如眉若是一个面团，从一票投出一票那天起，她就在一票的目光中发酵。

　　起初两个人凑在一块儿，并没有别的想法。不过就是说一些话儿。你顺着我说一会儿，我顺着你说一会儿。仿佛扯着一根绳子互相拉，你拉过来，我再拉过去。又如小女娃娃跳猴皮筋儿，一个站在中间跳，一个将猴皮筋儿拴树上，在小女娃娃脚下绕，向这边绕一会儿，再向那边绕一会儿。

　　两个人在办公室跳猴皮筋儿，受场地局限，无法施展，便有了到别的地方跳一跳的想法。这一天，当一票将这种想法悄声告诉柳如眉后，柳如眉想了一下，就点点头，答应了。

　　两人跳进了一个幽静的酒楼。酒楼叫了一个浪漫的名字：脉脉含情。

　　柳如眉和一票在一起，共同语言是多方面的。首先当然是谈工作，从专项资金和专项指标说起。一票由衷地对柳如眉说：“那天要不是你及时看出问题来，将那笔资金拨下去，那可就酿成大错了！”柳如眉也感激地对一票说：“我那天去逛商场了，偏偏局长叫拨指标，要不是你及时帮我办了，局长保准会不高兴的！”

　　接下来两人会说到一些其他方面的话题。有时候也会说到局里复杂的人事关系和由此而起的一些是非。柳如眉甚至会撒娇地咕嘟着嘴，给一票倾诉心中的烦恼。局里另一个和她关系原本不错的女同事，自从她当副科长后，对她待理不理的，她都不知道该怎么对待她。一票耐心地听完柳如眉的叙述，会像一个真正的大哥哥对待小妹妹那样，给她出主意，为她想办法。他说，柳如眉在处理二人的关系上，应该“一如既往”，“大度一点”，对她对她的冷淡“佯装不知”，仍像过去那样“热情地对待她”，这样有一天，她就会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与她重修旧好，云云。至于她播弄她的坏话，也应不予计较，是非终日有，不听自然无，这样反倒显出自己做人的境界。柳如眉见一票说的在理，便会高兴地点点头，心中的郁闷顷刻烟消云散，两人的感情在瞬间又近了一步。此时两人又会说到那次决定柳如眉能否做副科长的至关重要的投票。柳如眉会趁机将那句“点题”的话表达出来，她说：“我真得感谢你呢！要不是你给我投那一票，哪有我的今天！”

　　此时柳如眉脑海里就会浮现出家里那台二十九寸的大彩电。我们并没有出钱，那台电视机却跑我家来了！有时想想觉得挺奇怪的，仿佛我家已率先进入了共产主义社会。按照我小时候上政治课留下的印象，共产主义就是你想要什么就会有什么，而且不需要出钱，因为那时候已没有货币。

　　“这是应该的嘛，谁让咱们是同事呢！况且我一直对你挺有好感的。”一票用那种炯炯有神的目光望了一会儿柳如眉，直到望得两人脸上都有一点温度了，才大胆地说出那句带有“破题”意味的话：“你本来就是一个很讨人喜欢的女性！”

　　一个“点题”，一个“破题”，这篇文章做出来就有意境了。一票果然趁热打铁，对柳如眉说：“其实你不找我妹妹，我也会将那一票投给你的，因为那一票本来就是你的！”就像柳如眉说话当中想起那台电视机一样，一票此时脑海里也突然浮现出一样东西——当然不是电视机，而是两个鸭梨。这两个鸭梨劲儿大着呢，一下就将一句话从一票胸腔里挤出，他直视着柳如眉说：“我都恨不得给你投两票呢！”

　　对两位普通同事来说，这话的“味儿”有点大了，因为这是情人之间通用的语言。一票将这句话说出口，也有点吃惊，他甚至吃惊地大张着嘴巴没有及时合拢，仿佛这话不是自己“说”出来的，而是话儿自个撑开他嘴巴“跑”出来的。他的脸也微微有点发烧，他甚至有点担心：万一柳如眉怫然作色怎么办？那就太没趣了。

　　一票的担心当然是多余的，怎么会呢？女性就像一个当铺，对于赞美性语言一律照收不误。哪怕这种语言带有很大的夸张成分。当铺老板清点送来的衣物，还会一件一件照成色论价，有时甚至会大肆砍价——一件八成新原价值三千元的裘皮大衣，能给你三百元就算不错了。可女性在赞美话儿的面前，却从不“砍价”，恨不得让你多说几句呢！所以女性若开当铺，非连老本儿赔进去不可——因为那样一件裘皮大衣，她可能付给物主三千二百元，不赔才成怪事了呢！

　　所以女性鲜有开当铺做老板的。即使有一个闪着腰儿从里间走到柜台前来，那也是老板娘，来看自己的丈夫和物主讨价还价。

　　一票的担心因此是多余的。他那句话当时让柳如眉心里再次一热。一票若是那个物主，那句话就是那件裘皮大衣，他将那句话儿“当”给柳如眉，柳如眉收下后，意外地付给他三千二百元——柳如眉当时眼睛一扑闪，回答一票说：“想不到你对我这么好！”一票此时才放下心来，抬起一只手以额至颌一抹，顺势才将惊愕地张着的嘴巴抹“合拢”了。正如那位物主，万没想到一件旧裘皮大衣能当得这么多钱！将钱揣在衣兜里走出当铺了，仍心存疑惑：莫不是付错了，不会追出来索要吧？心里不踏实，扭回头去看，见老板娘正将裘皮大衣穿在身上，左一下右一下比试呢。这才放了心。随手又扔给老板娘一句话儿：“老板娘真漂亮，穿上这件衣服更漂亮，晃人眼呢！让人都不敢看了！”说着，撩起衣襟遮住自己的脸，像一个顽皮的小孩一般作出一副“不敢看”状。女老板心里乐开了花，咯咯咯笑着让话儿从当铺里撵出来：“先生太会说话了，听你说话就像孩子过节或者农民赶集似的！先生留一下你的手机号可以吗？”那物主生怕老板娘突然反悔，趁她心里喜洋洋之际，早放下衣襟疾步汇入人流中不见了，哪顾得留什么手机号。

　　男女约会，话说到情浓得化不开的份儿上，就得换个话题“冲淡”一下。就仿佛一杯白糖水，糖放得太多，不仅“甜”，且“腻”了，就得再加点开水稀释一下。或者就像大街上有一个马戏团在表演，人围得水泄不通，将交通都堵塞了，此时就得警察出面疏导。一票和柳如眉此刻就是这样，一票挥着手“疏导”交通，柳如眉拎起开水瓶“稀释”杯中甜水。两人不再顺着那个话题往下说。柳如眉以手支颌，将目光望向窗外。窗外是那种“滚滚红尘”和“大千世界”。人流、车流不断，市声也不断。一个男孩正冲一个女孩招手，女孩脸儿红扑扑的，提起脚跟欣然向男孩跑去。

　　柳如眉和一票开始共同追忆那些因为已逝所以注定是美好的青春时光。

　　这天下午，一幕有趣的镜头出现了：脉脉含情大酒楼里，当时正放着悠扬的萨克斯曲《回家》。我和陶小北正像徐志摩和林徽因那样坐在一起，刚点毕菜抬起头，突然瞥见柳如眉和一个读者已“认识”我并不认识的男人走了进来。当时我们在一楼的小雅间，他们看不见里边，我却从雅间白布门帘的缝隙里瞧见了柳如眉。那天下了一点微雨，他俩打着一把伞，进来在大厅里停留片刻。柳如眉收伞后顺手将伞递给了那个男人，这是她的习惯动作，因为那把伞我很熟悉。每次下雨我俩打着伞进门，她伞一收便会顺势递给我。我接过伞，低头拿那根小带绕一圈将伞扎住。然后我往往还会绕第二圈——用手臂将柳如眉富有弹性的腰环绕，有时我们环绕着直接进了卧房，有时环绕着坐到了沙发上。到底是环绕着进了卧房，还是环绕着坐到了沙发上，视情况而定。可无论哪一种情况，那把伞早不见了，有时被我随手扔墙角了，有时被我搁在门口的鞋柜上了。只有一次情况有点紧急，我竟一手环绕着柳如眉，一手拎着伞进了卧室。柳如眉已宽衣解带，像一条肥美的大白鱼，哧溜钻进了被窝，我手里却还拎着那把碍事的伞。我灵机一动，竟恶作剧般地将伞柄掉过来，顺手挂到吊灯杆上。那天我俩“唱歌”的时候，柳如眉没有像往日那样闭眼睛。我以手将她的眼皮抹下去，她又睁开往吊灯下面看，原来那把伞尚在那儿摇晃呢。那天柳如眉怎么都不愿翻身农奴把歌唱。事毕，才告诉我缘由：那伞尖尖锐着呢，掉下来先扎你屁股上。

　　这把亲眼目睹和见证了我和柳如眉“唱歌”全过程的“爱情伞”，今天竟拿在了一票手里。我当时心里有点不舒服。按照物理学上那种“干涉现象”，伞目睹了我俩“唱歌”，伞拿在一票手上，似乎一票也目睹了我俩“唱歌”。

　　柳如眉那天信手将伞递给一票，自顾先上二楼了。一票低着头手忙脚乱扎小带：他显然对我家的伞不熟悉，笨手笨脚扎了半天才将小带扎好。或者那把伞是那种对主人忠诚的“仆人”，挣扎着不想让一票扎住，仿佛一旦被一票扎住，它的女主人就当众丧失了贞操。

　　一票扎好伞，举目凝望了一眼闪身已上二楼的柳如眉，目光如炬，像贾瑞追逐王熙凤那样疾步追随柳如眉的倩影而去。我扑哧笑了。陶小北问我笑什么，我说我看到了那种“爱情的光芒”。陶小北不解，说：“不见你眼前有这种光芒啊！”我笑着说：“我眼前没有，我爱人身后有！”陶小北更不解：“你梦呓啊！”她伸手在我眼前晃了晃，仿佛我真在做梦。我顺势做出一副“如梦方醒”的样儿，让服务员将已点好的菜单拿过来，低着头一边看一边对陶小北说：“咱们今天不吃鱼香肉丝了，来半斤白灼虾吧！”我将菜单递给身旁侍立的那个虽年轻但却像“鱼香肉丝”一般没有“味道”的服务员，眼睛望着“味道”比白灼虾更醇美的陶小北，心里尚在寻思：柳如眉这会儿正在点“鱼香肉丝”呢！想到柳如眉点给一票的那盘“鱼香肉丝”是这边刚退掉的，我嘴角掠过一丝不易察觉的、阴凉的笑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