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1］

　　工作组很快就正式进入了工作。

　　他们做了分工，邓一群随苗得康去这个县最穷的一个乡，沟墩乡。

　　沟墩乡离邓一群的老家不远。邓一群想起来，他大学时谈过的那个对象王芳芳的家，仿佛就是沟墩乡的，具体那个地方的村名，叫作“二洼村”。

　　分工的当天，苗得康就领着邓一群去了。县里的领导提出要用车子送，苗得康却拒绝了。那些人看他一脸严肃，一个个也就不好再坚持。邓一群看在眼里，知道这老头正在犯马列主义严肃性的毛病呢，自然也就跟着说，不必麻烦。心里却想：做做样子罢了，过不了几天，肯定就恢复原来的样子了。像他这样的干部，一定是做戏的老手了。初来乍到，这样是对的，不要一下来就产生不好的印象。姜到底是老的辣啊！

　　乖乖地跟着苗得康来到小车站，自己掏钱买票，坐上了一辆破旧的中巴，往那个乡里赶。车里都是本乡本土的村民，他们对这两个新来的人视而不见。

　　往乡里的路很不好走，中巴开在路上，就像一只小船在有着大风大浪的海里行进。俗话说：“富不富，看道路。”一看道路破烂成这样，你就能想到去的是个什么地方了。邓一群心里说：舒服的日子不再有了，一切辛苦都会来。但是，既然来了，就好好辛苦一年吧。不努力表现自己，怎么能赢得政治资本呢？退一万步讲，不论怎么说，他们的待遇肯定比乡里的干部要好，再与农民相比呢，那完全是天壤之别。好歹也只是一年时间，说快也快，很快就会过去的。

　　乍到乡里，还是有种新鲜感、陌生感，还有对贫困的一种油然而生的怜悯。

　　乡政府所在地是一个小镇子。说是镇子，其实那根本就不像是个镇，只是房子相对集中，有商店、邮所、税务所、派出所、粮站等等而已。也许，在当地人的眼里，它不仅是个镇，而且是个很不错的镇子呢。乡政府有一个小院子，院门外挂着木板牌子，白底红字和白底黑字，政府和党委两块牌子，字迹都早已经模糊了，只能依稀辨出个大概。

　　对他们的到来，乡里已经知道了，并早就着手作了安排。乡里没有招待所，临时把食堂边上的一排房子腾出来，清扫干净，让他们住进去。一人一间，每间十多平方的样子，一张木架子床，上面被褥整齐，看来都是新洗过的。一张老式办公桌，一台取暖器，新水瓶、新脚盆、新毛巾。

　　邓一群这边和苗得康那边又有不同——苗得康房间里多了一部新电话、一台新彩电和一只半旧的书橱。这就是厅级和处级的不同。邓一群想：走到哪里都会有身份的标志。电话和彩电明显是特意为了苗得康而准备的。为什么那么多人要当官？就是因为给你的待遇不一样，连下乡也一样。

　　对这个贫困乡来说，那个晚上的晚宴自然称得上是最高规格了。

　　书记和乡长都出来了，还有副书记、副乡长，足足六七位。党委书记叫焦作安，乡长叫夏广连，都是四十多奔五十的人了。他们在基层，都干了有半辈子，剩余的时光也就只有十来年了。

　　对邓一群和苗得康的到来，书记和乡长心里都有点不知所措，在扶贫工作组到来之前，县里的领导把他们特别地叫去，交待了一番，生怕他们工作上出什么差错。在他们眼里，苗得康这样的干部，如同钦差大臣。稍有差池，县里的领导即会不安。对他们的到来，既欢迎，又紧张。欢迎的是，希望由于他们的到来，能够给乡里拉来一些项目，过去他们这里被称为“兔子都不拉屎”的地方，根本没有人愿意到这里来投资。即使拉不来人投资，也可以肯定的是，省市一级的财政一定能够多多少少给些钱。乡里需要用钱的地方太多了，且不说别的，光是教师工资和乡里的老干部医疗费，就是一笔永远也填不完的大窟窿。紧张的是，唯恐自己动作上有差池，那样对自己的仕途会产生很大的影响。过去怎么干工作都无所谓，即使错了也能搪塞过去，而现在不同了，所有的一切都在省里领导的眼皮底下，而省里领导的政策水平跟他们完全不一样。在掌握政策方面，他们认为省里的领导一定比他们高多了，但是，他们认为省里领导致命的缺陷是对基层情况缺乏足够的了解和认识。农村工作远比上面的工作难做。

　　由于县里电话里有交待，所以，他们很能识相，把晚饭就安排在乡政府的食堂里。他们从来也没有接待过像苗得康这样级别的干部，自然小心得很。饭桌上有十几个菜，都是家常菜，大鱼大肉。但酒却是好酒，泸州老窖。书记举杯之前，诚惶诚恐，对苗得康和邓一群说：“这样的晚饭，在我们也是破例了，主要考虑两位领导是第一次来，借这个机会，为你们祛寒接风，把班子里的人都熟悉一下。”苗得康没有多说，喝了酒。

　　但那桌上的气氛，却始终也没有活跃起来。

　　邓一群知道，今天的酒桌气氛肯定也是好不到哪里去，主要是这些人对他们太敬畏了。

　　吃了晚饭，邓一群先来到自己的宿舍，看看那种简陋的条件，站在那里好久，心情也慢慢好了起来。事实上也不能称之为好，只是他终于想开了。人，生来就是有差别的。为什么一个人要那样去奋斗，有时甚至不择手段，就是为了消灭这种差别。农民为什么要造反？就是因为他们看到了客观存在的这种不公。“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为了消灭这种差别，他们不惜生命，发动暴力革命。

　　现在是和平年代了——邓一群想，我要消除这种差别，就要努力向上奋斗，扶贫结束以后要是一切顺利，他就能升到正处。正处是一个台阶。到了正处，未来的位置就是副厅。他还年轻，只要取得了正处，未来的副厅也并不是不可以的。自己一定要好好努力啊。

　　他到隔壁，看到苗得康组长正在用热水洗脚。苗让他随便坐，他有聊天的欲望。于是，两人聊了一会，这中间邓一群对苗得康说了很多关心敬仰的话。那些话都是邓一群过去在县里一直没机会说的，这时单独的两人相处终于让他逮到了拍马的机会。苗听了好像并不反感，但也没有表现出喜欢。他看不到他的表情。

　　苗问了邓一群的一些情况，个人啦，家庭啦，包括他老家这边的情况。邓一群一一向他说了。苗组长一边擦脚一边听，说自己过去的家庭也差不多这样，自己也是从农村出来的，工作了几十年，才能如今这样。

　　说到机械厅的干部，苗得康自然很熟悉，但提到以龚厅长为首的那一班领导时，他一直也不作臧否，说到刘副厅长时，他微微一笑，说：“刘志新是个机械行家，他能称得上是‘专家’。”

　　邓一群心里想：看来他对刘副厅长印象不错，就对他说自己当时如何受过刘副厅长的照顾和赏识。

　　苗得康默默，好久，说：“专家当官是最要不得的。”

　　邓一群感觉他话语里有些叹息的意思，心想：不管刘志新是否适合当官，但肯定比做一个所谓的专家要好。再糟糕的官，也比一流的专家过得舒服。苗得康也是坐着说话不知站着人的苦处啊。看到他洗好了脚，邓一群就忙着抢着要去给他倒水，把老苗慌得不轻，连声说：不能这样不能这样。但邓一群还是把盆抢过来倒了。

　　凡事一定从小处做起，他在心里说。过去在厅里，有机会单独随龚厅长出差，洗脚水也是他倒。“低人三分不为小”，只有在大人物面前做小，将来才有可能在别人面前做大。果然，在他帮苗得康倒完了水后，老苗对他格外亲热。他是内心里感到过意不去。老苗对他说：我们来了这里，一定要帮助这里的人民做点事。要踏踏实实地做好每一件事。邓一群说：我一定服从您的安排。老苗有点语重心长地说：你年轻呢，这次扶贫对你是个很好的锻炼，一定要珍惜这样的机会。邓一群说：好的。

　　老苗有倦意，但他却对邓一群说：你在这里看看电视吧。我是不怎么看电视的。邓一群赶紧说：不了，我也不怎么爱看。除了有球赛的时候，才看一看。老苗说：有什么球赛，你把它搬过去。邓一群笑笑，说：不用的。

　　邓一群一脚出了门槛，老苗说：听说乡里还有什么欢迎仪式，我建议他们不要搞，有什么意义啊？明天我们就先下去看看，你说好不好？

　　邓一群说：当然。

　　［72］

　　沟墩乡地处偏僻，镇子边上就是一条运河，运河在这里打了一个弯，干旱的年景，运河浅得看上去像条小河，稍大点的船就能搁浅。发水的年景，这里的水又排不出去。

　　第二天一早，苗得康果真向乡政府要了两辆自行车，和邓一群各骑一辆，沿着运河边，各个村子跑。

　　重新回到乡下，邓一群倒还是有种新鲜感，同时也感到生疏得很。

　　一周下来，全乡的所有村子差不多都跑遍了。很多村庄的情况，是他们过去想也不曾想过的。村民都很穷，在向阳村的一户人家，他们看到，这家一共四口人，有三个半是残废。女人是个跛子，右臂不知得了什么病，细得像根芦秆，两个孩子都有点傻，最大那个十多岁了，还穿着开裆裤，把那个黑黑的小xx巴露在外面，歪着头，斜眼看你，眼睛里白多黑少，瘆得很，而嘴里还不停地往下流着口水。而所谓的那半个，是男主人，神经正常，只是有点耳聋，地里的活还能干。那家里，连张像样的床都没有。像这样的家庭，也还不算是那种最坏的，更有那精神病什么的，生下的孩子，也不是病，就是残。看了让人心里格外难受。邓一群弄不明白，为什么在农村有这么多的不幸家庭，也许同水土，同这里的医疗条件，同近亲繁殖有关吧。

　　苗得康看到有那种穷得非常可怜的，就会从身上掏出点钱来，救济他们。那些人感激得热泪滚滚，就像见到了救命恩人似的，有的却连感激也不知道。他们甚至不知道他给他们钱有什么用。他们是痴呆者。邓一群也跟着给，老苗倒劝他说不必这样，说：你我情况不一样，你要养家的。我是没有负担的。但邓一群还是坚持给，这是一种风度（或者说是一种风格、境界）。

　　全面调查结束了的那个晚上，邓一群在苗组长的房间里，两人感慨了很久。从表面上看，这里的自然条件不算恶劣，应该还是能想出脱贫致富的办法的，关键还是县乡的领导思想不够解放，那些农民的思想也愚昧得很。村民们并没有强烈的脱贫的想法，也许这几十年来，从父辈那里，就继承了安于现状的想法，他们不去接触外部世界，也就不知道外面世界是个什么样子。他们没有心理反差。或许，他们对生活可能还有一种满足，有饭吃，也有衣穿，这就行了。没有太多的要求。他们也有追求，那就是生孩子，有了男孩还想要生女孩，如果生的就是女孩，那么他们一定就要努力再生，直到生出男孩为止。所以，一户人家有四五个孩子并不奇怪。他们把生孩子当成了一种生活乐趣。

　　那些村子都还没有通电。通电对他们没有实在的意义。一个村里，往往连一台电视都没有。白天要是农田里有活，他们就会下田；要是没有活就靠在墙边晒太阳，在他们的身边往往还偎着一条狗。不晒太阳，就是在村里闲逛。看上去那些村民就像散兵游勇。表面上村子里平静得很，间或也有一些鸡飞狗跳。碰运气也能看到村民们打架，有夫妻对打，也有家族与家族之间。家族间的争斗还很激烈，大打出手，恨不能白刀子进，红刀子出。晚上，村民们早早就会熄灯睡觉。一来省煤油，二来是无聊。除了睡觉，还能干什么呢？睡觉自然是睡不着的，于是，男女便要做事。不管那样的事情是否会乏味，可那是他们唯一能够有点乐子的事情了。邓一群过去就听过这样的笑话：一个中央首长去某省贫困山区视察，问一位老大爷：“这里有没有实现机械化呀？”老大爷说：“没。”首长问：“那你们耕地靠什么呀？”老大爷说：“俺们就靠个牛！”首长又问：“通电了没有啊？”老大爷说：“没。”首长问：“那晚上照明用什么？”老大爷说：“俺们就靠油！”首长继而又问：“晚上还有没有什么文化生活啊？”老大爷说：“没。”首长问：“那你们晚上干什么呀？”老大爷四顾众人，口气铁硬地说：“俺就靠个毬！”

　　邓一群事实上对这些情况很熟悉。这个乡的情况与他老家那个乡的情况并没有什么大的不同。农村生活就是这样。他在农村生活了近二十年的时间，曾经对这些司空见惯。然而当他现在跳出来，从省城的高度，从省委扶贫工作组一个组员的高度，再审视这样的生活，还是从内心有了震撼。他充分感到村民们的麻木。他们自己感觉不到悲哀。他们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是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人群。也许，他们中有一些人想过这样的问题，但他们却认命了。他们发现自己无力去改变这个问题。他们更多的人认为命该如此。所以，正像鲁迅先生说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邓一群从一本传记里看到，说毛泽东当年在了解了农村的贫瘠后，难过得流下了泪。于是这位伟人提出了要消灭城乡间的剪刀差。中国的农村问题，实际上是个很大的社会问题。邓一群想：城市里的工人失业了，依然还可以领取最低的生活保证金，而农民呢？

　　邓一群庆幸自己不仅从农村出来了，而且成了一名国家干部，还成为一名年轻有为的处级领导。看着那些农民苦难的生活，他不能不庆幸。

　　在调查中，他们发现，这些农民实际上的负担很重，一年下来，辛辛苦苦，除掉上缴（这上缴的部分，有国家的，有县里的，还有乡里的，林林总总，名目繁多），差不多不剩什么钱。有的甚至连上缴都交不起。缴不起怎么办？乡里自有对付的办法，那就是扒房子，运粮食。乡村的领导普遍说，现在农村工作难做。而农民和政府之间的信任度也越来越差。

　　苗组长抽烟，一个劲地抽，抽得很凶。他的心情看上去很沉重，看到这个样子，他这个做扶贫工作组组长的，不能不感到压力。他说想不到改革开放这么多年，还有这么穷的地方，他们来，一定要做点实事。邓一群听了，自然也有同感。大道理不说，这趟下来，要是做出成绩，他解决正处级的问题，就会容易得多。他相信，有苗得康，他的扶贫担子要轻不少。扶贫就是给钱。有苗得康带头，向省里要钱要好要些，他想。苗得康心理上有压力，他是领导，他要做出成绩来。

　　［74］

　　乡下和城里是两个全然不同的世界。

　　邓一群就在这两个极端的连接点。

　　在心理上，他感受很深。

　　下乡的最初那段日子，邓一群真的很想家，很想念城里的生活。这种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极度反差，让他有点忍受不了。

　　第一次回城的时候，与下乡时相隔才不过一个月。他回来的时候是个晚上。他看见了满城的灯火，心情特别地激动。一种久违的感觉油然而生。一切都是自己所熟悉的。宽阔的大道，路两边高大而茂盛的法国梧桐。到处是林立的高楼。这些年来，陵州的变化是很大的，城市在一天天地变高。繁华的城市，美丽的城市。到处是漂亮干净的人们。他们衣着整齐而时髦。他们都是自由的人。城市人与农村人的区别是如此明显。城市的人们是多么干净啊！

　　城市给他的感觉很好。全然不像在乡下。在那个沟墩乡，除了工作之外，他找不到一个可以消遣的地方。很多时候，他或是陪着苗组长，或是一个人在晚饭后，在运河堤上散步。乡下很宁静。太阳把运河的水映得红红的，堤上那些柳树细长的柳枝在风里轻轻地摇摆着。鸭子还在河里觅食。乡广播站的高音喇叭里放着音乐或转播中央台的《新闻联播》。街上的一些孩子在快乐地追逐、打闹。一些人在看着他。他能看得出目光里的敬羡。偶尔他也能看到一些年轻的姑娘，其中有的长得很不错，让他小动了一下心思。美的东西总是让人喜欢的，他在心里说。随着太阳的渐渐西沉，他快乐的感觉也就越来越少，越来越黯淡，等到太阳完全落下以后，他就要回到宿舍里去。宿舍里只有一台旧的黑白电视，是书记老焦叫人给他搞来的，但是搞来比没有还难受，因为那仅仅是个摆设，什么频道也看不清。即使如此，他也并不到苗得康那里去看。他不习惯看别人的东西。回到宿舍他就黑了灯睡觉。很多时候睡不着，他就想着自己的过去，想着在城里时候的生活。

　　到处是灯红酒绿。

　　回城里是来跑资金的。苗得康让乡里的书记焦作安陪他一起来，去农林厅、水利厅、财政厅要钱。为了节约路费，乡里拉了一车鱼，想到城里的集市上卖掉。车子进入市里，焦作安让邓一群赶紧回家，说有事明天再说。邓一群也就没有客气，直接打了辆车回家。一家人看到他非常高兴。他是事先没有通知，突然回来的。邓一群那时感觉还是回来好。家里有一种温暖。他看到了儿子，感觉都有点生疏了。儿子看到他，也的确有点怔怔的，好半天才恢复了对他的感觉。肖如玉看到他格外高兴，她有一种意外的惊喜。尽管经常在一起的时候，她对他有不少不满，但由于分别这么长时间，她也的确感到需要他。女人对男人是有依恋的。男人对女人有的却是渴望。这是男女的不同。下乡这么长时间，邓一群过的是一种非常枯燥的生活。

　　没有女人，没有性。邓一群必须同乡下的那些人保持一种距离。这种距离是必须的。如果说他还和别的什么女性打过交道的话，那唯一的一位可能就是陈小青了。陈小青还在县委宣传部。作为一个女同志，这些年，她是一事无成。很多女同志都是如此。最大的成就就是生了一个孩子。当然，是女人都会生孩子。所以，这里面没有文化上造成的差别。她是听说他到县里扶贫后主动来找他的。对他的这次回来，陈小青显得非常高兴。她想不到他会这样出息。

　　他们见面是在一个晚上，在县委招待所里。扶贫小组开过碰头会后。他看到陈小青已经是妇人相了，眼角处有了明显的皱纹。她的脸比过去苍白，身材更瘦了。她是不该这个样子啊。见面的欢快之后，她说话间流露出对现实生活深深的不满。他用同情的眼光看着她。在宣传部，她仍然是科里的一名普通干部。毫无疑问，她对宣传工作缺乏热情。丈夫对她不好。从她的谈话里，邓一群得知她的丈夫是一个酒鬼。酒鬼也在机关里工作，但对家庭却一点也不上心。他的父亲过去是一位副县长，所以陈小青的父亲就布置了这门亲事。她的丈夫对她态度很粗暴、恶劣，发起脾气来还会动手。她对婚姻，真是失望透了。

　　她没有从那样的婚姻中受益，相反倒是个牺牲品。邓一群就不一样了，他是个受益者。事情看起来是一样的，但人不一样。邓一群巧妙地运用了关系。也许陈小青从来也没有想过要当官。她从开始只想做一个平常普通的女人，或者是当个贤妻良母，但现实却没有让她如愿。她偏偏遇上了一个恶劣的丈夫。

　　人生无常。邓一群想。陈小青过去多么骄傲啊。他那时候真的很羡慕她。她的父亲去世了。她没有了台后，失去了靠山。她有个孩子，女孩，五岁了。邓一群很同情她，想想她竟是这样地可怜，但却又感到无法帮助她。她的难处不是他所能解决的。当然，她来找他也并没有想到马上让他办什么事。她只是想对他说一说这些年的生活，并且想听他说话。在她眼里，他是一个很不简单的人。他是一个成功者。她内心里多少有些敬慕。

　　邓一群在那个晚上还没等儿子完全睡熟，就迫切地要求和肖如玉做爱。他想坏了。他三下五除二就脱去了衣服，肖如玉也配合地脱去自己的衣服。在陌生而新鲜的感觉中，邓一群再次品味到过去曾有的熟悉。

　　然后滚到一边，感到有一种满足后的淋漓。

　　这是一种甜蜜。

　　邓一群领着乡里的焦作安书记去要钱。

　　要钱不易。

　　邓一群深深地体会到了什么是“脸难看，事难办”。如果不是自己也是一名省级机关的干部，不是省委扶贫工作组的，那难度还不知会有多大。邓一群简直到了低三下四的程度。除了自己过去为了自己的工作，他还从来没有为公家的事情如此低下过。但他还是很努力的，因为他知道，做成了，这将来就是他的成绩。

　　回到城里的邓一群知道自己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回到机关里，把自己这段时间以来的工作，向领导们做一次汇报。每个厅长那里都跑了一遍，人事处、办公室也少不了。其他处室也都要走一走。他要让大家看到他下去其实是很辛苦的，而工作也绝对非常努力。科技处还是那个样子，但他感觉大家见了面，客套得更加虚假了。这就是离开的坏处。人只要一不经常在一起，就会变得很生分。看来下乡这件事，对他也是有得有失啊。他自觉原来他在机关里，人缘还是不错的。但是，他同时也相信，将来的得，一定要大于失。他在政治上，一定会得到丰厚的回报。

　　什么事情都要讲求回报，下乡当然再明显不过了。这其中的道理，谁都明白。由于他的下乡，机关里那些曾经想下乡的年轻干部，肯定心存忌妒。下乡，就意味着回来被提拔，谁肯放过一个被提拔成正处的机会呢？要知道，在机关里，副处和正处还是有着很大区别的。能成为正处，将来就有希望成为副厅。对一个年轻人，这很重要。为了让他们消除忌妒，他就必须更加小心，千万不要流露一点骄傲的情绪。他这样告诫自己。回来后，能对他们讲的，就是下面工作如何难以开展，生活如何地辛苦。这当然完全是实情，同时他也做了必要的夸大。

　　在科技处，他能感觉到由于他的不在，事情有了点奇妙的变化。究竟怎样的变化，他也说不清楚。这可能只是他的一种第六感。反正同过去有点不一样。他感觉老潘的势头又有点上来了，而老言身体变得不太好了，不知得了什么病，萎萎的。他想老潘一定在凯觎那个处长的位置。而这个处长的位置，应该是他邓一群的。

　　他要保证在自己下乡的这一年时间里，老潘得不到那个位置。只有别人得不到，才有可能是自己的。在机关里，这是唯一可能的正处空缺了。

　　老言明年一定是会退的。

　　邓一群对那个处长的位置，不无担心。

　　回到机关里，没有人同他说机关里的情况，这是最不正常的。他需要了解自己不在的日子里，机关的每一点一滴的情况。机关无小事，哪怕一点小事，也能看出一些微妙的变化，而每一点微妙的变化，事实上都可能影响你的工作和生活。

　　但他们都把他当成了外人。

　　这种感受很可怕，使他的心里很不愉快。

　　所以，他在心里渴望早点结束一年的扶贫，迅速回到机关来，重新融入到机关的大熔炉中。机关，让他感觉实在，让他感到自己的真实存在。同时，由于机关里存在着权力，存在着斗争，所以能够激发他的活力。

　　他把自己的担忧和想法对肖如玉讲了。但是，她不喜欢听他讲那些事。她喜欢的是他男人的本色，她要他首先是个丈夫，是个父亲。而她事实上看到的却是一个努力追求名利的人。他想：在她眼里，我可能已经变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势利之徒。她一定想不通他怎么会变得这样。不理解，也是正常的。他在心里说。他把她对他的不理解看作是一种女人的狭隘。她怎么可能理解他呢？他们出身不同，境遇不同。她出生在一个干部家庭里，感受到的也许更多的是当官的种种烦恼。她父亲的当官生涯是不成功的。骨子里，尽管她也不排斥做官，但她可能更看重当官的一些乐趣。官阶的大小并不重要。而自己不同，他要把当官作为一个追求，当成实现他人生追求的重要标志。她不知道，当官，对邓一群有多么重大的现实意义。有了官，也就有了一切，才能不枉他的努力，才能不枉他那个家庭对他的期待。只有做官，他才能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75］

　　农村生活让邓一群深深地体会到城市生活对他的重要，或者说权力的重要。

　　农民们的日子很艰难。

　　面对那些缺少文化有些甚至是愚昧的农民，乡里的工作很难做，计划生育、两上交、订报、乡政府办公补贴、公粮征收，等等。有时乡里和农民的矛盾到了严重对立的程度。邓一群不止一次听说，有个村的村民和乡里的干部打架，乡里最后去了派出所和联防队员若干，抓了好多人，关了一个月，矛盾最后还是没有解决。但是另一方面，正是由于村民的普遍文化程度很低，不懂法律，也使得乡村干部越发地发挥自由。他们说的话就是至高无上的规则，有时甚至到了明显违法的程度。邓一群和苗得康在这个乡里的两个月，已经有很多村民找他们来告状。告乡党委书记焦作安和乡长夏广连，以及副乡长郑瑶。苗得康听了直皱眉头，邓一群也感到很揪心。但是，他们又能怎么样呢？这样的现实，也是积重难返。

　　邓一群是清楚农民的。他就是从农村出来的，父母、哥兄姐妹都是农民，他们的浅薄和无知，自己深有体会。他们的想法很简单，很朴素。农民们只想过好日子。但是好日子的愿望却并不能够得到比较好的满足。除了能吃饱肚皮外，也并没有得到更多的实惠。外面的世界变化很大，而他们这里依然如故。他们的负担越来越重，倒是城里人生活得越来越好。虽然他们并不了解，城市里的工厂正有越来越多的人下岗。

　　土地的魅力正在农民的眼中失去光彩。

　　阳光灿烂的日子，邓一群喜欢骑上自行车去各个村里转悠。骑车的时候，他可以忘掉各种不快、各种心理负担。下乡扶贫，让他重新回到了自然。天是那样地纯蓝，和城市的那种灰蒙蒙的天空完全不同。田野上一片葱绿。村道两边有很好的树木。他可以闻到泥土的那种清香。骑累了的时候，他就会停下来，和在田里干活的农民聊天。那些人看到他很敬畏。他们都知道他是从省城来的大干部。他们一个个衣着破旧（自然干活的时候也不用穿整齐的衣服），上面沾满了泥浆。脸是粗糙的，被风吹日晒呈黑红色，且被刻上一道道劳累的沧桑皱纹。他们的头发乱蓬蓬的，胡子拉碴。他们的眼里充满了对美好生活的一种渴望。谈到现实生活，他们总是有一种无奈，体现出一种生为农民的悲哀。也许他们可以把希望寄托在下一辈的身上，让他们好好学习，将来可以做一个城里人，但事实上他们的孩子根本就得不到好的教育，那种寄托的希望非常渺茫。

　　邓一群过去刚到城里的时候，有一阵非常厌恶农民。尽管自己也是农村出来的，但他却并不喜欢他们。他有点瞧不起他们。从心理上，他觉得他们是劣等的。他的兄弟们也是如此。但是他现在知道，他们的状况是不可改变的。他们生活在那样的环境里，限制了他们的眼界。就像很多年前，他在回乡的路上遇见过去的一个叫高中的同学。他记得那个叫高中的同学过去在学校里学习成绩还是可以的，但当了农民后身上的那点文化好像就消失掉了，看到他变得非常的委琐。

　　邓一群看到了一些年龄很大的农民，他们胡子花白，却依然在农田里干活。在城里，这样的年龄已经可以退休了。但他们没有抱怨。他们已经安于天命，对眼下的生活已经习以为常。他们热爱劳动，也热爱过土地。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邓一群想到父亲在世的时候，为了一寸土地，就可以和邻居大打出手，有时甚至不惜生命。土地不仅仅是粮食的母亲，它更是一种尊严。可现在，他们也不一样了，他们正对土地失去信心。

　　土地里的粮食是丰收的，但是丰收并没有增收。“多收三五斗后”，他们的实际收入并没有增加。粮食越来越多，国家的仓库都堆满了。经济上到处吃紧，拿不出那么多的资金来收购。大量的粮食换不来他们生活日用品和重要生产资料。

　　老一辈的人不再用古训教育年轻一代了，的确他们再也不能从土地本身看到希望。土地里不能刨出金子了。由于农业机械化程度的提高，很多人成了富余劳力。年轻一代正在变得游手好闲。老实一些的孩子，还在田里帮助父母生产；稍聪明一些的则想办法到城里去打工；聪明而不够本分的，就整天游荡。

　　邓一群在镇上散步的时候，经常看到一些年轻人晃来晃去。在这个社会，他们是真正的行尸走肉，他们只知道今天，而不知道明天。或者说只有今天对他们才是有意义的，而明天对他们并没有实际意义。这些年轻人一般都只读到初中，有的甚至只是小学。农村的教育水平很有问题。邓一群深有体会，像他这样能够考上大学，的确是非常不容易的。他是一个佼佼者。有时，他有理由这样自豪。那些年轻人一方面很羡慕城里人的生活，一方面又没有文化。在这个小镇上，他们以时髦青年自居。他们穿牛仔裤，烫发，戴太阳镜。他们经常整天泡在一个个体录像厅里，看香港产的武打片或带点色情的言情片。要不，就是到理发店里去泡妞。

　　那些理发店事实上跟过去刘正红在他老家那个乡里开的理发店一样，在理发的同时还偶尔出卖色情。这些游荡着的青年农民（他们不再把自己看作是农民），每星期都要去一趟县城，捞点什么，维持现有的状况。他们的行为令派出所大伤脑筋，因为就性质来说，相当一部分还不够量刑。

　　也有出事的。

　　邓一群在到了沟墩乡的第二个月，县公安局来这里开过一个公判大会，三个青年人中的两个被判死刑，一个无期。他们都很年轻，看上去都只有二十岁多一些。剃着光头，站在台上，一脸的无惧。他们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行为给家属带来多么大的悲痛。他们在看了录像后，轮奸了一个十四岁的少女，然后跑到县百货公司仓库盗窃财物，当被守卫发现时，他们用刀砍死了值班人。

　　据说，在杀了人后，他们还跑到一家饭店里喝了一顿酒，这就是说，他们并没有真正意识到自己是在犯罪。

　　邓一群觉得事情的可怕。

　　他希望自己的那些侄子能够学好，但是，在那个环境里，怎么能够得到保证呢？他不能不有所担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