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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刚过,邓一群就被抽调到省委扶贫工作组,赴贫困地区工作,时间为期一年。这也可能是全省最后一批扶贫工作组。前面已经搞过三批了。作为一个年轻干部,能被抽调到扶贫工作组,那是一件很光荣的事情。谁都知道,这些人选都是由本单位精心安排上报,经省委组织部考察同意的。上报的人选,自然是视为单位里的骨干,可培养提拔的对象,有很强的政治意义。
邓一群当然在心里非常清楚:这是一次镀金的机会,也是提拔重用的机会。为此,一开始他就积极争取,并如愿以偿得到了这样的机会。
1998年的春节与往年的春节一样,过得没滋没味。除夕的那台电视晚会,早已经让全中国的老百姓都丧失了胃口。晚会开始前的两个月,报纸上就开始宣传,今年有什么什么新的举措,推出怎样的新人,怎样的新歌,自然是非同寻常。等晚会一过,群众一片不好的声音,那边就赶紧说:这是由于百姓的胃口越来越高,晚会自然也就很难再取得那样的效果。邓一群就想:为什么好莱坞的电影却总能吊起观众的胃口呢?
这个春节邓一群感觉有点憋气,本来是想回老家乡下过年的,孩子已经快三岁了,但他们还没有一起回去过。城里的春节越来越没节日的味道。陵州三年前就开始实行市区禁放烟花爆竹,于是整个除夕晚上你根本听不到热热闹闹的鞭炮声,而在乡下,农民们虽然不富裕,但他们却非常乐意燃放鞭炮,打从电视晚会一开始,你就可以听到外面的鞭炮响,这样,四乡八邻,一直到清晨,你都可以听到不绝于耳的鞭炮声。邓一群喜欢这种感觉。
邓一群的妈妈一直希望能看到自己的这个孙子,在她眼里,这个孙子简直就是龙种。邓一群是她生出来的一个能干而很有出息的儿子,那么由自己的儿子和城里高干家庭出身的媳妇生出来的孩子,无疑就是天上难找地上难寻的宝贝。她还是在贝贝(孙子的小名)过周岁时候看过一次,那次是她到城里来。她知道孩子刚出生的时候就想来看一看,但儿子却写信让她不要来。她知道儿子有自己的考虑,再想到自己过去曾经给儿子添的那些麻烦和尴尬,也就作罢了。自己在心里叹了一口气,心想:农村人就是不行啊,到处讨人嫌。不去看,也就算了,可是,她那个心里想啊,想,做梦的时候都能梦到孙子,常常半夜的时候就高兴醒了,再也睡不着。她梦里的孙子是个白白胖胖的大小子,有一双非常明亮而有神的大眼睛。她梦见他会跑了,她梦见他会说话了,有一次她居然梦到孙子对她说:“奶奶好。”她乐坏了。第二天清晨的时候,她逢人就说,自己梦到孙子了。村里人不知道她曾经有过的尴尬,于是就对她说:“邓奶奶你干吗不去看一看呢?”她就不好意思地说:“儿子媳妇工作都忙,我去了干什么?再说城里的生活(这个词是她从电视里新学来的)我一点也过不惯。”
那些人就说她不会享福。
时间一天一天地过去了,终于有一天她忍受不住了,决定去城里。
为了能让自己再去城里时受到儿子媳妇的欢迎,她背上了几十斤家里做的花生油、红豆和面糕,还为孙子做了很多棉衣棉裤。那些棉衣用的都是雪白的新棉。她认为城里的那些绒衣并不暖和。但是当她到了之后却发现媳妇并不喜欢那些东西。肖如玉嫌那些棉衣做得太难看了,说根本就穿不出去。做的那个鞋子居然还是虎头鞋,花里胡哨。事实上她对那双鞋子很用心,她眼睛不好,那双鞋整整花了她半个月的时间。在乡下,小子是一定要穿虎头鞋的。城里没有虎头鞋。她原先以为媳妇会喜欢。
邓一群的妈妈到了城里,就住在亲家的家里,因为她的儿子媳妇都还是住在娘家。她那个高干亲家家里的老保姆已经走了,说是儿子媳妇威胁她,他们打算把她的老宅子拆掉。他们的家里现在新请了一位年轻的保姆,是个外地乡下的小姑娘,二十多岁,他们叫她小娜。邓一群的妈妈感觉小娜和过去那个老保姆完全不同,性格很夹生,对家里其他人都好,就是爱理不理她。没有人同她搭话,她很寂寞。亲家公亲家母都是那种有身份有文化的人,同她找不到什么共同语言。身份不同,语言也就不同。在那个家里过着一种没有语言的生活,无异于生活在一个囚笼里。而且,过去的那种气氛始终笼罩着她。所以,她只呆了四天,就又回到了乡下。
她不能呆在城里,后来她在心里彻底明白了。
城里的生活让她吃惊。
她临走的那一天,特地去看了一下刘正红,她有点不相信这个没有什么文化的乡下姑娘,能够同自己有文化的国家干部儿子一样,在城里立足,而且看起来好像还生活得很好,很有钱。身上的那些漂亮衣服不说,头上脚上还到处戴上了明晃晃的金器,那些东西乡下人什么时候能舍得买?邓一群没有对她说什么,但她能够感觉得到,刘正红现在很有钱,比在乡下时有钱多了,但是她却更坏了。她看见在她那个发廊里面有几个小房间,每个小间都有一张床。那些小姐也是妖里妖气的,不像是正经女子。在这样的城市里,儿子也会变坏吗?她不能不产生这样的疑虑。
邓一群除了因为很长时间没有回老家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现在已经是一名副处级干部了。他想回去让老家的那些乡下人见识见识。在机械厅,他已经成了一名灿烂的政治新星。从一个贫穷的农村学生到考进省城的重点高校,从一个普通的青年学生到毕业分配留在省级机关,从一名小小的科员到副处长干部,多么不容易啊!每走一步,都要付出比别人多好几倍的艰辛,他不能不为自己感到骄傲。想起过去,仿佛就像一场梦。他还能清楚地记得当年那个夏天,在校园里怎样地感到无助;怀着一种初生牛犊的精神,找到了那时几乎是高不可攀的虞秘书长,感受他的冷脸,一次一次地求他,直到自己下了一跪,现在想起来还觉得非常可耻;胆战心惊地来到时代大厦,到人事处报到;第一次休探亲假,在县城里的小小得意;和葛素芹在宿舍里的疯狂而隐秘的性爱;在阳光下去医院,带着复杂的心情陪她打胎;在电影院门前感受田小悦的失约而带来的不快;第一次去肖如玉家,感受她家门第的高贵;在邓阿姨家和她发生那样的事情……到科技处后,他巧妙地利用关系把副处老潘搞下去,再把言子昌牢牢地握在自己的手心里。
机关里没有人明白言子昌为什么会那么地支持邓一群的工作,并且想方设法举荐他,很多出头露面的机会都乐于让给他。在众人眼里,邓一群是个很会做事的人,简直是尊重、善待老同志的优秀的青年代表,一定是把老言服侍得非常好,他才肯这样让贤。他们感觉言子昌这个人变了,变得大度而豁达了。而他过去是一个多么斤斤计较的人哪。没有人知道,事实上言子昌现在是多么地痛苦。他发现自己在处里已经处于被架空的位置,很多权力邓一群都代他行使了。换了别人,他早就要搞掉了,但邓一群不同。在心里,他有点怕这个年轻人。只要他一告发,他一世的英名就完了。他只能事事都要让他三分,迁就他,忍受他,还得赞扬他。在那种无奈的消沉里,他又去过那个地方两次,接受小姐的服务。每次都是胆战心惊,而每一次又都感觉新鲜异常。肉体上的轻松和心灵上的重负正好成反比。最近一次去的时候,接待他的是一位和他女儿年龄一样大的女子,那个女子的妖媚艳丽让他惊讶,在兴奋的同时,他又感到一种深深的罪恶。当他心怀罪恶,不能兴起时,她竟然用嘴去为他服务。在她妖冶的双唇下,他像一个畜生大汗淋漓。那天晚上,言子昌很迟才离开。离开的时候,他心里说:再也不来这个肮脏之地了,我怎么成了畜牲一样的东西?他是畜牲吗?如果他不是畜牲,那么就是别人都成了畜牲。
邓一群当然不会满足于自己已经成为一个副处级干部。副处在处级这个位置上,就像一个副科在科级这个位置上一样,根本没有最终的决定权。权力的魅力,就在于你说话说了算。在科技处,他还没有尝过完全说话做主的滋味。感受这样的权力,真让他有隔靴搔痒的遗憾。所以,他希望自己能早一天升到正处的位置上。
两年科技处的副处,让邓一群感到自己完全有能力做好一个部门的负责工作。两年来,他扪心自问,感觉做了不少事情。与他相比,他发现老言和老潘在工作上都有不少瑕疵。他才是个干事的人,能够把事情干好,自然也能把事情干坏(如果他想的话)。基于这样的想法,他就经常往龚厅长家里跑。跑跑有好处,所有的领导都吃这一套。他向龚厅汇报了处里的情况,方方面面,无所不谈。对这个家他现在已经熟悉得很了,他差不多是经常来,每次来都要带点礼物(有些礼物是不必自己花钱的,单位可以报销)。当然,他也花过大钱,那是在提拔当副处长前,送了一万块钱的红包。那些钱是他偷偷积下的私房,肖如玉不知道。这一万块钱,一下就缩短了他和龚厅长之间的距离。就像一个嫖客和妓女之间,你说他们的性具相隔多远?仅仅就是一张百元人民币之间的距离。龚厅长把他当作自家人,也不必客气,而龚夫人有什么小事更是乐于请他来帮忙,不论是下水道堵了还是排油烟机出了问题,邓一群都能解决,就像他过去在岳父母家常做的那样。
龚当然能够明白他的意思。他能理解他。当官也算是一种追求吧。像邓一群这样从农村出来的人,就更是这样了。一些当官者,都是从农村出来的。与城市出身的干部和知识分子相比,农村出身的干部,更有坚韧性,更有恒心和毅力,由于出身的不同,他们向上爬的欲望更强烈,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不惜一切代价。他们当官更是从现实考虑,以个人的愿望是否得到满足为最高境界。一旦成功了,他们也就更会利用自己手里的权力,实现自己最大的“人生价值”。尽管他能明白这样的道理,但他却真的不反感邓一群。从某些方面来说,虽然他们出身不同,但对权力的渴望却是一致的。
邓一群也发现龚厅长是喜欢他的,至少对他没有恶感。但对他这个问题,他却感到一时难以马上解决。当官者自有当官者的难处。龚怕招致机关的非议,再说,邓一群同他的关系也还并没有达到他不顾一切为他去解决的地步。邓一群明白,他不灰心。他知道只要自己继续努力,一定就能够实现。只要自己用心去做,没有什么事情是办不成的。他有这样的感受。
乌纱帽,是要你去主动争取的,你不去,它是不会自己长腿跑到你头上的。
省里需要再派扶贫工作组的消息一传出,邓一群就感到一阵兴奋。这是一个机会。省里有很多干部,下去经过一年的扶贫,回来都能升上一级,正科升副处,副处升正处,正处回来很有可能就是副厅。知道这个消息的当天,邓一群就来到了人事处,问人事处长,自己能否去。人事处邢处长(新从一个大学调来的,不过四十岁的样子,一副白面书生的模样,对人很客气,但邓一群知道那是他刚来的缘故,对机关里复杂的人际关系还没有搞清。一旦搞清了,知根知底,当是另一种模样了)笑笑,说,是的,省里正在进行,有我们机械厅的指标。要去的人很多,你最好写份书面报告来。邓一群忙问还有谁要去,邢处长笑笑,说,小赵小倪,甚至田小悦一个女同志的,都来报过名了。邓一群心里一惊,想不到他们也想到了,看来大家都明白这其中的道理啊!
回家后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诉肖如玉,但她却反对他报名,那态度的坚决,完全出乎他的想象。她说孩子还小,他不能就这样下乡,把担子给她一人挑。在他的预想里,她是一定能支持的,谁会放过这样的一个机会呢?只有傻瓜才会那样。她是一个女人,应该全心全意、全力以赴地去支持丈夫的事业。中国有句老话:母以子贵,妇以夫荣。肖如玉怎么就会相反呢?况且,这样的机会能否属于他邓一群还很难说。但她却像真的不在乎的样子,说:谁要去谁去,反正我不同意你去。孩子这么小,你一走就完全交给我了。本来你就不问孩子的事,现在你更轻松了。
事实上这只是肖如玉表面上反对的理由,最关键的是她想不到他现在居然变得如此官迷心窍。开始恋爱的时候,她还真的有些相信他在单位里受到了挤压。这种情况应该说是比较普遍的,没有一点关系你是上不来的,所以她还是愿意帮他跑。她相信他是有能力的,她不想让他在单位里受委屈——他是她的丈夫,她有这样的义务。但现在看来情形不同了,他已经完全扎在官场上了。他把当官当成了一种事业。她越来越发现,其实邓一群在心里并不怎么爱她。他爱的只是她的家庭,准确地说是爱她的那个家庭的条件。他心里看到的是这个家庭对他仕途的影响。他本质上是势利的。有一点就可以证明,邓一群总是小心翼翼地在讨她父亲的喜欢,开始她以为他是真诚的,发自内心的,但后来她才发现事实上他在心里一点也不把她的父亲当回事。在他讨好的对象里,当然还有她的哥哥,甚至还有她的姐夫。他是一个颇有心计,努力向上爬的小人物。小人物,大野心。她不喜欢这样。她想不到一个男人会这样。肖如玉觉得他们现在的生活已经很好了,比其他人要好得多。邓一群当了一个副处长(即使是当科长的时候),好处也还是不少的,她觉得已经够了。她觉得他应该知足,而不应该这样无休止地进行下去。她想,一个正常的男人,除了在单位里干事之外,还应该有妻子、孩子和家庭。通过下去扶贫,达到提升正处的目的,她觉得这过于功利。她想:以他的才能,即使一辈子当一名副处长,也很好啊。单位里对他已经很好了。他不应该不满足。如果他真的有才干,即使他不下去,将来他也一定能够提拔到正处的位置上。她想他这样做,只会让他单位里的人看轻他。
她不想让他变成这样。
邓一群当然要义无反顾。
他在心里发现她根本不懂他。志不同,不相与谋。对他来说,这个世界上确实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与他欲在政治上谋求的前途更重要的了。特殊的出身和特殊的感受,是肖如玉所没有的。他的人生价值,恰恰就体现在他仕途的成败上。
理解也好,不理解也好,总之他要去搏一搏。
邓一群决定走自己的路。
那些日子里,邓一群一直就为下派而进行努力。每一个厅长家里他都去了,说了自己的愿望。他说自己作为一个机关的年轻干部,一名共产党员,下去扶贫是应该的,同时也使自己得到很好的锻炼。这样的机会,对他是个考验。他希望领导能够考虑他这一很真诚的请求。他还说,尽管家里有很多困难,孩子小,爱人工作忙,但他仍然坚定了这样的决心。
为了达到这样的目的,他又通过省委办公厅的一个朋友,希望他能帮上这个忙。那个朋友也是理解他的,答应向有关人员说说。
处里的老言是很支持他的。老言的实际想法是希望邓一群能够离开一段日子,他想也许邓一群扶贫回来后就再也不在科技处干了。老言现在感觉身边的这个邓一群就像一个炸弹,害怕他早晚有一天会爆炸。他宁愿他高升,升得越高越好,越大越好。
尽管肖如玉不同意,但邓一群还是再次向他的大舅子肖国藩求了援,他希望他能够为他再做点工作。他这次再次想到肖家对他的作用。
有今天,邓一群知道已经很不容易了。这里面有他自己的努力,但也借助了很多外部力量。事实上他能得到龚长庚这样的关照,应该说离不开大舅子肖国藩的关系。肖国藩表面上同龚长庚并没有特别亲密的联系,肖只是一位处级干部,而龚却是正厅级。在机关里,级别的不同,即意味着身份的不同;身份的不同,也即意味着地位的不同。不同地位的人是不能进行正常交流的。尤其是在工作上。但事实上肖国藩同龚长庚却有不同寻常的交往。邓一群后来了解到,龚厅长的父亲是一位烈士,过去和自己的老岳父同在一个部队里干过。算得上是世交(?)。龚长庚虽然从没有到肖家来过,甚至根本不认识那位肖伯伯,但他很早就知道这一层关系。仅就这一点联系,龚对肖国藩就从没有另眼相看过。龚过去在省政府办公厅还是一位小小的科长的时候,就常常把肖国藩引为同道的。他们的出身是相同的。根正苗红。在这个城市里,他们是少数派,然而又是最有力量的。他们的每一点进步,都是在很多老同志的关怀下取得的。他们在仕途上几乎是一帆风顺的。没有人可以同他们相比。他们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
邓一群的出身不能同他们相比。他只能通过这样联姻的方式,迅速进入一个阶层。这样的联姻对很多青年来说,也是非常难得的机遇。不管当时肖如玉出于一种什么动机,什么原因,当时能够看上他,的确可以算得上是个意外。也许她已经厌倦了周围那些同她出身差不多的男青年。应该说,她对农村出身的青年并没有太多的了解。这样的选择,对她或许是一种刺激。是她为了表现自己的不俗?邓一群身上那种强烈的进取精神,是她从来也没有感受过的。她从来也没有见过比他更赤裸裸表达自己内心欲望的人。他是那样地急切。也正是他这种异乎寻常的表达,让她突然倒在他的怀抱里。
如果没有肖家的这层关系,他拍龚长庚厅长的那点马屁是远远不够的。邓一群想。应该承认,自己拍马屁的手段并不比别人高明。他的许多做法仍然是有限的。所以,在他的内心里有时也还会承认那件事实的潜在而巨大的作用。利用好这个阶梯,他可以继续向上爬,爬得很高。
肖国藩到底是官道上的人,他理解他这个年轻妹婿的想法。
他支持他下去,不管如何,即使邓一群这次下去提不起来,下去也是好的。它是一次镀金。有了这样一个下派的经历,它就是人生当中相当重要的资格。所以,下去和不下去,是完全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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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夫不负有心人。
邓一群终于被确定为省委扶贫工作组的组员。
这样的机会是来之不易的,他费了多大的脑筋啊。而现在,他真的得到了。他高兴极了。他知道,事实上这次下去会非常辛苦,但是这辛苦对于他的未来而言,又算得了什么呢?有得即有失。没有付出,他就不可能有美好的未来。他想他要珍惜这样的机会。机关里别的那些要下去的人,有妒忌的,但也有很快心理平衡的,毕竟下去也不是当官做老爷,享享清福,那是要付出劳动的。特别是田小悦,她也许是最平静的。她一个女同志,下去了怎么也会有很多的不便。
肖如玉在和邓一群吵了好多次以后,终于也不再吵了。不是她理解了,而是她发现根本不起作用。既然他执意要这样做,那就让他这样去好了。她的哥哥也做了工作,也许男人们更容易沟通些。她想。总之,她内心对邓一群有种深深的失望。
省委组织部的名单确定下来了,让邓一群想不到的是,这次扶贫的地点,居然就是他的老家。
邓一群很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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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子一天天地临近了。
那天终于来到了。单位里组织了欢送会。邓一群被戴上了红花,坐在前台。前台上坐着的还有所有的正副厅长们。他是一个中心。坐在那个台上,邓一群忽然就有了一种局促感。但他在脸上堆着笑。他必须笑。他在假笑。笑得很恭顺,笑得很谦虚,笑得很真诚。不,事实上他内心里是一片不安。他感到屁股底下的位置并不稳。当然,这完全是他个人的心里感觉。
首先是领导讲话。
龚厅长说:“第四批省委扶贫工作组已经成立了。我厅的邓一群同志被抽调在省委扶贫工作组,这是邓一群同志的光荣,也是我们省机械工业厅的光荣。希望邓一群同志能够服从组织上的安排,下去以后,深入到群众当中,为繁荣地方经济,帮助更多的贫困农民脱贫致富,多做工作。同时,对个人来说,这也是一次很好的锻炼的机会,一定要好好珍惜。应该说,这一次邓一群同志下去,客观上还是有不少困难的,年轻同志,家里的孩子又小,爱人的工作又忙,但他要求下去的决心很大,我们对此表示敬意。将来,我们希望有更多的年轻同志,到下面去锻炼。下去扶贫很辛苦,我代表机械厅表个态,一定支持省里的扶贫工作。邓一群同志有什么困难,尽管向厅里提出来,我们一定有钱出钱,有力出力。”
一片虚假的掌声。
邓一群站起来,发言,照着念自己琢磨了两天的稿子。感谢党,感谢组织,下去以后一定好好工作,为机械厅增光,等等等等。洋洋两千言,全是假话。假话,假话。不说假话不行。他想起1986年那个夏天,在家乡县里人事局组织召开的毕业生会议上,他听到的那些话。语言不同,但虚假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是,这么多年来,他不就是这么虚假地过来了吗?不正是因为自己的虚假,才得到了机关里的认同吗?如果他不会做假,那么他邓一群难道还会是今天的邓一群吗?不!
他从头到尾就是一个假人。
回想过去,一切都显得那样的不真实。他还是他吗?不,事实上自从他到机关上班那天开始,他就已经开始在变。他离原来的那个邓一群越来越远,到他结婚之后,现在的邓一群早就不再是原来的那个邓一群了。原来的那个邓一群到哪里去了呢?消失掉了,已经被现在的这个邓一群消化掉了。
他不必有什么不安。
现代社会,他必须去适应它。
坐在台上,他看到了台下处里的老言、老潘,看到了田小悦,看到了谈琴,看到了赵娟,看到了其他许许多多的同事。谁能想到他会有今天?他是一个农村出来的孩子,但他成功了。这样的意识在他头脑里一直挥之不去。他看到了田小悦的那双眼睛,好像一直在盯着他。她在想什么?她当时应该看上他。但他们错过了。
一切都过去了。
过去了就不会再重来。他想。
而他,现在正昂首阔步在仕途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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