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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回到了开封，又成了这座古城的房客。
在H大学校园的西一斋，父亲还拥有一间书房。他坐在久违多年的电灯下，对爱迪生充满了感激之情，每晚都要充分享受乃至近乎于掠夺爱迪生发明的光亮，直到深夜仍不肯善罢甘休。不久，他在战时飘泊中完成的讲义，已经以《文学新论》为书名，由世界书局出版。他又在自己搜集的四百多种、六十万言的鼓子曲词中取其精华，自费印刷《鼓子曲存》一千册，分赠给曾经向他提供曲稿的同好与南阳所属各县民众教育馆。还有三百三十多种鼓子曲谱，准备在完成名曲《劈破玉》合成曲谱的翻译后，以《鼓子曲谱》为书名自费出版，同时继续抓紧了对鼓子曲进行理论阐释的《鼓子曲言》的写作。
自费印刷《鼓子曲存》的一个显著后果是，我家的伙食质量大为下降，还欠了一笔外债。我的直接感受是，我上了初中，父亲竟然不能给我买一支“自来水”钢笔，又不屑于买据说应该被时代所淘汰的蘸水钢笔，我必须用毛笔书写英文作业而受到英文教师的训斥和同学们的嘲笑。父亲说：“你对他们讲嘛，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你是把英文书写纳入中国书法艺术之堂奥嘛！”母亲问：“所欠外债如何归还？日后印刷《鼓子曲谱》的经费又从何而来呢？”父亲说：“从我日后出版《鼓子曲言》的稿酬中来。那时候，斑儿的中国式英文书法想必练得差不多了，我会送给他一支西弗利或是一支派克金笔呢！”
我在毛笔的艰难跋涉中受到光明前途的鼓舞，继续在嘲笑声里咬紧牙关用纤细的徽州狼毫曲曲敛敛、勾勾画画地练习“中国式英文书法”，英文练习簿也由比较贵重的道林纸改为价格低廉的白麻纸，毛笔与白麻纸相得益彰，英文教师终于从中看出了味道，说：“Wonderful!多么古朴，多么典雅，多么他妈妈的别有一番穷趣呀！”
母亲让我们五个从十六岁到六岁的子女阶梯般排成一列横队，立正、看齐、报数，目光从我们身上扑扑闪闪扫过去之后，接着就潸然落泪，说：“这就是我抗战八年的胜利成果，可是，我老了！”算起来，那一年母亲也不过三十六岁，只是为了我们五个子女，早已没有精力教书，别人已经不再叫她“孟老师”，而是叫她“张太太”了。
母亲第一次被称为“张太太”，是在小镇潭头。母亲辞去嵩县嵩英中学的教职，随父亲来潭头专司家务。别人叫了她一声“张太太”，她曾为此满脸通红，惆怅终日。她就跟一群教授太太联合起来，争取到了为民众服务的权利，比如，她们把不知番茄为何物的一大群农妇带到园艺系的试验田里，当场摘了一堆番茄，进行了生吃番茄的示范，并让大为惊讶的农妇品尝了番茄炒鸡蛋的美味。这批农妇就给番茄起了一个亲切友好的名字叫“洋柿子”，都成了在各自的小片菜地里争种“洋柿子”的带头人。接着，为了打破农民认为蝗虫是“神虫”的迷信，母亲又在关帝庙前支起油锅，与教授太太们进行了大嚼油炸“神虫”的竞赛，观者如堵。母亲宣传说，蝗虫的蛋白质和母蝗的腹部脂肪都优于猪肉和牛羊肉。这时她勇猛地吞食了一只油炸母蝗，连连咂着嘴说，好吃，好吃！又问听讲的农民，何不把蝗虫统统吃掉反而任其糟蹋庄稼呢？农民似乎付不起食用蝗虫要用油炸的昂贵代价，却看到大嚼“神虫”者没病没灾，都在大清早乘蝗虫翅膀上沾着露水飞不起来的时候，起而用破鞋底围歼蝗虫，战果辉煌。母亲与教授太太们受到了鼓舞，向民众进行科学启蒙的热情大为高涨，又取得生物系的支持，抱着一个显微镜访问农户，让民众在显微镜下看见了成群结队游弋在生水中的杆状、蝌蚪状小虫。还有一只苍蝇的一条大腿，也赫赫然露出了多毛的狰狞。不少农民从此改变了喝生水的习惯，而且学会了用生石灰杀灭粪坑里的蛆虫。母亲为重新找到了自己的价值而感到无比的喜悦。但是，此后就开始了“饥饿体验”而不曾遇到蝗虫。观察苍蝇大腿的显微镜也经历了潭头的劫难而下落不明。
母亲回到开封以后的状况似乎并没有改观，楼梯台阶一样渐次升高的五个子女，无时不在提醒她作为“张太太”的不可变更的身分。母亲开始变得易怒，跟父亲吵架说：“我们不是追求个性解放吗？不是要寻找属于我们的青草地和小星星吗?我怎么没有找到它们，反而把自己的个性也给弄丢了，难道我只能是你的一个符号吗？”父亲说：“让我变成你的符号好不好，比如，就叫我孟老师的先生！”
母亲即使作为父亲的“符号”，也好像受到了宛儿姨的威胁。
已经从郾城回到开封的小姨说，又是在龙亭公园，她亲眼看见父亲和宛儿肩并肩地坐在柳阴下。草地上绿草如茵而不如芒刺和针尖，使他们坐得十分安适牢靠，露出十分缠绵的样子、十分晕乎的表情，还有十二分感伤的泪珠儿挂在宛儿的脸上。宛儿的脑袋甚至是旁若无人地歪靠在父亲十分乐意接受的肩膀上，很久很久，两个人又践踏着无辜的青草，融入古城墙的阴影。这几乎是八年前留在我记忆中的一张老底片的翻版。小姨愤愤不平说：“这个宛儿还不到三十岁，好比一株亭亭玉立的晚香玉。我二姐不老也叫她比老了哩！”
父亲又在急头怪脑地分辩：“你们到底是怎么想的？我与宛姑娘一起从死神手中‘收复’了一块极其重要的文化‘失地’，知道吗？宛姑娘已把《劈破玉》的‘工尺谱’全部译为简谱和五线谱。我为之断断续续付出八年代价的一项工作，在《劈破玉》进行十多种管弦乐器的合成演奏以后，就可以宣告完成了。这是以两位老人最后的生命为代价的呀！柳二胡琴强撑着老弱残躯，口授了最后一段旋律，就在连天炮火中溘然长逝。宛姑娘的父亲也在病床上苦苦等待女儿的归来，把他记录的‘工尺谱’交给女儿，也撒手人寰，乘鹤归天了。宛姑娘在失去父亲的悲痛中抓紧译完了曲谱，眼下还在为我张罗《劈破玉》的合成演奏，难道我不可以陪她散散步、谈谈心，对她表示感谢或是用我的肩膀给她提供一点儿短暂的安慰吗？再说，女师就在午朝门外，是紧挨着龙亭公园的，不到龙亭公园散步，难道要我去鼓楼街、相国寺的车马人群中磨擦生电、磨擦生热、磨擦生气去！”
母亲对于小姨所表述的景象与父亲的雄辩，采取了“三不”主义——听而不闻、不屑一顾、不置一词，却暗自接受了豫东鹿邑中学的聘请，趁父亲正在大学校园的书房里忙于他的总也“劈不破的玉”，带上两个年幼的弟弟和一位照料弟弟的干娘不辞而别，到五百里以外的豫皖边境教高中国文，当“孟老师”去了。我刚刚上了初中，就和哥哥、姐姐一起，成了各自学校的寄宿生。
我十一岁了，偶尔在梦中找不到厕所，就会在床上画出篇幅较大的世界地图而引起寄宿生们的惊叹。他们甚至在我的地图上找到了欧罗巴洲和阿非利加洲，如果那一天我仅仅画了一个小小的海南岛就幡然醒悟，他们都会表现出痛心疾首的样子，敦促我务必再接再厉。我就把叠印着各种地图而散发着不良气味的铺盖卷儿背到父亲的书房，赖在那里不走了，后来被校方以“不便说明的原因”特许为走读生。父亲在书房的里间增加了一张小床，在小床的单子下边垫了一块隔水的油布，每夜让闹表把我叫醒一次。
我开始心怀初中生的鬼胎窥视父亲，时常在放学回来时发现宛儿姨坐在父亲的书房里并为此感到由衷的喜悦。如果他们正在讨论五线谱上密密麻麻的蝌蚪，宛儿姨也会停下来，递给我一卷“黑虎牌”糖果或是一包五香花生米。如果她不在父亲的书房里，我会用鼻子找到她遗忘在书房里的气味，那是一种淡淡的含有苦艾味的“冷香”。
我也有心怀叵测的时候，试图发现足以使母亲恼火或是引起母亲嫉妒的一些迹象。一天傍晚，当宛儿姨到来的时候，我假装到校园里玩耍的样子，像奸细一样蹑手蹑脚绕到书房外边的窗下。窗下有葡萄架的青藤和蛐蛐儿的歌唱。我趴在青藤下边，咬牙忍受着蚊虫的叮咬，窃听了父亲与宛儿姨的全部谈话。
父亲说：“都准备好了吗？”
“乐手终于凑齐了。”宛儿姨说，“都是女师、艺师和幼师班的女孩子，她们对《劈破玉》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再演练一两次，就可以合成了。”
“难为你了！宛儿妹，我盼望着合成演奏的日子，这是我盼望多年的日子，可也是一个使我害怕的日子……”
“为什么？”
“我想说……可我不知道怎么说……”
“你是怎么了？尽管说就是了！”
“我忽然发现，在我的心里，你和《劈破玉》是融为一体的。有时，我竟分不清我要寻找的是你还是‘玉’。找‘玉’甚至成了找你的理由。所以，我刚才又发现了我的惆怅，因为一旦听了《劈破玉》的演奏，我也就失去了……找不到了与你见面的理由。”
“对于我，难道还需要寻找理由吗？”
“我的感觉是寻找，在风雪茫茫的路上。”
“难道还需要特别的理由吗？”
“是的，我需要理由，好管住自己的心。”
接着是长久的沉默。蚊虫的叮咬几乎使我挺不住了，才听到了父亲的叹息。
“小妹，放弃你的独身主义吧，选择孤独，对你是不公平的，我也会为此感到难过……”
“那么，你想要我嫁给谁？”
我听得出宛儿姨是在赌气。
父亲不语。
宛儿姨哭泣说：“可我，并没有恨你……”
书斋里发生了轻微的骚动，传来椅子在地板上扭动的声音。窗下的蛐蛐儿停止了鸣叫。书斋里的空气好像窒息了。好大一会儿，又传来父亲和宛儿姨急促喘息的声音。
“哦，”父亲说，“我心里发颤。我的手凉了，手凉了！”
“你是怎么了……怎么了？”
“不要紧，不要紧的，我心里的警察回来了！”
书房里又归于无言的寂静。寂静中再次传来宛儿姨的啜泣。
我对父亲和宛儿姨产生了说不明白的悲悯。在不久以后的一天早上，父亲说，他要去女师听一听《劈破玉》的合成演奏。我就悚然想起，这可能是父亲和宛儿姨就此告别的日子，也跟着父亲去了。
我们是步行去的，没有坐“洋车”。父亲坐不起“洋车”了。我已经听惯了经济学上的一个词语：“通货膨胀”。我随父亲到教授食堂里吃饭时，碰见过一群教授包围着食堂管理员王喜欢，七嘴八舌地抱怨伙食的油水和营养都低于人体需要的最低标准。王喜欢是一位心灵嘴巧、腿脚勤快的“资深工友”，跟着H大学经历了八年的漂泊，才当上了食堂管理员。他面对群情激昂的教授，说起了单口相声：“各位教授，你们就忍着点儿吧，谁叫你们是教授呢？如果你们跟我一样，一大早就得去排队买面，那您就会知道，将将排到柜台跟前儿，‘扑通’一声挂上了涨价的牌子，原本能买一袋头等‘洋面’的钱，只能买一袋二等‘洋面’了！我只好咬了咬牙，这老长老长的队就算我白排了，咱不买他的面还不行嘛！北道门儿还有一家卖面的，我上北道门儿排队去。你猜怎么着？我从路这边还没跑到路那边，那边也挂出了新牌价，买一袋头等‘洋面’的钱只能买半袋二等‘洋面’了！那位教授说了，你把钱交给我，我眼下就把一袋一等一的‘洋面’给你买回来！你说这话我信，我一百个信！可那是多大的袋子呀？”王喜欢露出心悦诚服的微笑，答道：“牙粉袋儿！”教授们哄堂大笑。王喜欢并未到此为止，“我还要说说猪肉，从前能买一头猪的钱，眼下只能买一个猪头！各位要是怪我不会管伙，我就斗胆说一句不知深浅的话，我看全怪各位是教授，如今这世道，教授，教授，能不‘越教越瘦’吗？”教授们再次哄堂大笑，都服服帖帖地享用了王喜欢安排的伙食。
我们去女师的路上，父亲摇着手杖说：“长铗归来兮，食无鱼。那么，我们就有啥吃啥吧。长铗归来兮，出无车。那么，安步当车就是了，于健康有益。”我说：“爸，你的手还凉不凉？”父亲露出忧心忡忡的样子，“脚也凉了。你鲁伯伯说我熬夜太多，听了这次演奏，我要歇一歇，调理一下。”
我们进了女师校门，宛儿姨就急急跑过来说：“演奏会临时推迟了，我正要去告诉你哩！”父亲问：“为什么？”宛儿姨说：“美国兵强xx北大女生沈崇的报道，你看到了吗？政府当局竟不闻不问，任凶手逍遥法外，真是太气人、太可恶了！同学们占用了小礼堂，正在举行抗议集会。”父亲说：“好，应该推迟！可我既然来了，还是一起到小礼堂看看吧！”我也随着父亲和宛儿姨进了礼堂。父亲举起手杖，跟着女学生们呼了几个口号：“严惩美国凶手！”“美军滚出中国去！”父亲粗嗄的男声混在女声中显得刺耳，女师的学生都回过头来看他。父亲诚惶诚恐说：“哦，对不起！我的口号喊得不好听，我多年没喊过口号了！”又对宛儿姨说：“你们喊得好，很好！我以后再好好喊吧。”宛儿姨啼笑皆非，说：“你喊得很好呀！”
我和父亲回来时，父亲问我：“你喊口号了吗？”我说喊了。父亲说：“很好，以后你要多替爸爸喊一喊，这也是作儿子的责任，爸爸的嗓子不行了。”
父亲已经写好了《鼓子曲言》，共约十五万言，但还留下了一个尾巴，原要在听了《劈破玉》的合成演奏、获得完整的听觉印象后，再把他对《劈破玉》的总体评价加进去。宛儿姨却说：“抓紧寄走吧，弹琵琶、吹长箫的学生都已经毕业离校，去外地找职业了，现在人心惶惶，一时找不到新的演奏者。我会抓紧的。”父亲寄出了书稿，对宛儿姨说：“宛妹，是命运继续给我‘理由’啊！”宛儿姨的眼圈又红了。
数月后的一天晚上，宛儿姨来到西一斋说：“先生，我明天就要请你听演奏了！”父亲说：“好，好，你辛苦了！”我知道，到了我离开书房、给父亲和宛儿姨提供最后一次“理由”的时候，就提着书包说：“宛儿姨，我去西二斋找同学补习代数。”宛儿姨说：“我是不是妨碍你做作业了？”我说：“不，我还怕以后看不到你呢！”宛儿姨又眼圈一红，神情哀婉地望着我，叹了口气。父亲说：“给你两个小时的时间，你要按时回来。”我露出好学不厌的样子，说：“不，今天习题多，再给我增加半个小时好吗？”我已经不允许自己再绕到窗下窃听，只是对窗下的蛐蛐儿说：“你不要叫！”
我从同学家中出来时，还不到两个半小时，又坐在七号楼的台阶上等了好大一会儿，才望见父亲送宛儿姨出了西一斋。我缩身在柏树墙下，望见宛儿姨弱不可支地依在父亲的肩上，静静地从我身边走过。宛儿姨留在书斋里的气味像薄荷一样又凉又香，一绺一绺地在空中飘荡，找不到落脚的地方。
次日，我正要随父亲去听演奏，一群大学生拖着一张足有两丈多长的长条标语跑进来，说：“张先生，我们要举行‘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大游行，这是要贴在省政府门口的大标语，请先生签名支持！”父亲说：“好，好呀！这三样东西都是应该反对的呀！”一个同学递过来一支大号毛笔，还端着一碟墨汁。父亲恭而敬之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审视再三，说：“有一点没有点好，墨酽了。权且拿去，滥竽充数吧！”学生们说：“这样就好！”又拖着长条跑了。
父亲看了看怀表，说：“快些走，不能让人家等咱！”
刚刚走出西一斋，就望见七号楼门前人头攒动，天降冰雹似地传来一片“乒乒乓乓”的声音。一群女学生跑过来说：“张先生，您有碗、筷吗？借给我们用用好吗？”父亲问：“是吃饭用的碗、筷吗？”女学生说：“是呀是呀，我们反饥饿，一路上要敲打碗、筷的呀，我们忘带了！”父亲急转身，开了房门，才忽地想起来，“糟糕！碗、筷在食堂里放着。”却又同时产生了灵感，掂起搪瓷洗脸盆，用毛笔杆敲出“当”的一声脆响，欣喜异常说：“此物甚好，你们敲盆好了！”女学生接过了脸盆欲去，父亲看见许多女学生还空着手，又说：“且慢！”掂起一个茶杯，敲了一下，说：“啊呀，音色极佳！你们把茶杯、漱口杯全都拿去好了，只是小了点儿，这表明，同学们的要求实在是很小很低的呀！”女生们几乎是席卷了书房里如上所述之器皿，敲打着，欢呼而去。
父亲又看看怀表说：“一溜小跑吧！”
我们被游行队伍挤在路边的人墙里左冲右突，好不容易在东司门与游行队伍分离，来到了书店街北口，却看到中山路那边的新街口上，齐刷刷站着一排持枪军警。女师与省政府都在中山路西沿，警备司令部为了防止游行队伍通过中山路，发布了禁止通行令。父亲又望着怀表说：“绕路走吧，大家等急了！”
父亲又领着我穿过书店街，准备绕道行宫角，再到女师。谁知到了相国寺后街，又正好碰上游行队伍。我看到一条红色的横幅下边，有人举着一个墨黑的大灯笼。父亲说：“这是说，漫漫长夜里，灯笼都黑了，没有光明了！”灯笼旁，有人用竹竿挑着整架的骷髅，是从医学院实验室里取出来的，赤裸的白骨，龇着白厉厉的牙齿。父亲又说：“这是说，遍地饿殍，民不聊生啊！”游行队伍所到之处，行人都驻足鼓掌，有些店伙计也跳起来，与学生一起呼口号。到了行宫角东边，游行队伍把一辆小汽车包围起来，小汽车动弹不得。学生们用红土水和石灰水在小汽车上写满了口号，小汽车立即变成了一只花爬虫。一个学生爬到车顶上发表演说。父亲立棱着脚尖看了看小汽车，又说：“坐小车的此公，是接收大员张厅长啊！他大大地发了一笔国难财，今天陷入民众包围了！”父亲又突然问我：“你说，二十多年前，爸爸我在哪里？”看我茫然不知所问，父亲指着站在小汽车上发表讲演的学生说：“我就站在他现在站的地方。那时候，我的血滚烫滚烫的。现在，靠他们了！”
我们随着游行队伍到了行宫角，忽然发现，宛儿姨正在路对面人群里向前挤着，却被一排手持冲锋枪的军警挡住了。她从军警头顶向这边传话：“你们不要挤了，又改日举行了！”我认定，这是命运不让父亲和宛儿姨失去他们的“理由”。
当晚，军警在H大学门前架起了数挺机关枪，封堵了校门。机枪手匍匐在地上作准备射击状。军警由“青年军”入校的“职业学生”带领着，闯进学生住宿的东斋，抓走了七十多名学生。警车发出凄厉的嚎叫，深夜不息。
那几天，父亲愤愤不平地在书斋里踱步，后来，就与别的教授们一起出面，分别保出了被捕的学生。父亲保出的两个学生出狱后，来到西一斋向父亲表示感谢，接着就离开学校，下落不明。父亲在西一斋门前散步时碰到一个身穿“青年军”军服的学生，他趋前问父亲：“张先生，你知道你保释的学生到哪里去了吗？”父亲反问说：“他们能到哪里去呢？”“青年军”说：“去黄河北投八路了，张先生是有责任的呀！”父亲说：“他们到哪里去，是他们的自由，我保释出狱的只是我的学生。”“青年军”说：“哦，请原谅，我只是给先生说一声，请你不要管别的事情，只管做自己的学问就是了！”父亲说：“好呀，眼下就请你一起散步，谈谈你的功课吧！”“青年军”说：“谢谢先生，下次再向先生请教！”
那天晚上，军警又抓走了几个学生。
次日，宛儿姨又是那样轻轻地在门上叩了三下，又是那样没有声息地走进了书斋，又是那样轻轻喘息着望着父亲。父亲默默地望着宛儿姨，凄然说：“顺乎自然吧，现在的世道顾不上‘玉’了。请你把曲谱保存好，我们以后用得上的。宛妹，你要珍重自己！”宛儿姨含泪说：“你也要珍重自己呢！”
母亲从鹿邑回来了。鹿邑的学生也在游行，军警也在抓人。豫东的枪炮声像是夏天的雷阵雨，不知什么时候就会轰里轰隆、噼里啪啦地从头上落下来。母亲一旦去到学生中间，就会表现出姥爷家族的“遗传基因”，总有一批“激进派”的学生围绕着她，在她的住处聚会。母亲被学校解聘了，却有一群学生护送她回到了开封。
母亲回来时已经恢复了“孟老师”的样子。十年前，在老姥爷的庄园里管理过客房院的堂舅也悄然出现在开封。母亲以高中国文教师的身分屈就H大学图书管理员之职，这就使她有可能把图书馆的钥匙随时交给堂舅，图书馆就成了堂舅和他的同志们秘密聚会的地方。这一切，好像都瞒着父亲。父亲却笑眯眯地对母亲说：“怎么了？图书馆到了后半夜还亮着灯，不觉得刺眼吗？如此刻苦读书，何不到我的书斋里来呢？”母亲高兴地说：“好呀，他们正等你说这句话哩！”
我却在想念宛儿姨。母亲回到省城以后，我没有再见过宛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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