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大学师生如伏牛山上的落叶纷纷飘坠在丹江岸边。

　　那里有一个鸡鸣豫、鄂、陕三省的古镇荆紫关，南临江水，北依青山，帆樯如林，商旅如织。商铺沿江而立，逶迤约三四华里。我们从山上望下去，母亲说它是玉石与江水打磨出来的玉簪，父亲说它是被打惯了算盘的手指拨弄出毛病来的古筝，我说它是一条红烧或是醋溜出来的大鱼，哥哥是个结巴嗑子却一鸣惊人，说是是是我想想想象中的劈劈劈劈破破破

　　的玉。母亲受到父亲的奚落，父亲受到母亲的挑剔，我受到全家人协调一致的嘲笑，哥哥受到了父母亲分寸适当的赞许同时也引起了父亲的忧虑。

　　我们首先遇到的是住宿困难，幸好父亲结识了一位来这里传教多年的英国牧士。他的脑袋如同一个红亮的蛋壳，雪白的头发全部长在脸上，他还让我第一次看到了水晶般湛蓝的眼珠，还有他的“万能牙齿”。他声称他的牙齿咬得住自己的鼻子，它果然咬住了，那是一副可以摘下来、再装上去的假牙。他叫安格尔，人们都叫他安牧士。父亲用磕磕巴巴的英语与他进行了亲切的对话，安牧士就用怪腔怪调的中国话请我们与他为邻，住进了福音堂里一座具有中国大屋檐、西式百叶窗的瓦屋。墙上挂着一个半裸的外国男人吊在十字架上受刑的青铜塑像。

　　刚在福音堂里住下，父亲就向一个曾在洛阳保安处供职的学生发信，打听保安处长与柳二胡琴的下落。学生回信说，保安处已经溃散，处长作了寓公。柳二胡琴年迈多病，从洛阳战火中侥幸逃生，落脚于南阳地区，确切地址不详。回信还说，柳二胡琴为报处长知遇之恩，欲将《劈破玉》传给处长的三姨太，数次抚筝而怦然弦断，三姨太大惊失色，以为是不祥之兆，不敢再领教此曲。柳二胡琴暗对曲友说：“师傅在天上怪罪我了！处长本是狎妓的武夫，三姨太原是青楼歌妓，此曲是沾不得秽气的呀！”

　　父亲说：“好，趁学校没有开课，我去南阳找柳二胡琴。”

　　母亲说：“不宜去！”

　　父亲说：“有了主耶稣的保佑，你还不放心吗！”

　　母亲说：“南阳属下有八个县，耶稣保佑你去哪里找到柳二胡琴？荆紫关也在南阳专署治下，说不定他就隐居在荆紫关呢！何不在南阳报纸上登一则启事，公布你已搜集到手的曲目，声明愿与同好者互通有无，附言寻找柳二胡琴与《劈破玉》。好比撒出去一张大网，说不定会找到那块‘玉’，还会捞上来更多的曲牌呢！”

　　父亲大喜说：“这么好的主意，我怎么没想到呢？”

　　后来，邮差源源不断地送来了大包小包。父亲说：“啊呀，我几乎可以汇集一部鼓子曲大全了！”却又不时感叹：“《劈破玉》，你在哪里？”

　　我在关心《劈破玉》以外的事情。我十岁了，该上五年级了。H大学没有能力再办附属小学。我与H大学的教工子弟都去到供奉着河神的“平浪宫”，上了当地的小学。

　　上音乐课的是一位年轻的女教师，她第一次上课点名，点到了我的名字就顿住了，惊异地望着我说：“张斑斑，你是张斑斑？”我也惊诧地叫她：“小李姨，你是小李姨？”是的，她是张集幼稚园那个让我吃了不少茶叶蛋的小李姨。

　　“你长大了！”她说。

　　“你也长大了！”我说。

　　同学们嘻嘻哈哈笑起来。

　　小李姨说：“六年了，六年了！”

　　那一堂音乐课上，小李姨有些心神不定。我暗暗打量她的面容、她的身姿、她的表情而忘了她教唱的什么歌。小李姨真的不小了，乌黑油亮的两条大辫子变成了浓密的剪发，眼睛依旧清澈明亮而眸子更加幽黑。幽黑的眸子使她露出有了心事的样子。她的笑也不再无畏地炫耀洁白晶亮的牙齿，只是轻抿一下嘴唇，露出一双浅浅的酒窝。我在心中用加法计算，六年以后的她也只有二十四岁。

　　我想起了小李姨的男朋友——我给他送去很多只“小燕子”、他也给我刻了一个“橡皮图章”的何杰。我在潭头看见过何杰，他又成了父亲的学生，是H大学国文系的才子。一个偶然的机会，在潭头的小戏楼后边，在寨墙上伸出来的歪脖柳树的浓阴下，我看见他跟教育系的“系花”拥抱亲吻，那是一个使知了不再鸣叫、太阳急速下沉的长吻，不是张集小树林里的“点发的快枪”。我懂事了，开始学会为小李姨难过，看到茶叶蛋的时候也会引起我早熟的感伤。

　　父亲说，小李姨曾经带着一个小包袱，包袱里装着她的嫁妆，去潭头找到了何杰。何杰却带着教育系的“系花”，请她在“小小饭庄”吃饭。小李姨放下筷子，哭着离开了潭头。父亲来到平浪宫看望小李姨的时候，避开了与何杰有关的话题，只是表示惊讶说：“小李老师，你怎么流落到这里来了？”

　　小李姨说：“这里离内乡张集只有百十里路，还在家门口哩。倒是你们转了一个大圈儿，又转回来了。可我不知道你在H大学，她……她也不知道你在H大学，她……她以为你还在北平，怕你回不来了，还在挂念你哩！”

　　我一时不能确定小李姨说的“她”是谁。

　　父亲却露出伤感的样子不再说话。

　　小李姨怪罪说：“怎么，你把她忘了吗？我是说我宛儿姐呀，她还在她的母校K女师教音乐，K女师还在内乡夏馆，离这里很近的呀！”

　　父亲说：“宛姑娘不是去了老河口吗？”

　　小李姨说：“她跟那个稽查科长早分手了。宛儿姐其实是很勇敢的，她跟他实在过不下去，就毅然决然跑回来，在报上发表了一个离婚声明，就拉倒了。再复杂的事情，只要一咬牙，就变得简单了不是？”

　　父亲避开小李姨的目光，半晌说不出话来。

　　小李姨又说，“我跟宛儿商量好了，我们俩这一辈子就一个人过了！”

　　父亲问：“为什么？”

　　小李姨瞥了父亲一眼，“女人的心有多重，你们男人是掂量不出来的！”

　　我作为一个未满十岁的男人当然也是掂量不出来的，但我十分想念宛儿姨。她颤颤的手指，她哀婉的表情，她脸颊一红陡然发窘的样子，她抚筝而泣的侧影，她的痣。还有那本沉重的厚书。父亲很久没翻过那本厚书了。

　　父亲见到小李姨以后，我就像暗探一样盯着父亲。当天晚上，我就发现父亲从破皮箱里拿出了那本厚书，放在手中抚摸着、抚摸着，却没有翻开，又把它换了地方，装进了邮袋。父亲说过，“万国公约”规定，这是一个受到保护的邮袋，就是在打仗的时候，谁也不可以侵犯邮袋。

　　小李姨开始教我们唱歌。她说，她曾去女师音乐科进修，宛儿姐就是她的老师。她要我们学会用心灵唱歌，不要扯着嗓子干唱。她教的歌儿不再是《小白兔乖乖》，而是《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她是眼含泪水教唱这支歌的，唱到“流浪、流浪”的时候，她哭起来了，全班同学都跟着哭起来。“爹娘啊，爹娘啊……”我记得，我们是唱到这里的时候由哽咽不止而齐声痛哭的。战争时期的孩子会为失去家乡和家乡的亲人而落泪，却不会为失去生日蛋糕而哭泣。我所以哭，是因为想起了薛姨。请原谅，写到这里，我的心又在颤栗。我不得不摘下老花眼镜，拭去没有苍老的热泪。

　　小李姨教我们唱了好几支歌，除了《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还有《大刀进行曲》、《兵农工学商一起来救亡》，还有一个在风雨中流浪的《难童歌》，一个农夫要“多打些五谷送军粮”的《二月里来》，一个漂泊异乡的大姑娘思念家乡、梦见爹娘、又做了一身寒衣送给情郎去打仗的《四季歌》。然后，小李姨就扯下她的红缎子被面，在火红的被面上写下了墨黑的大字：“抗日募捐队”。

　　我开始对父亲的鼓子曲和他整天念叨的《劈破玉》表示不敬，而且盯住了父亲存放鼓子曲稿的邮袋，感到那是一个很好的募捐袋，几乎是用最后通牒的语气讨要那只邮袋。出乎意外的是，父亲听我说明了用途，用一种终于发现了“吾家千里驹”的眼神对我刮目相看，毫不犹豫地掂起邮袋，“吐吐噜噜”把曲稿和那本厚书都倒了出来，又跟我母亲小声嘀咕了几句话，把一叠细心查点了两遍的纸币和铜板塞到邮袋里，才把邮袋交给我说：“这是一个极好的募捐袋，我和你妈妈给它垫了垫底。但是，你要记住，这一个月，也许更长一些时间，我们是不能吃肉的了，只能吃豆芽，懂吗？你和哥哥、姐姐要轮流值日，帮助妈妈给豆芽择尾巴。”

　　我十分讨厌择豆芽，而我们的募捐十分成功。

　　小李姨瞄准了这个商埠上每一家稍大一些的店铺。一大早，当店铺里的算盘都被账仙儿举在手中摇着，让算盘珠儿发出炸豆般的声响以祈求赵公元帅多多保佑的时候，红缎子被面就卷着江上的风如猎猎作响的火焰沿街烧过去，我们的两列纵队会随时变成横队迅速包抄，依次堵住每一家店铺的门脸，然后开始演说、唱歌、高呼口号，好像日本鬼子就窝藏在这家店铺里。我比较荣幸地突前站在小李姨身边，拎着邮袋唱歌。我把邮袋口撑得很大，让它几乎可以钻进去一头牛，而钻进去的常常只是一些面额很小的毛票和铜板。对于每一笔捐款，无论数量多少，小李姨都要当众查点，高声报数，请店家把捐款数目写在我们的募捐簿上。

　　在一家名声很大的粮坊门前，我们唱完了三支歌，才有一个傲慢的铜板飞出来，“当”地落在地上。小李姨拾起铜板，如拾起一个金元宝似地高高举起，唱歌儿般地向人群宣告：“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赵大掌柜为抗日将士捐献铜板一个！”人群里一片哗笑。赵大掌柜的脸上就露出猪肝的颜色，说：“别急，别急嘛，怪我拿错了！”又发狠地拿出一块银洋，捏在手指间，映着太阳摇晃，让大家充分感受到银元的光泽，再向银元吹一口气，让它发出蚊子振翅的声音，接着就有一道热乎乎的亮光画了一道弧线，倏地钻进了我的邮袋。小李姨又扬嗓高唱：“赵大掌柜爱国心切，再次慷慨解囊，为抗日将士再捐‘袁大头’一枚！”人群里就拍起了巴掌。

　　小李姨神情端庄，目光闪闪发亮，报数的声音如百灵鸟儿凌空歌唱。各个商家听了，竞相攀比捐款的数额。我和小伙伴们都为商人的爱国热情所感动，一开口唱歌又首先感动了自己，泪水就从一张张小脸上落下来。人群中也有眼泪落下来。小李姨报数的嗓音越发清脆感人。我也越发感觉到了邮袋的重量。邮袋搭在我的肩头，会使人想起一个大褡裢搭压在一头小毛驴背上的样子，两端都几乎拖在地上。为了不让它沾染灰尘，我踮着脚尖走路，骄傲地挺起了胸脯。赵大掌柜却在身后喊叫：“都说咱荆紫关的女子能撂倒三个省的男人，这女子领着一群娃子，倒是把咱荆紫关的男人当猴耍了！”有人接腔说：“别吃后悔药了，反正，不是往女人那个窟窿里入钱！”

　　红缎子被面忽啦啦地爬上古镇北边的斜坡。斜坡上有一个大户人家给老太爷过六十大寿。我们挤进门楼，就被喜棚堵住了。一个女艺人打扮得花枝招展，正敲着八角鼓唱大调曲子，加上为她伴奏的三弦、古筝、檀板，完全占领了我们应该占领的地方。女艺人对面的堂屋里，坐着一个身穿黑缎子马甲、蓄着八字胡的老人。两边的喜棚里坐满了贺寿的宾客，都摇头晃脑地欣赏女艺人的表演。我看见过这个女艺人，镇上人都叫她“浪三省”，也有人叫她“花野鸡”。她去福音堂做过礼拜，却没有人愿意挨着她坐，她就蜷缩在教堂最后一排的角落里，孤独地占领了一条长凳，好像是一个被上帝所抛弃的女人。她的嗓门唱不好赞美诗，总是跑腔走调地窜到高音区独领风骚。一个热心肠的寡妇举着小木箱为贫苦教友募捐时，她也早早地把钱掏出来举在手上。寡妇却视而不见地从她身边越过。她就哭泣着离开了教堂。

　　我听不懂“浪三省”唱的什么曲儿，但她唱得太妩媚、太卖弄、太腻味了，一个字的拖腔也会从喜棚里长长地扯出去，从屋檐上绕到树梢上，把树叶儿撩得飒飒乱晃，再从树梢上掉下来，钻到喜棚的人缝里窜来窜去，在每个人的心口和耳膜上挠着痒痒。我有点儿哲学意味地发现，她唱的与我们唱的不是一个物质世界里的精神产品。喜棚里的喜庆气氛与我们沉浸其中的“抗日情感”也相去甚远。但她毫无停下来的意思，她和贺寿的客人都没有发现我们的存在。我开始感到焦虑和气恼，却忽地看到父亲也挤坐在喜棚的一角，把数年前他与宛儿姨共同使用过的大书夹子放在膝上，捏着一支钢笔，一边两眼发直地听，一边满头冒汗地记。

　　我为父亲在如此浮华的场所如此煞有介事、如此偷偷摸摸地记录浪三省的曲文感到羞耻，为了制止浪三省的演唱，也是为了打断父亲的记录，我暗自约好小伙伴，倏地跳到浪三省面前，忽啦一下，扯开了我们的锦绣红旗。喜棚里惊炸了。浪三省躲在乐师背后，抚着胸口喊叫：“哎呀，我的老寿星呀，这是哪儿来的刀客？”老寿星望着大红被面说：“哦，募捐队，是巧要饭儿的吧？”父亲站起来说：“高老先生，他们是本镇小学的学生，有几个是H大学的教工子弟，错不了的。那一位是小李老师，他们也排练了很好的节目呢！”高老先生说：“恕老朽看花眼了，小李老师请坐！”小李姨说：“对不起，学生年纪小，冲了这位大姐的场子，就让孩子们替她唱几支歌儿，给老寿星拜寿！”

　　我记得，我们刚唱了《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客人中竟有一个大汉子号啕大哭起来。高老先生说：“李副官，我知道你是想家了，你不要难过，今天咱要善待这群娃儿们，好好表表心意就是了！”我们受到哭声的感染，唱得更加动情。唱《四季歌》时，一个拉弦儿的也跟着歌声调好了弦，给我们当了伴奏。我们最后唱《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客人中有人应和，父亲也站在远处挥着手臂为我们打拍子。

　　歌声刚落地，仆人就托着一个垫了红布的盘子跑过来，拖着长腔宣布：“高老太爷问女先生跟学生娃儿们辛苦，为打鬼子捐献现大洋十元！”小李姨喜得眼睛一亮，躬身说：“多谢高老先生！”我也喜得心里一颤，把邮袋口撑得大大的，眼看着白花花的银元丁零当啷地钻进了邮袋。

　　浪三省也举着小筐，在喜棚里钻来钻去，不停嘴地说：“爷呀，赏个脸！”客人纷纷向小筐里扔着零钱。仆人高声说：“喂！你咋又凑起热闹了，你是忙的哪一壶？”浪三省一脸委屈说：“学生娃们脸皮儿薄，不会收钱，我是替娃们收钱哩！”她说着，泪水就溢出了眼眶，继续端着小筐收钱，说：“谢谢，我替娃儿们谢谢！”她端着冒尖一小筐钱跑过来，对小李姨说：“快收着，刚才怪我看花眼了。我也是逃出来的难民，俺有个兄弟还在前线打鬼子哩！”她把筐里的钱倒进邮袋，拉着我的手说：“你别慌，小兄弟！”又从鼓架上掂起一个肮脏的小布袋，倒掂着布袋一抖擞，把皱里巴叽的小票子和脏里巴叽的碎铜板一古脑儿倒在邮袋里，说：“赏给我个脸，叫我也爱国一回！”

　　小李姨领着我们依次向高老先生、向全体贵客、向浪三省鞠躬道谢。向浪三省鞠躬的时候，她受惊地打了个愣怔，蹲在地上大哭，说：“受不起，我这种人实在受不起！”

　　我不知道她为什么哭，可我的鼻子发酸，心里和邮袋一样沉重。

　　我们离去时，又听见女艺人哭着说：“爷呀，我的曲儿唱不出口了！我心里堵得慌，叫我缓口气儿……”

　　小李姨把我们募到的款项张榜公布，贴在平浪宫的门脸上，引来众人的围观。有人问，榜上这个王翠香是谁呀，我咋没听说过镇上有这么一个人？有人嗤笑着回答，就是那只花野鸡、浪三省嘛，她这钱正好臊臊小鬼子！我发现，我已经不能容忍对浪三省的侮辱，就躲在一块大石碑后边，用弹弓瞄准口吐秽言者的臀部，发射了一颗愤怒的弹丸。这个弹丸只是瞄准“花野鸡”这个秽词发射的，当时，我还弄不明白“浪三省”是什么意思，因此，至今还欠着他一颗弹丸。

　　小李姨委托南阳的报馆把捐款转交给抗日将士。报纸为此发表了一篇《古镇小儿郎，募捐打东洋》的报道。小李姨用红笔把报道圈起来，贴在平浪宫的门脸上，又引来众多的读者驻足观看。父亲也把眼镜凑上去看报，却发现同一张报纸的“大众信箱”栏目还发表了一位读者的来信，对南阳地区一些地方在大敌当前的危急时刻“弦歌声不绝于耳”的现象进行了猛烈抨击，其中也有涉及家父的一段话：“呜呼！犹有学者名流发表启事征集淫曲秽词者，如不幡然省悟，不惟国将不国，吾等亦将死无葬身之地矣！”信尾，又以杜牧诗《泊秦淮》相赠：“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

　　父亲看了报纸，大为恐慌地就地踅了几个圆圈，急急走进平浪宫，向小李姨郑重说明，他之所以出现在高老先生的堂会上，仅仅是为了记录王翠香女士演唱的《陈妙嫦》中《月下来迟》一折。试想，如果你曾多方寻求此曲而未果，终于在荆紫关的茶馆里与此曲邂逅相遇，也一定会跟踪到高老先生的堂会上以完成记录的。这样的天赐良机，怎能再让它失之交臂呢？你说对吗？但它绝对不是什么什么“淫曲秽词”，其真挚的情致、活泼的语言是无数民间艺术天才所创造，是文人闭门造车万万造不出来的呀！而且，他之所以征集鼓子曲稿，正是为了在民族存亡系于战火的危急关头，要抓紧保护我们中华民族的民间文化啊！万望不至于引起小李老师的误会。等等等等。

　　小李姨贴报纸时并没有注意“大众信箱”，愕然不知父亲之所云，好不容易弄清了原委，跌脚笑道：“看把你急的！怪不得宛儿姐说你有时像个大孩子呢！我压根儿没看见那篇文章，贴报纸不是冲着你去的，我把报纸扯下来就是了！”父亲急忙拦住说：“哎呀，万万不可！那是正义之呐喊呀，对于‘弦歌声不绝于耳’的批评，可以说是入骨三分，我也深有同感的呀！再说，你领着‘古镇小儿郎，募捐打东洋’的义举，是应该公诸报端，昭示世人的。怎能把它扯下来！”小李姨说：“那么，先生记下来的《月下来迟》，能叫我欣赏一下吗？”父亲连连摇头说：“不，不，等打败了鬼子，再送你过目吧。”

　　半个世纪以后，我在父亲的记录稿中找到了这段曲词，摘句如下：(鼓子尾)妙嫦说：天色晚了安歇吧，二人双双入红绫。

　　红绫被上风浪起，忽听得金鸡哽哽咯儿咯儿、咯儿咯儿哽哽叫个不停。

　　妙嫦闻听心上恼，她只把苍天埋怨几声：“闰年闰月朝朝有，为什么、为什么没有闰五更？”

　　我虽然不敢担保此曲为不朽的传世佳作，但也似乎不能认定是“淫曲秽词”。父亲对女艺人追踪数日而终获此曲后，却还收到过一封简明扼要的匿名信：“浪三省不是好鸟，劝先生保重身体！”父亲抖着信纸，向他的好友、留德医学博士鲁教授郑重质询：“请问，他要我保重身体是什么意思？”鲁教授说：“大概是请你提防梅毒一类的性病吧！”父亲陡地跳起来，“什么？王女士唱的陈妙嫦也染上梅毒了？”鲁教授笑得前仰后合，说：“有人开开你的玩笑罢了，看把你急的！”

　　不管是不是沾染了梅毒细菌，我已经把邮袋还给了父亲。父亲又把曲稿连同刚刚到手的《月下来迟》装进了邮袋。不知是不是出于卫生方面的疑虑，父亲好久没有打开过邮袋。H大学也大伤了元气，没有再开课。父亲似乎对《劈破玉》再也不敢问津，又无别的事情可做，便在福音堂的葡萄架下，以英文版《圣经》为研究对象，就教于大不列颠的安格尔牧士，并用毛笔书写英文《马可福音》以修炼“柳体”英文书法，终成正果。安格尔称赞他是举世罕见的英文书法家。父亲志得意满，毛笔一挥，为安格尔书写了一幅“柳体”英文“横幅”：

　　“Thetrue,thegoodandthebeautiful”(真善美)

　　笔酣墨饱，曲里拐弯儿，果然是笔舞龙蛇。

　　安格尔请当地中国木刻门神版画专家精心装裱了“横幅”，悬挂于西式客厅，仰视而赞叹说：“主啊，多么奇妙的文化！”

　　我在庆幸，父亲好像摆脱了《劈破玉》的幽灵。

　　安宁的日子却没有持续多久，小李姨又要我充当信使，正要把信交给我，却又把手缩回去，说：“不行，让你爸亲自来取。”父亲应命而来。小李姨说：“张先生不必不安了，你还有一个始终不渝的支持者哩！”她把信交给父亲说：“宛儿看到过你的‘启事’，她要我把这封信交给先生。”父亲急急取出信笺，背过身子看了，狂喜说：“啊，她通过她的父亲找到柳二胡琴了，《劈破玉》果然在柳二胡琴手中，且已许诺以此曲相赠，她就要去南阳记谱了呀！”父亲向小李姨连连躬身说：“谢谢，太谢谢了！”小李姨说：“你这是谢谁呀？快去找你的‘玉’吧！”

　　神秘的宛儿姨伴着神秘的“玉”再次向父亲走来。父亲好像有点儿提心吊胆，他把宛儿的信交给母亲过目，母亲推开说：“找到‘玉’就好，我不看了。”父亲给宛儿写了回信，又交给母亲过目，母亲又说：“我不看了，不要忘了替我问好就是了。”父亲寄出回信，又心神不定地研究宛儿的来信，说：“可惜呀！还有《双玉》、《听琴》两个曲牌已经毁于战火，从此失传了。它们在我心中引起的痛苦不亚于被鬼子掠去一块土地呀！《劈破玉》决不可再丢掉了！”又向母亲试探说：“只是……只是记谱工作大不易，要反复演奏，反复记录，再按照记录反复试奏、反复校正，一个人是很难完成的呀！”母亲说：“不要嗦了！拿上你避邪的手杖、吓狼的雨伞，抓紧上路就是了。不过，还要提防着天上的炸弹！”

　　母亲不幸而言中。父亲登程第二天，安格尔就用“四声”错位的中国话告诉母亲：“张太太，你不要‘进账（紧张）’，一定不要‘进账’才‘号（好）’！今天早上，我从收音机里听到……听到……哦，你‘进账’了吗？这是一个不‘号’的‘笑戏（消息）’，日军进犯‘难样（南阳）’，先头部队已经交火，作战十分惨烈。你一定不要‘进账’才‘号’！你学会‘气到（祈祷）’了吗？哦，让我们‘气到’吧，保佑张先生‘乒暗（平安）’！”

　　母亲不会祈祷，只会在胸前乱七八糟地比比画画。我知道母亲是想画出一个比较标准的十字，却画成了一个不合标准的圆圈。我和哥哥、姐姐陷入突来的恐怖，也都乱七八糟地跟着在胸前画圆圈。在十字架上吊着耶稣的那一个塑像前，安格尔声若洪钟地开始了我听不明白的祈祷：“路平安当颂主名，路黑暗有主同行，路危险主必保护，安稳在主怀中。阿门！”

　　我确曾看见十字架上有灵光一闪。接着，我就看见一拨一拨的逃亡者，如热锅上的蚂蚁从东河滩上急急惶惶地爬过来。经历了潭头劫难的H大学师生也急急惶惶地加入热锅蚂蚁的行列，逃亡陕西去了。

　　只剩下母亲和她的五个子女守候在耶稣受难的十字架下，等待下落不明的父亲。那位热心于慈善事业的寡妇大妈来到母亲身边，随着挂钟的“滴笃”声，反复低吟着同一首赞美诗：“我的心啊，平稳安静，专心等候基督。我的心啊，平稳安静，如卧慈母怀中……”

　　我终于看见，父亲撩起长衫下摆，手杖一摇一晃地向“慈母怀中”走来。

　　父亲的手杖总是这时在我的记忆中凸现出来。还是那一根对狼没有产生威慑作用的手杖。父亲在夸耀手杖上那一个天然弯曲的把手。在南阳城外卧龙岗上激战正酣的时刻，父亲就是利用这个弯曲的把手勾起了一篮热腾腾的大包子，又把手杖扛在肩上，加入了南阳民众支援前线的行列。那是父亲第一次“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一篮肉包子热腾腾、香喷喷地在他的背上打着滴溜，随队到了武侯祠内，诸葛亮和众百姓同时发现慰劳队里多了一个人，就把这个可疑分子交给了带领慰劳队的李县长。千幸万幸，李县长是父亲旧时相识，“怎么？你怎么跑到这里送起包子来了？”父亲说：“包子叫我碰上了，我不把它送来，它就放凉了，前方将士吃了，会闹肚子的呀！”有一颗炮弹在不远的地方落地开花。李县长缩了一下脖子，说：“好了，你不要在这里碍手碍脚了！”父亲说：“我要进城找人，守城门的士兵不放我进去，请你带我进城如何？”李县长说：“人家都往城外跑，你咋偏要往城里钻？一切非军事人员都疏散到城外了，你进去还能找谁？”又有一梭子机枪子弹扫在墙头上，李县长急急推着他说：“你赶紧走吧，我顾不上你了！”

　　父亲转身西行，又跑到女子师范所在地——内乡夏馆找宛儿，校舍里空无一人。农民说，去陕西找吧，她们早跑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