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做梦。不过，我肯定在睡着的时候，在某个时间点上，也会有形象和没意义的断片从我的潜意识中掠过。据说大家都这样。但就算做过梦，我也好像从来记不住。据说没人会这样。所以我假定自己不做梦。

　　所以，那夜我被自己吓着了：我发现自己蜷缩在丽塔的怀里，喊着连我都听不清的话，只依稀听到被窒息的回声，在棉被般厚厚的黑夜里回荡。丽塔清凉的手搭在我的前额，她低低地说：“好了，宝贝，我不会离开你。”

　　“太谢谢了。”我干涩地说了一句。清清喉咙，我坐了起来。

　　“你做了个噩梦，”她告诉我。

　　“真的？是怎么回事？”我依旧什么都不记得，除了自己的喊叫和一种模模糊糊的恐惧感慢慢袭向孤单无助的我。

　　“我不知道，”丽塔说道，“你使劲喊着，‘回来！别丢下我。’”她清清嗓子。“德克斯特，我知道婚礼让你觉得有压力……”

　　“一点都不。”我说。

　　“但我想告诉你，我永远都不会离开你。”她伸手握着我的手说，“我永远和你在一起，大家伙。不放弃。”她滑下来，头抵着我的肩膀：“别担心。我绝对不会离开你，德克斯特。”

　　尽管我对做梦没什么经验，我也相当肯定自己的潜意识不是在担心丽塔会离开我。我是说，我压根没想过她会离开我，倒不是说我对她有多信任。我只是从来没想过这事。的确，我也不知道究竟是什么让她愿意和我在一起，所以关于离开的假设就更显得扑朔迷离。

　　不，这才是我潜意识里害怕的。如果因为害怕被抛弃而伤心地喊叫起来，我完全明白自己怕的是什么——黑夜行者。我亲爱的伙伴，永恒的伴侣，它陪着我穿过人生的波峰浪谷。梦里惧怕的就是这个：失去这个一直陪伴我的生命，让我成为现在的我，已经成了我人格的一部分的东西。

　　在大学犯罪现场，当它一溜烟逃跑并躲藏起来的时候，我受到了很大震动，后来证明那刺激比我当时意料到的还深。多克斯警官用只剩下三分之二的身体进行的出人意料并非常恐怖的亮相大概引发了我的恐惧感。我的潜意识发挥作用，把这些材料做成了梦。很清楚。精神科学常识，课本典型案例，没什么大不了。

　　可我怎么还在担心？

　　因为黑夜行者以前从来没这么退缩过，我仍然不清楚它这次怎么会变成这样。丽塔说是因为我紧张婚礼，真是这样？还是因为大学湖畔的两具无头女尸把黑夜行者给吓跑了？

　　我不知道，丽塔已经认定我是因为婚礼而焦虑，并在努力开解我，这是个很积极的举措，看来我一时半会儿也找不出别的答案。

　　“来，宝贝。”丽塔轻声说。

　　毕竟，在这张双人床上也没地方容我有别的举措。

　　第二天早上，德博拉还在孜孜不倦地查找着大学无头尸体的头颅。不知怎么搞的，风声已经传到新闻媒体，说是警局正在找失踪的头骨。本来对迈阿密来说，这种消息在报纸上占的版面不会超过95号高速公路塞车的消息，可事实是有两个人头，而且是两个年轻女子的人头，这就有轰动效应了。马修斯局长是那种喜欢抛头露面的人，但即便是他也并不喜欢这故事所带来的惊慌。

　　于是迅速破案的压力便层层下达，从局长传到德博拉，她又片刻不误地将之传递给了我们。文斯·马索卡相信自己能为德博拉破解这个谜团，只要他能找出是哪个古怪教派对这件事负责，整件事便可迎刃而解。于是，今早他把头探进我的办公室，脸上堆着一个大大的假笑，铿锵有力地说：“抗冻不累，金枪不倒。”

　　“不像话，”我说，“现在可没时间开黄腔。”

　　“哈，”他说，带着那可怕的假笑，“千真万确。抗冻不累是和山特利教差不多，不过它是巴西的，康董布雷教。”

　　“文斯，你说的没错。可问题是，你到底想说什么？”

　　他听罢一头冲进来，那样子好像他的身体是脱缰野马，而他的腿管不住上身。“他们的宗教仪式就是用动物的头，”他说，“网上是这样说的。”

　　“是吗？”我说，“网上有没有说这个巴西的玩意儿烧烤人肉、切头，用陶瓷牛头取而代之呢？”

　　文斯稍微委顿了一下。“没，”他承认，但又挑起眉毛满怀希望地说，“可他们用动物呀。”

　　“他们是怎么用的，文斯？”我问道。

　　“噢，”他边说边环顾我的小房间，好像是想换话题了，“有时他们，你知道，把动物的一部分献给神，然后他们吃剩下的。”

　　“文斯，”我说，“你是说有人把失踪的头给吃了？”

　　“不是，”他说，有点不高兴了，跟科迪和阿斯特会有的反应一样，“不过也有可能。”

　　“那可够脆的，是不？”

　　“好吧，”他说，真生气了。“我只是想帮忙。”他大步走出去，连一个微微的假笑都没留下。

　　可是麻烦才刚开始。正像我那不请自来的梦境之旅所揭示的那样，我的神经已经不堪重负了，现在又加上了个暴跳如雷的妹妹。文斯走开几分钟后，我的小小世外桃源就被再次打扰了。这次是德博拉，她咆哮着冲进我的办公室，跟被一群马蜂追着似的。

　　“走啊！”她冲我吼道。

　　“走去哪儿？”我边问边觉得这问题问得挺合理。可德博拉的反应好像是我刚刚在建议她剃个光头，然后再把头皮染成蓝色。

　　“赶紧跟我走！”她说。我只得跟着她冲到停车场，上了她的车。

　　“我向上帝起誓，”她迅猛地开着车，一边恶狠狠地说，“我还从来没见过马修斯这么生气过。现在全成了我的错儿了！”她砸了一下喇叭以加重语气，又急速绕过一辆货车：“全都是因为哪个混蛋把人头的消息透露给了媒体。”

　　“好了，德博拉，”我尽可能用平缓的语气说道，“我相信人头会出现的。”

　　“你他妈的说对了，”她说，差点撞上一个骑着自行车带了一大堆废旧钢铁的胖家伙，“因为我能找出来那杂种属于哪个教派，然后我非捻死他不可。”

　　我顿住了。显然我那亲爱的气得发狂的妹子跟文斯一样，也相信顺着宗教团体的藤就能摸到那个凶手。“啊，好吧，”我说，“我们去哪儿找呢？”

　　她一言不发地把车开上比斯凯恩大道，在马路边的一个车位里停好，下了车。我好脾气地跟着她进了灵魂净化中心，这儿有许多神通广大的东西，从名字上看，有“整体疗法”、“天然草药”或“怡神香氛”，等等。

　　中心坐落在比斯凯恩大道的一个不大而简陋的建筑里，这附近明显是流莺和毒品贩子盘桓的地区。中心朝着街面的几扇窗户上都装着粗大的铁栅栏，门则更是壁垒森严地紧锁着。德博拉在门上拍打了几下，门轰轰地响起来。她推了推，门被推开了一条缝。

　　我们走进去，一阵甜得腻死人的熏香的气味袭来，我感觉到自己的灵魂净化工序先从我的肺部开始启动了。透过烟雾，我影影绰绰看见一幅巨大的黄丝绸幡子挂在墙上，上书“人人合一”，并没说明合为一个什么。一张唱片在放着什么，那声音好似谁在使劲从过度服用的镇静剂里挣扎着，过一阵子就要敲响一个铃铛。背景上有瀑布的声音，那效果能让我的灵魂在空中翱翔，如果我有灵魂的话。因为我没有，所以整件事情在我眼里显得有些讨厌。

　　当然了，我们不是来享受的，也不是为了净化灵魂。我的警官妹子永远都是公事公办。她大步走向柜台，那儿站着一个中年女人，全身都穿着扎染衣服，看着跟用彩色皱纹纸做的似的。她的花白头发在脑袋上支棱八岔，而眉头紧锁。不过，那也可能是因为福如心至而愉快地皱起了眉。

　　“您需要帮助吗？”她说，声音沙哑，那样子仿佛在说我们已经无可救药了。

　　德博拉冲她亮了一下警徽。还没来得及说什么，那女人探身过来，一把夺过警徽。

　　“噢，摩根警官，”女人说，把警徽扔到柜台上，“看上去是真的。”

　　“你凭她身上的香味难道还判断不出来？”我问。她们俩谁也没对我的话表达出应有的欣赏，我耸耸肩，听见德博拉严厉地开始了审问。

　　“我想请问你几个问题。”德博拉说，伸手过去够她的警徽。

　　“关于什么？”女人问道。她的眉头皱得更紧了，德博拉也冲她皱起了眉。这看上去像在进行一场皱眉比赛，获胜者将免费得到拉皮手术，从此把脸永远锁定在愁苦的表情上。

　　“有几个凶手。”德博拉说道，那女人耸耸肩。

　　“凶手跟我有什么关系？”她问。

　　我想为她的推理喝个彩，不过，我还是得记着自己站在警察这边。

　　“因为人人合一，”我说，“这就是警察工作的精华。”

　　她转而将皱着的眉头冲向我，并飞快地眨着眼睛。“你是谁？”她问道，“让我看看你的警徽。”

　　“我是她的后援，”我说，“以防她被谁下了咒。”

　　女人哼哼了一下，不过至少她没冲我发难。“这地方的警察，”她说，“少不了会被人下咒。我参加过北美自由贸易区的示威，我可知道你们警察是干吗的。”

　　“也许吧，”德博拉说，“不过不跟我们一头儿的话恐怕更糟，你能回答几个问题吗？”

　　女人又回头望着德博拉，仍然皱着眉，耸了耸肩。“得，问吧。”她说道，“不过我可帮不了什么忙。如果你越界，我会给我的律师打电话。”

　　“行，”德博拉说，“我们想找些线索，本地哪个宗教组织是用牛当祭物的？”

　　有那么一刹那我觉得女人几乎要笑起来，但她及时忍住了：“牛？天哪，谁没有呢。苏美尔、克里特，所有那些文明发源地。多少人都拿牛当神敬拜呢。我是说，牛的老二不仅特别大，它们也的确有把子力气。”

　　如果这女人是想让德博拉难堪，那她可太不了解迈阿密警察了，我妹妹连眼皮都没眨一下。“你知道有哪个这样的本地组织吗？”德博拉问。

　　“不知道，”女人说，“什么组织？”

　　“康董布雷教？”我说，有点感激文斯教了我这个词，“帕罗·马优比？或者维卡？”

　　“讲西班牙语的那帮，你得去第八街上的伊来瓜，我可不懂那些。我们卖过点货给维卡的人，不过没保人的话我可不会告诉你是谁。甭管怎么说，他们跟牛没关系。”她从鼻子哼哼了一下，“他们只不过光着身子站在艾瓦格雷兹湿地一带等着天神附体。”

　　“还有别的组织吗？”德博拉追问。

　　女人摇摇头。“我不知道。我是说，我知道城里的绝大多数帮派，可我想不出来哪个跟牛有瓜葛。”她耸耸肩，“说不定是德鲁伊特教僧侣干的，他们马上该做春天祭祀了。他们以前杀人当祭祀呢。”

　　德博拉的眉头皱得更紧了。“什么时候？”她问。

　　这次女人倒乐了，一边嘴角翘起：“大概两千年前吧。你稍微晚了一点儿，探长。”

　　“你还知道别的能帮我们忙的事情吗？”德博拉问。

　　女人摇着头说：“帮什么忙？谁知道哪个神经病读了亚历斯特·克劳力①的书而他又正好住在奶牛场。我怎么知道？”

　　德博拉看了她一会儿，好似在琢磨她是不是已经讨厌到了该被抓起来的地步，然后显然是不打算这么干。“谢谢，打搅了。”她说着，把名片放在柜台上，“要是你想起来什么有用的信息，请给我打电话。”

　　“噢，行啊。”女人说道，看都没看名片一眼。德博拉又盯了她一眼，然后走出大门。女人看着我，我冲她笑笑。

　　“我真的挺喜欢蔬菜的。”我说着，冲女人做了个和平的手势，跟着我妹妹出了门。

　　“真够傻的。”德博拉一边大步流星地走向她的车子，一边说。

　　“噢，别这么说。”我说道，确实是真心的，我就不会这么说。当然了，这事的确干得挺傻，可要是说出来，德博拉能把我的胳膊拧成酱紫色。“起码，我们排除了几个可能性。”

　　“是啊，”她挖苦地说，“我们知道起码不是一堆裸奔的人干的，除非他们两千年前就干了。”

　　她的话的确有道理，但我把让周围的人积极健康地生活当成我的天职。“这总算是个进展，”我说，“我们要不要去第八街查查？我给你翻译。”尽管在迈阿密土生土长，德博拉却非得选了法语来学，她的西班牙语连点菜都够呛。

　　她摇摇头。“浪费工夫。”她说，“我会让安杰尔去打听打听，但肯定没什么用。”

　　她是对的。安杰尔那天傍晚回来，拿着一根很漂亮的蜡烛，上面有一段西班牙语的圣裘德的经文。但除此之外，他的第八街之旅一无所获，正跟德博拉预言的一样。

　　我们两手空空，除了两具尸体之外，还是无头的，只有沮丧的心情。

　　转机马上就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