佐顿死后一周，我离开赌城维加斯，返回纽约，当时我以为自己永远也不会再来了。

　　科里送我到机场，陪我在候机大楼里喝咖啡。他在认识我后第一次真情流露，舍不得我离去。“你会回来的，”他看着咖啡杯说：“人人都会回到拉斯维加斯来！我永远留在这里，会玩得很痛快！”

　　我把话岔开，说：“佐顿真可怜。”

　　“是的，”科里答道，“我一辈子也不可能弄明白这究竟是为什么？到底是什么原因使他自杀？他到底为什么要自杀？”

　　我看着他说：“他一直都显得闷闷不乐，没有幸福感。”

　　当机场广播我搭乘的航班开始上机时，我和科里握手道别。“如果你在家里碰到不顺心的事，给我打电话！我们是好朋友，我会帮助你！”他边说边拥抱了我。“你是一只好斗的公鸡，”科里抓紧我登机前的最后几分钟说，“你将会因为先动手而惹麻烦，到时候就给我打电话！”

　　我对这些临别赠言并不很在乎，尤其是出自玩世不恭的科里之口，没想到，四年后科里飞黄腾达，而我却要面对大陪审团的裁决，他接到我的电话后，马上就亲自飞到了纽约来帮助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