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集是我的文集的长篇小说卷——读者一目了然。

　　《玫瑰门》是迄今为止我最重要的一部小说。书中的主角都是女人，老女人或者小女人。因此，读者似乎有理由认定“玫瑰门”是女性之门，而书中的女人与女人、女人与男人之间一场接一场或隐匿、或赤裸的较量即可称之为“玫瑰战争”了。

　　有评论家说我操纵的这场“玫瑰战争”有声有色，为女性心理学和女性社会学提供了新的研究可能。亦有评论家说《玫瑰门》的主人公司猗纹是作者为新时期中国文学画廊贡献的一个富有奇特光彩的新人。我设想这大约归结于我本人在面对女性题材时，一直力求摆脱纯粹女性的目光。我渴望获得一种双向视角或者叫做“第三性”视角，这样的视角有助于我更准确地把握女性真实的生存境况。在中国，并非大多数女性都有解放自己的明确概念，真正奴役和压抑女性心灵的往往也不是男性，恰是女性自身。当你落笔女性，只有跳出性别赋予的天然的自赏心态，女性的本相和光彩才会更加可靠。进而你也才有可能对人性、人的欲望和人的本质展开深层的挖掘。并不是每一次努力都能获得成功，值得欣慰的是你不曾放弃这种努力。

　　我的一位诗人朋友说过，当一个人坐下来开始写作时，实际上他开始的是对自己的审视。写作本是自我审视之一种。或许这样的说法更适合长篇小说的写作吧。当年写作《玫瑰门》时，我的确怀有这样的心境。我常想，真正的自我审判是不容易的，呈现这样的状态，大概需要作家既忘掉个人，也忘掉读者。到那时自由便会从你灵魂中奔腾而出，它洋溢你全部的喜怒哀乐，照亮你理应明澈的心。这就是文学劳作过程中孤独、艰辛而又幸福的过程，文学的大半魅力正在于此。

　　《玫瑰门》从出版到今天，六年之间再版五次，使我不能不感谢读者对它的厚爱；也斗胆感谢《玫瑰门》本身，感谢它能够在五彩缤纷、令人眩晕的书的森林里持久地释放出沉着的光泽。

　　最后我想说，今年是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三十周年，这使我不断想起波兰一部名叫《麻疯女》的电影中的两句话：“从前的一切我可以不再提起，但我永远不会忘记。”三十年是多么漫长。三十年是多么短暂。从这个意义上看，《玫瑰门》并不是一部旧事重提的书，我想要讲给读者的，也并不仅仅是中国那个特殊时期的妇女生活史。

　　铁凝

　　1996年元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