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肃静！肃静！”一个穿着黑袍的矮胖男人庄严地大声维持秩序，用头镶王冠的手杖敲着硬木地板，以引起人们的注意，接着大声喊道，“上帝与国王同在！”

　　人们刚刚坐好，一个戴著银色齐肩假发，穿着镶毛皮边红袍的矮胖子，坐到了法官席上。他就是奥斯卡·贝得利·达利男爵，巴哈马首席大法官。他已经六十多岁了，不过看起来鹤发童颜，容光焕发。可惜他那张又圆又光滑的孩子脸被两道黑眉毛破坏了。据黑格斯说，达利暴躁又刻薄，他那“点火就着”、“剖鸡取蛋”的脾气早就名声在外了。不过，他的外表却很和善，向人群投来了一个庄重又亲切的微笑。

　　人群拥挤而混乱：无论是在法庭中间、两侧还是后边的过道上，都塞满了靠背椅、简易椅和木头折叠椅。那些有钱人在开庭一小时前就派佣人来占座位了。观众有一半以上都是当地黑人，这些黑人可不会把座位让给任何人。

　　在这热带的巴哈马，早晨的空气就很闷热了，天花板上风扇转动的声音也盖不住苍蝇的嗡嗡声。法庭的审判程序完全是英国式的，法官谨守条文。这次开庭和初审的区别仅仅在于，这次有陪审团。陪审团成员都是白人，男性，而且大多是商人，主席是个杂货商。

　　除此之外，别的都一样：紧挨着法庭的是两张挤满人的桌子，加登和几个其他新闻机构的记者抢占了最有利的地形，以便及时地捕捉每一细节变化。英俊的黑格斯自信地端坐着，尽管他信任的助手韦·宜·卡兰德（一个外表帅气、喜好夸耀的漂亮混血儿）只不过是个才智平平的律师而已。皮肤黝黑的阿德雷坐在郁郁寡欢的大律师哈利那身边。哈利那长着鬈曲小胡子的长脸淡无表情、肌肉僵硬，他缓缓扫视法庭，俨然是这里的主人。

　　而弗来迪呢？他坐在桃花心木的囚笼里面，无聊地咬着一根火柴。他穿着一件淡蓝色的西服，领带的颜色就像巴哈马的阳光那么轻快，能够表明他是被告的只有他的苍白。这个原本就身材瘦高的伯爵显得更清瘦了。尽管他努力地保持着洒脱的举动和自信的微笑，并向熟人顽皮地眨眼，可是他看上去还是像个骷髅。

　　阿德雷首先发难，他发表了一个冗长的演说。不过坦白地说，他的论说倒也有力。他把使听众感到困惑的种种情形加以整理，呈现出一个清楚的来龙去脉，强调了弗来迪的“令人绝望的财政状况”，和他对哈利先生的“刻骨憎恨”。

　　“谋杀的细节，”他用决断的、比英国人还英国人的口吻说，“比在我们这块美丽的土地上以前发生的所有的罪恶和坏事还要骇人听闻。”他的声音也颇具表演性地提高了，增加了某些戏剧化的氛围。

　　“谋杀是谋杀，生活是生活，”他说，“可是这起谋杀，就像莎士比亚说的‘像地狱一样黑暗，像夜晚一样无光’……这种变态行为只能源于一颗绝望、奇怪又冷酷的心……这颗心和正常人不一样，它完全背离了人道，也玷污了我们这块平静而美好的土地。”

　　“真是一篇不错的浮华文章。”我想，他强调了“不一样”这个词，语言修饰得不错。

　　阿德雷手提黑袍，带着一种极其自然的优雅在法庭内昂首阔步，极具表演性地向陪审团讨好。他那滔滔不绝、铿锵有力的语言，非常有感染力，使这场闹剧变得更有可信性。

　　“让罪犯得到应有的惩罚吧，”他对好似被催了眠的陪审团说，“无须害怕或偏袒，你知道你所做的会使上帝满意，使你的良心安宁，又维护了法律的庄严与正义！”

　　他重重地坐下，脖子绷直，昂首挺胸，好像一个英雄。

　　这篇华而不实的序言引起了骚动。之后，是大家都知道的摄影师和法医提供的证词，玛乔丽·布里斯托尔也出庭作了证。她穿着带花卉图案的裙子，戴着木珠项链，很迷人。不过她有点儿紧张。而让我难过的是，当她走下证人席，走上过道时，竟连半点微笑都不给我。

　　午饭休息时，我和迪及南希聚在一起。

　　“阿德雷表现得怎么样？”南希问。

　　“好极了。连厄尔·加登都为他着迷了，我想他会使高德弗雷受点阻力的。”

　　“那个漂亮小子卡兰德或许能给黑格斯帮点儿忙，”迪说，“我听说他进人法律界前，曾是伦敦演艺圈的明星人物。”

　　南希点点头，“卡兰德是不列颠广播电台的新闻广播员，虽然他做这项工作没多长时间，却展示了惊人的才华——言多却从未有失……”

　　我和卡兰德相处过一段时间，知道南希说得对。不过无论是黑格斯还是卡兰德，都没有阿德雷的那种哗众取宠的能力。

　　“下一个出场的该是克里斯蒂了。”我说。

　　南希笑了一下，“我想看看这次他能否表现得好点儿。”

　　“我也想看看。”迪说。她挑起了眉毛，充满讽刺意味地说，“哈罗德是个不错的房地产商，他在证人席上也能卖出一大票东西，会大大地露乖的。”

　　但是，哈罗德·克里斯蒂这次出庭的表现更加糟糕了，他看上去似乎两周没睡觉，声音又小又颤抖，双手紧抓着栏杆，好像借此可以得到不可能得到的平衡和舒适。法官不时地要求他大声说话。他那镶双排珍珠扣的白亚麻西服和暗色印花的领带，使他看起来比平时精神多了，里面的歪歪扭扭的衬衫和他不时松动领带的动作，流露着他内心的紧张。

　　他重述了大家现在都已知道的谋杀案发生当晚的事，他再次否认了曾被邀请去德·玛瑞尼家，此外没什么新的内容。

　　但是阿德雷知道希尔斯上尉会被传讯，就努力为他的证人遮盖。他问道：“如果希尔斯上尉说谋杀案发生的那晚看见你出门了，你将做何解释呢？”

　　克里斯蒂紧抓着围栏，手指关节因为过于用力而导致了血流不畅，有点泛白。他表现出一种正直的愤慨，“我会说他完全错了，而且会告诉他以后看人要仔细点儿。”

　　极具表演天份的阿德雷笑了，那是一种狡猾的、蛊惑人心的笑。他庄重地点了点头，转向陪审团，对法官说话时有意地对陪审团表演着，“法官大人，就是这样！”

　　阿德雷的战术使黑格斯有点儿乱了阵脚，他一开始对这个手足无措的证人所取的证词就有点儿不对头。比如说，他浪费了五分钟或十分钟之久的时间，研究克里斯蒂用毛巾的哪头擦哈利的脸，直到克里斯蒂忍不住大声抗议，“上帝呀！黑格斯，理智一点儿吧！”

　　可是黑格斯还要坚持，他是想试图说服陪审团，克里斯蒂的记忆不可靠。至于为什么克里斯蒂那晚把旅行车停在乡间俱乐部的车道上，和他是否整晚待在西苑等等这一类关键性问题，黑格斯根本就理不出头绪。克里斯蒂说他进人谋杀案发生的房间时，烧焦的臭味已经消失。这种说法尽管荒唐，黑格斯却没有从中找出对审判有利的证据。

　　像黑格斯这样聪敏的律师，居然对这个丧失了主心骨儿的证人也问不出什么，这未免令人失望。

　　终于，黑格斯稳定下来，找到了自己的立足点。

　　“克里斯蒂先生，当晚你是否曾离开过西苑？”

　　“没有。”

　　“你是否认识警察局的高级官员，希尔斯上尉。”

　　“是的。”

　　“你和他关系好吗？”

　　克里斯蒂耸耸肩，“谈不上好与不好，我不太知道他的为人。”

　　“你们不是从孩提时代起就相识了吗？”

　　他咽了一口唾沫，说：“是的。”

　　“他无意与你作对，这你知道吧？”

　　“是的”

　　“希尔斯上尉当晚在乔治大街看见你在一辆旅行车上！”

　　克里斯蒂用一个已被汗水湿透的手绢擦擦前额，说：“希尔斯上尉一定搞错了。休息之后我就没离开西苑，任何人要是说我那晚上在镇上，就大错特错了。”

　　黑格斯在陪审团席前踱来踱去，“你该承认希尔斯上尉是个体面正直的人吧？”

　　“我承认，”他又咽了一口口水，一可是体面人也会犯错呀。”

　　黑格斯停顿了一下，让陪审团——以至整个法庭，体味克里斯蒂最后一句话中的意味，然后说：“法官大人，我问完了。”

　　那天的其余时间和第二天上午的审判中，阿德雷不断地为他的辩论找证据，首先是来自奎克巴士医生的证词，大部分围绕着一个玄而未决的问题：欧克斯被火点燃时是活着，还是已经死了？他身上的水泡说明了一切。而对那个关键性的问题——哈利先生胃中那四盎司“又厚又粘的”黑色液体，阿德雷却是一带而过。

　　这中间有一段十分有趣的小插曲。大法官问奎克巴士医生：“一个正常的、健康的人要是死去要用多长时间？”

　　医生答道：“一个正常的、健康的人不会死，法官大人。”

　　一阵轰笑声打破了法庭内的紧张气氛，完全压住了法官为维持秩序发出的“安静！安静！”的叫喊。当这个脾气温和的医生以他的名誉宣誓作证时，我感到松了一口气。

　　第二天下午，漂亮的金发美人桃乐茜·克拉克重述了在案发当晚，弗来迪开车送她和另外一位空军飞行员的妻子珍妮·爱斯丽回家，当时正大雨滂论。这段纯洁的故事为弗来迪在陪审团和观众中都赢得了好感。

　　她们的证词没有引起任何波澜。如果让我出庭作证的话，我该站到哪个阵营上呢？我的身份在这里是极为模糊的，用俗话说，我是脚踩两只船了。

　　克拉克夫人说她看见玛瑞尼去点蜡烛，由于大风的缘故，数次将自己的手烧到，向大家解释了为什么贝克和麦尔岑会在弗来迪的身上找到烧焦的毛发。她说完后，黑格斯问：“七月九日，在西苑，你是否看见了被告弗来迪·德·玛瑞尼？”

　　“是的，我看见了。”

　　“是在上午十一点到下午两点之间吗？”

　　“是的，我确定。”

　　法庭里的窃窃私语声表明了这个证词是多么石破天惊。原告的证人曾一再确认，在七月九日，弗来迪是在下午三点半到西苑的，而现在，这位美人却反驳了他们，那几位警察的品行也由此受到了人们的怀疑。

　　在这小小的胜利之后，是几个小时的冗长询问，原告的证人们不断地描绘出弗来迪的可怖意图。

　　来自棕榈滩的撒甲·威廉先生讲述了哈利先生和弗来迪之间的一场争吵。在争吵中，弗来迪曾威胁哈利先生，要“打破他的头”；而那个性情温和的南方佬——怀特·福斯克特，欧克斯家族的私人律师，则描绘了欧克斯的家庭纠纷，他用那极具表现力的语言把弗来迪描绘得简直就像一个恶魔。

　　作为缺席的林道普上校的代言人——警察局长潘波顿少校，提交了警方的证词。潘波顿是个正直而呆板的老头，举止间流露着一股刻板。他照本宣科地讲述了调查及逮捕德·玛瑞尼的过程。他的证词对那些琐碎的细节一再渲染，而那关键性的一点，即在七月九日，弗来迪被麦尔岑叫到楼上审问的时间是几点，却被他完全忽略了。

　　穿着笔挺的卡其布制服的道格拉斯中尉同样为原告作证了，他是个挺拔、充满活力的苏格兰人。弗来迪被拘捕时，由他进行了最初的非正式看管。由于他和弗来迪是朋友，所以后者便放松了自我保护意识，曾有口无心地问他——难道大英法庭仅凭一些偶然的、非关键性的证据，而且在凶器尚未找到的情况下，就能定一个人有罪吗？

　　道格拉斯还用打卷儿的舌音，在法庭上学着弗来迪的语气，把他曾说过的话重述——“那个老家伙就是该死。”

　　黑格斯把这个“难题”交给了副手卡兰德。卡兰德长着椭圆形的脸，英俊修长，脚步轻快。他问道格拉斯：“你知不知道被告是法国人，而法国法律同英国的不一样？”

　　“我知道。”

　　大法官的身体往前倾了一下，也提了一个问题：“你是否知道被告来自毛里求斯？”

　　“我知道，法官大人。”

　　卡兰德微微一笑，“被告是否问过凶器有没有被找到？”

　　“他问过。”

　　“在这种情况下，他问这种问题不是相当正常的吗？如果没有凶器，可以定一个人的罪吗？”

　　“这个问题不算奇怪。是的，不可以定罪，先生。”

　　“你是否对被告说过，‘人们对哈利先生的死大惊小怪、议论纷纷是因为他有钱。如果只是一个可怜的杂种死在大街上，我就不会这么辛苦了。’”

　　“我想不起来曾说过这话。”

　　“你不是总用‘杂种’这个词吗？”

　　“我从没用过那个词。”

　　卡兰德绷紧了脸，用手指着这个壮硕的苏格兰人说：“道格拉斯中尉，‘杂种’这个词是你的常用口头语。”

　　“我否认。”

　　“我还要说，你就是那个说‘那个老家伙就是该死’的人。”

　　“我反对。那是被告的话。”

　　“我问完了，法官大人。”卡兰德说。

　　这是一次有效的质询，可是道格拉斯是个顽固的证人，弗来迪在围栏后显得神情沮丧，再也不是满不在乎的神色了。

　　接下来的一天又以闹剧开场，欧克斯夫人坐在证人席里，穿着黑丝外套，戴着黑色面纱和黑色手套，语言轻柔，却令人感动，让人感到她女儿和德·玛瑞尼的婚姻给她和她的家庭都带来了巨大的不幸。

　　她用棕榈扇扇风，想使自己凉快一点；又用颤抖的手把一杯水举到唇边：这个动作赚取了不少人的同情。

　　尽管我对她的举动有些怀疑和嘲笑，可也不得不承认：这个憔悴赢弱、泪光莹然的寡妇，可不是我在南希房里看见的那个刚从迈阿密的巴尔的摩回来的大方气派的女人了，更不是那个曾对我不屑一顾的意志坚强的女人。

　　在丑化弗来迫的那些面目可惜的证人中，尤妮斯·欧克斯是最脆弱的一个。她说：弗来迪曾写了一封“可怕”的信给他们的敏感的儿子悉尼，批评了哈利先生的所做所为；弗来边又怂恿南希，如果他们不“接纳”他的话，就和他们脱离关系。诸如此类。

　　黑格斯只彬彬有礼地问了六个问题，其中包括：“欧克斯夫人，被告是否曾威胁要对你丈夫进行肉体伤害？”

　　“当然没有。”她高声说。

　　这才是我在巴尔的摩遇到的欧克斯夫人。

　　“那么就你所知，”黑格斯问，“被告的抱怨只不过是因为你和哈利先生不接受他吗？”

　　“我想是的。”

　　“法官大人，我没有问题了。”

　　那天上午，还有一名证人站到了证人席上，他就是迈阿密的爱德华·麦尔岑上尉，他那胖得红润的脸却有些烦躁。几个小时中，阿德雷让麦尔岑重述了一遍他在初审时的证词，包括询问、逮捕玛瑞尼时被告的可疑行径。

　　黑格斯把讯问麦尔岑这个难题交给了他那跃跃欲试的助手，卡兰德马上就站了出来。

　　“上尉，在巴尔的摩参加了哈利先生的葬礼之后，你的同事贝克把一个什么样的重要证据透露给欧克斯夫人和德·玛瑞尼夫人了？”

　　麦尔岑舔舔嘴唇，说：“贝克上尉告诉她们，在那个中国屏风的上面有德·玛瑞尼的指纹。”

　　“指纹？”

　　麦尔岑耸耸肩，“他可能说的是指纹。”

　　“从拿骚到巴尔的摩，你不是都和贝克上尉在一起吗？”

　　卡兰德那精确的英国波西米亚式的措辞使麦尔岑的南方腔显得有些拖沓，甚至很蠢。

　　“当然，我们在一起。”

　　“你们讨论过欧克斯的案子吗？”

　　“讨论过。”

　　“你们讨论过这个极为重要的证据发现吗？”麦尔岑畏缩了，看起来他有点儿慌乱。“一个指纹或一些指纹，麦尔岑上尉，你和你的同伴谈过吗？”

　　麦尔岑迟疑了一下，然后说：“呃，没有。”

　　“你能确切地回答我吗？”

　　“我们没讨论。”

　　法庭里响起了一片窃窃私语声，显而易见，大家对此都感到很惊讶，连大法官也满脸充满了怀疑的神色，抬起头来。

　　卡兰德转守为攻，“你和贝克上尉在这起案子中曾受雇，并作为同事，是吗？”

　　“是的”

　　“到拿骚后你们始终都在一起吗？”

　　“是。”

　　“麦尔岑上尉，当你第一次知道这个重要证据时，是在贝克上尉通知欧克斯夫人和南希的时候吗？”

　　“呃……是的。”

　　“可是贝克上尉宣称，他是在七月九日被告被捕之后才知道的，他曾站在证人席上起过誓。那么在你和贝克上尉从拿骚到巴尔的摩的路上，在贝克上尉不知道这个证据的情况下，你们何以讨论呢？！”

　　“那个么，呃，那个……”

　　卡兰德走到陪审团前面，微笑着摇摇头；在他背后，法官席上，达利大法官问麦尔岑：“先生，你对贝克上尉在你们前往巴尔的摩的旅途中，没告诉你指纹的事不感到奇怪吗？”

　　“嗯。”麦尔岑遮遮掩掩地说，眼神就像一个小学生向老师报告狗吃了他的作业一样。“我想……我记得，贝克上尉和潘波顿少校去皇家空军实验室化验一个属于被告的指纹。那是在七月九日吧？”

　　大法官转转眼珠，面带怒色地扔下手中的铅笔。

　　卡兰德乘胜追击，进一步追问到谋杀上来。“让我们回到七月九日，上尉，就在那天，你和贝克上尉建议逮捕了被告？”

　　“是的”

　　卡兰德冲他刺出指责的一指，“麦尔岑上尉，你的初审证词中说，七月九日，被告是在下午三点至四点之间被审问的。你们作了伪证，设计好这么说致使造成假象，让大家认为被告在指纹取走前没在楼上！”

　　麦尔岑松了松被冷汗湿透的领口，他的笑容显得既痛苦又紧张，“那可不是我的主意，我……我记不得了，只是个错误吧。”

　　“噢，怎样的一个错误！”卡兰德冷笑道，“这是怎样的一个巧合，你们和两名当地警官都犯了同样的错误。”

　　麦尔岑虚弱地笑笑，又耸耸肩。

　　“我没有要问的了，法官大人。”卡兰德说。

　　下一个证人是贝克，和他的同伴不同，他可不会轻易泄底。他摆出一副专业的，甚至高人一等的姿态来，随意而自信地站在证人席里，手插在灰色双排扣外套的兜里。

　　黑格斯大律师亲自询问证人，提问和回答都是既恰当又精确——他们对这样的场面都经历得太多了。但是陪审团尽管对麦尔岑的行为十分厌恶，却还是仔细聆听了贝克的证词。

　　下午的大部分时间，我们都在听贝克那富有感染力的、听起来很可信的证词，他又重新对伯爵犯罪的可能性及对他的逮捕过程进行了描述。哈利那刚引导贝克进人关于指纹讨论的话题，黑格斯就郑重地站起来，反对继续探讨德·玛瑞尼的指纹。

　　“那些指纹并非最好的证据，”黑格斯告诉大法官，“有指纹的屏风才是。”

　　大法官点点头，自色的假发也随之颤动，“我对此毫无疑问，那么，把屏风呈上来。”

　　黑格斯笑着说：“可是我的法官，现在屏风上已经没有指纹了。”

　　大法官皱起了眉头，由于困惑马上就要发脾气了，“你除了提出指纹本身还要做什么？还要它的照片？”

　　“我提出指纹的意思是，法官大人，指纹被一块橡皮擦去了一部分。而且我们只听贝克的一面之辞，说这个指纹是从屏风上得来的，不足为凭。”

　　大法官的表情严肃了起来，“你的意思是说原告的指纹证据是伪造的？”

　　“我就是这个意思，法官大人。”

　　法庭的骚动被原告律师站起来表示反对制止了。哈利那断言指纹十分可靠，解释说，贝克上尉在勿忙之中赶到拿骚，未曾带指纹相机，而现场又无人可作证。

　　“你难道不能给办公室发电报，让下班飞机送来特制的指纹相机吗？”大法官问证人。

　　“我可以这么做，尊敬的法官大人，”贝克承认，“可是我没有。”

　　“黑格斯先生，你只能说这个证据的重要与否，而不是可靠与否。”大法官说，“我只能这样引导陪审员们。”

　　随后散庭：这是一场势均力敌的比赛的中场。

　　次日一早，贝克回到证人席。黑格斯相当平静地坐着。那个屏风现在已送到法庭，并被放在法官席的左侧。

　　我本以为黑格斯要派出他的得力助手去向这个证人发难。可是黑格斯却站起来，走向证人席，“你说指纹是从屏风上取下的，你做好了标记，是吗？”

　　“我肯定指纹取自于我标记好的屏风的顶部，而不是其它位置。”

　　“贝克上尉，走出来，好吗？请走到屏风前，用蓝色铅笔在屏风顶部画出这个位置。”

　　贝克走出来，神态自如地走过大法官，走向屏风。他仔细看看上部，贴近地看了看他以前所做标记的蓝线。

　　“尊敬的法官大人，”贝克说，“这个蓝线不是我画的。八月一日，在法庭上，我画的是黑线，而现在的蓝线似乎试图与黑纹重合。”

　　法庭内又传了一片窃窃私语声。大法官从法官席上走下来，与黑格斯和哈利那站在一起，和贝克一道研究那道蓝线。

　　“我没看见黑色铅笔线。”我听见黑格斯说了一句。

　　哈利那低声对贝克说：“看这儿，那才是你第一次画的

　　法庭内重新恢复了平静，大法官重新回到法官席，贝克则回到证人席，令人吃惊地说：“我……我要收回我刚才说的话，”贝克结结巴巴地说，“近点儿观察，我发现我最开始是用蓝笔画的。”

　　黑格斯在陪审团面前来来回回地微笑着踱着方步，虽然没找到什么重要证据，但贝克的自信姿态崩溃了，他已在黑格斯的掌握之中。

　　“你是个指纹专家？”

　　“当然。”

　　“在你专业生涯的众多案件中，可曾建议用一个没有在正确位置被拍照的指纹作为证据？”

　　“当然——有过几次。”贝克停住了，不安地做着手势，“我得查一下记录……”

　　“我明白了，你忘记了带指纹相机。你怎么没想到在拿骚找一个呢？我们知道皇家空军有好几个这样的相机。”

　　“实际上，没有。”

　　“你给迈阿密写信要过吗？”

　　“你知道我没有。”

　　“当你在哈利先生的房间里取下那血淋淋的手印时——作为一个指纹专家——你不知道手印有可能被擦掉吗？”

　　“我知道有这种可能。”

　　“事实上它们被擦去了吗？”

　　“是的。”

　　“至少你曾量过那血淋淋的手印的长度吧？”

　　“我想我量过。”

　　“如果被告当晚在场，为何他的指纹未被破坏？”

　　“那是我们幸运，找到了那个指纹。”

　　“幸运？这个词对吗？或许你该说，‘我们找到它是奇迹！’”

　　坐在法庭下的麦尔岑站了起来，他的脸都绿了，充满了绝望。他推开坐在过道上的旁听观众，向外直冲。在新闻采访桌后，加登站起来，微笑着，从附近的窗户向外看去。尽管有风扇转动声和苍蝇嗡嗡声，窗外的呕吐之声仍隐约可闻。

　　“贝克上尉，你有没有过像被告那样，脸上和手臂上都被太阳的暴晒晒伤的经历呢？”

　　贝克瞟了德·玛瑞尼一眼，后者正在微笑，那苍白的脸写满了对贝克的嘲笑。

　　“当然，”贝克说，“不过当我看见他的皮肤有多白，就知道他缓过来了。”

　　“是的。可是你没发觉被告常开快艇，常在太阳底下吗？”

　　贝克没意识到德·玛瑞尼现在的脸色是因为他在拿骚监狱里呆了几周。“我，呃，一个快艇手缺少晒痕也很奇怪。”

　　黑格斯那一天里不停地对贝克旁敲侧击。他抓住贝克和麦尔岑的草率的证词，尤其是拙劣的有关指纹的一段，对其进行了无情的揭露。他使得贝克承认了没有在巴尔的摩告诉麦尔岑有关指纹的事。

　　“贝克上尉，我想给你看两张指纹照片，是由凯勒教授在你所认定的地方拍下的指纹照片。”

　　贝克拿起照片。

　　“你能否解释为何这个‘J’形如此完美，没有像其它背景上的指纹那样，留有木纹痕迹？”

　　“呃……也许这些指纹不是从‘J’形指纹发现的区域取下的吧。”

　　“你是否想亲自尝试一下，贝克上尉？你可否走出来，从屏风上取几个指纹，给法庭看看？你也许还会‘幸运’的。”

　　“我……呃……这不太合适”

　　“可据我所知，‘J’形指纹后还有一块阴暗的背景，它还在那里吧？”

　　“是的。”

　　“在屏风上，还有没有这样的暗影呢？”

　　“没有了，先生。”

　　“七月九日早上，当你从屏风上取指纹时，麦尔岑上尉把被告带到楼上去了吗？”

　　“我想是的。”

　　“你是不是在麦尔岑上尉讯问被告时走近房门并问：‘没问题吧？’”

　　“没有。”

　　“是不是被告有些指纹是从那间屋里别的物品上取下的，比如说被告送给麦尔岑上尉的水杯？”

　　“绝对不是！”

　　黑格斯充满力量的手臂在空中一挥，“可是你们是在他离开房间后才宣布找到指纹的，不是吗？”

　　“是的。”

　　黑格斯从贝克面前走开了，响亮的声音在法庭上回荡着，这种派头连好煽情的阿德雷也自叹弗如。

　　“我想你和麦尔岑是有计划地让被告独自一人离开，然后你们乘机取指纹！”

　　“我们没有！”贝克的自信姿态荡然无存，他绝望地叫喊着，汗流浃背。

　　“你的专家才能从未在这么大的案件里得以发挥吧？我想，你们为了私利或是哗众取宠，就不顾事实作伪证吧！”

　　“我坚决不同意你这么说！”

　　“法官大人，”黑格斯说，他的面孔庄严，带着几丝对邪恶的憎恨，“我结束对此证人的问话。”

　　贝克跌坐进证人席里，脸孔长而扭曲，黑格斯给他的打击比我给他的还要严重。他在沉默的掩饰下走出法庭——他自己的沉默，每个人的沉默，那是一种强于雄辩的、充满讥讽的沉默。

　　法庭宣布午餐休息。在向外走的人群中，加登追上我。“原告还没有罢手，”加登说，“但是辩方一个证人不要也能赢。”

　　“你这么想？”

　　“审判既无聊又枯燥，幸亏你想到了指纹。你真是可以和保罗·德瑞克相媲美的侦探。”

　　“保罗·德瑞克是谁？”

　　加登笑了，拍拍我的背，“我喜欢你，黑勒。”

　　“厄尔，你也很聪明。”加登说对了。无论如何，审判即将结束，德·玛瑞尼能脱牢笼之苦已是显而易见的事了。几天里，辩方控制着法庭的形势，不过也再未掀起什么高xdx潮。

　　德·玛瑞尼是自己最有说服力的证人，伴着富有感染力的手势，他讲述了自己在案发前后的经历。在黑格斯的帮助下，他成功地说明了，自己是个有成就的商人，而不是浪荡子。

　　原告一方根本没能打破伯爵保护自我的盾牌。哈利那在弗来迪是否有资格被称为“伯爵”这个问题上颇有微词，可也只停留在发现他实际上的确是一位伯爵，却不配是。哈利那只能告诫本地报纸，在提及此人时不要用这个头衔。

　　德·玛瑞尼的那个美国朋友也和当天参加晚会的其他人一样，证明了谋杀当晚的事情，包括弗来迪烧伤自己。证人中还有那未成年的少女自蒂·罗伯特。她的金发散落在绿白相间的条纹上装上，那迷人的微笑和苗条的体形让人们一见倾心。

　　希尔斯上尉不可避免地成为被告最强有力的证人，就算阿德雷最厉害的盘问也未使希尔斯动摇分毫：他半夜在拿骚城里看见克里斯蒂了。就是这样。

　　双方都没提出要我作证：被告不需要我，原告也没想到我。

　　阿德雷的最后一击——也是辩方唯一不利的因素——是努力想证明，弗来迪的老友德·威斯德勒侯爵是个骗子。

　　威斯德勒打扮得帅气又时髦，他在法庭上紧张得直发抖。他证明了在当天早上三点钟，他在弗来迫的要求下来拿他的猫。但是阿德雷用他自己签过字的记录质问他：“你不是自从晚上十一点到次日早晨十点没见过德·玛瑞尼吗？”

　　在阿德雷咄咄逼人的追问下，侯爵有些慌乱了，“也许当时我思路有些混乱……我是法国人……容易激动……”

　　午餐休息时，我帮助黑格斯和卡兰德查找威斯德勒签字的原文。原文是用速记记的。

　　“这儿呢！”我说，“那个阿德雷可真是婊子养的……”

　　法庭上，卡兰德帮助威斯德勒一起回忆记录，证明了证人确实没看见玛瑞尼，他们隔着门讲话！

　　“记录上记得清楚吗？”大法官问。

　　“是的，法官大人。”卡兰德说，把记录交给大法官。

　　“阿德雷先生，”大法官严肃地说，他的圆脸绷得像拳头一样紧，“请你给陪审团和我一个充分的理由，让我们相信德·威斯德勒先生的签名记录有悖于他的当庭证供。”

　　阿德雷站起来，清了清喉咙，他一贯的自信似乎没有了。“法官大人，我只是想说明证人从午夜起就没见过被告。证人和我所说的并不矛盾。”

　　大法官由于生气涨红了脸，“在人命关天时，有人还要以此卖弄聪明，这样的事情我可不欣赏。阿德雷先生，不要再考验我的耐心。”

　　最后一个证人是南希·德·玛瑞尼。

　　南希看上去苍白虚弱，她的白帽边镶着黑纱。这个死者的女儿勇敢地走向证人席，并以自己的证词支持丈夫。她冷静的话语只被打断了一次：当她讲述到贝克和麦尔岑来到葬礼上告诉她，她的丈夫被怀疑是谋杀她父亲的凶手时，她的两颊颤抖，泪珠滚落。德·玛瑞尼在囚笼里也轻擦着眼角，旁听的妇女则同情地哭出声来。

　　“德·玛瑞尼太太，”黑格斯问，“你丈夫向你要过钱吗？”

　　“不，从来没有。”

　　“你丈夫曾表示过仇视你父亲吗？”

　　“不，从来没有。”

　　当南希走出证人席时，黑格斯宣布，“辩方停止作证，法官大人！”黑格斯的结束语简短有力，可是阿德雷却由于窘迫有点儿语无伦次。大法官向陪审团宣布被告无罪，又特别指责了贝克和麦尔岑。

　　法庭休息后，厄尔·加登又找到了我，拍着我的背说，“我们要保持联系！年轻人！”

　　“你到哪去？陪审团还未作出最后结论！”

　　“这里简直是地狱。我今晚乘飞机回美国去。”

　　加登说对了。不到两小时之后，宣判出来了：被告无罪。

　　欢呼声响彻法庭。大法官对德·玛瑞尼说：“你被释放了。”

　　黑格斯拥抱着卡兰德，说着：“我们赢了！”话音未落，他俩的假发就由于激动地颤抖掉到地下了。在他们的旁边，德·玛瑞尼拥抱着他的妻子，长久地拥吻。这时，阿德雷和哈利那则闷闷不乐地溜出门去了。

　　陪审团主席在审判之后正喋喋不休地发言，欢呼声把他的声音都盖住了。德·玛瑞尼则被浩浩荡荡的、各种肤色的人群抬着走到大街上，人们喊着“他是个不错的好小伙子！”

　　我几乎怀疑我是不是听错了。如果我听错了，这个审判结果则未必和德·玛瑞尼及他的支持者们想的那样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