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日子以来，我听到了当地民众对德·玛瑞尼案件的不满，特别是那些拿骚的土著人，这种不满的情绪差点促使他们去冲击监狱。可在这个七月末的炎热的星期二上午，在殖民地最高法院外的广场上，形形色色的人都聚集在一起——有市场上卖草帽的小贩，也有海滨大道上那些大店铺的老板。他们都像过节一样地充满了激动的情绪，好像是在剧院外正等着将上演的好戏，而不是站在一个法院的大门外。

　　在法院里，正上演的“好戏”是德·玛瑞尼的初审判决。他站在被告席上，在他的对面，一个穿着黑色制服，戴着一顶粉迹斑斑的假发，面容阴沉的法官正在朗读对被告的起诉。德·玛瑞尼的罪名是“故意并非法地”导致了哈利·欧克斯先生的死亡。

　　弗来迪穿着一件保守的褐色双排扣上衣，胡子刮得干干净净,甚至有些泛青。他正用拇指把玩着那条色彩斑斓的领带，用领带的头儿刮着鼻子，流露着自信。

　　“你的全名叫什么？”法官在审判桌后问他。

　　“玛瑞·弗来迪·福克阿科斯·德·玛瑞尼。”弗来迪一字一句地对法官说。

　　“我是原告的代言人。”一个拖着长腔的嗓音在法院的大厅响起，引起了嗡嗡的共鸣声。一个身材高大的黑人从律师席后站起身，他穿着黑色的长袍、戴着假发。那清楚的措辞和纯粹的英国口音与他那非洲人的面孔及黑色的皮肤极不相称，却又绝妙地融合在一起。他就是阿德雷，拿骚最著名的律师。他从未在任何一件谋杀案中败诉，现在是弗来迪这起案件的原告律师。

　　“我是被告的律师。”黑格斯站起来说。他那强壮的、运动员的骨架似乎在与原告律师比试着什么。他微笑着，笑容充满了自信。

　　两个穿着装饰琐碎的制服的警官正站在囚笼外，手洋洋得意地摩挲着挂在腰间皮带上的长剑的穗子，做出一副认真守卫囚笼的样子。那是个木制的囚笼，有六英尺长、五英尺高。弗来边坐在里面的木制长椅上，一扇铁门把他和外面广阔的世界隔绝了。

　　如果你是面朝法官站着，那这个笼子就在法庭的左侧，它的对面是陪审团（因为是初审，现在那儿空无一人）。

　　能容纳一百五十个人的座位挤得满满的，听众大多数是白人。他们的黑人男仆在天亮之前就来这里给老板排队占座儿了。南希并不在场，一会儿，她将作为证人出庭。这一刻，我坐在前排，当她的耳目。

　　法庭上最靠近观众席的地方，即在栏杆和辩护律师之间，塞进了两张桌子。哈利那律师和那两个迈阿密警察坐在那儿，以便解答新闻界的提问。《战地新闻》为这场有趣的案件留出了很大的版面；来自纽约、伦敦和多伦多的新闻记者与拿骚本地的新闻记者坐在一起；国际新闻联合会以及新闻记者协会也派代表出席了。吉米·克卡林代表《国际新闻动向》坐在这里，他紧挨着厄尔·加登，而厄尔正在和我轻声地交谈着。

　　“你是在回避我吗，黑勒？”这个矮小而活跃的侦探小说作家问我。“是的。”我答道。

　　他尖刻地笑了笑，继续问道：“阿德雷会反复询问原告的证人吗？”

　　“我真的不知道。他为什么不询问呢？”

　　厄尔那圆圆的脸上挤出一丝干笑，眼睛在金丝边眼镜后烁烁发光，“噢，原告有责任提供证据。通常，在这样的初审中，英国辩护律师不喜欢问太多问题。”

　　“我个人的愿望是，我希望阿德雷拿着短斧或喷雾枪在克里斯蒂身后追赶他。”

　　我又一次使他大笑了起来。而后，九点三十分，要开庭了。现在，一切都安静了下来，只有律师和法官低沉的声音主宰着整个法庭。而那些貌似犹豫不决的证人们，正在以一项项事例，把死亡的绳索一点点向德·玛瑞尼的脖子上套去。在这闷热得不透气的法庭上，只有苍蝇的嗡嗡声和从窗外偶尔传来的鸟儿拍打翅膀的声音，才带来了一点生机。阿德雷正神态自若地按法庭的正常程序，以案发当天上午为线索，对证人展开提问。

　　首先出场的证人是皇家警察绘图员，他绘制了案发现场的地形。继而，皇家警察摄影师把放大的死者照片挂在了一个画架上，照片就像一件残忍的艺术品，让观众席上的人们看了不禁一片唏嘘。法医奎克巴士是个四十多岁，冷漠、整洁的小男人，看起来并不像他的职业所应有的那么勇敢。他向大家描述了七月八日上午在案发现场所见到的情形，以及在法医检验室所见到的那些可怕的细节：在哈利先生的头颅后，有四处伤口，都是直径像铅笔一样粗细的小洞，穿透了哈利先生的头颅。他在描述中忽略了自己在看到那些伤口时的第一反应，他没说觉得那是枪伤。在陈述尸体解剖时，这位法医提到“把睡帽从死者头上拿开时，喷涌出大量的鲜血，”而且“好像头颅是被轻微撞伤的，在这之前没有流血。”

　　我立刻明白了，这是子弹在穿破头骨的过程中力量减弱了，我想它们大概现在还留在哈利先生的头颅里。这一定是检查时没有发现，但也永远不会被发现了，因为哈利先生现在正在缅因州一个有六英尺高的棺材里安眠着。法医还说：“在哈利先生的胃里，有大约四盎司的颜色微暗的粘稠液体，没有确定是什么物质。”哈利先生是被人下毒了吗，或是被人用药物麻醉了？

　　我从兜里拿出了记事本，把这条证据记下了。在我记录的时候，一位迷人的女性站了起来，她就是那个“风流女人”。她把自己描述成“从英国战场撤离的带着两个孩子的女人”，我却觉得她是一个成熟的、金发碧眼的美人，在那身合体的衣着和帽子的衬托下，体形极为完美。如果她就是哈罗德·克里斯蒂的情妇话，那么，那个癞蛤蟆是个多么幸运的人呀！

　　她的证词是，当天下午她和哈博德打网球，然后与哈罗德·克里斯蒂以及哈利·欧克斯先生在西苑共进晚餐。这并没给案情带来什么进展。她只是把案发当天的情况简单化地列了个表。

　　下面出庭作证的美人是金发碧眼的桃乐莤·克拉克和皮肤微黑的珍妮·爱斯丽，她们就是弗来迪在雨夜中护送回家的那两个飞行员的妻子。在新衣服和新帽子的装扮下，她们显得极为美丽。两位女士心情迫切而又十分精确地证实了，弗来迪在谋杀案发生的那天晚上在自己的家里。我没有被法庭传唤作证。我现在站在弗来迪的营地上，似乎还不用我出面，把跟踪他那莫须有的情人的事说出来。也许，我该站出来，向法庭证实，在七月七日那天晚上，德·玛瑞尼的行为根本不像一个要结束自己的美好生活，准备去做谋杀犯的人。

　　那两位美人的证词没有给弗来迪带来什么不好的影响，毕竟，她们所说的和弗来迪自己陈述的相符。糟糕的是警官温得·派克的证词，他说，在七月八日上午七点半，德·玛瑞尼来到警察局，要为他的养鸡场登记购买一辆卡车。

　　“他来的时候十分兴奋，”那个警官说，“他的眼睛甚至都兴奋得有点突出。”

　　在囚笼里，德·玛瑞尼的眼睛现在也突出了出来，似乎是在为这个愚蠢的证词感到气愤。可我知道，陪审团会认为他在谋杀案发生的第二天就很焦虑、兴奋地出现在警察局，是因为他在紧张哈利先生的尸体有没有被人发现。

　　下一个证人是我十分熟悉的玛乔丽·布里斯托尔，她穿着红、白相间的花朵一般的裙子，美丽而又脆弱地站在证人席上。她挺拔地站立着，没有斜靠在护栏上，简单而又明了地讲述了自己的见闻：在那天晚上，为哈利先生准备好睡衣，挂上蚊帐；第二天早上，听见了克里斯蒂的尖叫声。

　　黑格斯站起来，打破了英国律师在法庭上的僵硬教条，简明扼要地询问起玛乔丽来。

　　“布里斯托尔小姐，你说过你曾在哈利先生的卧房里放了一瓶杀虫剂吧？”

　　“是的，先生。”

　　“为什么这么做呢？”“因为哈利先生让我把杀虫剂放在屋里。”“当时在瓶里还有多少杀虫剂？”

　　“嗯，我前一天晚上把它添满的。”“当天你用过它吗？”“用过，但我必须说明的是，杀虫剂只剩下了半瓶。”

　　“谢谢你，我没有其它问题了。”她从我身边走过，我们的目光对视了一下。我冲她笑了，可她却躲开了我的笑容，扬起了下巴。天花板上的两台吊扇无力地拍打着沉闷的空气，法庭和观众席上随处可见正呼呼旋转的小电扇，可我穿在外衣里的衬衫，还是像捕蝇纸一样地粘住了我的皮肤。下两个证人是两个本地的警官，他们佩带着很多勋章，站在证人席上，冷漠得就像一杯冰奶昔。

　　这两个人说的大体相同。他们是在尸体被发现后在西苑站岗的，二人的语调都怪怪的。他们的证词对德·玛瑞尼来说却是十分糟糕的。

　　他们都说：“我在下午三点半看见了德·玛瑞尼和麦尔岑在楼下。”

　　那是指七月九日。在那天上午，那个被烧焦的中国屏风从哈利先生的卧室里抬了出来，放到了大厅上。而那两个迈阿密警察对房间进行了指纹方面的检查。

　　“当时，贝克警官刚好做完指纹检查。”他们说。在新闻采访桌后，厄尔皱着眉。正瞪着我，我也以同样的表情回答了他。我们都感到问题被提到了桌面上。弗来迪在他的囚笼里也皱着眉，缓慢地摇了摇头。

　　在午餐休息时间，我和南希以及她的朋友迪安娜夫人坐在大英帝国殖民地旅馆的餐厅里。当我把那些男、女证人的证词向她们转述时，南希也是痛苦而缓慢地摇了摇头。

　　“他们这样说意味着什么呢？”南希焦急地大声问。她穿着简单的白色运动装，白色的大草帽下，两根白色的绸带系在下巴下。这孩子气的装扮丝毫没有减少她的魁力。

　　“不妙。”迪毫无用处地说。她的眉毛高挑起来，举起杯子，用那暗紫色的唇呷了一口杜松子酒。她穿着明蓝色的紧身皱钞长裙，高耸的双峰之间有一排装饰的大银扣，直到腰际，像戴了一排奖章。她戴着白色的手套和白色的头巾，一头金色的秀发裹在了头巾里。

　　我盛了一勺海螺汤，隔着上升的热气，我说：“我想指纹可能是从屏风上取下来的。”

　　“这会怎么样呢？”南希焦躁地问。

　　我答道：“这样，他们就会证明，当弗来迪在西苑被询问时，没有摸那个屏风，指纹是在其他时候留下的。”

　　迪似乎很感兴趣地皱了一下眉，说：“那弗来迪说他上楼被提问的时间是几点呢？”

　　我拿出记事本查了一下，说：“大约是那天上午十一点半。”

　　南希往前坐了坐，急切地说：“我们能把他们打败吗？”

　　我点了点头，说：“如果弗来迪的陈述能得到当时也在西苑被询问的其他当事人的支持，就像那两位空军飞行员的妻子，我们就能打败他们，哪怕是温莎公爵那样大的人物。”

　　南希困惑地问：“温莎公爵那样大的人物？”

　　我笑了一下，答道：“就是皇家的贵族势力。”

　　迪依然皱着眉，说：“那两个女人为什么被带到西苑去问话呢？怎么不是在警察局呢？”

　　我耸了耸肩，“这是那两个迈阿密家伙干的好事，有时候，糟糕的警察就这样偷懒。”我看着边笑了，“如果客人的名单都登在报纸上，这个周末你要举行的晚会会更加精彩。”

　　“是的。”迪放荡地笑了一下说。她对着一个黑人服务员扬了一下戴着手套的手指，又叫了一杯杜松子酒。

　　“你知道，”我对南希苦笑着说，“如果能回到大英帝国殖民地旅馆住，结束最近这种流浪的生活，我会觉得好一点。”

　　“黑格斯家的客房让你感觉到不舒服吗？”她关切地问。

　　“那儿很不错，我只是怕给他的妻子和孩子们带来麻烦。”在桌子下面，我感觉到有一只纤细的手放在了我的腿上。

　　“我有一间客房，”迪随意地说，“在香格里拉……如果你不介意每次出门都要乘五分钟快艇的话，就到那里住吧。”

　　她的手这样放在我腿上，我怎么能拒绝呢？

　　“那太好了，”我说，“我只是怕给你带来不便。”

　　她用力地摸了一把我的腿，这动作中友谊的因素甚至超过了性，可这已足够性感，让我动心了。

　　“没关系，”她用那种英国式的语调说，“你会被列队欢迎的。”

　　“我觉得这是个既简便又合适的办法，”南希兴奋得眼睛直闪亮，说，“我有一半的时间都和迪消磨在那里。如果你住在那儿，我们可以随时就案情的发展做一些计划或展开讨论。”

　　那只在桌子底下的手从我腿上拿开了。

　　“好的，”我说，我眯了一下眼睛，给了迪一个特别的眼神，说，“我非常高兴去那里住。”

　　“这太妙了。”迪说，用她那双像巴哈马的天空一样蓝的眼睛，迎接了我的目光，也抛给我一个媚眼。

　　“最关键的是，我想知道，为什么拿骚的任何一个人都不会拒绝你的邀请。”

　　她微笑了一下，又突然凝固了笑容，从侍者手中一下抢来了那杯早该送到的杜松子酒，弄得侍者对这种有点儿粗鲁的行为既震惊又莫名其妙。

　　南希知趣地出来解围，对我说：“内特，你认为还有谁能在今天作证呢？”

　　我说：“能把这前前后后都贯穿到一起的只有一个人，就是哈罗德，只能看他的了。”

　　哈罗德·克里斯蒂站在证人席上，双手死死地抓住护栏，直到他的手指节紧绷得和他那双排扣的亚麻上衣一样白。在他陈述证词的时候，这个丑陋的小男人在证人席里摇来晃去，好像他很难替自己维持平衡。在明确了克里斯蒂是拿骚近二十年间最大的不动产代理商之后，阿德雷让他陈述一下和死者的关系。

　　“我把哈利先生看作我最亲密的朋友之一。”克里斯蒂说，可这似乎称不上是原告的证词，他似乎有意在保护自己。虽然如此，他对谋杀案发生当天从白天到晚上的陈述却是混乱而散漫的，推翻了他以前的证词：他说他下午在乡间俱乐部打网球，而后与几位客人一起在西苑共进晚餐。晚饭后和哈博德先生、汉尼格女士一起下中国跳棋，直到十一点他们离开。在他和哈利先生就寝之前，他们一直在后者的卧室里闲谈。他回自己的房间时，欧克斯换好睡衣上了床，开始读报纸。哈罗德则回到自己的卧室，睡前也阅读了半个多小时。

　　在阿德雷充满敬意甚至有点儿奉承的提问下，克里斯蒂逐渐恢复了平静，用平稳、自然的声音继续陈述：他说他晚上醒了两次，一次是起来打蚊子，另一次是被狂风暴雨惊醒。可一点也没听到哈利先生的屋里传来什么动静，更没有闻到烟味。

　　第二天早上，当他发现哈利先生没有像平常一样起床后在走廊里等他时，他大声地喊着：“嘿！哈利！”却没有回音。他走到哈利的卧室，发现他的朋友几乎被烧得焦黑了，而那张床，依然在闷烧着。

　　“我抬起他的脑袋，用力地摇了摇，却没有反应。我从床头柜上拿起一个杯子，倒了点水，并试图让他喝点儿。”克里斯蒂从裤子后的兜儿里掏出一块手帕，擦了擦脑门上的汗珠儿，继续说：“我从屋里的另一张床上拿来了枕头，把他的头垫高点儿，又拿了一条毛巾，沾湿了，给他擦了擦脸，希望能让他醒过来。”

　　在那个铁制的囚笼里，德·玛瑞尼的脸上写满了怀疑。他困惑地看了看我，我对他耸了耸肩。德·玛瑞尼和我曾去过案发现场，在座的人也都能从那放大的照片中看出尸体当时的状况，克里斯蒂的行为让人不可思议，看了哈利先生的尸体认为他还活着的人，似乎不具备正常的思维。

　　可很快另外一件事又引起了我的注意：在巨大的恐惧中，克里斯蒂怎么能，或着说任何一个人怎么能那么清楚地说出，他在案发现场只走了十八步呢？

　　不一会儿，准备充分的阿德雷，就用连珠炮式的标准英语对克里斯蒂提问了，他的声音充斥着整个法庭：“你认识被告德·玛瑞尼吗？”

　　克里斯蒂的两只脚在证人席上好像站不稳似的，摇摇晃晃地点了点头，说：“认识，我想他刚到拿骚时，我就认识他了。”

　　“你最近一次遇到被告是在什么时候？”

　　“大约两个星期前，他希望我帮助他把他的一处房产卖掉，因为他要有一笔很大的开支。”

　　“你们的谈话中提到哈利·欧克斯先生的名字了吗，先生？”

　　“提到了，他说他和哈利先生的关系不太友好。”

　　“他提到他们之间不和的原因了吗？”

　　“没有。但我想这有很多原因，哈利先生好像认为德·玛瑞尼对他的前妻不公平。”

　　“清说话客观点儿，阁下。”黑格斯站起来说，他的声音听起来似乎已经无法忍耐了。

　　“请你不要激动，坐下好吗？”阿德雷貌似谦卑地对黑格斯笑着说，然后转身对他的证人提议：“能严谨点儿谈话吗，先生？不要说你个人的看法，现在被告一方对你的陈述提出了抗议。”

　　克里斯蒂又点了点头，继续说道：“那时候，他对我说，从他和南希·欧克斯结婚那一天起，哈利先生就对他不公平。哈利有点儿过分冷酷了。”

　　“我明白了。在哈利·欧克斯先生被谋杀之前，你这是最后一次和德·玛瑞尼说话吗？”

　　“不，这是我最后一次看见德·玛瑞尼。七月七日早上我还和他通了一次电话。”

　　“就是晚上发生谋杀案的那一天吧？”阿德雷哗众取宠地问了一句。

　　“是的。”克里斯蒂说，“德·玛瑞尼希望我帮助他弄一张家禽养殖许可证。”

　　“那个时候，被告没有邀请你当天晚上到维多利亚大街上他的家里去吃晚饭吗？”

　　“没有，他没有邀请我。”

　　“他没有随意地邀请你吗？可能你忘了他的非正式邀请吧？”

　　“如果德·玛瑞尼邀请了我，我会记住的。”

　　德·玛瑞尼气愤地把脸紧卡在囚笼的铁条里，似乎要破笼而出，与克里斯蒂决斗。他的眉毛紧紧地拧在了一起。对簿公堂的过程中，克里斯蒂和德·玛瑞尼已经针锋相对了。

　　接下来，克里斯蒂继续描述他在案发后怎么大叫玛乔丽给法医和林道普上校打电话，还有后来发生的一切，以及为什么邀请了那两个迈阿密警察。他一点儿也没有提到这件案子和温莎公爵的联系。

　　该到黑格斯提问了，我非常愿意看他为试图打破英国法律界的教条所做的努力。

　　“克里斯蒂先生，当你摇晃着哈利先生的头时，他的眼睛是睁着还是闭着？”

　　克里斯蒂用那早已被汗水湿透的手帕又擦了擦脸，说：“我记不起来了。”

　　“我们都看见了死者当时的照片，你为什么认为他还活着呢？”

　　“我觉得他还有点儿希望，因为他的身体是温热的。”

　　“我也会那么想的，因为毕竟着火了嘛。”

　　“我抗议。”阿德雷大声地说。

　　“我收回我的话。”黑格斯说，给了他的对手一个孩子气的笑容，接着问：“克里斯蒂先生，你能解释一下，为什么你的卧室和盥洗室里都有血迹呢？”

　　“我摇晃哈利先生时，把血沾到了手上。”

　　“血也沾到你卧室的被单上了吗？”

　　他使劲地咽了一口唾沫，倚着栅栏支撑住自己，说：“我刚才说过了，我半夜起来拿杂志打死了几只蚊子。”

　　“这么说，你床单上的血迹仅仅来自于那几只蚊子的尸体了。”

　　德·玛瑞尼重新退回到笼子中间，笑着坐下了。他现在看起来很轻松，嘴里叼着一根火柴，轻轻地咬着。

　　“我可以确定地说，是这样的。”克里斯蒂用手指缠绕着自己的易拉得领带，紧张地说。他的慌乱对我们非常有利。

　　黑格斯又一次笑了，却不再孩子气。他无情地把克里斯蒂陷入了困境。

　　“我从你的话里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黑格斯说，“七月七日那天，德·玛瑞尼伯爵确实邀请你去他在维多利亚大街的家里吃晚饭了。”

　　“不，没有，他没有邀请我。”克里斯蒂几乎是叫着说。

　　“法官大人，我没有其它问题了。”黑格斯略带嘲讽地说，回到了他的座位上。

　　克里斯蒂的衣服被汗水浸得透湿，他慢慢地倒着退出了证人席，唬蹒跚着走出了法庭——他是一个失败的证人，他的证词并不能使弗来迪获罪，也不能证明任何人有罪，除了他自己。

　　我在心里笑了，默想着：哼，哈罗德，如果你觉得这些提问让你不舒服，你不服气的话，那就等到审判结束吧，我们还有一个会让你更加难堪的证人，希尔斯上尉会当庭作证，指出你在那天午夜开车行驶在拿骚的大街上……

　　下一位证人是迈阿密警察局刑侦处的头目，麦尔岑上尉，对这个矮胖的无耻的家伙来说，这个头衔实在太大了。他的鹰钩鼻子在脸上十分突出，那个肿胀的鼻头就像烹调好了的马铃薯。不过，对他来说幸运的是，前几天我对他的殴打在他脸上没有留下什么痕迹。

　　阿德雷对他的委托人总是表现出一种过于奉承的尊敬，他有意引导证人对凶案现场进行了一番精确、详细的描述，而个中老手麦尔岑，则努力地配合他，用那种懒洋洋的南方口音，把证词润色得生动而又可笑，几乎是对犯罪现场的文学创造了。

　　“被烧焦的部位隐藏了可能的罪证，这告诉我们，杀害哈利先生的凶手或许不会被绳之以法了。”麦尔岑在法庭上说。宽松的长裤随着身体的节奏甩来甩去，似乎在做最后的表演。

　　在新闻采访桌后，加登的眼珠一转，脱口而出：“哈利先生被害前一定是抓住了楼梯的栏杆，挣扎着想往墙壁上靠去，以伺反击。可凶手杀死了他，而后把他拖回了屋里。”

　　黑格斯对他的话毫不理会，只认为是小说家的一派胡言（可日后却证明了他的话有道理，而麦尔岑荒谬可笑的理论也在那时被揭露了。他这次的证词还将在下一次审判中，因为他自己的慌乱，不得不被拿出来重新调查）。

　　阿德雷详细询问了麦尔岑审问弗来迪的细节，而这位证人宣称，被告一再所说的“那个老傻瓜”就是指哈利先生；而且被告同样痛恨欧克斯的家庭律师——我的老朋友福斯克特，因为他曾从被告的前妻罗丝那儿弄来一封“肮脏的”信，交给了欧克斯夫人，在这个家庭中掀起了轩然大波。

　　德·玛瑞尼仍然咬着火柴，看起来很愉快，让大家感觉到，他是决不可能对一个调查的警官说那些话的。

　　在极力渲染了弗来迪如何“不合作”去找他在谋杀案当晚所穿的衣服之后，麦尔岑再次强调他当时调查的时间是七月九日下午三点半。

　　他的证词就像是那两个黑人警察证词的录音稿，二者完全一致。

　　黑格斯走到麦尔岑对面，充满讽刺意味地笑了，问道：“你能确定你把德·玛瑞尼先生带到楼上去的时间吗？”

　　“我当时记录下来了。”麦尔岑郑重其事地说。而后他对法官请求道：“我能在您的允许下从我的记事本上查找吗？”

　　法官庄重地点了点头。

　　他从上衣的口袋里掏出一个黑色的小笔记本，用手指迅速地翻开，找到那一页，说：“啊，找到了，就在这儿：下午三点半，是七月九日下午。”

　　很快，今天的最后一位证人又上场了——就是那位具有好莱坞风格的瘦高的警察贝克。他是迈阿密警察局犯罪实验室的管理人，这家伙的穿着比上次和我交手后看起来好多了。他的身后紧跟着两个身穿制服的、强壮的黑人警察，抬着案发现场那件被烧焦了的中国屏风，把它放到了法官大人目力所及的地方。

　　尽管是坐在我所处的这样一个角落，我还是能从黑格斯貌似镇静的面孔下，看出他觉得这个中国屏风对我们今天原本顺利的审讯，是一个不吉利的预兆。

　　我立刻意识到这是阿德雷找出的一件虽然没有语言，却具有双重意义的证据：它烧得焦黑的样子能引起大家对死者的无限同情；而贝克的杀手铜——指纹取证也来自于它。更严峻的是，贝克邀请了联邦调查局国际鉴定组织的指纹专家鉴别了屏风上的指纹，这些专家都是权威中的权威。

　　贝克此时极为优雅从容地面对着法官，开始十分专业地讲起了指纹的性质。

　　“在专家所检验的全世界上百万例指纹中，”贝克的语言十分流畅，也很专业，“没有任何两个人的指纹是相同的。我还要明确地说，任何人的指纹，都不会有哪怕一点儿的相似之处。”他以联邦调查局档案库五千万指纹为例证明了自己的观点，而且解释了指纹是怎样取得的。“当一个人的手指接触到物体的表面时，身体的油脂会使指纹在物体的表面保留下来。”讲给大家讲解了指纹取证粉和取证带的功能。

　　在法庭的黑板架上，一位黑人警官首先为大家展示了在凶案现场拍摄的死者的放大照片，令人毛骨悚然；而后，又换上了一张巨大的指纹放大照片，好像是现代派艺术博物馆的展品。

　　阿德雷问：“贝克警官，这个指纹是属于哪个人的呢？”

　　“这是弗来迪·德·玛瑞尼右手小指的指纹，是在他被捕后取得的。法官大人，我可以离开证人席，到黑板架前去讲解吗？”

　　“当然可以。”

　　贝克拿起一根粉笔和一把指示竿，指点道：“德·玛瑞尼的指纹有十三个特征。”法官、记者、庭下的观众，甚至德·玛瑞尼自己都被这个巨奖开彩式的举动震惊了。

　　当他在那张放大照片上一一明显地做出了标记，那十三个特征也就随着他的编号和下划线一个个突现出来。而后，他又拿出了一张已做好标记的，几乎是和这张照片完全相同的放大指纹照片。

　　“上尉，这又是谁的指纹呢？”阿德雷问。

　　“这是德·玛瑞尼右手小指的模糊的指纹印痕，是从那个中国屏风的表面上取下来的。”

　　法庭上立刻响起了一片唏嘘声，法官也被贝克的表演打动了，大声地维持了秩序。那个瘦长的家伙则走到屏风前，指着屏风的顶端说：“我就是从这儿取证的。”他没有等待阿德雷的提示，便自动说出了这关键性的证据，好像是一场极为出色的表演。

　　“我以前曾标下了这个位置，”他继续说，“大家看，就在这儿，我是在七月九日那天早上标下的。我从这架屏风上找到了各种各样的指纹，都是极为模糊，难以辨认的。可经过仔细的检查，我终于发现了五个隐约可见的指纹，那就是德·玛瑞尼先生的右手指纹。”

　　德·玛瑞尼不再悠闲地咬着火柴了，火柴在他的嘴唇上叼着，他的身子在椅子上绷直了，脸胀得通红。

　　“你是在什么时间取下这些指纹的？”

　　“在上午十一点和下午一点之间。”

　　我扫了一眼德·玛瑞尼，在心里笑了。他的眼睛使劲瞪着，有那么一刻他似乎有点困惑了，可很快，他的嘴角又挂上了笑容，火柴又重新被他的牙齿咬得翘了起来。

　　我们还有一点儿余地。

　　黑格斯没有与我和弗来迪结成统一阵线。在弗来迪被带回监狱之前，我们在法院的一个小房间里会面了，律师得以单独面对他的委托人。

　　“你告诉我说你已经几个月没去西苑了！”黑格斯愤怒地说，他依然穿着出庭时的黑袍，只摘掉了那白色的假发。

　　德·玛瑞尼双腿交叉着坐在一张椅子上，依然咬着那根火柴，说：“我确实没去过，如果我碰过那个屏风，也是在那天上午。”

　　黑格斯皱了皱眉头说：“哪天上午？”

　　“九号那天上午，”弗来迪说，“我被麦尔岑叫到楼上问问题的时候，大约是十一点半，我穿过走廊时路过了那个屏风。”

　　“你有可能摸它吗？”

　　“当然。”

　　“可不只是贝克和麦尔岑，还有那两位拿骚警察都说带你到楼上的时间是下午三点半。”

　　“是的，他们确实是这么说的，可事实呢？”我说。

　　我正坐在一张桌子的边上，黑格斯眯起眼睛，瞪着我说：“你是什么意思？黑勒，难道这四位警察都撒谎了吗？”

　　“是的，在芝加哥我们管这叫诬陷，律师，这确实是可耻的诬陷。”

　　“黑勒先生说得对，黑格斯。”德·玛瑞尼说，那厚厚的嘴唇抿出了一个自信的微笑，“而且记住：我被带到楼上时还有其他人在场——克拉克女士、爱斯丽女士，还有林道普上校本人！他可不会撒谎的。”

　　“是，他不会撒谎的。”我赞成地说。

　　黑格斯的愤怒此时终于烟消云散了，又恢复了孩子气的笑容，说：“这很有趣呀。”

　　我对黑格斯伸出手，说：“让我看看阿德雷给你的指纹照片复印件。”

　　他从公文包里给我翻了出来。

　　我仔细研究了一下那张照片，而后说：“我知道了。”

　　“知道了什么？”黑格斯问。

　　德·玛瑞尼的注意力也被调动了起来，他一下站了起来。

　　“你们注意到那个中国屏风的背景了吗？那是木制花纹的，带着木头的年轮旋涡。可看看这张照片吧，看看它的背景是什么……”

　　黑格斯拿过照片看了看说：“这一点也不像木制花纹的。”

　　“那是一些规则的圆圈。”玛瑞尼说。

　　黑格斯困惑地问：“这意味着什么呢？”

　　我没有冤枉贝克，他制作得实在太逼真了。“这意味着，”我说，“这张照片上的指纹不是从那个屏风上取下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