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行，弗朗索瓦，你不能硬要我这么干。”

　　如果这是军队，我就会被送上军事法庭。

　　当我投身于这一使命时，我曾认为不会有任何任务能可惜或令人不安到无法执行的地步，但是我错了。我发现自己无法拿着武器向另一个人瞄准，然后扣动扳机。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在所有的人里，居然是弗朗索瓦在对我的和平主义进行考验。

　　“听着，马修，你得现实点。这些大门外不到100米的地方就在进行一场战争。你可能会发现需要保卫你的病人的安全。为了他们，同时也为了你自己，你有责任学会使用这把枪。”

　　但是他身不由己的举动表露了他真正的情感：从他那小心翼翼地在手指头上吊着那把.38口径的自动手枪的样子可以看出，他也非常厌恶用训练来拯救生命的手去握导致死亡的工具。“让我告诉你吧，为了减轻你的负罪感，我建议做出下列妥协：学会使用这个东西，把真正需要开枪的决定推迟到问题直接面对你的时候。”

　　他停了下来，恼怒地吸了一口气，补充道：“至少答应我做一下选择。”

　　我让步了。

　　此后的两个星期，每天早上6点半钟，我们大家都聚集在大院的一个偏僻角落，尽可能远离每天早在医生开门前很久就排在门外的大群病人。

　　弗朗索瓦展现出了他一直不为人知的艺术天资——他做了3个硬纸板人形，在心脏部位贴上了6个同心圆。然后他把“哈泼”、“奇柯”和“格罗丘”分别放在10米、20米和30米之外，向我们演示怎样以无情的准确性将它们处死。我的一些医生同事，包括西尔维亚，很喜欢这种练习。然而，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我成了我们之中的神枪手，甚至连弗朗索瓦都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希勒，你要是有朝一日给人治病治腻了，可以去做个黑手党的杀手。”他开玩笑说。不用说，我并没有笑。

　　弗朗索瓦的枪迅速具有了护身符的地位。它成了我们的亚瑟王神剑：它将在邪恶下保护我们，使我们能不受伤害地完成我们神圣的职责。

　　我们1978年到达的时候，内战发展到了一个危险的新阶段。向来爱冒险的苏联人卷入进来，大规模地重新武装了埃塞俄比亚政权。他们大大增强了的军火实力，使形势对厄立特里亚起义者非常不利，在撤退中到处遭到了流血浩劫。

　　这些挫折使大批群众流离失所，联合国的救济人员拼命设立难民营。在甘契瓦以东40英里我们这个地区最新建立的一个难民营里仅有两名护士、简单的急救设备和一些治疗诸如随处可见、死亡率极高（特别在儿童中）的痢疾等病的“看家药”。由于我们最近似于“医院”，便定期派出两个医生去给这些难民治疗较为紧急的病症。

　　我和西尔维亚盼望着一起去执行这样的任务，当时这似乎并没有什么冒失之处。对于我们来说，这给了我们一个既可表现无私精神又可以亲密相处的机会，让我们既能得到“表扬”，又能在路途上一连几个小时快活地在一起。

　　当然，我们也意识到旅途上不是没有危险的。埃塞俄比亚军队、厄立特里亚解放力量以及纯粹的盗匪就像城市里对立的团伙那样经常为争夺地盘而无谓地打仗，根本不管在交火中打中了谁。

　　我们正要第三次上路去甘契瓦。在做最后的准备的时候，弗朗索瓦和马尔塔帮助我们检查装在久经风霜的半履带式汽车后部的补给品。弗朗索瓦一声不响地从仪表盘上的贮物箱中拿出手枪，检查是不是上好了子弹。

　　他吻别西尔维亚的时候，我求他对我免了这种感情的表露。并不是因为我不爱他，而是我不愿在不必要的近处承受他那浑身的烟味。

　　正如人们对法玛公司法定女继承人会做出的判断，西尔维亚开起车来神气活现。如果我听之任之，她会把着方向盘直到终点的。清早的天气不太热，开车能微微带来一些快感。

　　我的任务降为看地图和放音乐（第一盘磁带我选的是泰勒曼①的小号独奏曲，来反映新的一天的乐观心情）。后来，我们沉溺于独自相处的快乐之中，聊起天来。

　　①泰勒曼（1681-1767），德国自学成才的音乐家。

　　开始我们又玩了一轮自己发明的游戏：没有被邀请参加我们的婚礼的人之中，谁会最生气。这样，我们走过了几英里颠簸的路程，然后，我们又讨论了另一个老问题：在两年的合同期满以后我们还要在这里呆多久。

　　“呃，就我而言，”我深情地说，“永远好像还不够长。怎么啦，西尔维亚，突然想家了？”

　　“为什么要想家？”

　　“我也不知道，也许是想一碗真正上乘的意大利面条。”

　　她回答时脸好像有点红。“别担心，马修，我向你发誓我要学会做饭。”

　　“得啦，你知道说到你的烹调技术时我并不是认真的。但是另一方面，关系到孩子时……”

　　“你是不是指我们想在什么地方抚养他们？”

　　“对。”我答道，极力抑制突然而来的想做父亲的强烈渴望。在这件事上，我们两人谁都找不到一个容易的答案。

　　我们继续往前开了一段，听任斯科托和多明戈在荒野中对唱《托斯卡》中的一段小夜曲。西尔维亚似乎陷入了沉思。

　　“你呆呆地想什么呢，小姐？”

　　“你认为我们还回得去吗？”

　　“回哪儿？”

　　“你知道的，回我们来的地方。”

　　“会的，去参加我们第一个孙子的婚礼。”

　　她笑了。

　　车子开了两个小时以后，格兰·古尔德①正在演奏巴赫的《哥德堡变奏曲》，空气已经热得像火炉了。当我们来到一丛按树旁时，我让西尔维亚停下车，喝了些加蜂蜜的茶厂弗朗索瓦大妈”用来喝下食盐片防止中暑的偏方的一部分），然后我接过方向盘，开过格雷姆丘陵地带。

　　①古尔德（1932-1982），加拿大钢琴家。

　　几分钟后，大路通到一片开阔的高地。我们已经得到过警告，说这种地形最危险，因为可能的侵犯者能够看见我们而自己不会被发现。可是我们年轻，正在相爱，又有谁会想伤害我们呢？

　　不久我们就知道了。刚开始，那声音像一块小石头。在非洲这么偏僻的地方？显然我不愿意相信穿透右侧车前盖的是一颗子弹，可是伴随一阵巨大的噬噬声，被打穿的水箱里的蒸汽喷了出来。我竭尽全力才使车没有失去控制，并停了下来。我至今仍记得自己当时对情况极富说服力的估计：“妈的！”

　　“什么事？”西尔维亚突然害怕起来，问道。

　　“不是什么事，”我纠正她道，“是什么人。不知道我的美国汽车俱乐部会员证在这儿管不管用。”绞刑架下的幽默。

　　我把手伸进仪表盘上的贮物箱，抓起手枪匆匆下车去看出了什么事时，感觉到太阳穴处的血管突突直跳。这时，我面对面地碰上了我们的对手：两个瘦而结实、肤色红褐的战士，胸前交叉挂着子弹袋。他们非常凶狠，在齐腰的高度端着连我都能认得出的俄国造步枪，枪口直指我们。

　　知识分子的本性难移，我试图和他们对话。

　　“你们想要什么？”我拿出我最好的埃塞俄比亚语阴沉地说。我的心脏撞击着肋骨，跳得是这样响，我真怕自己会听不见他们的回答。

　　一个外国佬说他们的话，这使他们一惊。两个人里较高的一个凶狠地打量着我。很不快调的是，我们仍能听见格兰·古尔德的琴声。

　　“跟我们来。”他吼叫着说。我决不可能让这些家伙把西尔维亚带走。绝对得先把我打死才行。

　　“滚开，别挡路。”我也吼道，还加上了从病人痛苦时用的骂人话中学来的精华。这生动的土话又一次使他们愣住了。我回头对西尔维亚大喊，要她赶快坐到驾驶座上，在换挡前的一刹那通知我。

　　显然她是吓傻了。“不，马修，也许我们应该按他们说的去做。”

　　“听我的，见鬼，”我厉声说道，企图把她从瘫痪状态下震醒，“你不会愿意做他们的俘虏的。好了，按我说的去做！”

　　这时，伏击者之一用步枪向我示意，要我走到他那儿去。我没有动，尽管我知道他马上会开枪。

　　“快，西尔维亚！”我再一次喊道。半履带式汽车中仍然毫无动静。

　　那人的眼中冒出了怒火，很明显，他要杀人。那一刻，我变成了一个不惜一切保护配偶的本能动物。

　　突然，一颗子弹呼啸着从我耳边飞过，切断了我和文明间的联系的最后一环。我狂怒地瞄准着向他的胸口开了一枪。我差一点命中了他，但他往下一跪，躲过了子弹。在他还没有来得及爬起来前，我已跳上了汽车踏脚板。突然，我发现了在大路另一边的第三个枪手。他正把步枪举到齐肩高，瞄准西尔维亚。

　　我本能地毫不犹豫地开了枪。他向后反跳出去。天哪，我打死了一个人。这是我一生中最可怕的时刻，然而我没有时间再去想它。我很快倾过身去，摇着西尔维亚，使劲喊她的名字。她惊醒过来，立刻机警地换挡。汽车扬起一团灰尘驰去。

　　但这时，一阵弹雨从大路两侧倾泻而来。在汽车逐渐加速之际，我把身子探出车窗，将手枪里的子弹全部射向了敌人。四周一片混乱。子弹在到处开花。

　　我感到有什么东西撕扯着我的太阳穴，脑袋里面突然像国庆夜那样一片闪亮。

　　然后是一片黑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