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

　　天暗了，但还是很暖和。我徒步从旧码头沿着靠海的十字架路走回酒店。我又淌汗了，虽然我已经脱去了我的上装。我的双脚火烧火燎的，但只是因为那沉重的鞋在让它们受罪。此刻万灯齐明，在十字架路上，在顺着艾斯特莱尔山脚延伸的路面上，海里的船上也亮灯了。其中有三艘灯火通明，上挂灯光彩带，倒影在水里闪烁。

　　海滩上空无一人。我停下脚步，看涌上海滩的疲惫的波浪。一个老人跟我讲话。我先是不理解他想要什么，后来我醒悟了。他在乞讨，偷偷地、羞愧地乞讨，因为他害怕警察，他们这里禁止公开乞讨。我给他十法郎，他说，他将为我祈祷。这种事总不会有害的。十法郎只合七点五马克。事实上很便宜。

　　在十字架路的外侧行车道上，一辆辆车从我身旁奔驰而过。它们并行成三排，世界上最大、最贵和最漂亮的汽车。汽车的橡胶轮胎在沥青上轻声沙沙。我往前走，寻思像拉克洛斯给我的名单上的那些名字的主人那样富得流油，会有什么意思。但我怎么想也想象不出来。又有一个人跟我讲话。他一身白西服、蓝衬衫，系条白领带，孔武有力。他问我有没有火让他点支烟。

　　我摁着打火机，在亮光下我看见了那张脸。只是有点太和气了，英俊得过了头。火熄灭。年轻人道了一声谢又走了。从这一刻起，我感觉有人在跟踪我。我猛转身几次，都不见有人。但干我这一行对这种事还是很敏感的。有人在跟踪我，也许在十字架路的另一侧，但有人在跟踪我。我终于到达了“庄严”酒店，横穿过行驶道和中间线。在酒店大院里，在花圃周围，大轿车首尾相接。先生们身穿白色燕尾服，夫人们身穿如梦的晚礼服，珠环玉佩，钻出车来。

　　“这里有什么事？”我问一位雇员。

　　“一场盛宴，先生。”

　　当时这个词对我还很新鲜，如今我已对它习以为常了。在戛纳不停地有盛宴和鸡尾酒会，特别是节日——大多是在两家新开张的大赌场之一举行，但也在十字架路旁的酒店里。我简直无法穿过大厅，那里挤满了人。来自阿尔及利亚的出租车司机和伤心的路易-拉克洛斯说得都对：戛纳有特别美丽的女子和特别富有的男子，他们以一种我还从没见过的方法让他们的妻子和情妇挂满首饰。大餐厅里传来一支小乐队缓慢的音乐，酒吧里传来另一支。我坐电梯去五楼我的房间。当我推开门时，我听到电话在响。我在客厅里拿起电话听筒，客厅的墙上贴着金色的缎子。我坐到一张白色和金色的简朴而又别具一格的椅子上。客厅里只有白色和金色的简朴而又别具一格的椅子。卧房全是红色和白色的色调，卫生间里铺的是黑色瓷砖。

　　“我是卢卡斯。”我说，把听筒凑在耳朵上，一边扯下我的领带，脱掉一只鞋。

　　“你听着，你这混球，”一个男人的声音用不带口音的德语说，“你最好什么也别插手，明白没有？滚开。如果你明天中午还在这里，我们就要干掉你。我们不会再事先警告了。”

　　“谁……”我刚开口，线路就断了。

　　那个讲话的人一定是在他的听筒上蒙了一块布。那声音听上去失真不自然，但没有口音。这么说还是有人在跟踪我了，当我脱掉第二只鞋时我想。要不然电话不会等我一进房就打进来了。这种事对我没什么新鲜的，早就不会惹我不安了。它在里约热内卢发生过，在安哥拉、在贝佛利山发生过，另外在香港也发生过。不管怎么说，我觉得这动摇了我的上司的理论，他说银行家赫伯特-赫尔曼是自杀身亡。

　　我走进浴室，往浴缸里放水，脱得一丝不挂。虽然有空调我还是热，我在淌汗。我以防万一嚼了两粒药丸，然后拿起听筒，向总机报了我连同地址记了下来的那位昂热拉-黛尔菲娅的号码。那边只响了三声，她就拿起来了。

　　“喂？”那声音听上去很平静。

　　“是黛尔菲娅夫人吗？”

　　“对，您是谁？”

　　“我叫罗伯特-卢卡斯。我来自德国。请您原谅，我这么晚还打电话。我希望我没有打扰您。”

　　“我正在收看电视新闻。”

　　“那我呆会儿再打。”

　　“不，最重要的已经结束了。有什么事？”

　　我告诉她我的职业，问她，我能不能同她简短地谈谈。

　　“当然，卢卡斯先生，如果这能减轻您的工作的话。”

　　出现了一阵冷场。

　　“夫人……”

　　“嗯。”

　　“我是说……”

　　“我听到了。我也讲德语。但不……不喜欢讲。请您别生气。我有充分的理由这么做。”

　　“我理解。”

　　“您讲一口出色的法语，卢卡斯先生。咱们相互用法语交谈，行吗？”

　　“行。什么时候？”

　　“您等等……明天十点有人来，我为他画像……”在我讲话时我听到一个轻微的男人声音。这一定是那位新闻播音员，我想。“九点成吗？”

　　“当然。如果您不嫌太早的话……”

　　“噢，我总是早起。那就九点吧。地址是……”

　　“克洛帕特亚豪华住宅楼。蒙托洛街。A区。四楼，我知道。”

　　“好。我九点等您。祝您还能有个美丽的夜晚。”

　　这最后一句话令我诧异，令我感到舒服。

　　“我祝愿您同样如此，夫人。”我说。

　　可是她已经挂断了。

　　我坐在那里，望着我的光脚趾，回忆是谁在什么时候最后一次祝愿过我有一个美丽的夜晚，但是我想不起来。一定是已经过去很久了。我想起洗澡水来，浴缸已差不多满了。看来我在那里呆坐了相当长时间，却没有意识到。我冷热交换着洗，然后用劲儿擦干身子，打开我的箱子，取出内衣和西服，挂到卧室有推拉门的大壁橱里，门上镶着镜子。电报密码和资料我放在一旁，我得将它们存进酒店的保险箱。

　　我将我的晚饭订到房间里，因为来参加这场盛宴的人非常多，我宁愿单独一人。我吃得好极了。当侍者推走小车后，我一丝不挂地躺在宽大的床上，两臂交叉在头下，想那位伤心的路易-拉克洛斯和他的害怕。他肯定不是个胆小鬼，他似乎只是认识到了他在此要对付的是谁，这吓坏了他。老实说，这也吓坏了我。

　　床边的电话响起来，客厅里的也在响。我抓起床头柜上的听筒。

　　“喂？”

　　“晚上好。卢卡斯先生。”一个女人声音说。霎时间我以为听到的是那位昂热拉-黛尔菲娅的声音。但那是另一个声音。她讲得很轻：“您不认识我，先生。我相信，我有点有趣的事要讲给您听。”

　　“您是谁？”

　　“我有东西出售。”

　　“什么？”

　　“真相。”

　　“哪一方面的真相？”

　　“这您知道，先生。”

　　“我不清楚。”

　　“那您来这儿干什么？先生，您在这儿要找的真相，我能卖给您。”

　　“您在哪儿讲话？”

　　“您往下看看。从酒店大厅的一个电话间里。您下来吗？”

　　“行。”我说，“我如何找到您？”

　　“我坐在酒吧里，在吧台旁。我黑头发，一身黑衣，背后开得很大，我将手拿一朵红玫瑰。”

　　15

　　我穿上一身深蓝色的西服、一件白衬衫，系上一条蓝领带，带上全部资料，包括电报密码，坐电梯下到大厅。我走向总台，要一个保险箱。他们带我来到一个大房间，内有许多较小和很大的自锁保险箱。我租了一个小保险箱，把材料存放进去，签字证明收到了保险箱的钥匙。我经过两间大舞厅，里面正在跳舞。外面，在室外，客人们的司机都聊着天站在那里。酒吧坐满了。只有一支三人乐队在演奏长盛不衰的老歌。灯光不是很亮。当我的眼睛适应了之后，我在吧台旁看见了一个穿黑衣、背后开口很深的穿晚礼服的女子。她把玩着一支红玫瑰，坐在吧台的一头。干我这一行干久了就学会评价人，不管他们如何伪装。坐在那里的那个女人是个妓女。一个高级妓女，肯定是的，一个快活女郎，但无论如何还是个妓女。同她交谈的那个男人吻了一下她的手，消失在跳舞的一对对之中。我走向那个拿玫瑰的女子。小乐队正在演奏《两人的茶》。

　　我走近吧台。

　　“你好。”我说。

　　“你好。”那个拿玫瑰的女子说。她也许三十岁，看上去很姣好，但不算特别漂亮。只有当她不笑时，她看上去才十分妩媚。她笑时，看得见她的牙齿很难看。她有一种嫣然一笑的本事。但有时候还是看得见牙齿。

　　我坐到她旁边空着的高脚凳上，问我可不可以为她要点什么。她说，她要一杯便宜的威士忌。于是我就叫了两杯，当酒送来后，我们举杯。

　　“您随意喝。”我说。我们两人都喝。我身旁一位男人从他的高脚凳上下来。另一位坐上去，叫了半瓶香槟。他高挑、瘦削，一头稀疏的金发，左太阳穴有块疤。他四十五岁左右，穿一身挺括的燕尾服。

　　“请问，您叫什么？”我问那姑娘。

　　“倪科尔-莫尼埃。”她说。

　　“您是从哪儿知道我住在这里的？”

　　“一位朋友告诉我的。”

　　“原来如此。”我说。

　　“什么叫‘原来如此’？”

　　“没什么。”我不耐烦，因为我不再相信，穿衣服下楼来有什么价值。

　　《每当我们接吻，我就忧虑奇怪》，乐队正演奏这首歌。

　　“那请吧，”我说，“您想出卖真相？”

　　“对。”倪科尔说。

　　“要多少钱？”我问。

　　“噢，相当多。那是非常有价值的真相。”

　　“多少？”我问，坚信她根本没什么好卖的。我不会这么快就上当。

　　“一大笔，”她说，“虽然不是您的保险公司现在必须吐出来的一千五百万马克。”

　　干了这么多年，也会有搞错的时候。

　　“您从哪儿得知……”

　　“嘘。”她说，做了一个头部动作。

　　我转过身，跟那个要了香槟的瘦削的人撞在一起。

　　“我们讲话声音大得您也能听见？”我粗鲁地问。

　　“请您别烦我。”他温和地说。

　　我又转向倪科尔。

　　“您看见了，这里不行。”她说，声音很轻，“您得去我那儿。那里就安静了。”

　　“什么时候？”

　　“我现在离开。您再呆一小时，然后叫辆出租车。我把我的名片放在我的手下。请您把您的手放在上面，然后我抽开我的手。”

　　俄顷，我的手里就有了一张小名片，上面写的是“倪科尔”。我弯身。她走向门口。那个瘦子目送她。我坐下来又叫了一杯威士忌，同时看看我的表。现在是十一点差一刻。我没考虑就又点燃了一支烟，倚回去，观看那些跳舞者。其中有许多人显得像是非常恩爱的夫妻，紧搂在一起和着老曲子跳。大约一刻钟后，太阳穴上有疤的瘦子走了。

　　这儿的男人也差不多全都穿着燕尾服，只有少数穿深色西服，像我。卡琳没有给我把我的燕尾服收拾进箱子。我静静地坐在那儿，慢慢地喝着，感觉很舒服。在酒吧里我总是马上就感觉很舒服，像在家里一样。在全世界，大多数调酒师都很和善，大多数酒吧的气氛也很可爱。这里的调酒师特别和善，当然也有不好的酒吧和不好的调酒师，但确实很少。我又喝了一杯威士忌，心想，也许我还是想再年轻和健康一回。但我两者都不是，也并不令我心痛。乐队演奏着电影《野餐》里的《月光曲》。我想起赫尔曼的游艇，它就叫做“月华”，被炸毁了。我想，对于那些死去的人，这歌曲现在就像是一首哀乐，没人知道他们是凶手还是规矩人。不，那七个船员可以相当肯定地视为正经人。七比五，如果赫尔曼和他的客人们都是凶手的话，但是这完全没有依据。假使这是有依据的，这比例真不赖。多么无聊，我想，又叫了一杯威士忌，只还想着威士忌。它是一种多么让人愉快的饮料啊，是一种多么让人神清气爽的饮料啊。

　　16

　　“贝尔纳德街，”我对出租车司机说，“巴黎宫。C区。”

　　“没问题，先生。”他说着就开动了。他驾驶的是一辆特大型雪铁龙车。现在是夜里十二点过一刻。这地址我是从倪科尔的名片上得来的，上面除了她的名字和准确的地址外还有区名：佩帝特区。

　　我们沿十字架路开了一小段，来到塞贝路。在这里，司机陡然拐进去。我望向窗外，试图辨认出街道牌，因为我想尽快多熟悉这个城市。我们横穿过商店林立的安提伯斯路，经过戛纳那座讨厌的小火车站，来到了宽敞的卡尔诺特林阴大道。司机沿着它向北开去。宽显示盘上有一只闪烁的罗盘，小巧玲珑，这样我就可以辨清方向。我们来到一个广场上，总消防队的大楼就在它旁边，左拐进圣简街，然后拐进贝尔纳德街。

　　我们来到的是一个豪华地区。这个“巴黎宫”是许多住宅区之一，净是高楼大厦，部分建筑风格出色，飞檐翘壁，宛如城堡。它们耸立于内城上方的山坡上，代表了戛纳的形象。这些城堡里肯定住着数百人——非常舒适。豪华的住宅区总是地处绿化地带，有些在大公园里。“巴黎宫”也这样。司机让我在C区前下车。在这儿他可以在一座停车场上调头开回去。这幢建筑相当高大。公园里长有棕榈树、杉树和松树。月华如水，我眺望灯火通明的城市，眺望大海、港口和那里的无数灯光。现在空气清新些了。我深呼吸。我从一座游泳池尾端走向C区亮堂堂的大门。当我看到那两个家伙时，我都快到大门口了。他们原先站在两棵棕榈树后面，此刻向我扑过来。一个人把我的胳臂拧到背后，紧抓住我不放。另一个人捂住我的鼻子，使我不得不张开嘴巴，于是他塞进一块湿布。我又认出了这家伙。他就是晚上在十字架路上找我借火的那一位，太和气太英俊的那个人。他仍然显得太英俊了。我嘴里塞着布团，发不出声，他开始猛击我的胃、腹部以及它下面的部分。他使劲地揍，动作幅度很大。此时此刻这上面不见人影。两个家伙急急忙忙。那位太英俊的出汗了。我也是。我感觉我的身体在爆裂，内脏涌出来了。整个过程持续了不足三分钟，然后他们揍够了。我失去了知觉。

　　17

　　当我苏醒过来时，我仰躺在草里。随着第一口呼吸，我感觉到胃在翻涌。我从嘴里取出布团，猛烈地呕吐。然后我试着想站起来，但是我的膝盖承受不了我。我四肢着地，爬向那座大型游泳池和一只水流不息的水龙头。我冲洗我的嘴，把头伸到水下，直到它冰凉。同时我小口呼吸，担心又会失去知觉。我全身痛得要命。我坐起来。我所有的口袋都空了，有些袋子的衬里吊在外面。我的西服里除了一块手帕和四张十法郎的票子，再没别的了。我擦干脸，站起来，旋即又倒了下去。我再一次尝试，第三次时我摇摇晃晃地站住了。我像个醉鬼似的，摇摇晃晃，双手摁着腹部，走向C区的大门。我仍然有一种随时都会跌倒的感觉。我扶着白色的墙，慢慢地往前挪。大门口的玻璃门敞开着。这里灯光明亮。我坐电梯到七楼。我回想起来，在倪科尔的名片上提到过七楼。电梯停下了。我几乎是跌出去而不是走出去。一条过道……三扇门。名片上写的是612号房。这就是了。门上没有姓名牌。我按门铃，没反应。我再摁，没反应。我按住电铃，让手指摁在按钮上不放。大约两分钟后，门后传来一个男人怒气冲冲的声音。声音变大，门被拉开了。由于我是一只手扶着门，门一打开，我就跌了进去，直接跌进一个瘦高个男人的怀里。这人大约四十岁，看上去很普通，头发稀疏，穿着一件蓝红条纹的睡衣，右手举着一支手枪。手枪的枪口直接顶着我的腹部。

　　“混蛋。”那人说，把我顶开。他很有力。我飞向过道里的一堵墙。那个拿手枪的人不信任地盯着我，看着我摇摇晃晃，靠在墙上，手指张开，胳臂半伸着寻找支撑，以免跌倒。

　　“您拿开这家伙。”我说，因为他还瞄准着我的胃。

　　“这一带每天都发生入室偷盗案。”那个穿睡衣的男人说，“我们不得不自己帮助自己。我有持枪证。我可以冲您的腹部开枪，然后再冲墙。我会对警察说，我先是想冲墙开一枪吓唬吓唬，后来就冲您开枪了，因为您继续进逼。”

　　“请您别讲这种废话，”我说，“我不是窃贼。”

　　“是您这么说。”

　　“窃贼会摁门铃吗？”

　　“也许您有同伙，他们这时候正从屋顶下到阳台上……”他转过身，望进亮堂堂的大客厅。那里毫无动静。他又望向我。

　　“我是怎么打开门来的？”我问。

　　“那好吧，您不是窃贼。您喝醉酒了？”

　　“没有。”

　　“疯了？”

　　“也不是。”

　　“瞧瞧您的样子？湿淋淋、脏兮兮的。您出什么事了？”

　　“我被人打了，在这幢楼前面。”

　　“什么时候？”

　　我看看我的表。

　　现在是一点零五分。

　　“大约在一刻钟前。不，半个小时，您等等……”我慢慢地顺着墙滑到地上。我虚弱不堪。

　　“我叫警察……”

　　“不要。”

　　“要叫！当然要叫！得叫警察来！”

　　“他们起码还得一个小时才能来。他们什么也不会找到。”我不需要警察和公众知道。现在不需要。“请您给我点喝的。”我说。

　　“白兰地行吗？”

　　“行。”

　　他走开，拿回来一只大腹杯，里面有大半杯白兰地。我喝了一口，恶心死了，再一口喝光，这下我终于觉得好些了。我又站了起来。

　　“您要我怎么样？”那个穿着睡衣的男人问，“我叫达侬。阿兰-达侬。”

　　他望着我，但我没告诉他我的名字。我说：“我想跟莫尼埃小姐讲话。倪科尔-莫尼埃。”

　　“谁？”

　　“倪科尔-莫尼埃小姐。她住在这儿。”

　　“这儿住的是我。那女人叫什么？莫尼埃？从没听说过。”

　　“她一定是住在这儿。她的名片上是这么写的。楼号。楼层。房号612。她在等我。这儿不就是612吗？”

　　“不错。可这儿没人等您。”

　　“我的名片上有地址啊……”

　　“您给我看看。”

　　“我身上没名片了。那些打我的家伙把我的衣袋搜空了。”

　　“您听我讲……”

　　“不，真的。他们也拿走了我的名片。”

　　“您是外国人吗？德国人？”

　　“对。”

　　“她想干什么，这位……这位……”

　　“莫尼埃。”

　　“……这位莫尼埃要您干什么？”

　　“卖给我一点东西。”我说。

　　“什么？”

　　“真相。”

　　“什么真相？”

　　“我不清楚。”

　　他又重新怀疑地打量着我。

　　“您听我说，我不相信您，您也不相信我。我领您整个房子看一下。您看看，您能不能找到您的倪科尔-莫尼埃。”

　　他领我穿过整个房子。它很大，装潢得非常华贵，古代家具、地毯和织花壁毯。两间卧室。一间里面四壁和屋顶用镜子装饰着。顶镜可以通过一根绳子来调整。半张床乱糟糟的。他也领我看了两个厕所和两间厨房。

　　“哎，您看，这下您满意了吗？现在我又可以上床睡觉了吧？我必须准时离开。”

　　“可我不理解……”

　　“如果您没鬼，那就是那位夫人不对头。一个陷阱。毕竟他们在这里把您勒索洗劫了，是不是？”

　　“嗯。”

　　“在这座城市里您得小心。”

　　“您能给我叫辆出租车吗？”

　　“没问题。”他这么做了，“五分钟以后到。”他在放下听筒之后说。他把一扇大窗户的沉重窗帘打开。我们脚下是这座城市和海上的灯光。

　　“美不胜收的景致，对不对？住在这儿八年了，永远看不够。美丽的城市，但不是没有危险。您经历过了。”

　　“嗯。”

　　“钱，”达侬说，“您以为，如果将生活在这里的守财奴的财产加在一起，会有多少个亿？毫不奇怪，我们会有这种刑事犯罪。”他拿起一张报纸。我读到那是《潇洒马丁报》。

　　“您瞧，每天一栏。一整版。谁家昨夜被窃了，谁的车被偷了。谁受到了袭击。有多少只船上的发动机被偷了。每天都有这些栏目。尽管如此，它仍是世界上最美的城市。我觉得，是天堂。不能再去别的什么地方生活。这您理解吗？”

　　“那当然，”我说，“当然。请您原谅这番打扰。我先下去等出租车。”

　　“随您的便。请您别生气……在这儿真的得小心。我家已经被盗过两次了。因此，我才得到了枪和持枪证。您有吗？”

　　“没有。”我真的没有。我从没拥有过一支武器。

　　“再来一杯白兰地吗？”

　　“不了。”我说，向门口走去。现在我又能勉强走了。我们再一次相互道歉。达侬固执地要坐电梯送我下去，我拒绝了。我独自坐电梯，出租车已经在等着了。

　　“‘庄严’酒店。”我坐到后座上说。

　　“行，阁下。”

　　当我们到达时，盛宴正进行到高xdx潮。

　　我走向看门人，要我的房间钥匙。

　　“这要延续多久？”

　　“噢，到三四点钟，从来没人知道，卢卡斯先生。您现在想要您的保险箱的钥匙吗？”

　　“不，”我说，“您把它放在原地吧。”

　　“遵命，卢卡斯先生。”

　　在我坐车离开前，我将我几乎所有的钱、我的护照和所有其它的东西统统从袋子里取出，放进了保险箱。保险箱钥匙我交给了看门人，请他替我存在看门人的大保险箱里。如果您长期干这一行，您就会学到一些经验。如果您不学，那您很快就完蛋了。我给了看门人二十法郎，坐电梯去我的套房。我脱去衣服。我的身体已经变色了。明天看上去可就美了，我想，这时我想起来，现在已是早晨了。从卫生间出来，我走进卧室，拉开窗帘，躺上床去。我看到海上和艾斯特莱尔山脚的灯光。船灯有红的、绿的和蓝色的。

　　一支乐队的音乐从某个舞厅轻微地飘进来。我仰面躺着，回想倪科尔-莫尼埃在酒吧里玩的那朵红玫瑰。我在自称从没听说过倪科尔-莫尼埃的阿兰-达侬的房子里也看到了一朵红玫瑰。在那个有着许多镜子的卧室里，在一个角落里，半掩在一张小柜后面。但这也完全可能是另一朵红玫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