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说，小说写完了，孰是孰非该由读者去评说，作者不必再拖这么一个“后记”的尾巴。但是有时还必须做些“画蛇添足”的事情，不然就可能出点什么麻烦。

　　小说正式出版之前，很多朋友传看过书稿，除了说些“故事很好看”之类鼓励的话，几乎都善意地提到几点注意事项，比如：是不是应该把书中写到的美国、韩国等国家用英文字母代替，免得引起“国际争端”。我想来想去，还是决定不用字母，不然就太“假”了。小说就是要把虚构的故事写得让人觉得像真的，引人入胜。如果书中不断出现用字母代替的国名，等于在不时提醒人们：你别看了，这是假的！

　　我手头有一本美国当代最优秀的军事小说家汤姆·克莱西创作的《追踪“红十月”号》，讲的是美国海军核潜艇和苏联海军核潜艇在海底追杀的故事。小说出版后，在美国引起轰动，连续7个月被列在《纽约时报》最畅销书的名单中。它不只是吸引了一般读者，还吸引了许多美国政府官员和国防部的高级将领，就连很少看小说的美国总统里根，也兴致勃勃地读完了这部40多万字的小说，称它是一部非常好的小说，并请作者到白宫共进午餐，还告诉作者他如何被小说吸引，拿起来就放不下。

　　为什么会这样呢？我想，除了小说情节设置吸引人之外，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那就是与小说所写的对手是苏联有很大关系。试想，如果对手不是苏联，而是苏里南或者索马里，那会是什么效果？岂不如同大象踩蚂蚁一般没意思？所以，即使是假设敌，也要找个强有力的对手才能显示自己的不凡。《追踪“红十月”号》出版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来还拍了电影，那时苏联尚未解体，一部几乎风靡全世界的小说和电影，苏联人不会不知道吧？可谁也没听说苏联人因此向美国人提抗议。人家知道，那不过是一部艺术作品而已，不必大动肝火。相比较之下，我们中国人的神经就要脆弱得多了，如果有人说我们几句风凉话，就要感冒打喷嚏。这回我给英雄的中国特工安排了一个强对手——美国中央情报局特工，但愿不会惹出麻烦。也许人家美国人还没做出反应，倒是我们自己先神经过敏了。

　　还有人提出，书中的中国特工有时骂人说粗话，怕有关部门说歪曲和丑化中国特工形象。我不理解，为什么人家可以拿总统开涮，我们写个特工有点说粗话的缺点就不行？我认为，艺术形象必须要有个性，不能要求所有的人物一出场都温文尔雅。我认为李存葆的《高山下的花环》最成功的艺术形象不是忧国忧民的梁三喜，而是怪话粗话连篇的靳开来。为了维护本书人物的个性特征，我保留了那本来就很少的粗话。希望能得到有关人士的理解和谅解。

　　另外书中个别地方写到中国特工在情急之下，不得已采用了一些“过格”或者说“违规”的做法，也有人建议删掉。我思忖再三，觉得还是不必让作品中的人物那么循规蹈矩。只要不是正面提倡和张扬那些做法，也就不该将之视为“异端”。我不知道美国的巴顿将军在生活中是什么样子，但我看美国电影《巴顿》，觉得正是他的那些时常“出格”的行为使他的形象显出光彩，成为经典的电影艺术形象，从而成为受人尊敬的美国英雄。我在书中所表现的那些可能引起争议的地方，也是为了让人们能够记住我的小说人物，让人觉得他们可爱。四平八稳、没有争议的人物，大都是些平庸之辈，难有光彩。古今中外的事实都证明了这一点。

　　小说中的人物不能无所作为，既要反间谍，又要搞情报，而在小说中是不能用真实案例的（作者也无法得知那些真实的案例），只能从一些公开出版物上的外国案例中“借用”。有以色列的，有苏联的，有法国的，还有其他国家的。这些素材主要来自于“东方书谭网”《间谍、情报纪实集粹》《国家安全通讯》杂志等，只是把外国改成了“中国”而已。对此，美国中央情报局肯定是非常清楚的，绝不会因小说中把搞美国情报的别国特工改为中国特工，就以此为据找中国政府的麻烦。

　　在现实生活中，许多人对《国家安全法》所知甚少，保密观念淡薄，不经意间就对国家的安全造成危害。我在小说中专门就这个问题多着了一些笔墨。不知读者是否能够理解我的良苦用心。

　　最后，我不得不作如下声明：

　　本书中所有人物和情节都是虚构的，如果与任何人——活着的或死去的——相近似，那完全是偶然巧合。本书中的姓名、事件、对话和表达的见解都是作者设想出来的，不能解释为真实如此；不能看做或解释为反映或描述了中国国家安全机关以及其他任何部门、机构的观点。

　　谢谢您的理解！

　　作者2006年4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