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攀登科学的喜玛拉雅山在顶峰享受胜利喜悦的时间比较长一些，但毕竟不会是永恒的。或迟或早，康托和他那难以控制的夏尔巴人也必然会遇到逆风。二月里的一天下午，在湛蓝的天空中出现了第一片乌云。

　　关于肿瘤生成的文章在《自然》上发表以后，索要重印本的请求竟然如此之多，康托感到十分惊讶。它们如潮水般涌来。第一批来的是那些始终翘首盼望的人。只要最新一期《自然》杂志出现在当前期刊杂志书架上，他们就会立即冲到图书馆去：工作热情比较高涨的勤奋的人，对他们那个领域里的最新消息一天都不愿意等。在短暂的平静之后，当某一期《自然》杂志的目录出现在《当前期刊目录》里时，又是一次洪水泛滥。《当前期刊目录》只是简单地罗列出其他杂志上刊登的文章标题，以及作者的通讯地址。由于期刊订阅费用猛涨，它就成了上天赐予弱势货币国家科学家的礼物。康托的秘书有个兄弟是集邮爱好者。她因此突然之间忙了起来，不停地收集从阿根廷、保加利亚、印度和几十个其他国家寄来的索要重印本的明信片上的邮票。

　　康托觉得，在对他们文章的所有反响中，最使他感到满足的是一个电话。期刊发行后的第二天，库尔特-克劳斯从哈佛打电话来说，这篇论文不可能逃过斯德哥尔摩的注意。“艾西，如果我是个爱妒忌的人的话，我的脸都要绿了。可你知道，我不会这样的。”这些话听上去几乎很令人信服。“即使我不能想出来怎么做这个实验，我也很高兴你做到了。”康托感觉到一股愉快的暖流涌上了他的脸。库尔特还没有讲完：“艾西，你知道瑞典在全世界找人提名。你以前肯定收到过这种表格。今年，他们正好找到我，事实上，它就在我面前。在‘提名依据’这一部分，他们要求有一份参考书目、一份详细的生平和其他证明材料。为什么你不让我省点心，自己寄一份给我呢？其余的事，我自会安排。”

　　在这种场合，按照科学界的惯例，必须要谦虚，在公开场合，一般人都很严肃地眼睛向下看着地面，但是，人的手往往泄漏真情。在电话里就比较好谈。

　　康托站起身来。“库尔特，我知道这是个很好的想法。”这是我听到的最好的想法！“说来我也很幸运。我以前告诉过你我的博士后研究生杰里迈亚-斯塔福吗？他有一双金子般的手，从来没有看见过这样精湛的实验技术。真不知道是否还有其他人能够完成这项工作。”

　　“我们全都有这样的人。”库尔特嘿嘿笑着说。“慧眼识英才嘛。话说回来，或迟或早，总要有人重复这项实验的。你最好让我们来做这件事。毕竟，你最早是在我的研讨会上宣布你的想法的。”

　　“我还没有动手写具体的文章呢，”康托回答说。“我想这事不着急。”

　　“是不着急，”克劳斯淡淡地说。“只要你不发表全部的细节，没有人能够重复那个实验。你把实验的资料寄给我们。这样你就会知道谁提供最好的验证了。请告诉我，艾西，”他继续说，“你是怎么在不到两个星期的时间里就发表了你那篇论文的？”康托非常高兴，库尔特竟然连他的胜利的细微之处也注意到了。

　　喜马拉雅山的攀登者在山顶享受荣耀的时间是以分钟来计算的。为了防备暴风雪降临，或者氧气供应耗尽，他们一只手拿着旗子，另外一只手拿着冰斧，照片拍摄完毕以后，就踏上了返回大本营的旅程。科学珠穆朗玛峰的攀登者就不必如此了。有几个月时间(直到二月中旬之前)，康托始终在山顶上沐浴着阳光，到处作演讲报告、参加研讨会和座谈会，谈论这种肿瘤形成的理论，介绍实验证据。

　　对于斯塔福来说，这一时期本身就是莉亚所说的巴赫汀分析的实验演示。在那些斯塔福在场的场合中，教授对于他学生的贡献表示出来的认可和感谢堪称模范。“如果没有斯塔福博士的实验技巧，我不敢肯定我们是否能够这么快地提供这一证据，很可能根本不能提供实验证据。他现在就在听众席上。”随之而来的微笑似乎是很真诚的，他朝着斯塔福方向的点头致意也不能说是敷衍了事。斯塔福计算了“我们”和“我”的数量，衡量了每个“我们”和“我”的轻重。无可否认，“我”要少得多。但是它们的功能是否就是把其余的“我们”全都变成“我”？“语言中所用的词汇有一半是别人的。”莉亚将巴赫汀的这句格言贴在他们电话机上方的墙壁上。“我快成疑心病了。”他在心里诅咒道。公正地说，康托曾主动提出让他解答大多数有关实验的问题，甚至让他把克劳斯要的有关实验的详细资料寄给他们，以便哈佛的研究人员能够开始重复他们的实验。但斯塔福很想知道他不在场的时候那个“我们”听上去怎么样，他不在场的时候教授是如何介绍他的实验技巧的。

　　更加使他感到烦恼的是，塞莱斯蒂娜出现在西北大学举行的“昆虫激素研究的最新进展”研讨会上了。会上，将由她而不是琼-阿德利，介绍她们关于昆虫咽侧体抑制素的研究成果。坐在听众之中时，斯塔福回忆起康托如何提出斯塔福在将来的演讲中可以作为他们的发言人，可他一直没有这么做。“我知道你不会重复你第一次研讨会上的惨败，”康托说，声音里面没有丝毫谦虚，“可你得理解……”斯塔福明白：毕竟，蟑螂与肿瘤不在同一个级别上。其实这又有什么关系呢？他们研究成果的永久记录——最先发表的文章上面只有两个人的名字：康托与斯塔福。所有这个领域里从事研究的其他科学家都会引用这篇文章的。至少，斯塔福没有像大多数科学合作者那样被忽视，被列在所有称呼中最常见的“等等”之中。能够逃脱在参考书目中被列为“无名氏”的遭遇，是件值得庆幸的事情。

　　虽然攀登科学的喜玛拉雅山在顶峰享受胜利喜悦的时间比较长一些，但毕竟不会是永恒的。或迟或早，康托和他那难以控制的夏尔巴人也必然会遇到逆风。二月里的一天下午，在湛蓝的天空中出现了第一片乌云。库尔特-克劳斯从哈佛打电话来说，他最好的助手之一，大桥(“艾西，你还记得他吗？他是我的斯塔福”)，无法重复斯塔福的实验。这种失败在他们这个领域也并不罕见。由于康托和斯塔福只发表了初步的消息，而没有公布具体的实验资料。就像大厨师对另外一个人描绘一种美味的菜肴却没有告诉他确切的配方，而克劳斯和大桥主要是根据斯塔福寄给他们的资料来处置的。很有可能，斯塔福遗漏了什么至关重要的细节。

　　“杰里，在你把那份材料寄出去之前，我真应该与你一起看一遍的。”教授说。“我想我们都过于沉浸在荣誉之中了。我想让你把整个实验过程详细地写出来。下一次，克劳斯的人必须能够重复你的实验。”

　　莉亚-伍迪森正在准备论文阶段，许多论述都是在家里面完成的。那天早晨10点钟以后，她走进厨房去往杯子里添加一些咖啡。斯塔福赤脚站在水槽旁边，身上穿着一件圆领汗衫和一条蓝颜色的牛仔裤。

　　“杰里，你知道现在几点钟了？我还以为你和塞莉一起走了呢。”

　　“我今天不去了。”

　　她仔细观察他，关切地问：“怎么回事？病了？”

　　“就某种意义上来说是的。不过，不是你所说的生病了。我有一大堆材料要整理好交给艾西，这要花好几天的时间。我最讨厌写这种东西。”

　　“几天？”她啧啧说。“我还以为你们这种人完成一篇大作只需要几个小时呢。你们那篇著名的《自然》论文不就只用了这点时间吗？莫非你还没有从你的教授那里学会怎样才能写得快？”

　　“别开玩笑了。”他愁眉苦脸地说，“我要写的不是给编辑的优雅简练的文章。我必须得写一本像菜谱一样的东西：不必考虑风格，也不要求简练，却必须要精确：不只是‘加一些塔巴斯科辣沙司、适量的调料，烹饪至煮熟’就可以了。艾西要我把那三个月里面所做的一切都详细描述下来，要详细到他们在哈佛能够重复制作：塔巴斯科辣沙司的精确份量，添加的时候是逐滴逐滴地添加，还是按一定比例添加。烹饪的时间长短和温度……”他哼了一声。“我得在星期五之前把这些全都交出来。”

　　“打起精神来。我有一点惊喜给你和塞莉。她是否告诉过你关于克罗诺斯四重奏演出的事？”

　　斯塔福怀疑地瞥了她一眼：“从来没有听说过。”

　　“真的？我很奇怪，塞莉竟然从来没有对你说起过。好吧，我想，那是她的事，不管怎么说，星期六晚上他们在芝加哥演出，我搞到三张票。我们可以早点走，去那里吃晚饭：听说海德公园里有一家希腊餐馆。”

　　“跑那么远的路到芝加哥去，就为了去听一场音乐会，吃一顿希腊饭？我们要很晚才能回来呢。”

　　“难道你不知道这个星期六有什么特别的吗？”莉亚开始生气了。

　　“不知道。”

　　“是塞莉25岁的生日。你不会说你忘记了吧？”

　　“不是我忘记了，而是我根本就不知道。她从来没有提起过。”

　　莉亚很狼狈地沉默不语。斯塔福看上去垂头丧气的。“谢谢你告诉我。”

　　“嗨，振作一点，杰里。现在你机会来了，你可以让她为你的细心周到感到惊喜了。再说，你写了一个星期的东西以后，出去一次对你也有好处。”她安慰他说：“在回家的路上，你可以在汽车里睡觉，或者随便干什么。”

　　“真要‘干什么’，你的车太小了。“斯塔福沮丧地迅速打断她的话。

　　“你可以思考呀。”

　　斯塔福六年里从来没有因为生病缺席，可星期四早晨，他打电话来说病了。他的电话时间算得很好，恰巧在康托的秘书和教授本人到达办公室的时间的当中。

　　康托教授听到这个消息非常生气。这个斯塔福，教授正要他准备给克劳斯的材料，教授过去总是看见他在实验室里面；他念起“假期”这个词来总是带着轻蔑，十足表现出了康托自己的科学大男子主义。这个斯塔福，他可真挑了个好时间生病。星期一早晨，他听说斯塔福从南卡罗来纳打电话来说他的祖父心脏病发作，康托的忿懑变成了真正的愤怒。“他的敬业精神到哪里去了？”他抱怨说。“是他的祖父重要还是实验室更加重要？”

　　这种粗鲁完全不是典型的康托风格，但是不能让克劳斯等着。康托决定走一条有点草率，但是比较简单的捷径。他将把斯塔福的实验室笔记本里所有相关的记录全都复印一份，附一张字条说明，寄到哈佛去。

　　复印斯塔福的笔记本倒是没有什么不妥当，因为科学家的实验日志不是个人的日记；其存在的全部理由就是为了让其他人需要检测验证的时候用。通常，笔记本用的是那种可以在比较大的文具店买到的，装订结实，页码编号早已经印在上面的角落里。登录条目反映了这种实在的、有序的外表：所有的事情都按照时间的顺序记录下来，完整地，尽心尽责地认真记录在本子上，作为让其他人照样去做的指导。珠穆朗玛峰探险队的领导在一些看似琐碎的事情上，坚持执行铁定的纪律。康托就以这种方式来对待实验笔记的要求。一切都要用不会抹擦掉的墨水笔，而不是铅笔写，甚至连细碎的计算也要记录在本子上，而不能草草地记在零散的纸上。所有一年级的研究生都听到同样的教诲：“你们笔记本里记录的东西永远不会太多，只会嫌少。你永远不知道哪些资料将来会是至关重要的。”学生离开康托实验室时，笔记本必须留下。教授宽敞的办公室里有一个加锁的书柜，里面存放着200本这样的笔记本，它们全都经过仔细地编目，它们是康托实验室在四分之一世纪里全部实验工作的证据。

　　康托翻看了斯塔福的笔记本以后，觉得十分烦恼。实验的草案倒是记录在册了，但是具体的细节却似乎少得让人吃惊。斯塔福是康托实验室里的一颗明星，教授从来没有理由质疑他的研究结果。他已经有很长时间没有查看他的笔记本了。教授很生气，憋了一个上午之后，他决定往南卡罗莱纳州打电话给斯塔福。这时，又出现了一个麻烦。斯蒂芬妮没有斯塔福在南卡罗莱纳州的地址和电话号码。康托态度生硬地吩咐说：“那你就给我找他在本地的电话号码。”

　　前两个电话没有人接，到了傍晚才有一个女人的声音说：“你好。”

　　“晚上好，”他唐突地说。“这是斯塔福博士的家吗？”

　　“是，他住在这里，”莉亚回答：“不过，他现在不在。他不在城里。”

　　“我在那里能够找到他，你有他的电话吗？”

　　康托的不耐烦在电话里面都能够感觉出来，这就足以引起莉亚的好奇心了。她问：“你是谁呀？”

　　“我是康托。”

　　“噢，”她大吃一惊，说：“请稍等一会。”莉亚听说过许多关于教授的事，可她始终没有完全相信他的存在。她用手捂住话筒，“塞莉，最好你来听。是康托打来的，找杰里。他的声音听上去冷冰冰的，”她把电话递过去，警告她说。

　　塞莱斯蒂娜问：“康托教授，有事吗？”

　　她说话的时候加了头衔，这舒缓了教授的情绪：凡是他发现别人不经过事先介绍就听说过他的时候，总会这样。

　　“我是塞莱斯蒂娜-普赖斯，”她补充道，然后打住。她想看看杰里最后是否告诉教授关于她的事。可康托没有反应。她的名字听上去隐隐约约好像听见过，可现在他心里有更加重要的事。“我是——”她迟疑了一会，然后继续说，“是与杰里住在一所房子里的。”

　　“不知道你是否能够帮我个忙。”康托对他学生的私生活置之不理。“我有急事要找杰里。你有他的电话吗？据说他祖父在南卡罗莱纳州心脏病发了。”

　　“据说？”塞莱斯蒂娜的注意力集中在这个词上。星期五晚上，她从实验室回来，看见杰里留下的一瓶玫瑰花和一封信。当时，她也用了这个词。那是他送给她的第二束花。这次信封里面吝啬的话语与第一次大相径庭。里面是一张有乡村风味的生日卡片，上面画着一条船，远处岸边有一个人。卡片上印着：“抱歉，我误了船。生日快乐。”这句话的下面，有几句手写的句子：

　　我祖父心脏病发了(轻微的！)我要到南卡罗来纳州去几天。你可以打电话给我，号码：(803)555－7182。抱歉，我不能与你们一起去芝加哥了。以后再补吧。爱你的，杰里。

　　“看这张扫兴的卡片，”塞莱斯蒂娜曾经抱怨说。“既然心脏病很轻，他为什么不能等到星期天再去？他可以从芝加哥乘飞机去。我都不知道他还有祖父。”

　　“塞莉，人人都有祖父。”莉亚站在她身后看卡片。“可怜的杰里。塞莉，不要担心，我们自己庆祝。我不会让任何人破坏我们化学家的生日的。”

　　最后，她们度过了一段值得记忆的时光：希腊侍者跳舞；克罗诺斯四重奏演出了一场很温馨婉约的现代维也纳音乐晚会——勋伯格、韦伯和贝尔格的作品；塞莱斯蒂娜还有一个意外的收获，一个令她无比惊讶的发现。音乐会在一个带包厢的大厅里举行。她们两位坐在那里。莉亚考虑得很周到。她甚至买了一架观剧望远镜。通过望远镜，她们可以一清二楚地仔细观看音乐家。莉亚没有忘记塞莱斯蒂娜关于这个四重奏小组以着装前卫出名的故事，至少在塞莱斯蒂娜与格雷厄姆-勒夫金一起去听过的一些音乐会上是这样的。

　　“把望远镜给我，”等到幕间休息，灯光亮起来的时候，塞莱斯蒂娜说。“我喜欢看人。”她用望远镜缓慢地扫视观众。忽然，她停住了。“真不敢相信，”她的声音很轻，莉亚没有听见。“是葆拉。”

　　看见葆拉她并不觉得惊奇。毕竟，塞莱斯蒂娜知道她的姨妈爱好音乐。第一次听克罗诺斯音乐会的时候，当四重奏的大提琴手琼-杰雷诺德(JoanJeanrenaud)出现在舞台上时，她还曾对勒夫金提起过这事。使她感到惊讶的是葆拉的同伴——康托教授。她本人虽然从来没有与他有过交往，但她与杰里一起去听过他的讲演，见过他。

　　现在，两天之后，她居然真的与康托通话了。谁会想到他过着双重生活？杰里怎么样呢？他到南卡罗来纳去，走得实在太突然了。

　　“是的，”她告诉康托说：“他祖父心脏病发了。他告诉我说是轻微发作，我给你他的电话号码。”

　　“我希望你祖父的心脏病好点了。”康托没给对方有留下回答的余地；他并不是在提问。“杰里，克劳斯让他的一位博士后重复你的实验。他们遇到了问题，我不可能让克劳斯他们等很长时间，而不给他们详细资料。谢天谢地，还没有其他人想这么做：他们可能就不会这么客气，先通知我们他们所遇到的麻烦。他们很可能会直接公布他们的失败。我想我还是把你的实验室笔记的复印件寄给克劳斯的好。”

　　康托只听见很轻的一句：“是吗？”

　　“我已经有好几个月没有看你的笔记了——”

　　不等康托说完，斯塔福立即转为攻势。“嗯，你没有什么理由要查看，对吗？除非是为了我们在《自然》杂志上发表那篇文章。”在这种情况下，没有含混不清的“我们”。“你让我写我们最后两份稿子的初稿。你只要求看我的草稿。”

　　“是的，我知道。”不管康托先前的话里隐含着什么责怪，现在都说不出来了。他知道有些人，他们几乎连草稿也从来不自己动手写，只最后在稿子上签签他们的大名。康托与他们不一样，他文章的第一稿差不多一直是他自己写的。他曾经不止一次骄傲地指出，他的做法与那种不参与写作而专门以作者身份出现在文章上的人之间的差异。他感到，如果一个人的名字出现在一篇文章上，那么他就该为里面所有的内容负责。履行职责的最好方法就是动手写那篇文章。但是，即便是他，像康托这样有责任心的超级明星，尽管他为了维护谨慎的道德原则，曾经抵御了那种庞大研究小组的诱惑，最近几年无论是在实验室里，还是著述的时候，他都把杰里迈亚-斯塔福都当做例外。

　　康托的声调变得充满歉意。“杰里，我没法把你的笔记本复印件寄给克劳斯。里面遗漏的细节实在太多了。你甚至没有说明你在原始萃取时采用哪种缓冲器。你没有给出高压液相色谱分离所用的精馏塔柱。你没有说明精氨酸酶的来源——”

　　斯塔福断然打断了他的话。“艾西，这些都是很细琐的、常规的内容，你知道我当时的时间多么紧迫，压力多大。要完成我所做的，”可以听得出第一人称单数下面划了线，表示强调。“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面。我猜想我只是登记目录写得太潦草了。星期三回去以后，我会把遗漏的地方补加上去的。星期五早晨，你一进办公室就可以拿到。”

　　这正是康托希望听见的话。过了一个星期，一封给克劳斯的信寄了出去。

　　三月份的大部分时间里，漂浮在康托辉煌的地平线上空的云朵没有变大，颜色也没有加深。然而，像珠穆朗玛峰上的天气变幻莫测一样，科学的天空也会瞬息万变：就康托的情况而言，就因为一个电话，骤然发生了变化。

　　“艾西，我并不担心，”克劳斯的话开始非常无辜，“那就是，目前尚且，”克劳斯停顿了一会，停顿的时间很短暂，只有能够辨别克劳斯话语中最细微差别的人才会明白其中的含意。

　　康托勉强地回了一句：“库尔特，你什么意思？”他知道会有什么事。

　　“我们这里的博士后研究生大桥，你不是知道我让他在做你们的实验吗？他是一位有经验的专门研究酶学的学者。他的能力无可怀疑。现在他正在做第二次尝试。他仍然不能观察到任何精氨酸产生。如果在那个氨基酸里的精氨酸没有增加，那你怎么——”

　　他的话说了一半，康托就打断了他。“库尔特，我完全知道它意味着什么，它将意味着什么。我将和斯塔福一起重复那个实验。然后，我将邀请你那位大桥到我的实验室来与我们一起做这个实验。”

　　“我想你就会这么说的。”听上去克劳斯放心了，并且也使人感到放心。“艾西，你不必担心我们。我们肯定不会在目前这个阶段公布任何事情。你很幸运：到目前为止，没有其他人在重复你的实验。你没有把实验资料寄给其他人吧？”

　　康托觉得很奇怪，他的话怎么听上去好像他拥有所有权似的。“当然没有。”

　　“这样的话，你就不必担心它了。”

　　他们俩都清楚那个“它”是什么意思。在四个多月的时间里，“它”代表康托—斯塔福实验。以原创者的名字命名一种理论或者一项实验，是在科学上最具有历史意义的褒扬：玻意耳定律，阿伏伽德罗数，或者密立根的油滴实验——尽管在一些数据处理上存在一些疑问，密立根还是在1923年因此赢得了诺贝尔奖。这些都只是一些例子。尽管如此，这类科学成就不经过其他人独立自主的验证就受到褒扬的情况是绝无仅有的。克劳斯想要提供此项验证。“它”也可以变成康托－斯塔福惨败，落得个可耻的下场。不管怎么说，在这个实验与该领域里的许多其他失败一起被人遗忘之前，还有一两个月的时间。“你最好快一点，”克劳斯再次警告他说，“因为，一旦你把论文全部写好并刊印以后，你就不知道还有谁会在他们实验室里面验证它了。”

　　尽管尚未开始撰写详细的稿子，康托无需要别人提醒他时间的价值。过了几分钟，斯塔福就已经被召唤到教授的办公室里。门像平常一样关着。“杰里，你知道克劳斯是怎么说的？‘别担心……还没有。’行了，我可真要开始担心了。”康托凝视着年轻的合作者。斯塔福的目光始终十分沉稳。

　　“你准备怎么办？”年轻人的声音很柔弱。

　　康托替斯塔福感到难过。他只想让他感到时间紧迫，并不想让他感到气馁。“我们将一起重做你的实验。不要到大实验室去做，就在我的私人实验室里做。这次我一点不能大意。一切都必须严格控制。这又是一个经常会遇到的情况：罪魁祸首是一个我们没有意识到的，虽然很小，却至关重要的实验变数。这一次，你实验的每一步我都会在场。那样我们才能发现你的报告里面究竟遗漏了什么。我不想让那样的事使整个理论受到质疑。好了，孩子们，为了祖国，到实验室去开始工作。”

　　康托在巴黎巴斯德研究所度过的一年，仍然使他有时候会多少有点不自觉地用些法语。而斯塔福通过博士学位时，所熟练精通的外语不过是计算机语言FORTRAN，他没有抬起头来。

　　斯塔福临时搬到教授的私人实验室引起了相当多的议论。研究组里有些人甚至感到心满意足。克劳斯第一次重复《自然》杂志上论及的实验失败了。这事并没有在周末小组研讨会上讨论，可也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尽管从来没有什么学生和研究人员被请到康托私人的实验室里面去工作过，教授的金发男孩被责令在导师的监督下重复他令人瞩目的实验，也绝对不是什么提升。

　　在实验室里面，几个星期不知不觉就过去了。当然，一切都取决于星期一最后的氨基酸分析。那天早晨，康托来的时候，紧张不安。他碰到了看上去满怀自信的斯塔福。此后几个小时里面，康托一直处于欢快的情绪之中。化验结果正如所料：精氨酸的水平是平时掌握的六倍。

　　那天中午吃饭的时候，在他召集的研究小组特别会议上，康托以一种多少有点华而不实的方式说：“我借此机会，再次对斯塔福的特殊才能表示赞扬。”有几双眼睛向上朝着天花板看，一些人面部扭歪，在做鬼脸。康托继续说：“不过，我也要严厉地批评他，以便大家能从中汲取教训。”听见这话，所有的眼睛都又平视了，鬼脸也不见了。康托接着正式宣布了在此之前只是窃窃私语说的事：哈佛大学克劳斯的研究组曾经无法重复康托—斯塔福实验。“但是，”他右手的食指得意洋洋地竖立着，“我们现在已经完成了。”在详细地叙述了他们的研究和对哈佛的失败的理由的看法之后，康托得出结论说：“但愿所有的人都从这里面吸取关于笔记本的教训。”有一大半的听众说出了下面一句话：“你笔记本记录的东西永远不会嫌多，而是……”

　　康托回到办公室。他脚下踩到一只信封。信封上注明“密件”。信是从门缝里塞进来的。信封里有张字条，是打印出来的，上面没有签名，只有一行字：

　　星期天晚上，为什么斯塔福博士在你的私人实验室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