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科学家一生中只可能出现一次的想法，就像沃森和克里克的双螺旋一样。他们过了许多年才获得诺贝尔奖，而你，如果你的人能够构想出实验的话……

　　“你去哪儿啦，杰里？”康托的秘书斯蒂芬妮说。“康托教授要见你。”

　　“教授？我还以为他要到下午才从波士顿回来呢。“

　　“他昨天晚上就乘飞机回来了。今天早晨我来的时候，他已经到了。”

　　艾西怎么啦？杰里-斯塔福觉得很纳闷。

　　“他在办公室里。”斯蒂芬妮用头示意。“你最好现在就进去。我还从来没有看见他这么不耐烦。”

　　“进来，把门关上。”康托指着他书桌前面的椅子。“我不知道你的工作时间像银行那么短。”

　　教授的话里隐含着埋怨，对此，斯塔福并不在意，反倒有点高兴：他把这些话当作是康托的幽默。康托与研究小组的大多数成员不一样，他不是那种夜生活很多的人。斯塔福和康托研究小组的其他人都认为，他晚上的时间全都用在查阅其研究领域里的文献资料上了。除了他的秘书斯蒂芬妮，其他人很少知道他的事。他总是在早晨8点钟就到达办公室，并且希望研究室的其他人在这个时间都已经在办公室了。谁都知道，大多数学术机构里的研究生全都很晚才起来。他们常常工作到深夜，晚上睡觉很晚，比一般人晚得多。康托并不反对他们工作到很晚，他还鼓励他们这样做，尽管如此，他还是希望，在他上班的时候他们也都已经来上班了。斯塔福对这种规定不以为然，只要有可能，他总是试图违反这种规章制度。

　　“艾西，不是银行家的工作时间表，”斯塔福回答说，“是博士后的作息表，而且是在你出差的时候，即使这样也很难得。”

　　康托的脸上掠过淡淡的一丝笑容。斯塔福知道自己是教授的得意门生，私底下可以略微放肆一点。作为一名美国教授，康托少有的一本正经。他十分注重个人隐私。自从大约12年之前他离婚以后，就再也没有邀请学生到他家里去，连斯塔福也没有去过。康托的妻子以前总是在感恩节举办一次大型的火鸡宴自助餐招待他们整个研究小组，在圣诞节的时候举办家庭招待会，有时候还举办小的聚会款待外籍研究人员的妻子。对于他现在的学生来说，这些事情已经成为一种过去的遥远回忆了。

　　“艾西，我还以你要到下午才能回来呢。”除了斯塔福，实验室里再没有其他人当面称呼康托为“艾西”。出于礼貌，一般都应尊称他为“康托教授”，或者有时候简称“教授”。只有外面来的人，或者专业上与他地位相当的人才称呼他康托为“艾西”。没有人记得斯塔福什么时候加入这个特殊行列的，他这倒不是因为受到特别邀请，而是自然而然发生的。“你在克劳斯研讨会上的报告怎么样？他们肯定印象非常深刻。”

　　康托把椅子旋转到侧面，这样他就面对着窗户而不是斯塔福。他侧面的轮廓很引人注目：浓密的眉毛，鼻子很大，有人称之为闪米特人式的鼻子，也有人声称这使他们想起希腊罗马硬币上的侧面头像。他的卷发经过仔细的梳理，呈波纹状，深棕色的头发夹杂着缕缕灰色。头发很长，卷曲地披在他头颈后面，遮住了他大耳朵的一部分，他的嘴唇十分饱满，始终很湿润。康托的眼睛仍然盯着窗外，说：“他们爆发出雷鸣般的——”他停顿了一下，以加强效果，“笑声。”

　　这时他才转向斯塔福。那是他说话的技巧之一，让听他说话的人大吃一惊。这一次他很成功：他的学生满脸困惑。“笑声？”

　　“对，哄堂大笑。真的是突然爆发出来的……电灯刚一亮的时候。”

　　斯塔福有片刻时间迷惑不解。有几个理由使他很难理解。他无法想像康托完美无暇的演讲竟然会引来哄堂大笑。康托在讲课的时候从来不讲笑话，即使真的发生了难以置信的事，教授出了什么差错，他也不可能向自己透露这种难堪的事。

　　康托点点头。“我当时肯定就像你这样，瞠目结舌。接着，在看了一眼听众以后，我意识到，他们不是在笑我，而是在笑我身后面的什么东西。我转过身去的时候，你知道我看见了什么？”

　　斯塔福摇摇头。

　　“似乎是，在演讲快结束的时候，我完全沉浸于演讲之中，结果没有写在透明片上，而是直接写在投影仪屏幕上了。当我把投影仪关掉，房间里灯光亮起来的时候，屏幕上全是黑颜色和红颜色的字符和图画。”

　　“天哪，艾西，”斯塔福叫了起来，“要是我当时在场就好了。那你怎么办呢？”

　　“我非常狼狈。我拿出手帕，沾了些水，开始擦那些墨迹。谁想，反而更加糟糕，引来了更多的笑声。杰里，就在这时，”他举起右手阻止斯塔福笑出来，“克劳斯从座位上跳起来，做了一件我永远也不会忘记的事情：他跑上来，抓住我的手说：‘不要把屏幕上的东西抹掉，请签上你的名字。我们还可以再买一台新的投影仪。这个报告将永远载入史册。’这时候所有的人都开始鼓掌。实际上是全场起立鼓掌。”

　　斯塔福很感动。他从来没有听见康托如此坦率地谈论他自己，或者流露出那种很热情，而不是很克制的自豪感。“艾西，你肯定很高兴，尤其是克劳斯这么做。”

　　“确实如此，不过，这还不是全部。在演讲后我们两个人单独相处时，他说，这是一个科学家一生中只可能出现一次的想法，就像沃森和克里克的双螺旋一样。当然，他这是夸大其词。你知道他接着说了什么？”不等对方回答，康托接着说：“他说：‘他们过了许多年才获得诺贝尔奖，而你，如果你的人能够构想出实验的话……’他这话究竟是期望还是挑战，我不太清楚。”

　　“克劳斯对于实验有什么建议？”

　　康托立即回答说：“当然没有。在我这次讲学过程中没有任何人提出过。他们只是提了一些一般性的反对意见，好像我自己没有反复认真考虑过一样。我很清楚在器官之间转移并不仅仅是恶性细胞的特征。淋巴细胞——人体天然防御系统的细胞，也会渗透到其他组织中去，但它这么做是维护生命，而不是伤害它。”康托不知不觉地改成了讲课的风格。“无须其他人提醒，我也知道频繁的细胞分裂本身并不都是恶性的。例如，伤口愈合或者胚胎发育都有赖于细胞分裂。问题在于发生的时间和位置，这才是差异所在。就此而言，我们还不清楚迅速分裂的能力是否与所有的肿瘤细胞密切相关。有些肿瘤的生长似乎是由于细胞不退化引起的，例如克劳斯肿瘤。”

　　斯塔福的思绪开始转到他第一次的演讲上。那是在他读研究生的第二年。他应邀在一次研讨会上报告他的研究进展，听讲对象不光是康托研究小组的，而是系里面所有研究小组的学生。听众没有笑，他们以敷衍了事的方式鼓掌。他至今仍然记得那些隐匿的哈欠、呆滞的表情和低垂的眼睑。教授对这件事情的处理非常得当。康托并没有当众批评他，而是把他叫进办公室。“杰里迈亚，”他说(当时他还没有开始叫他杰里)，“你的报告实在太糟糕了。今天，你谈的全是你怎么重复西部那个研究小组的实验，研究海绵里提取出来的磷脂，以便获得一些材料用来研究细胞膜。你怎么会把如此有希望的研究成果，讲得这样沉闷乏味？看在老天的份上，杰里迈亚，你得学会怎么让你的听众兴奋起来，学会如何说服他们，使他们相信你正在做的事情真的非常重要。我不是说虚假的热情，而是让你向他们展示你在实验室里说话时，我在你眼睛里看到的，或者感受到的那种热情。你想当然地认为你的听众都很熟悉海绵。千万不要做这样的假设。许多人甚至根本不知道海绵是动物。我们在海底拍摄的那些海绵样本的照片很精彩。我虽然不鼓励使用幻灯片，但是你可以利用这些照片使你的陈述变得活跃些。不要这么郁闷，”他结束他的话，“只要记住我这些话，你会做得很好的。”斯塔福一直没有忘记教授这番话。

　　康托的目光一直凝视着斯塔福背后的黑板。现在他清了清嗓子。“我知道你正在研究自己的课题。我以前从来没有要求你中途放下一项实验，”他开口说，眼睛仍然盯着斯塔福身后想像之中的某一点。“现在我想要这么做了。”康托的话打断了斯塔福的沉思，年轻人没有反应。尽管他非常尊敬自己的导师，却始终想像自己处在一场非常微妙的力量较量中。在这场角逐中，他守卫着一些私人的领地，不让康托洞悉。“我构思了一个实验，”康托缓慢地说，眼睛再次偏离到黑板上。“它将把我的假说变成大家都认可的关于肿瘤生成的理论，包括克劳斯在内。这项实验肯定能行。我坚信不疑。我想让你立即着手进行实验，最好明天就动手。明天。”他昂首阔步地走近黑板，开始在上面描画他最初在马萨诸塞省剑桥市喜来登酒店总部写在洗衣单背面的东西：一项极其聪明的实验。它采用三种以上的碳、氢和硫的放射性同位素，以及稳定的非放射性碳同位素碳13，给蛋白质贴上标签。放射性标记用来探测蛋白质在细胞里不同部分的位置，而用碳13标记的精氨酸，则会通过其核磁共振谱，揭示这种氨基酸在蛋白质里面的空间排列。只有具备精深的化学背景的细胞生物学家，才会构思出这样的实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