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好一阵没去大学图书馆了。一是我为自己在那里所做的研究感到非常不安，二是我也觉得克莱太太对我放学后不回家起了疑心。然而，诱惑还是太大了，我还是决定，即使感到不安也要再去图书馆。

　　宾纳茨先生又给我留了一本书。对我而言，找到这本书实在是太好了，我当时想。尽管我现在知道了，它不过是了解十五世纪拜占庭历史的入门读物——迈克尔·杜卡斯的《土耳其之拜占庭史》。杜卡斯在书中介绍了很多关于弗拉德·德拉库拉和穆罕默德二世的冲突。就是在阅览室的那张桌子上我第一次读到了穆罕默德一四六二年入侵瓦拉几亚，推进到德拉库拉的废都特尔戈维什泰时看到的著名景象。杜卡斯写到，在城外，穆罕默德见到“成千上万的木棍，叉着的是尸体而不是水果”。在这死亡之园的中心，赫然是德拉库拉的主菜：在一堆人中间，穆罕默德的爱将哈姆扎被刺穿而死，身上还穿着他“单薄的紫色制服”。

　　我转身想看看宾纳茨先生在哪里，这时突然听到阅览室后面传出一阵噪音，砰然一声，更像是地板在震动。一种感觉促使我马上起身顺着那震动的方向去看个究竟，不管它是什么。我冲进了后面的工作间，从窗户往里看，我没有发现宾纳茨先生，我当时还感觉稍微放心。但我打开木门时，却看到地板上有一条腿，一条穿着灰色裤子的腿附着在一个蜷缩的身体上，蓝色的毛线衫歪歪斜斜地套在不全的肢体上，灰白的头发上满是血迹，那张脸——还好，半露着——整个被粉碎了，还有一部分留在桌子角上。很明显，宾纳茨先生手上刚掉下来一本书，它和宾纳茨先生一样仰卧着。桌子上方的墙上有一摊血迹和一个大而精巧的手印，像小孩的手指画。我竭力不发出声来，结果我的尖叫听起来就像是另一个人发的。

　　我在医院住了几晚——父亲坚持一定要住，警察已经是第三次问话了。警察让我父亲一再告诉我不必担心自己会是嫌疑犯，我不过是最可能的目击证人。但是我什么也没有看见，没有人进来——对此我非常确信——而且宾纳茨先生也没有呼救。他身体的其他部分都没有伤口，只是有人将这个可怜人的脑袋撞到了桌子角上。那可是需要非凡的力量才行啊。

　　警察摇摇头，困惑了。那是一个奇怪的手印，手指的漩涡磨损得特别厉害。要验证手印本不是什么难事——警察和父亲说开了——除非他们的档案里根本没有这种手印。

　　警察一走，父亲就坐到我床边，第一次问起我一直以来去图书馆究竟做什么。我说我一直在学习，我喜欢放学后去图书馆写作业，因为那里的阅览室既安静又舒适。他陷入了沉默。

　　我没有告诉他，在尖叫一声后，我本能地把宾纳茨先生死前拿在手里的书塞进了我的书包。那是一本十九世纪的法文书，内容是关于罗马尼亚的教堂。

　　父亲小心翼翼地坐在我的病床上，直摇头。他平静地说：“我要你从今以后在家里学习。”我点了点头，尽管我知道自己宁愿一个人住，阅读那本关于斯纳戈夫湖畔教堂的书，而不要克莱太太陪我。

　　几个星期后，父亲说出门旅行一次也许对恢复我的神经有好处。“法国人，”他解释说，那年冬天，他要去东欧作一系列演讲，他们这次没有像平常那样将会谈放在巴黎，而是放在了靠近西班牙边境一幽静的度假区。我指出，往内陆走，很快就是勒班和东比利牛斯山的圣马太教堂。但我一提那些名字，父亲的脸就沉了下来。

　　我们在旅馆用了早餐，非常不错的早餐。早上的空气也清新宜人，父亲走进会议厅里那些穿灰色西装的人中，我留了下来，很不情愿地拿出书。我已经在喝第二杯苦涩的大陆巧克力了。突然，有个小孩在下面尖叫，我吃了一惊，巧克力给洒了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