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风细雨中，想到这一代知识青年的使命，一股孤独之感涌上心头，久久不去。台南的伙伴们都好吗？我们一个个走上自己选择的路，希望最后大家都能碰头，为真理而再度结合在一起。

　　——成功大学西格玛社通讯，1974年

　　我们是谁？

　　90年代的台湾人，在挣脱殖民和半殖民的种种束缚之后，开始认真地思索“我们是谁”这个根本问题。可是历史有那么多重的迷雾，政治有那么多层的陷阱，谁也把握不住所谓真相。幸好一个族群有他们共同的记忆；共同的记忆像一泓湖水，拨开水面上的落叶，就可以看见自己的脸孔。

　　两年前，台北的菁英们在《人间》副刊上谈台湾的70年代。杨泽说，那是“蓄长发、穿牛仔裤、绿色美军外套的年代。那也是年轻人追求自由、开始在外头租房子同居、年轻人普遍听美国民歌、摇滚乐的年代”。舒国治这个70年代的大学生可以在中午打四圈麻将，晚上赶到美国学校去看一场布纽尔的电影，然后逛街逛到凌晨。陈传兴早上一醒来就按下收音机听美军电台。萧蔓到晴光市场买进口的Lee脾牛仔裤，“那时候，谁敢要我穿一条台湾自己做的杂牌牛仔裤，得先杀了我。”她戴着耳机听美国摇滚乐，一天喝两大瓶可口可乐。

　　都是与我年龄相仿的人，可是不对呀，我的70年代完全不是这样的，他们在说什么呀？

　　拨开共同记忆的芜枝杂叶，在涟漪微皱的湖面上，我想，我看见南北不同的记忆版本。

　　966年8月

　　1966年8月。中国大陆的红卫兵在街上打砸抄烧，高喊“红色恐怖万岁”。十四五岁的中学生包围着机关大楼，准备把政府要员拖出来殴打。

　　1966年8月，十四岁的我从多山的苑里来到滨海的茄萣。不到两万人口的茄萣只有一条长长的街，没有路灯。夏夜，人们卷起裤脚坐在屋前板凳上乘凉；没有车辆，笑声和语音清澈地响在街头。我和兄弟们推着单车上街，骑骑走走。海风袭来，挟着浓重的咸腥昧，空地上晾着干鱼和鲨鱼翅。

　　车轮在昏暗里撞上了一团软软的东西，使我跳下来。是一只肥大的黑毛母猪闲适地躺在路中心。几只猪仔倚在它怀里吮着奶，稍大的几只在一旁撞来撞去，晃着细细的尾巴。三三两两的土黄狗也在散步，时不时低吠几声。

　　害怕再撞上喂奶的猪，我们推着车走，到了海滩。渔船歇在沙滩上，渔网摊开来晾着。月亮自云后出来，突然照亮了粼粼的海水。我今年十四岁，我明天要参加台南市的插班考试。

　　在同一个时候，一个年轻的美国人类学者来到离茄萣不远的渔村鲲鯓，住进了民宅，开始作她长达一年半的田野调查。她记录了我的生活环境。

　　居民以捕鱼为业，但大部分家庭也经营各种副业。渔家捕鱼所得大约每月六百元新台币（四十元新台币等于一美元）。但渔民亦养猪或种植番薯，以补贴家用。年轻人多不愿继承父业，而宁可到台南工厂做工。蛤成熟时，大批妇女及儿童被雇用剥蛤壳。剥好一磅重的蛤可得工资五毛钱。动作快的妇人一天可赚十元，对家计补贴极大。

　　——《鲲鯓》，NormaDiamond，1969年

　　我考上了台南市立中学。邻居们说，那是台南市最好的初中。“但是，”嘴里闪着金牙的“阔嘴”的老婆说，“何必让女孩子读书？再读将来也要嫁人，还不如到工厂做工，赚钱好买嫁妆。”阔嘴婶的女儿在台南纺织厂干活，每赚一笔钱就打一个黄金手镯；星期天在家的时候，她将手镯全部戴上，一圈又一圈的，丁当作响。阔嘴婶自己则蹲在地上剥蛤，即使戴着橡皮手套，她的手上仍是血痕累累的。

　　我开始了通学生涯。天还蒙蒙未亮，已经背着沉沉的书包立在派出所对面等候台南客运。茄萣是起点站，所以往往还有坐位。一车子的中学生，也不知吃了早饭没有，都在埋头看书。车里的灯昏暗不明，车身震动不停，学生个个戴着近视眼镜。到了白沙，学生开始挤着站着，但是连站着的学生也在看书——一手紧抓着头上的扶手，一手紧掐着书，多半是英文课本，在背生字。

　　车子经过二层行溪畔的湾里。溪岸上总有什么东西在闷烧，一卷一卷的黑烟白烟挟着刺鼻的辛味。不知道是谁在烧，不知道是烧什么，也不知道是什么气味，也没人问。我们都习惯了。如果搭高雄客运线，我们会经过湖内、太爷、车路、仁德。哪一个村子不发出一种奇怪的辛辣的化学臭味？我们从口袋里掏出手帕，遮住鼻孔，车子一会儿就驶过去了。

　　经过郊区，我闻到刺鼻的化学品燃烧的味道。走近海滩，看见工厂的废料大股大股地流进海里，把海水染成一种奇异的颜色；湾里的小商人焚烧电缆，使湾里生出许多缺少脑子的婴儿……你又为什么不生气呢？

　　——《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1984年11月

　　过了湾里，视野就开阔起来。天也亮了，我把书本合起，欢喜地看窗外的水塘风光。水塘一望无际，波光映着天色。不时会瞥见一尾肥鱼跃出水面，又“泼刺”一声摔进水里。清晨的水面上还飘着一丝薄薄的白雾，有一只鹭鸶飞起。

　　水塘主要养殖鲢鱼和草鱼。草鱼不能在塘内繁殖，故必须向香港或菲律宾购买鱼苗。一尾鱼苗约八毛钱至两块钱。鱼苗必须养殖一年方可食用。一尾食用草鱼售价介于五十至六十元台币间。

　　——《鲲鯓》

　　客运车颠簸得厉害，因为那是一条千疮百孔、坑坑洞洞的公路。尤其是雨后，三步一大坑，五步一小坑，每个坑里都是黄浊的泥水。戴着斗签骑着单车的路人无处闪避，就被喷得一头一脸。泥人倒也不发怒，用袖子抹抹脸，继续骑车。

　　到了台南市中，发现台南市最好的初中也没什么了不起。苑里初中的人从来不认为自己是苗栗县的老几，可我这转学生来到这里照样名列前茅，说明苑里初中才是真正不吹牛的好学校呢，是不是？

　　黄昏，我带着插班生的落寞再度搭上台南客运往回家的路上。天色墨黑，在盐埋那一站，上来一堆叽叽喳喳的女工。她们兴致高昂地和同伴们呼来喝去，学生却被书包压得委顿安静。我疲倦地把头靠着窗，脑后有个人嘴里像念经一样地在背中国朝代的顺序。高中联考就要到了。

　　先到的是台风。狂风挟着暴雨，好像天上破了个大洞；而这是滨海，还有海啸和海水倒灌这我不曾听过的东西。在狂风暴雨中，中国的好青年依旧背着书包上学去；开始淹水了，才让我们提早回家。回到茄萣，车门打开，我一跤跌进水里，原来洪水已淹到胸部，倒灌的海水把村子像泡菜一样浸渍起来。

　　我从街上游泳回家，一路上漂着人家的瓢盆桌椅。孩子们拿着脸盆在捞鱼虾；还有比这更快乐的事吗？几千亩水塘里的鱼虾螃蟹都流到街上来了，也流进住家的卧房和澡盆。黑鼻叔撑着竹筏滑过来，筏上有三只湿淋淋的黑毛母猪，他正准备将它们堆到屋顶上去。

　　最好来一场倾盆大雨，足足下它三个小时。如果你撑着伞溜达一阵，发觉裤脚虽湿却不肮脏，交通虽慢却不堵塞，街道虽滑却不积水，表示地下排水系统与都市计划配合得相当密切，这大概是个先进国家。如果一场大雨使你全身泞泥……店家的茶壶头梳漂到街心来，小孩在十字路口用锅子捞鱼，这大概是个“开发中”国家。

　　——《人在欧洲》，1988年

　　台风过后，所有的椰子树都死了。叶子垂下来，树干浮着一层白白的海盐。卫生所派出的清洁队员已经清过阴沟，黑色的污泥翻上来，在阳光下发出阵阵的臭味。淹死了的猪和狗躺在街边；要开始喷消毒剂了。父亲带着手下几名警察，挨家挨户地去检查清洁。

　　晚上，做完功课之后，就听见街上喀啦喀啦的木屐声；嚼着槟榔的少年郎三五成群地在街上溜达。乡里除了一个脏兮兮的戏院之外没有任何去处。海滩，对渔民而言，只是个工作的场所，而且那儿有嗜血的蚊子。少年郎喀啦喀啦地过来，少年郎喀啦喀啦地过去。十八年之后我到了日本，才恍然大悟那茄萣少年郎脚上穿的竟是正宗的日本木屐。台湾就这样保留着斑驳的殖民地遗风。

　　“我们做什么呢？”我问另一个十五岁的女孩。

　　“我带你去四健会。”她说。

　　我们到了下茄萣阿珠家。肥胖的阿珠正坐在地上结渔网。她把三个女儿都卖到高雄市政府后面的“菜店”去了；卖掉了第三个女儿，她就起了这栋楼房。

　　三楼厅里已经坐了一圈人，都是年轻的女孩子。为首的一个稍微年长，正在谈毛衣编织和白毛猪黑毛猪的优劣；见到我来了，便向我介绍什么叫四个“H”，四健：健心，健手，健……忘记了。她的意思是，美国的四健会可以帮助我成为一个手脚勤快、身体健壮的妇女来促进农业生产。

　　要等到十年之后我到了美国，才知道这四健会和美国新闻处一样是美国大帝国伸向第三世界的小小触角。

　　十二岁以上的女孩子就要学习规矩了。坐时两腿紧并，睡时只能侧躺，两腿合拢。鲲鯓的母亲如果发现女儿睡觉时张开大腿，女儿马上要挨打或挨骂。女孩子说话要轻声，笑时要用手遮嘴。到了晚上，年轻男女穿上他们最好的衣服，就在街上溜达。男孩一群，女孩一群，不相混合。群体和群体之间也许会勇敢地交谈一两句，但男女单独约会却绝不可能。

　　——《鲲鯓》

　　我的母亲也开始编织渔网了。她虽然是警察“大人”的妻，虽然讲的闽南话有浓厚的外省腔，她却和驼背婶、金水嫂一起坐在地上，一边天南地北地聊天，一边手脚麻利地结网。当缴学费的日期接近的时候，她清晨4点起床，给孩子们准备好早点和便当盒，就开始打渔网，一直打到夜里12点。每天编织近二十个小时，密集地连续编十天，她就可以打完一张完整的大网，工钱是八十块钱新台币。

　　“我手快，一天可以赚八块钱呢，”她得意地说，接下我的书包，“驼背婶一天只赚三块钱。”

　　她的女儿要上高中了。不知要几张渔网的钱才能缴清学费。

　　967年9月

　　1967年9月。台南的凤凰花在火红的盛开之后渐渐零落。

　　……全国各地武斗愈演愈烈……5月15日，宜宾进行大规模武斗，成都万人支持；重庆也进行大规模武斗，动用了各种常规武器，用高射炮平射朝天门码头……武汉从1967年6月4日至6月30日，死一百零八人，伤二千七百七十四人……

　　——《大崩溃》，李逊著，1996年

　　在柏林，二十岁不到的西德青年杜恩加入了一个救援东德逃亡者的地下组织，潜入东柏林。他和同伙在一栋房子的地下室里挖地道。快挖通的时候，公安来了。那是1967年9月，杜恩在东柏林的监狱里坐了一年半的牢。十五年之后，他是德利银行派驻台北的分行代表。

　　1967年9月，我穿着白衣黑裙，坐在台南女中的礼堂里，两手平放膝上，听女校长谆谆告诫要如何做一个端庄娴静、彬彬有礼的“淑女”。

　　我其实已经是一个“淑女”。我不交男朋友，男孩子表达爱慕的信寄到学校里会被老师拆开、大声朗读、公开羞辱。我最惊心动魄的“爱情”是在十六岁那年接受了一个十七岁的茄萣少年送来的一只黑猫，猫脖子上有一张小卡片：“让这只猫替我陪着你。”到今天我仍认为那是我所受过的最美丽的礼物。十七岁的少年后来也离开了茄萣，成为台北大医院的精神科大夫。

　　我循规蹈矩，头发不敢长过耳垂。一个天生卷发的女生被老师讥笑为“爱漂亮”，她第二天剃了个大光头来上课。我没有她的勇敢。我不偷偷抽烟，表示叛逆，因为我嫌烟味难闻。我不懂什么叫摇滚乐，因为，嗯，四健会只教了我跳土风舞。我不嚼口香糖、不喝可口可乐、不穿有跟的鞋子紧身的衣服，不认识一个去过美国的人或者一个在美国有朋友的人；我说话不夹带刚刚学来的英语、不耸肩表示“无所谓”，不扬眉毛表示“不敢苟同”，不听到音乐而摇摆身体……当然，不怎么会跳舞。

　　儿童少有玩具，即使有，多半是自己做的。譬如风筝极普遍，但我没见过买的风筝：都是自己用旧报纸和细竹枝糊成的。我也不曾见女孩子玩娃娃，虽然我们美国孩子玩的娃娃都是台湾制的。以树枝或细棍打脚是最常见的对孩子的惩罚。打脸或头则是严重的。另一个惩罚方式是恐吓要把孩子送给别人收养。自从我在村子里出现之后，鲍始的父母骂小孩时会说：“把你送到美国去！”显然是个非常可怕的惩罚，因为小孩反应很激烈。

　　———《鲲鯓》

　　但是，我总会做什么吧？是的，我和同学谈方旗和余光中的现代诗、林怀民的小说、新潮文库的翻译书。我们读罗素、卡夫卡、王尚义。我们编《南女青年》，在上面写一些半生不熟的、假兮兮的谈齐克果和存在主义的文章。下课时，我躺在校园里的椰子树下看天空里白云的浮动。放学后，我们到延平郡王祠去散步，看看郑成功手植的那株老梅树。真正要回家时，我就到中正路上去搭车。总要穿过孔子庙，总要从“全台首学”的横匾下经过，也总要对庙门内那几株覆盖亭亭的大树看上几眼。

　　在中正路的五福特产行门口等车。路的中线有栏杆挡着，不让行人穿越马路。我无意识地望着流过的车水马龙，突然吃了一惊，赶忙将发现告诉身边的朋友：“你看奇妙不奇妙，从我们眼前过去的车子全部都是一个方向。”我指向右边。朋友看看车，看看我，半晌，说，“如果我们换到对面去站，所有那边的车子也是一个方向。”她也伸出右手。

　　过了好一会儿，她实在忍不住，问道：“你，今天才发现？”

　　在五福特产行里我平生第一次见到一个黑人。他坐在门边端看一个中国布偶。引我注意的是他头上的帽子，挺奇怪的帽子，由一圈一圈鬈曲如羊毛的黑绒线织成，紧紧箍着他的头，我悄悄在他背后用手碰了下那顶帽子，吓，那竟是黑人的头发！

　　回家的时间越来越晚，联考的时间越来越近。我除了读书之外，还是读书；三民主义和地理历史读得我受不了的时候，就读《卡拉马佐夫兄弟们》和赫塞的《流浪者之歌》。什么书都读不下去的时候，就写日记。1968年，当布拉格的年轻人被苏联的坦克车驱赶的时候，我趴在床上写字：“……这种苍白的生活令我窒息。十七岁的日子不应该是这样的吧？整个灵魂是空的，轻得教人难以承受……”

　　当然，我不清楚布拉格在哪里，没听说过“布拉格的春天”，不知道有苏联坦克，更没梦想过昆德拉。我只是披衣而起，从后门走到茄萣海滩，坐在黑暗的沙滩上抱着腿掉眼泪。

　　970年夏

　　台南，明郑时的首都，在20世纪初逐渐失去其政治地位，但一直是成长型都市；包括近郊之渔村及农村，共有三十万人口。沿海一带因土质过咸，除番薯外无法耕植，故形成渔塘作业。台南气候属亚热带，冬季气温在华氏五十四至七十七度间，夏季平均温度为华氏八十二度。夏季并不酷热，因有海风、台风及夏雨所致。

　　——《鲲鯓》

　　1970年的夏天，我以为我要到台北去了，因为多数的大学都在台北。联考一放榜，我竟是成功大学的学生。联考志愿表上依序填的是台大、师大、政大和成大的外文系，所以成大是第四志愿。我的英文考了九十多分，数学却只有十分，第四志愿也算公平吧。我离开了茄萣，在台南赁屋而居。

　　1970年，保钓运动开始，台独联盟在纽约成立总部。1971年，“中华民国”退出联合国。1972年，“中华民国”与日本断交，台大哲学系事件、成大读书会事件发生，1973年，越战使美国越陷越深，已不可收拾。1974年，“文化大革命”已近尾声，但高层斗争更趋激烈。

　　我呢，骑着一辆单车，逛到光复校区去看花开正盛的一丛九重葛，揣摩“红杏枝头春意闹”的滋味。逃课时，到榕园的老树下躺着想心事。晚上赶到全美戏院看场老电影，戏散后沿着民族路的夜市场推着车回家。周末和工学院的男孩子们去虎头碑、乌山头、关子岭郊游，寒暑假参加救国团组织的各种育乐活动。国民党滴水不漏地掌握着大学校园；它希望我知道的事情我就知道，它不希望我知道的事情我就什么都不知道。成大是台南唯一的大学，我也就不可能从其他的校园听到任何耳语。

　　在校内参加社团倒是被鼓励的。我和土木系的赖世声组织英语会话组，每星期请一些美军太太来校园里和学生以英语交谈。我们骑车到老远的大同路底去揿人家的门铃。次数多了，我也厌了，便借故不去。有一天，赖世声就跑到育乐街住处板着脸孔教训我：“你的责任感呢？这一点都承受不了，将来能为国家做什么大事？”

　　他稚气却认真的脸孔至今在我脑海中。那是台湾的70年代；我们都是十八岁，我们都读蒋梦麟的《西潮》、罗家伦的《新人生观》、蒋廷黻的《青年的力量》、胡适之的《丁在君这个人》。

　　……青年们，你们的苦闷，岂不是因为你们感觉自己的力量不够？你们的企图很多，你们要为自己找光明的前途，同时你们要为民族国家打开一条向上的路……我劝你们先从培养自己的力量下手。

　　——蒋廷黻《青年的力量》

　　我们不知道除了蒋梦麟等人之外还有我们读不到的陈独秀、翟秋白、李大钊，甚至鲁迅和沈从文，但是我们那么深信不疑：今天在大学里所有的知识累积和人格锻炼都是一种准备，让我们有一天能顶天立地地为民族付出，为国家奉献。

　　立在20世纪末回顾70年代的校园，才发现我们这一代如何深受“五四”青年的直接影响，而70年代的理想主义又如何直接塑造了90年代的台湾社会。这一个世纪的足迹竟然如此清晰地一脉相传。

　　我勉为其难地又跨上单车，一步一步踩到大同路底。

　　台南美国新闻处招考十名英语特优的大学生，由处长亲自指导读书讨论会。赖和我都考上了。上课第一天，世声竟然以质问的口吻问处长：“你开这个讨论会有什么意图？”

　　美国人愣住了，我更是惊诧。台南美新处在半年前，1970年1月，被炸，谢聪敏、魏廷朝、李敖以涉嫌罪名被捕，我一无所知。美新处这个机构在国际政治上的意义，台湾与美国的关系，帝国主义与依赖理论，我毫无概念，当然无从理解赖对处长的敌意和疑虑。他毕竟是“中华民国”‘参谋总长”的儿子，他毕竟是台北人。

　　留学生为什么一出国就“变”？因为在一个言论受到操纵控制的社会里，选民的知识就像饲料管中灌输下来的猪食，是强喂的，而且只有那么一种。

　　——《野火集》，1985年

　　二十年后，麻省理工学院的土木博士赖世声成为台北市“捷运局长”。媒体说他是受益于父荫才得到高职，我知道他不是；他从十八岁就开始为国家锻炼自己。“捷运”沉疴难起，赖世声黯然下台。媒体说他涉嫌贪渎，在瑞士有巨款。打死我也不相信。孔子说，观人要观他的眸子，我想，看人要看他的少年时。我们骑车经过大学路、胜利路，驶过合欢和风凰木的影子，心里的念头像迎面的清风一样干净。主持私人书院的王镇华如此，编辑《天下》杂志的殷允芃如此，研究赖和的林瑞明亦如是。成功大学的孤立，使它保守内向，但也由于它的孤立，它的素朴本质就不受流行时尚的影响，有点“相忘于江湖”的纯粹。

　　自己和台北人有所不同，我还是慢慢发觉的。

　　大一那年第一次上台北。哥哥的同学一个叫钱宝的说是要让我认识台北文化，把我带到一个黑漆漆的咖啡馆里，里头全是见不到人的高椅背。我昏天黑地地摸索进去，只觉得不停地踩到错纵的人腿，差点绊倒。我怎么表现不记得了，只记得出了咖啡馆又站在阳光下时，即将全家移民美国的钱宝用一种既是同情又是惋惜的眼光看着我，说：“唉，你们台南的女孩子怎么那么——”

　　他没把话说完，但我模糊地意识到台北的女孩子大概是不一样的；至少不会在黑咖啡馆里绊人家的腿。

　　暑期到台北参加一个什么研习会，和一个台北人同寝室。早上起床后，我在十五分钟之内漱洗完毕，她却在镜前足足坐上一个小时。保养品化妆品的瓶瓶罐罐摆满小桌，她一道一道手续进行护肤，一会儿是水，一会儿是霜，一会儿是膏。然后要卷睫毛、画眼线、涂眼膏……我看傻了。台南一定也有注重修饰的女孩子，台北一定也有漱洗只要十五分钟的女孩子，但那是我第一次看见这样的人，而且是个台北人。当她将一张画好的脸孔转向我时，我几乎以为我们是两个国家的人。

　　在晚上的舞会里，我的室友穿着紧身的套头衫、窄小的迷你裙，配上高筒的靴子；舞动时中分的直发飞扬起来，哎，真是漂亮极了。我坐在角落里，心想，在她的眼中，我该是怎么落后的南部人啊。

　　我当然也穿牛仔裤的，但与名牌无关。我们三两个好朋友总是骑车到民族路与西门路的交口圆环去找“老板娘”为我们裁衣服。老板娘是个瘦小的寡妇，带着一个五岁大小的孩子，位在一间阴暗狭窄的房间里。房间的一半是抬高的木板，被褥和衣物整齐地叠在角落；另一半则是水泥地面，摆着缝衣机和布料。我们带来自己的布料，翻看老板娘的几本日本时装杂志，告诉她我们要的样式。

　　不管什么时候去，老板娘一定在，低头缝着裙边或钉上扣子。一点点阳光从门口射进来，照着她看起来发育不全的柔弱的身体。五岁的孩子倚在她脚边玩一个她缝制的破布球。墙上一帧男人的照片，颜色已黄。

　　我穿着老板娘手缝的洋装，去和矿冶系的男朋友约会。约会做什么？也不过牵着手到东宁路安静的巷子里来回地散步，散步到夜深。黑暗的巷子里如果有栀子花的香气飘来，就使人觉得够幸福了。

　　分手之后，我有了一个台大物理系的朋友，一个不曾离开过台北、不曾看过活猪走路的台北人。他来台南看我，觉得台南有一种令人着迷的“特殊的气质”，和我一样。我们一天一信地热烈之后，轮到我去台北看他。一到台北，奇怪，什么都走样了。为什么我不留中分的长长的直发？为什么我不穿紧身的套头衫？为什么我不懂BobDylan？南北文化震撼使我们的恋爱只维持了三个月。

　　我没熟悉过摇滚乐，倒是老往胜利路上的“乐友”小店跑。成大古典音乐社的成员自己经营一个唱片行，专卖西洋古典音乐，也在大榕树下办过几次古典音乐欣赏。静极思动的时候，我就和登山社去爬山：大武山、南湖大山、秀姑峦、大霸尖、玉山。山的感觉太好，它和流行时髦扯不上任何关系，只是一派混沌自然。我爱山的实在和单纯。

　　实在和单纯，不见得都好。我的单纯使我对国家霸权毫无怀疑。1972年，成大学生由于组织了读书会研究马克思著作而被逮捕，许多学生被判二十年以上的徒刑。我们什么都不知道，继续单纯地读书，单纯地恋爱，单纯地以为有朝一日我们有为青年要报效国家，而国家只有一个定义，就是国民党。我们的单纯其实是掌权者经营制造的无知。

　　走在世纪末的轨迹上，我已经失去为理想摇旗呐喊，为主义流血流泪的能力；我恐惧枭雄因此也戒慎英雄。对人的社会，我只剩下一个最低的要求：平庸的政治经理没什么不好，只要他遵守并且维护自由的游戏规则。

　　——《看世纪末向你走来》，1994年

　　1991年，成大校长室打来越洋电话告诉我，我被票选为当年成大杰出校友，邀请我回台南领奖。

　　放下电话，我恍惚起来。台南，那是我少年启蒙的地方，那是我初恋的地方，那是我人格定型使我之所以为我的地方，久违了。可是，我有一笔未了的债：我当年的无知对那些饱受迫害的人而言是多么不可原谅的罪责。《新新闻》不久前才报道，还有一个矿冶系的许武华从1972年被囚禁到现在。我拿起电话，请求《新新闻》的朋友再次查清许武华是否仍在狱中，同时给成大校长去信：只要仍有一个学生在狱，我就无法接受这份荣誉。

　　回音来了，最后一名读书会受刑人亦已自由，台湾的政治犯已成历史。

　　我回到台南，向林瑞明借了辆单车，迎着风去找那丛“红杏枝头春意闹”的九重葛。九重葛没有了。“深知身在情长在，怅望江头江水声”；唉，六朝金粉都可以烟消云散，何况一株九重葛！即使九重葛仍在，我又何从追索那逝去的年华？我回头往榕园驶去，至少那几株老树还在，还在。

　　共同记忆的拼图

　　台北人和世界各国的都会人一样患有自恋症和自大狂。用台北人的眼光来画一幅台湾地图，恐怕有百分之九十的范围都是台北市，剩下的快掉进海里的一点点尾巴就统统称为“南部”，好像新竹和嘉义是一回事，好像台东和台南是同一块。

　　在文化上，台北人的声音最大，地盘最广，发言权最多。说是让我们一起来玩凑“共同记忆”这个拼图吧，怎么台北那一块越拼越大，布袋、云林、台东、屏东，都快不见了。再这么拼下去，21世纪的人会以为台北就是台湾呢。

　　去年在瑞典认识了专门研究台北的台北人舒国治。他向我发表几天相处下来对我的观感：“你怎么那么——那么——”他抓抓头，显然在寻找一个不太伤人的字眼，“怎么那么——天真？”

　　我不懂他的意思，只好不动声色；但是当我把“乌来”说成“乌山头”时，杨泽毫不掩饰地哈哈大笑：“你这个南部来的！”他在嘉义长大，知道乌山头在哪里。

　　我突然就明白了：“天真”这两个字，大概就是二十五年前钱宝在黑咖啡馆外想说未说的两个宇。是素朴，是孤独，是不合流俗，也有点愚笨和迟钝。我只是没有想到，在浪迹天涯二十年之后，我竟然仍是一个“南部来的女孩”。咸咸的海风所给予我的，留在我头发里。

　　……现代化尚未引进……国民义务教育逐渐普遍，越来越多的家庭让孩子上中学。渔业在衰退中，因为污染问题严重。村民在讨论海滩是否可改成海水浴场吸引游客。渐渐地，鲲鯓渔村要进入现代了……

　　——《鲲鯓》

　　1996年8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