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硕老友：

　　读你批评我的文章，有时光错乱之感，好像回到写《野火集》被攻讦的时代，那已是十年前了。怀硕，你没长进。

　　先谈你对我人身攻击的部分，所谓“外国人干政”云云。你应该知道我只有一本护照，没有任何其他国籍。当我给李登辉先生写公开信的时候，我是以一个百分之百的台湾公民的身分出发的，没有什么“外国人”或“华裔”的问题。但这并不代表我有特别的爱国情结；未入美国或德国籍，只是因为我懒得去填表盖章排队。如此而已。

　　被迫这样的披露自己，使我觉得尴尬而愚蠢。你知道这是什么时代了吗，怀硕？你谈的还是“拥抱苦难的人民”、“使命感与牺牲奉献”、“改造社会”……这完全是中国知识精英的语言，从古时的士大夫到五四运动到80年代中期的台湾。这种语言所反映的是知识精英高高在上的特殊自觉与身分：人民是苦难而无能的，而掌有知识权力的精英必须去“拥抱”、“牺牲奉献”、“改造”人民。但是90年代的台湾社会已经发展出前所未有的富裕和知识权力的普遍享有；人民不再苦难无能，知识精英也不再高高在上。究竟谁需要谁的“拥抱”？恐怕是那不甘寂寞的精英自己渴求人民的拥抱吧！

　　一个民主宽裕的社会不需要它的知识精英去扮演英雄救国救民。知识精英和社会阶层各行各业一样，踏实地做好自己的专业，就是奉献，自然的正常的奉献，不是热血奔腾、歇斯底里的牺牲。台湾的发展已经超越了那个等待英雄拯救与拥抱的阶段。

　　你还认为，“在本国土地上与本国人民一起努力”，才是唯一正当的报国方式。对不起，怀硕，一个民主宽裕的社会应该无所不容；即使是一个对报国毫无兴趣的人也有他立足之地，而有心报国的人更有无限的可能。托玛斯·曼对德语文化的付出超过千百个他的同侪；但是托玛斯·曼入了美国籍，他正是你所指责的“外国人”！

　　至于微小的我，在这篇文章刊出时，正在飞往台湾的半路上，我不屑于告诉你这是什么“共赴国难”；我不是个爱国红卫兵。我为私人的理由去国，也为私人的理由归国。我的归国，如果仅仅只是为了想念黑巷里的茉莉花香和清晨街头的油条烧饼，也不见得比什么“拥抱苦难的人民”来得不崇高。任何崇高的、慷慨激昂的理想，在我的理解，最后都无非要为卑微而平凡的个人服务。

　　谁说回馈社会只有一个模式？一个健康而自信的社会应该可以告诉它的人民：“海阔天空，发展去吧！”回馈来得自然，无需强求。只有极度贫乏而自卑的社会才会在自己周围建起围墙，划清我族异类，以为只有这样才能保住自己的利益。

　　在我看来，中国人只要争气就可以，不必非得守在那假想的围墙内。已经开阔了胸襟的台湾人，更没有自卑的理由。

　　你说呢，好朋友？

　　应台（1996年）

　　龙应台，干吗生气？

　　——何怀硕

　　十年前，龙应台《野火集》特大畅销。因为里面选了我一篇小文，自感与有荣焉。后来又承邀写了一篇表达肯定的文章收入她的《野火集外集》中。为她喝彩，手拍痛了。

　　十年后，我对她《谈放逐中的写作》有点议论批评，龙应台立刻闻过则怒说：你没长进。我有点错愕。如果要“有长进”，大概只有鼓掌不断。不过，一直拍已痛了的手掌，又怎能算“长进”呢？

　　什么叫“人身攻击”？龙应台当然不会不懂。自己犯了人身攻击却反指别人如此，这算什么？拙文谈“侨选立委”及华裔外国人介入台湾选举或不当的政治表态，说那“不啻外国人干政”，不对吗？其人既不与本土人民共祸福，又不纳税，凭什么伸手涉足？凭什么支持这，反对那？至于并无政治野心、纯粹做文化与社会批评者，只要有根据，说得中肯，即使是当年批评有人情味而没公德心的那位真正的外国人我们还不是赞赏感激？《野火集》不是大为畅销吗？有谁说过“外国人”就不准批评？何况龙应台到现在仍是中国人。

　　“拥抱苦难的人民”，如索尔仁尼琴；“使命感与牺牲奉献”，如史怀哲；“改造社会”，如胡适、梁漱溟等等。也许他们都自以为是，但我们没有责难人人非如此不可。我说过，人若厌倦现实，而志不在改造社会，自觅桃源，只为自我完善，也有可敬吗？龙应台怎么把“改造社会”说成“改造人民”呢？假如要好好回应龙应台《中国人，你为什么自卑？》一文，恐怕要写好几千字。该文太情绪了，而且扭曲拙文，我实在没耐心逐句来反驳。我想龙应台以及有心的读者，若肯比对从《干杯吧，托马斯·曼！》到《自卑》三篇文字，当会晓得，龙应台的态度实在不大公道。

　　事实上，拙文重点在真“放逐”与不算“放逐”两者的分辨。龙应台不满拙文所言，为什么不告诉我们那些不曾受迫害，完全是个人意愿与选择而居外国的人也可称“放逐”？《自卑》一文避开我所讨论的“放逐”与“非放逐”，岂非另一个不公道？

　　媒体英雄以其本事名利双收，并无不对不妥。回到掌声所在地来做点公关，也无可非议。但若说这只为台北的烧饼油条而回来那样单纯痴情，便太矫情。至于说自己若想入美国或德国籍，是易如反掌；之所以未入，“只是因为我懒得去填表盖章排队。如此而已。”这样的大话，实在更不应该说。

　　龙应台得天独厚，聪明慧敏。她过去十年的写作，不论社会批评或文化批评，其感性之笔，时有振聋发聩之功，非常可佩。她对台湾的关心与爱心，绝不是只为“卑微的个人服务”；“使命感”、“奉献”……不正是你使我们拍痛了手的原因吗？你说呢，龙应台？

　　199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