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至后离开欧洲，从越洋电话中却可以继续得知春天的发展。“花苞尖尖像陀螺的那个叫什么花？”六岁的飞飞声音清脆，像冰过的梨。“叫木兰。”“对，木兰开花了。很大朵，粉红的。”

　　那是暮春三月。接着是满树雪白的梨花，风吹起来的时候，细细的花瓣飘下来，把池塘的水盖住了。然后是粉白中带点绯红的苹果花。“人行道都变粉红色了，”电话那头说，“可是你回来的时候，妈妈，大概花都开完了。”

　　不会的，我说，五月初回去，野地里的蒲公英还在，而且雏菊马上要冒出来；蓝色的毋忘我也一定还开在墙角。紫丁香不也是五月的花吗？还有六月的玫瑰和茉莉……

　　五月初如约地回到欧洲的家。飞飞和哥哥正在院子里挖蚯蚓。丢下铲子，奔跑过来，满手黑泥，争相拥抱，嘴里却继续报告季节的消息：”陕点来看，妈妈，竹子开花了，好漂亮！”

　　竹子开花了？

　　放下行囊，我们走向花园西角的竹丛。啊，真的开满了花穗，鼓胀地包在红褐色的苞片里。早晨淡淡的阳光洒在竹丛，升起一点薄雾的感觉。我摸摸那仍旧滑绿的竹杆，发现地上已经落了一园枯干卷起的竹叶。

　　孩子们不可置信地听我的解释：怎么会怎么会呢？苹果花梨花年年落、年年开，花开结果，果子又变花，这竹子怎么会开了花就死？

　　我也不明白。竹子不是每九十年或一百二十年才开花死亡吗？这丛与玫瑰花比邻的竹子才来我们家三年，来时还是一丛年纪轻轻的嫩竹，园丁说的，不是吗？那么青葱精神的竹子，怎么会未老先衰呢？

　　尘埃洗尽之后，我终于可以就着一杯热茶，坐在五月的阳光里翻看过了时的报纸，完全没有预料到，一翻开就是竹子的新闻：欧洲竹子全面开花，濒临死亡。

　　原来欧洲的竹林来自一根竹子。1907年，英国人威尔逊从中国湖北用船运了一株竹子回到英国，并且以他钟爱的女儿之名为竹子取名：Muriel。原本无竹的欧洲从此就有了竹子，名叫“妙瑞儿”。德国大约就有五百万丛竹子分散在大大小小的花园里头，在九十年后的今天，默默地开了花。

　　我丢下报纸，匆匆往竹丛赶去，仿佛追赶一个对自己生死交关却即将失之交臂的人。我在离竹丛三步之遥停下来。这和我相伴了三年的竹子，竟然和我来自同一片土地。那花穗，和苹果花梨花玫瑰花比较起来，简直粗糙得像杂草一样，可是，它酝酿了几几乎一个世纪才开花，酝酿的过程该是如何的精致细密？昙花在夜里偶放，就使人们惊叹不已；这竹花一世纪才绽现一次，就在我的院子里啊，我觉得惊心动魄。

　　从匈牙利到英国，从瑞典到西班牙，千万丛的竹子，在我驻足凝视的此刻，点点滴滴绽开了花穗；每一粒花穗里埋藏着种子，每一粒种子里埋藏着时间，回走的时间里埋藏着1907年湖北的土壤和雨水。谁又能向我解释所谓基因的哲学意义？三年前我自园丁手中买下的嫩竹，虽然年纪极轻，虽然竹叶新绿、竹杆初挺，但是它已经承继了1907年以来的岁月，一日亦不稍减。即使是昨日培植而成的新枝，今天也已到了开花的时辰。原来每一粒种子里不只埋藏着过去，还隐藏着未来。

　　剪下几枝竹花，插在瓶里，放在案头。孩子们追逐嬉闹的声音随着风飘进来，使5月的春光明媚又增加了天真烂漫的欢快。孩子与竹花之间，一定存在着一种关系；让我在这竹花前坐上几分钟，我可以听见极其细微的遥远的声音。

　　1907年的中国。5月，黄花冈之役失败；6月，七女湖之役失败。7月，徐锡麟、秋瑾在安庆起事，壮烈牺牲。原本可能一同去安庆革命的蒋梦麟没去安庆却到了日本：“在一个展览战利品的战迹博物馆里，看到中日战争中俘获的中国军旗、军服和武器，简直使我惭愧得无地自容……兴高采烈的日本人提着灯笼在公园中游行，高呼万岁。两年前，他们陶醉于对俄的胜利，至今犹狂喜不已。”

　　蒋梦麟“孤零零地站在一个假山顶上望着游行的队伍，触景生情，不禁泫然涕下。”

　　1907年的蒋氏正值二十二岁，但是他的眼泪有几岁？往回走，1904年有日俄战争，1900年有八国联军，1895年是甲午战争，1885年，蒋氏出生的一年，是中法战争。蒋氏在上野公园所流的眼泪，无数个近代中国知识分子都流过，是感时忧国的眼泪。那些眼泪，原来早就埋藏在他出生当日的啼哭里。或者更老：1874年日军犯台、1860年英法联军陷北京、1840年鸦片战争……

　　英姿焕发的青年人蒋梦麟、鲁迅、秋瑾等流下的眼泪其实那样苍老。他们的感情承继了自己族人一脉相传代代累积的忧结；二十岁的生命背负了一个世纪的重量。

　　也是1907年，二十六岁的台湾人林献堂在日本奈良遇见梁启超。闽南语与广东话不能沟通，两人以中国文字笔谈。林献堂问：“我们处异族统治下……，最可悲痛者，尤无过于愚民教育，处境如斯，不知如何可以？”梁启超感慨无限：“本是同根，今成异国，沧桑之感，谅有同情……，今夜之遇，诚非偶然。”

　　不，当然不是偶然的。台湾林家的优秀子弟和来自广东的进步分子会在一个特定的时空里发抒共同的感叹，诚非偶然。他们的感叹里深深埋藏了背后整个世纪的痛苦和挣扎。

　　星移物换，我们走到一个世纪的尽头，和蒋梦麟、鲁迅、林献堂、梁启超仍是同一个世纪。英姿焕发的青年人走在街上；那北京、上海来的，那台北、台南来的，走在纽约、东京、墨尔本的街上。当他们在某一个公园里独自流下眼泪时，那世纪末的眼泪是否早已深埋了世纪初的淡淡的轨迹？

　　所谓基因啊，不过是文化和历史的宿命吧。

　　一株湖北的竹子，飘洋过海到异乡，在欧洲的阳光雨水下繁衍成千千万万株的竹丛。世纪末的时辰到了，仿佛一个私定的终身，千千万万丛竹子同时开花，死亡。但是我不知道这能不能称为死亡？花穗中蹦出种子，种子落在肥厚的土壤中，将衍生出另一片千千万万的葱绿竹丛，在另一个世纪之初始。而那新生之竹，将不再是被移植的品种；欧洲的土壤将是他们此生不渝的故乡。

　　死亡，竟是新生。那么文化和历史的所谓宿命，当新的种子落下，新的思想抽芽，难道宿命所埋藏的不也是民族的新生吗？

　　街上，孩子的欢声不断。

　　（原载1996年6月12日《文汇报·笔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