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啊，上海男人！》结集成书了，才发现，这竟是第一本我为大陆读者所写的书，收入文章多数在《文汇报》发表过。在此之前，所有的书都是“转载”。这个不经意的发现使我怔了一下，想起前两天德国编辑问我的话：“在你的写作时间分配上，亚洲和欧洲所占比例如何？”还没人这样问过，沉吟了一会儿才能回答：“1995年以前，百分之二十给欧洲，八十给中国台湾；1995年以后，百分之二十给欧洲，百分之四十给中国台湾，四十给中国大陆。”面对三个读者群，每一个读者群的知识范围和关心的题目非常不同，可是，我之所以能够在三个文化圈之间“游艺”，表示这些读者群仍有一个共同的文学品位，因为一个我，即使用不同的语言，不可能有两个表现风格。1995年在我的写作历程中是一个关键，因为这一年，《文汇报·笔会》副刊开始有我的专栏，像一扇窗子突然敞开——正值古老中国的20世纪，生命躁动一如初始：我看见，我聆听，我印证脑海中原已熟悉的概念，我汲取崭新而陌生的印象；还没回过神来，一半的我，已是一个大陆作家。

　　这本书里有三场论战，分别发生在上海、新加坡、台北。《啊，上海男人！》刊出的当天，听说《文汇报》编辑们就代我受罪，接到不少愤怒的上海男人的电话；可惜这些愤怒的声音没有文字呈现，否则一定是最鲜活生动的上海话！这里所收的十来篇议论文章——来自大陆各省、台湾以及法国、加拿大、美国、日本，我相信肯定还有我没机会看到的——并不曾解决任何问题，严重的各说各话使得讨论失去焦点，等于没有讨论；但是各说各话在这里反而成了更出色的主角，它很具体地突现了在不同文化氛围里的人们对文化认知可以错离到什么程度。大陆人和台湾人也许使用一样的词汇：解放、女权、自主意识等等，但是每一个词所蕴含的意义却由于社会条件的不同而有着巨大的差异。这场关于上海男人的争论显得有点儿光怪陆离，我觉得，倒正是我们的时代特征。

　　《还好我不是新加坡人》在新加坡的《联合早报》发表之后，一位当地作家说，一夜之间“龙应台变成新加坡的人民公敌”。文字能使一个人成为“人民公敌”，还真是对文字的高度赞颂。新加坡人和中国大陆人、台湾人、香港人以及留美华人都加入了这场论战，每一个人都因为见证过不同的历史而对问题有截然不同的角度和信念。值得思索的是，如果处在相对闭锁的社会里，得不到充分的信息和知识，我们如何形成判断？一个人若对自己毫不怀疑；他又如何能倾听别人、与别人对话？

　　可是认知不同岂止限于文化与文化之间？画家何怀硕与我同属一个社会，而且是朋友，却也可以爆发一场小小的辩论。知识分子，在一个专制和一个民主体制里，占有非常不同的地位，发挥非常不同的作用。在前者，知识分子容易成为英雄；在后者，他觉得失落，使不上力。其间悖论在于，英雄时代的他本来就致力于社会由专制转向民主，转向成功之后，他却怅怅然找不到自己！我们之间的争执多多少少反映了我们所处的社会正在经验的价值变迁。

　　没有一场争论是我事先设计、有意掀起的，但是每一场争论对我个人都有一个震撼：如果没有理性和知识作为基础，任何讨论都只是口沫横飞的幼稚争吵而已。一个社会的成熟程度，可以由它所表现出来的理性和知识程度来衡量吧。有一个念头总使我战战兢兢，如履薄冰，那就是：我，有没有能力看见自己的盲目？

　　任何城市都是寂寞荒凉的，除非你在里头恰好碰上几个可爱的人。《文汇报》的《笔会》为我打开一片繁花似锦的世界——在一个写作者的眼里，丑陋也是美丽的——我为这样的机缘觉得谦卑而感谢。

　　1998年9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