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仅仅拥有权力就是毛件:一价_泽东的目标，他可能会裹足不前。

　　因为在延安他的权力已经得到了保证。他的目标是要改造9(?00万中国人的心灵，他们在1945年称他为“领袖”。

　　另一方面，毛泽东的“改造”的概念令人生畏，其大部分原因应归于他童年时期的心灵创伤。他正在逐步证明自己权威性的人格特征，正在做许多他的父亲曾经做过而且认为年轻的毛泽东不可能做的事。

　　到延安访问的人会感到儿童团的活跃气氛和合作精神。不管物质条件如何艰苦，他们有共同的目标。财富没有成为负担，也没有带来令人仄恶的等级观念。人们知道他们正在用自己的双手建造一个崭新的世界。

　　在延安毛泽东不是实行共产主义。苏联式的国家工业化只能是“画饼充饥”或“空中楼阁”一类应抛弃的东西。但是他一直把共产主义作为他战争结束以后的目标。

　　因为当时的问题是抗日，毛泽东挂起了阶级斗争以努力动员社会各阶层一切可能的力量投人这场靡战。这是由共产党领导的，但本质上是民族主义的。

　　土地政策是关键所在。在与国民党合作的统一战线形成之际，没收地主的土地已告一段落。地租控制到适当的水平—在共产党取得土地之前，地租高达60%—但是要得到保证。这既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也鼓舞了士气。

　　毛泽东的税收政策也深得民心。税收曾一度被取消—毛泽东的政府在统一战线的名义下从蒋介石的财政中得到补给。后来税收重又实行时也是相当进步的，它只要求不到20%的家庭纳些税。

　　整个边区都实行了选举制度。各级政府都采用“三三制”，即共产党员的数量在政府机构中不超过三分之一，三分之一的名额是非共产党员的左派分子，另外三分之一给那些毛泽东称为中间分子的人。

　　这些措施并不等同于西方的民主—尽管在政府机构的选举中有时共产党员得票最多—但它改变了西北的群众心理。延安精神的秘密就是参与。

　　在中国以前的历史上，还没有实行过普遍投票的选举(在江西苏区，“剥削阶级”是被排除在外的)。

　　的确，选举者在选举领导人时绝无选择的余地。然而实际上普通老百姓能以“我们的政府”相称则是从未有过的新鲜事。毛泽东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对其统治者的态度。每一个男人、女人和孩子都有一种集体责任感。一种民主意识似乎首先就已存在。[13]

　　毛泽东这位半知识分子开始对知识分子表现出极为矛盾的心理。随着大城市中人们对国民党越来越失望，学生、作家、艺术家及其他各种人成群结队投奔到西北。

　　他们寻求新的角色，充满活力和爱国气氛的延安为他们提供了场所。

　　毛泽东引以自豪的是，在这些男男女女的观念中，他的根据地是一块磁铁。他欢迎他们的到来，不只是因为蒋介石冷待他们。然而，毛泽东没有把知识分子视为他的斗争中的重要角色，而且他不断地拒绝他们要求更多自由的愿望。

　　对文人学者又爱又恨的复杂态度，反映了仍存在于毛泽东的潜意识中的两种影响。

　　看来，毛泽东没有忘记1919年他在北京大学受到的冷遇。这使他有一种纠缠不清的心理欲望，一有机会就把知识分子置于他们应在的位置。

　　毛泽东曾恨过他的父亲，然而最终父亲的幽灵还是在他身上有所浮现。他的父亲不喜欢看到毛泽东读书，年轻的毛泽东反抗过这种狭隘的思想意识。但是，毛泽东嘲笑读书的某些做法很像他父亲在韶山所做过的那样。

　　或许毛泽东的父亲对他的影响最终还是超过了他的母亲，如果说这种影响只存在于潜意识中，那么他的母亲曾是他反对父亲的同盟军。但是，他的父亲是一种楷模，是毛泽东的人格特征中某些方面努力仿效的榜样。

　　毛老先生坚持要从事体力劳动，年轻的毛泽东讨厌做农活〔然而，延安时期(和以后)毛泽东把知识分子赶出他们的书房去参加体力劳动。

　　毛老先生曾独断专横，他指责儿子懒惰。现在，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哲学已经形成，其核心主要是强调意志。

　　所有这一切，都说明毛老先生不仅曾是儿子的压迫者，而且亦使毛泽东的潜意识中存在着一种欲望，即希望成为令父亲满意的人。在1941-1944年的延安，压制的阴影又笼罩在被毛泽东“整顿”过的人身上。

　　还有一种性欲冲突。在江西，按照中国当时的标准，毛泽东是一个从思想到行动都主张爱情和婚姻自由的人。但是在延安，毛泽东号召把所有的精力都用在民族的事业上。他认为人们考虑性的问题是一种精力的浪费。

　　在这个问题和其他一些问题上，毛泽东与一位大胆的女性观点相左。这位女性当时是延安《解放日报》的文学编辑，叫丁玲。

　　丁玲是一位活泼而坦率的作家，来自毛泽东的家乡湖南。oa53}年代，很少有像她那样的作品如此生动地描写公私观之间的冲突。

　　她在个人生活中实际上奉行普爱生活，并认为这是一张社会主义王牌。她不止是一种第=者的角色。她毫不隐讳自己是自由论者柯伦泰所著的《三代人》一书的热心读者。她把男女关系戏称为“不受纪律约束的游击战”。

　　毛泽东与丁玲的关系在延安非常密切。

　　毛泽东在个人生活中对爱欲不会迟疑。但这位延安圣人不相信社会主义意味着性关系的自由放任。

　　他于1944年颁布的婚姻法比斯大林颁布的婚姻法更重视家庭意识。离婚也变得比以前更难，作为杭日战士的妻子要想离婚几乎是不可能的。

　　10名来到北方加人共产党行列的青年学生组织了“自由恋爱俱乐部”，他们被一一逮捕。

　　毛泽东对这类事情变得愈加小心出于诸多原因。首先，共产党的社会激进主义的所有特征都要与统一战线的温和性质相适应。其次，陕西农民的思想观念要比江西农民的思想观念落后。

　　他们是“水”，共产党的军队这条“鱼”必须在水中才能生存，因此不能完全忽视他们的保守观念。

　　而且战争有它自身的逻辑，“我们的”努力就是一切，“我的”打算一钱不值。民族战争是衡量一切的天平，是一个毫不怜惜个人意愿、焚毁脆弱的个人幻想的大熔炉。

　　毛泽东自己婚姻的起伏变化也使他从心灵上关上了自由的大门。他曾经问自己爱情的意义何在，如在与史沫特莱的对话时。

　　他与贺子珍关系的破裂是他40岁以后的事，他现在似乎感到需要一个长久的伴侣。毛泽东以自己的方式和江青一起生活了30多年。他安定下来了，孩子成了他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作为“一杯水”的性已经蒸发。

　　他倾向于认为，自己有这样的经历，也就为别人建立了规范。

　　丁玲批评毛泽东和共产党在妇女问题上的退步。在1942年的“三八国际妇女节”，丁玲写了一篇题为《三八节有感》的短文，文章质问共产党(她属于这个组织)是否还是妇女解放的先锋。

　　与毛泽东不同的是她瞧不起结婚。尽管毛泽东刚与江青开始温暖的家庭生活，丁女士却敢于揭示领导人的夫人将面临的特殊命运。

　　丁女士指出，如果一位女同志不结婚，就会受到责难;然而如果她真的结了婚，不是因为工作而忽视了家庭义务，就是耽于孩子和家庭的负担，没有起到一个新型社会主义公民应起的作用，结果都会受到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