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道在韶山待了16年的泽东已是羽翼丰满的叛逆者了吗？

　　由于他的道德观念(主要是来自母亲)以及书本给他带来的社会意识，泽东在刻板的学校和专制的家庭的环境里变成了一个向旧习挑战的人。

　　毛顺生是一个令人讨厌的人。他经常打骂泽东，在别人面前羞辱他，嘲笑他的求知欲；宣称泽东“懒惰”而且“无用”，并用尽心思让泽东为此感到羞愧。

　　按传统观念，即使父亲是恶棍，儿子也只有服从。泽东对此表示轻蔑。然而，儿子与父亲在其他方面的相似又是惊人的。与当时其他青年叛逆者不同，泽东没有忘记他的家庭，他与家里的人保持着联系，并得到他们的多方帮助。他说他的家里人是“普通的人”，他们和他一样面对着总的不公平。［23］

　　泽东在家时的作为也没有走极端。他常常向父亲妥协，他接受了痛苦的“婚礼”，他没有丢下农活去参加哥老会，他在韶山的大部分岁月都是信佛的，当他离开韶山时，他仍然忠顺朝廷。

　　在韶山东边不远的地方有另外一个少年张国焘［24］，他和毛泽东是同时成长起来的，后来也成了中国共产党的上层人物。年轻的张国焘与他那位富有的受过良好教育的父亲相处很好，然而他也成了一名叛逆者。［25］

　　在泽东的生活中，他的家庭和南岸私塾不是偶然遇到的让人压抑的牢笼，它们只是更为庞大的中国社会森严的等级制度的缩影。

　　是的，泽东从8岁就开始厌恶儒学。他曾回忆说：“我的‘大部分同学’都讨厌这些经典。”［26］

　　这位16岁的青年在历史变迁的特殊时期，成了一位典型的中国式叛逆者。他不是神经病患者，他对于他父亲所代表的社会制度的猛烈抨击要多于对他父亲本人的指责。他走上造反的路是经过权衡的。

　　就那个时代的中国习俗而言，毛顺生对儿子的要求并不都过分。泽东之所以反抗是因为他感到父亲所代表的权威是可恶的，且正在走向没落。如果中国的家庭和村庄都像这个样子，中国如何才能得救？如果韶山的这种父权家长制是中国的正统规范，那么，妇女将有什么样的命运呢？

　　泽东作为反叛者的“个人性格”迎合了当时反抗浪潮在整个国家兴起的“时代特征”。他自己也把个人的斗争纳入整个社会斗争之中。［27］他说：“我斗争的第一个资本家是我父亲。”

　　泽东与父亲之间关系的紧张既有社会的一面，也有心理的一面。父亲对他的压制不能完全归结为社会的“压迫”。泽东的弟弟们没有一个像他那样与父亲不睦，据说，他们俩都因为父亲的同意而受到了很好的教育，这个许可泽东没能得到。

　　出于内心深深的骄傲，泽东夸大了父亲的自私和专横。*

　　*有些作者说，“我学会了恨他”———这句出自20世纪初一个中国男孩之口的话有些不可思议———在斯诺写的毛泽东的传记的中文版中被删掉了。但是，哈佛—燕京图书馆藏的各种中文材料中均有这句话。

　　正像他母亲的温和善良一样，父亲的粗暴管教方式———虽然不是他的目的———也深深地影响着毛泽东的一生。虽然从心理上讲，泽东和母亲更为接近，但他并没有多少母亲的性格特征。另外的三个孩子出生分散了母亲的注意力，同时母亲也认为泽东学到了一些奇奇怪怪的念头，此后母子间的关系开始疏远了。

　　离开韶山时泽东暗暗发誓，他要在父亲的眼里、在实现一个更有价值的目标的过程中证明自己。他要比父亲活得更充实、更好。

　　在泽东憎恨父亲的背后，父子间有一种没认识到的相像；他成了和父亲一样的专断者，不过他统治的范围更大。

　　毛顺生并不十分了解自己的儿子。泽东瞧不起自己的父亲，他用策略而不是过激的方法来对付父亲，并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但是，毛顺生试图以粗暴的方式培养的“美德”确实深深地植入泽东的心灵深处。他不久就向别人说：“怠惰者，生之坟墓。”俨然是他父亲的再现。［28］

　　母亲对他的影响是更为简单和直接的：信佛的母亲的善良和耐性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多年以后重回韶山的时候，他还能向随行人员指出哪里曾经有过一座佛殿，并说他的母亲常常在那里烧香，当他病了时母亲还会用香灰给他治病。有一次他和一个警卫闲谈，发现这个年轻人更喜欢他善良的母亲而不喜欢脾气很坏的父亲。毛泽东对他说：“你越是告诉我你们家里的事我就觉得和你越亲近”，“你母亲一定是个信佛的人”。警卫问毛泽东他是怎么知道的。他说：“你说她是个好心人。所有信佛的人都是热心肠。”［29］当然，毛泽东正在想着他自己的母亲。

　　父母都没有引导泽东接触社会革命的思想，他那一代受过教育的人具有革命意识几乎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他以后革命的成功和他成为那一类型的革命领袖，都可溯源于他在韶山的少年时代。新思潮和旧中国的社会状况使泽东成为一位反叛者；在韶山的家庭生活的磨炼则使他比其他人更为坚定不移。

　　1919年春，毛泽东同母亲文七妹、弟弟毛泽民(左二)、毛泽覃(左一)在长沙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