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一

　　不久聂小菊就当了九中教导主任，第二学期又在董志良的关照下提了副校长，以后还做上了教育局副局长。不过这已是后话，此处不必赘述。

　　且说孟院长给的吉日良辰一天天接近，芬芳山庄开业的筹备工作已做得差不多了，余下的是请诸方面的要员来参加庆典。袁芬芳就开了一个单子，到农业局来找董志良商量。董志良一看，都是贵都市党政要员和各职能部门的实权人物，说：“山庄奠基时就请过这些人，这次是开业，场面将更大更隆重，贵公司恐怕得出点血哟。”袁芬芳说：“出血自然不在话下，这是行规，主要是怎么个请法。你是政府官员，跟他们熟悉，还得你动动步。”董志良说：“我对这些人还是比较了解的，山庄奠基时又见识过一回，他们最喜欢的就是参加此类活动，可你上门邀请时，却要虚与委蛇，找种种借口推辞，非得你三邀四请，好话说尽，才装出个很不情愿的样子答应下来。这还在其次，到了正式场合，你一不小心，哪里安排得不太周到，比如出场的先后，排位的主次，他们稍有不如意，脸色就看不得，而且还会因此留下后患，以后有机会碰在他们手上，够你受的了。”

　　被董志良如此一说，袁芬芳不觉出了一身冷汗，说：“官方是最大的买方市场，请地方政要参加活动，本来是想借他们的面子为山庄贴金，今后还得他们多照顾咱们的生意，而这样的活动，总是难免要有疏漏的，如果因此得罪了人，岂不是弄巧成拙？”董志良说：“那你把活动取消便是。”袁芬芳瞪董志良一眼，说：“人家都急死了，跟你说正经的，你却还有心开玩笑。”董志良说：“要我也跟着你急？你那是芬芳山庄，又不是志良山庄。”

　　袁芬芳是个灵性人，从董志良的玩笑中看出他已有了什么主意，就使出女人的伎俩，拿肩膀在他身上蹭蹭，嗲声嗲气道：“有什么妙法贡献出来嘛，事成之后，老娘好好报答你就是。”董志良说：“那得先说好怎么个报答法。”袁芬芳就过去关严办公室的门，回身在董志良脸上狠狠一吻，说：“就这么个报答法。”

　　董志良伸手捂住袁芬芳吻过的地方，像是怕她的吻飞走了似的，说：“这还差不多。”又说：“山庄主楼那芬芳山庄的招牌还没做出来吧？”袁芬芳说：“那四个字已经请省里一位著名书法家写好了，正准备找市里的装潢公司去做。”董志良说：“书法家的字我看就不要做了。”袁芬芳说：“你说得轻巧，那可是我又托人又花钱才弄回来的。”董志良说：“既然花了钱，那就裱一下，挂到大厅里得了。”

　　袁芬芳已经领会到了董志良的意思，说：“你是想另请高明？”董志良说：“陶副书记的字可不比那些所谓的书法家差到哪里去哟。”袁芬芳的眉毛就扬高了，爽声道：“你是说先请陶副书记题写芬芳山庄四个字，再顺便把他请来参加我们的庆典？”董志良笑道：“我想起一句旧话，非上上智，无了了心。袁总就是袁总，悟性不错嘛。”

　　袁芬芳顾不得跟董志良调侃，乐得眼睛放电，说：“这么一来，市里那些大官小员，根本就不要去理他们了，这要省去好多麻烦。想想也是的，官场里的人就认一个官字，哪个官大，哪个就是爷爷，陶副书记官那么大，他老人家到了贵都市，贵都市的儿孙们还不都一个个争先恐后跑过来，环绕在陶副书记周围？这真是个好手段，我也是忙得头脑发晕，才没想起这么一招来。董大局长不愧为官场中人，比我懂官场里的套路。”

　　第二天袁芬芳就扯上董志良，到省城约好柴老板和姜总，让他们一起出面，专程找了一回陶副书记，请他题写芬芳山庄四个字。陶副书记是省委班子里的真秀才，不仅红学研究颇有成就，字也写得风骨清奇，跟省里的书法名家相比毫不逊色，能拿到陶副书记的字自是天大的荣幸。可一般情况下，陶副书记是不会给人题字的。他知道平常人爱怎么题都可以，不会有人说三道四，当领导的树大招风，题字题多了，难免招惹种种猜测和非议。这次是因为姜总出了面，陶副书记推卸不掉，稍稍客气了几句，还是破了例。不过袁芬芳他们也是懂行情的，不会白拿陶副书记的墨宝，只是考虑他的身份，绕了个弯子，事后留了个大红包在姜总那里，至于姜总怎么处理，那就是她的事了。

　　要跟陶副书记告别时，袁芬芳又借姜总的金口，向陶副书记提出请他参加芬芳山庄开业庆典的事。陶副书记开始没有肯定答复，只是说：“到时再说吧。”姜总有些不满，说：“你可是省里的大领导，说话这么模棱两可，叫下面的人怎么操作？”

　　听姜总的口气，就知道这个美人在陶副书记那里的分量了。陶副书记果然马上改变口气，说：“行行行，我去就是。不过得提前一个星期告诉我，我可不是贵都市的书记哟。”袁

　　芬芳乐道：“陶书记真幽默。”把孟院长给她测算出来的开业时间报告给了陶副书记。

　　回到贵都，袁芬芳当即请市里一家最大的广告装潢公司，将陶副书记所书芬芳山庄四个字放大烫金，镶于芬芳山庄主楼。

　　芬芳山庄正式开业前一个星期，袁芬芳又揣着大红请柬，和董志良专程去省城请了一次陶副书记。陶副书记没有爽约，山庄开业的头天晚上，便在姜总和柴老板的陪同下到了贵都市。陶副书记本来是当做一次私访，悄悄离开省委的，只带了一部车子和一个秘书，抵达贵都后也只让董志良和袁芬芳前来作陪，不准惊动贵都方面的领导。

　　有道是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何况是陶副书记这么大的领导，甩甩袖子也会抖落半天云雨，他到了下面，岂有不走漏风声的道理？市委张书记顿时慌了手脚，也来不及弄清陶副书记此行的目的何在，连正在主持召开的常委会议也马上停了下来，带着田市长还有几位副书记，匆匆忙忙赶往陶副书记下榻的地方。

　　见了陶副书记的面，张书记只差没抽自己的耳光了，连连作检讨，说：“陶书记已到了贵都，我这个市委书记还一无所知，是我严重失职，该打板子。”陶副书记说：“上周常委开了个会，今后省委中心组的学习，几位书记要结合我省实际，轮流讲课。我天天关在省委大院里，偶尔外出开开会，不是坐在小车上，就是住在宾馆里，几乎与世隔绝，要讲课拿什么讲？所以特意到下面来走一走，看一看，了解些民情民意，先教育好自己，再教育省委一班人。考虑下面工作千头万绪，不忍心惊动你们，不知怎么的，还是被你们知道了。”

　　张书记脸上的愧疚还是不敢收回去，说：“陶书记这是批评我们了。我们天天直接和老百姓打交道，哪个不是一肚子的民情民意？其实您问问我们就得了。”陶副书记说：“不可不可，我要掌握第一手资料，比如贵都市的民营经济，在全省就是很有特色的嘛，这我早已有所耳闻，可百闻不如一见，此次下来若能增强一点这方面的感性认识，也算有所收获了。”

　　张书记能把官做到市委书记这样的显位，肯定不是等闲之辈，能不谙熟陶副书记这一级高官的说话艺术？他一下子就从陶副书记话里听出他是冲着芬芳山庄来的，因为芬芳山庄就是民营经济。而且早闻山庄跟陶副书记有些转弯抹角的关系，山庄新做的金字招牌也是他的墨宝。为证实这一点，几天前张书记特意到山庄去瞧了瞧。下级官员都是熟悉上级领导的笔迹的，张书记不可能不认得陶副书记的字，主楼那芬芳四字果然系陶副书记所书。

　　顺着陶副书记聊了几句民营经济，张书记就借口茶喝多了，装着要上卫生间的样子，起了身。到了卫生间门口，却没进去，而是回头看了董志良一眼。董志良知道张书记有话要说，知趣地跟了出去。两人走进服务员特意打开的一间小会议室，张书记就脸含愠色道：“陶副书记要来，怎么没听你先吭一声？”

　　陶副书记到达贵都的消息，其实就是董志良拐了弯透露给张书记的，这一点张书记心里肯定是有底的。但董志良没有点破，说：“我专门请求过陶副书记的，他执意不让惊动市里领导，我只好作罢。”张书记说：“是不是芬芳山庄明天开业剪彩？”董志良说：“是的。”张书记就瞪董志良一眼，说：“志良同志啊，你说句良心话，我张某人对你如何？”

　　董志良听得出张书记话里面的话。那次省委组织部来搞自己的民意测验，多亏张书记做市委委员的工作，董志良的满意率才几乎达到了100％。不过董志良心里明白，张书记主要是看在陶副书记的面上才这么做的，同时也算他没忘记当年在郑副书记前面许下的宏愿。可话还不能明说，彼此心中有数就是，要不就是政治上不成熟的表现。董志良只得说：“张书记的大恩大德，我董志良真是没齿不忘啊。可芬芳山庄开业的事，我也提醒过袁芬芳，要她请示您张书记，她把这个意思跟姜总说了说，姜总又请示了陶副书记，陶副书记表态说，如果请他出面，最好不要惊动市里领导。这让芬芳山庄好不为难。”

　　张书记了解陶副书记，知道董志良此话不假。脸色已经缓和下来，说：“陶副书记对我市民营经济那么重视，特意从省里过来参加芬芳山庄的开业，市里没有人出面，这说得过去吗？”张书记这话，是想让董志良替自己在陶副书记那里请求请求，让市里领导参加芬芳山庄开业庆典。但董志良不想承揽这个差使，怕费力不讨好，说：“等会儿张书记您亲自问问陶副书记，我估计只要您开了口，他肯定会答应让市里领导座陪的。”

　　果然回到陶副书记套房里，张书记提出明天要陪陶副书记参加芬芳山庄的开业典礼，陶副书记沉吟半晌，最后还是答应了。只是有个小要求，只张书记田市长和在座几位副书记陪同，几大家领导都不要出面，各人该忙什么还忙什么去。

　　张书记脸上呈现出了喜色，当即对在场的田市长和几位副书记说：“陶书记的话你们听清没有？领导看得起我们，才给了我们一起参加芬芳山庄庆典的机会。”

　　果然第二天芬芳山庄的开业典礼，市里只张书记田市长和几位副书记参加。不过省委陶副书记到了场，又有市委政府两位一把手及几位副书记陪同，市直各部门和县区党委政府的头头哪里肯放过和省市主要领导接触的良机？何况陶副书记只说过除张书记等几位市委政府领导之外，市里几大家领导不要出面，没有说市直和县区领导不要参加，因此纷纷赶了过来。来了自然得送上丰厚的彩礼，这是不在话下的。至于市里各大媒体，更不敢稍有怠慢，也是不请自到，对开业过程进行了全方位宣传报道。

　　开业典礼开始之际，陶副书记望见楼前自己书写的芬芳山庄四个烫金大字做得挺豪华气派，满意地点了点头，然后在礼仪小姐的引领下，从容走向前台。台下顿时响起雷鸣般的掌声，数百名小学生扬着小彩旗，大声喊着首长好，首长辛苦了！陶副书记面带微笑，一边向台下的小学生以及数千群众招着手，一边喊道同志们辛苦了！

　　陶副书记走到前台正中央，市里张书记田市长和几位副书记陆续出了场，按官位大小分列陶副书记左右。另外柴老板和姜总也上了台。接下来陶副书记对着话筒，大声宣读了芬芳山庄方面提供又经他亲自改定的简短贺辞，将芬芳山庄作为贵都乃至全省民营经济典范进行了充分肯定。最后拿起礼仪小姐递上的金剪，亲自剪了彩。在全场热烈的掌声中，八千八百八十八响礼炮炸响，八千八百八十八只彩球升空，八千八百八十八只吉祥鸽振翅飞向蓝天。

　　典礼一结束，陶副书记就在市里张书记田市长以及姜总柴老板一伙簇拥之下，进入装修豪华的芬芳山庄，参加丰盛的宴请。其余众多佳宾也纷纷走进芬芳山庄大堂，跟省市领导同喜同乐。整个山庄人气鼎盛，一派欣欣向荣景象。

　　最忙的当属袁芬芳了，她跑前跑后，上蹿下跳，全力调度着整个庆典。但她还是没忘记董志良，特意偷闲找到他，感谢他为此次活动出了这么一个好主意。董志良说：“你别想着谢我，忙你的去吧。”袁芬芳轻声道：“那我忙去了，以后有空我再好好陪陪你，啊？”然后飞给董志良一个吻，乐滋滋跑开了。

　　这次开业典礼规格高，规模大，影响深远，庆典结束后，芬芳山庄生意立即火起来，各路主顾食客络绎不绝。主要业务有三：一是代办各类会议，二是承接各单位各部门的公款宴请，三是招待有钱的老板经理。另外就是上级领导一到贵都市，市里领导不再安排他们住市委招待所，直接请到芬芳山庄，汇报工作，吃喝玩乐，都在里面进行。也怪不得，全市就数芬芳山庄设施最先进，装修最豪华，品味最高档，加之区位优势明显，说是乡下，离城不远，说是城里，其实又在乡下，山清水秀，鸟语花香，到这里工作娱乐，搞什么活动，既方便又不显眼，甚合有权有钱人的心意。

　　俗话说栽下梧桐树，引来凤凰栖。芬芳山庄在上级领导那里留下了良好印象，他们到贵都市来得明显比过去勤了。上级领导来得勤，市里领导就有了密切联系上级领导的机遇，一来二去的，彼此关系融洽了，感情加深了，上级领导该给贵都的投资给了，不该给的投资也多起来，贵都市经济建设得到长足发展。市委领导的政绩大了，自然就经常会受到省委领导的表扬。政绩的攀升和官位的上涨有时是有些联系的，市委张书记据说已被内定为下届副省长人选，田市长也水涨船高，将接任市委书记之职。

　　另外芬芳山庄自正式营业以来，农业局里干部职工因为前期象征性地入了些股，已经分了两次红，董志良的威信因此空前高涨，比以往任何一届局长都要有人气，都要得人心。有道是得人心者得天下，董志良得到全局上下一致拥护，年终测评给他打优者几乎达到了100％。下面有这么好的群众基础，中间有当年郑副书记留下的社会网络，最重要的当然还是上面有省委陶副书记的亲切关怀，董志良很快被正式任命为市委常委。只是暂时还留在农业局里兼着局长，单等市委换届腾出空位，再打马赴任。据消息灵通人士分析，董志良至少会做上常务副市长，如果运气好的话，任市委副书记的可能性也不能完全排除。

　　这是下一步的事情，此处先不细叙。只说董志良做了市委常委后，因自己不久就要离开农业局，局里该重用的都做了重用，该提拔的都做了提拔。这也是官场的套路了，一任领导走之前总要做些好事，没必要把现成的人情留给继任者。这跟皇帝一登基就大赦天下的意思有些相同，我得了便宜，也不能忘了众人。另外董志良还将杨登科也扶了正，任命为综合科科长。却仍然让他给自己开车，董志良不想在农业局工作的最后几个月再换个司机，这叫穿惯的针，用惯的线，使唤起来方便顺手。当然也不排除今后将杨登科一齐带走的可能。

　　就在众人皆大欢喜的时候，出了一个与芬芳山庄有些瓜葛的小插曲，有人跑到市里上访来了。那天天上下着毛毛雨，杨登科送董志良到市政府去向田市长汇报工作。董志良已是市委常委，倒过来成了原来分管农业的副市长的领导，他再向副市长们汇报工作有些说不过去，有事只好直接去找田市长。因为汇报内容并不多，要不了太多的时间，杨登科没将蓝鸟开走，把车停到政府大楼前的坪地里，坐在里面一边听音乐一边等候董志良。听的还是腾格尔的带子。董志良越来越喜欢腾格尔的歌，杨登科也要向领导看齐，不敢不喜欢。

　　正听得来劲，忽有大声的呼喊传过来，竟然盖过腾格尔悠扬的歌声。杨登科不免心生好奇，按下车窗，往外张望起来。原来是有人披了只破麻袋，上面写着一个偌大的冤字，跪伏在政府大楼前的台阶上大声喊冤。

　　如今国家正处于转型期，利益格局变化很大，社会矛盾集中，到政府来请愿上访，甚至寻衅闹事的不少，政府见怪不怪了，杨登科也不觉得有什么稀奇的，不再关心外面的上访人，按下车窗又听起腾格尔的歌曲来。听着听着，杨登科觉得倦意袭来，连打几个哈欠，头往沙发高背上一搁，迷迷糊糊睡了过去。

　　也不知睡了多久，直到董志良回到车上，在杨登科肩膀上拍了几下，他才从梦中惊醒过来。开着车快出政府大门时，只见两位保安一左一右架着一个人往门外直拉，正是刚才的喊冤者，披在背上的破麻袋上的冤字格外显眼。蓝鸟已经开了过去，杨登科又忍不住往反视镜里瞧了瞧，当时就吃了一惊，喊冤人竟有点像是自己的战友猴子。杨登科当然不敢肯定那就是猴子，因为反视镜上沾了不少雨水，有些模糊。而且车上又坐着董志良，杨登科不便擅自停车，方向盘一打，出了传达室。

　　也许是喊冤人跟猴子有些相似吧，从此喊冤人背上的破麻袋就深深地嵌进了杨登科的大脑。尤其是麻袋上那个十分显眼的冤字，仿佛一只怪兽，常在杨登科眼前张牙舞爪的，欲挥之而不去。第二天杨登科抽空去了一趟市政府，想打听昨天的喊冤人，市政府的人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因为上政府喊冤的人太多，一天要来好几起。

　　两天后的一个上午，董志良在局里主持局务会，杨登科趁机去了一趟侯家村。猴子家没人，堂前屋后蛛网密布，青苔暗生，一片破落迹象。找到邻居一问，说猴子家半年没住人了，猴子一直在外上访。杨登科想，那天在市政府看到的披着破麻袋喊冤的人一定就是猴子了。

　　为了证实自己的猜测，杨登科去了侯村长家。侯村长也没在，说是乡政府的人把他喊走了。杨登科只好找其他人打听猴子的情况。原来猴子承包的药材基地被村里要回去划给了园艺场，可园艺场跟芬芳公司建设的芬芳山庄已经投入使用了，猴子交给村里的五万元承包款却依然没有拿到手。为此他在侯村长屁股后面追讨了一年多，开始侯村长说他的承包款村里已经用光了，要猴子等两三个月，有了钱就还给他。三个月后，猴子又去找侯村长，侯村长说猴子承包的药材基地要交国土占用税和农林特产税，乡国土管理所和地方税务所已在村里的提留返还款里抵扣了五万多元，早超过了猴子的承包款，村里已经不再欠猴子的钱了。猴子自然不服，他的药材基地才铺开摊子，一分钱都没赚到就被村里收回去卖给了园艺场，自己的损失没得到任何补偿，哪还有倒过来要自己出国土占用税和农林特产税的道理？猴子没有别的法子，只有在破麻袋上写上一个老大的冤字，披到背上，层层上访，先是乡里，接着是区里，都没有人理睬他，于是又到了市里。

　　杨登科不免要联想到何场长送给自己和董志良的那三十万元钱，何场长说是从芬芳公司多拨给村里的地皮款里返还的，当初村里怎么不从里面拿出五万元还了猴子那笔承包款呢？但杨登科立即意识到自己的想法太幼稚了。以芬芳公司为轴心，环绕周围的何场长董志良包括侯村长和他杨登科，可说是一个紧密的利益共同体，彼此之间的权钱交易也好，钱钱交易也好，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为了延续以后的合作，以继续获利。至于猴子，跟这个利益共同体没有关系，谁有义务操心一个乡下普通农民的承包款？

　　不过猴子究竟是杨登科最要好的战友，杨登科心里怎么也放心不下他。何况他的遭遇跟这个芬芳山庄有关，如果芬芳山庄和何场长没通过侯村长买下猴子的药材基地，让猴子能经营下去，他也不会落到今天这个下场。而芬芳山庄的始作俑者便是董志良，杨登科不仅天天跟董志良在一起，还得了那十五万元的好处，自己能不愧对猴子么？

　　从侯家村回来后，杨登科又去了市政府。他已经想好了，如果碰得着猴子，无论如何要把他劝回去，就是从自己那十五万元里拿出五万元，以村上的名义偿还猴子的承包款，自己也乐意，反正那钱本来就不应该属于他杨登科的。杨登科有一个预感，猴子再这么一路上访下去，事情如果闹大了，迟早会把自己和董志良一起牵出来的。而且那十五万元现金老是跟向校长的诗集一起堆在煤屋里，也不是个办法。为此杨登科心里一直是悬着的，总想着转移到更妥当的地方，却一直没能兑现。

　　可政府里的人说，猴子自那天被保安赶出大门后，再也没到政府去过。杨登科只好去了市委，市委里的人对几天前披着破麻袋在办公大楼前跪了半天的喊冤人有些印象，说那天被信访办的人扯走后就再也没见他的影子。杨登科有些着急，政府市委都找不到猴子，他又不在侯家村，到底去了哪里呢？会不会有人把他做掉了？杨登科摇摇头，否认了这个猜测，不就是五万元钱么？还不会有人蠢到为这么点钱去谋一条命吧？

　　晚上回到家里，杨登科跟聂小菊提到猴子，聂小菊也是无限感慨，说好多人都在芬芳山庄那里得到了该自己得到和不该自己得到的东西，却让猴子这样的弱者吃了这么大的亏。还说猴子也是没有什么背景，不然五万元钱的事早就摆平了。

　　论及猴子的去向，聂小菊提醒杨登科，猴子是不是到省里上访去了。杨登科就觉得这种可能性很大，也不知猴子能否在省里上访出名堂。杨登科心里很矛盾，他希望猴子能上访出名堂来，这样他也许还能要回那五万元承包款子；又希望猴子上访无果，因为万一上面追查下来，还不知道会引出什么后果来呢。

　　杨登科和聂小菊的猜测没有错，猴子果然跑到省里上访去了。这是杨登科一位在市委信访办开车的熟人亲口告诉他的，说省委有关领导已经对贵都市提出了严厉批评，竟然让猴子这样倔强的上访者冲进了省委大院，同时责令市委立即去人把猴子接回来，然后将处理结果向省委领导和省信访部门作出专题汇报。

　　杨登科特意把这个信息反馈给董志良，他好像并不怎么在乎，杨登科也就不好多说什么了。过了三四天，杨登科又去了趟市委，听说猴子已被人从省里接了回来，并遣送回了侯家村。不过市里不再对猴子的事不管不问，已按照省领导的指示精神，安排专人展开了全方位的调查。杨登科深感不安，总觉得猴子的事跟何场长送给他和董志良的钱有什么联系。

　　杨登科也许是做贼心虚，预感到这两天要出什么事，所以弄得坐卧不宁，下午又开着车出了九中。赶到侯家村，还是没见到猴子。村里人说，猴子是被小车送回去的，可小车开走没多久，又来了几个人把猴子悄悄带走了。

　　那么猴子被带到哪去了呢？村里人不得而知。杨登科在村里村外转了许久，又打听了不少人，还是没打听到猴子的去向。后来杨登科到猴子屋后去看了看，猴子承包过的那块药材基地早已被圈入芬芳山庄的高墙内，旧迹无觅。

　　垂头丧气回到城里，杨登科也没心思回家，走进一个小店子，喝了半宵闷酒。半醉半醒回到九中，已经是夜里十二点多。上了楼，正要拿钥匙开门，手机突然响起来。一看是何场长的司机小马的手机号子，杨登科顿时感到不妙，酒一下子全醒了。揿下绿键，小马那急促的声音就传了过来：“你是杨科吧？”杨登科说：“我是，小马你有事吗？”

　　小马像是娘改了嫁似的，带着哭腔说道：“何场长和侯村长被人弄走了。”

　　杨登科心里咯噔一下，说：“你不是在开玩笑吧？”小马说：“什么时候了，我还有心思跟你开玩笑？”杨登科说：“被谁弄走的？”小马说：“被检察院弄走的，可能跟芬芳山庄拨给园艺场和侯家村的地皮款子有关。”杨登科说：“两个人一起弄走的？”小马说：“侯村长昨天就被人悄悄带走了，可能跟猴子的事有关。据说侯村长进去后经不起敲打，很快将何场长供了出来。看来是惹上大麻烦了。”

　　杨登科努力镇定着自己，说：“小马你别急，我跟董局长和袁总他们联系一下，也许他们有办法。”小马说：“我给他们打了好多电话，他们的手机都不在服务区，一直没联系上。”

　　杨登科想，该出的事终于还是出了。

　　放下电话后，杨登科感觉全身散了架似的，一点力气也没有了。他干脆坐到了地上，喘息了好一阵。心绪慢慢稳定了些，才掏出手机去拨董志良的号子。却如小马所说，不在服务区。再打他家里的电话，里面传来脆脆的女人的声音说你要拨打的电话暂不想接听。

　　又轮番打了几次董志良的手机和家里电话，结果依旧。

　　也不知过了多久，杨登科才缓缓爬起身，拿出钥匙，摸索着去开了门。家里人自然早已睡下，屋里静极。杨登科也不开灯，点了一支烟，斜躺在客厅的沙发上猛抽起来。他觉得脑袋里塞着一团乱麻，扯也扯不清。

　　只有那只燃烧着的烟头在黑暗里一闪一闪的，有一种梦幻般的神秘。

　　后来，杨登科脑袋里那团乱麻竟慢慢成了一只摇摆不定的大钟摆，在眼前晃荡起来，晃得他心烦意乱了。一晃一晃，这只钟摆又成了一个沉甸甸的包裹，杨登科兀地一惊，忽然从沙发上弹了起来，仿佛一只受了惊吓的青蛙一样。

　　杨登科猛然想起，何场长送给他的那包大钱还搁在煤屋里呢。

　　本来杨登科是一直想着将那包钱转移个地方的，只是天天跟着董志良在外面跑动，近几天又被猴子上访的事揪着心，竟然将那包钱搁到了脑后。现在何场长和侯村长都出了事，那包钱弄不好就是一包炸药，不知什么时候会炸个惊天动地的。

　　杨登科也来不及细想，立即出门，噔噔噔下了楼。

　　杨登科进了自家煤屋。他这才发现这个夜晚没有月光，世界仿佛已陷入一个深深的黑洞。却不敢开灯，直到慢慢适应了屋里的黑暗后，才一步步向墙角靠了过去。

　　然而，当杨登科蹲下身来，双手哆哆嗦嗦探向堆着向校长的诗集和那包钱的墙角时，那里却空空如也，什么也不复存在。

　　杨登科一屁股跌坐在地上，身上大汗淋漓了。他虚脱得不行，仿佛顿时成了一具没有知觉的干尸，散发着怪怪的腐味。夜色暗黑得涂了墨水一般，一种天空即将塌下来的恐惧笼罩着整个世界。其实天真能塌下来，那就好了，便什么都不复存在了。

　　拖着艰难的步履回到家里，把熟睡中的聂小菊摇醒来，问那堆诗集到哪里去了，聂小菊却还懵在鼓里，不知这么个时候了，杨登科为什么会去关心那么一堆破诗集。

　　当然聂小菊还是把那些诗集的去向告诉了杨登科。这个时候聂小菊还不知道那堆诗集里有一包十五万元的大钱。

　　这是十几个小时以前发生的事情。当时聂小菊正在搞卫生，楼下来了收破烂的。收破烂的天天走街串巷，知道一到星期天，学校的老师学生就会打扫卫生，容易收到破铜烂铁和废报旧书，于是在门卫那里打通关节，进得校园，大呼小叫起来。

　　收破烂的在楼下吊嗓子的时候，聂小菊正好搞完家里的卫生，忽然想起煤屋墙角那堆搁置了近两年的诗集，恐怕都快长绿毛了，何不趁收破烂的在楼下，搬出去卖几个小钱？于是来到楼下，跟收破烂的说好价钱，让他过了秤，一肩挑走了。

　　不想收破烂的兴高采烈来到传达室，刚塞给门卫三元好处费，准备开溜，向校长从外面回来了。学校是订了门卫制度的，外面闲杂人等不许随便进大门，今天收破烂的却在门卫的眼皮底下大摇大摆挑着破烂进进出出，向校长气不打一处出，就点着门卫的鼻子骂了两句粗话，要他把收破烂的拦住。门卫没法，只好把收破烂的喊进了传达室，装模作样训了几句。

　　不想向校长还不肯放手，要门卫好好检查检查收破烂的担子。门卫在破烂担上一翻，就翻出了旧报纸下的那一捆捆诗集。

　　诗是向校长一生的追求，他曾经把自己的诗歌创作看得跟自己的生命一样重要。何况这些诗集都是向校长本人亲手包装好，托杨登科寄给所谓的读者的，虽然快两年了，当它们重新出现时，向校长还是一眼就认了出来。向校长眼睛立即就睁大了。他两下把门卫扒开，趴到挑担前，捧了一捆诗集，左瞄瞄右瞧瞧，又撕开一角，从里面抽出一本，果然不出所料，正是自己的《残缺的寂寞》。

　　向校长捧着自己的诗集，足足愣了有两分钟之久。

　　向校长怎么也没起到，这些诗集当初杨登科竟然一本也没寄出去。都说老婆人家的好，文章自己的好，被向校长视若宝贝的诗集在人家煤屋里睡了两年大觉，如今又被当作破烂卖掉了，作者本人会是什么滋味，这是可想而知的。只是向校长有些弄不懂，杨登科留下他的诗集没寄走，难道仅仅为了当破烂卖几个小钱？按说杨登科再缺钱，也不至于这么缺德吧？何况他并不缺这几个小钱。这里面看来有什么隐情。

　　向校长不甘心这些诗集就这样被人当作破烂挑走，于是朝门卫要了一个纸箱，将它们装到里面，背了回去。到了家里，守着纸箱里的诗集又出了一会神，然后又背着去了校长办公室。向校长是个有心人，他感激那些喜欢他诗集的读者，当初特意准备了一个小本子，每收到一笔邮局汇来的购书款，就要郑重其事地把读者的地址邮编什么的写到小本子里，有空的时候拿出本子来温习温习，心头就会生出一份特殊的幸福感。只是向校长感到有些奇怪，他曾经按照自己留下的地址给读者写过几封信，要么石沉大海，要么被退了回来，信封上写着查无此人的字样。后来又通过114查到一些读者单位电话，照号码打过去，接电话的人也说没有这么一个人。向校长疑虑重重，本想问问杨登科，可为两笔小汇款动这样大的心事，还不让人家小瞧了？所以最后还是犹豫着放弃了这个想法。

　　现在向校长打开了保险柜，从里面拿出了那个记着读者地址的小本子。小本子已经有些发黄，但读者的名字和地址依然很清晰。

　　向校长究竟是写诗的，最不缺乏的就是想象力，他忽然就明白过来了，这些所谓的读者一定是杨登科杜撰的，因此他收到的每一笔不大的汇款也就是杨登科冒名寄给自己的了。现在想来，杨登科这么做其实也并不奇怪，他通过这个手段，先让聂小菊当上了董少云班上的班主任，从而跟董志良搭上了红线，做了他的专车司机，最后如愿以偿转了干，进了步。

　　不过不管怎么样，躺在纸箱里的诗集究竟是自己一个字一个字抠出来的，它们已经在杨登科那里受到了委屈，现在既然物归原主，再不能亏待它们了。向校长就腾出一个文件柜，然后开始拆包，要把这些经历特殊的诗集放里面保存起来。

　　然而向校长万万没有想到，他竟拆出一大包亮花花的百元钞票。

　　向校长顿时就傻了，接着身上的血液沸腾起来。不是说向校长见钱眼开，任何人陡然碰上这么一笔意外大财，能不为之心动吗？中国有句古话，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今人说得也绝，什么都可以有，但不能有病；什么都可以没有，但不能没有钱。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钱财和命其实是同等重要的，凡夫俗子也好，英雄豪杰也好，栽进钱眼里出不来的多着呢。

　　向校长当即返身，把办公室的门关上了，还打了倒锁。再回到原地，数起地上的钱来。开始一双手有些打颤，怎么用力也捏不开那粘在一起的钞票，半天没数几张。好不容易稳住自己，手指才慢慢变得听话起来，数得有些章法了。数到一百张，向校长便没了耐心，觉得这么厚的一堆钞票也不知得数到什么时候，就拿数好的那一百张跟没数的去量，加起来好像有十五个一百张的样子，也就是说是十五万元了。

　　不过等到把钱量完，向校长不再像刚才那样头脑发热了。他眼睛在钱上盯着，心里却暗忖，这么一大笔钱，当事人不存到银行里去，却跟几捆诗集堆在一起，此中一定有什么蹊跷吧？向校长已不是不谙世事的毛头小子了，隐约意识到留下这样的钱并不见得就是好事。

　　不过向校长一时还是下不了决心。他费了好大的劲，才把目光从那堆磁铁一样的大钱上挪开来。望着窗外灰蒙蒙的天空，向校长发了好一会儿呆，接着又在屋子中间徘徊起来。最后咬咬牙，重新将那叠厚厚的大钱包好，捆扎实，提着出了九中。

　　同时他在心里狠狠咒着：杨登科你这小子，我姓向的是那么好戏弄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