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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元媒 正文 第八章 小放牛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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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6年初,进了敬老院从未到过我们家的张安达突然出现在我们家的堂屋里。

    那是个冬天,天气很冷,我放寒假正在家。

    我也有几年没见张安达了,这次一见不禁大吃一惊,一个老态龙钟,佝偻着身子的老头,黯淡得如同一块破抹布,坐在东墙的椅子上,跟墙上的古画连成一个颜色。我父亲坐在太师椅上,他上手“客”的位置空着,我知道,再怎么让,张安达也是不会坐上去的,甭管时代怎么变,张安达内心的规矩不会变。

    张安达见我进来,站起来请安,迫使得我也回了一个蹲安,心里颇觉好笑,这套礼节多年不用,几乎忘光,让五姐看见保准又得说我是“残渣”了。张安达看出了我的不自在说,小格格几年不见,出落成大姑娘了,走街上怕认不出了。

    我说我休了几年学,现在才上高三,今年夏天该考大学了。

    张安达说,我到府上送白肉的时候,还不到这个岁数……

    张安达边说边拿手巾哆哆嗦嗦地擦眼睛,那里头老有泪水流下来,也不知道是伤心也不知道是病。张安达的围脖拧成了一条“绳子”,乱糟糟绕在脖子上,使那难看的皮肤松弛的脖子更加难看,但仍能看出,“乱糟糟”是毛料的,有着黑色的条纹,就是说,它曾经鲜亮过,辉煌过,现在旧了,毛都磨光了,还在尽职尽责地起着保暖作用。张安达脚上穿着五眼灯心绒毛窝,还是八成新的,但是绒面已经被汤水油渍污得一塌糊涂。毛窝是白塑料底的,塑料底在当时属于时髦范畴,无疑是他女儿张玉秀从商场弄来的。张安达曾经剃过“去青”的脑袋上顶着一个不灰不蓝的棉帽子,棉帽子一个耳朵耷拉着,一个翻了上去,帽檐开了线,用白线匆匆连缀了几针,那几个白线脚就明目张胆地直往外跳……

    这就是我小时候看上的牧童哥吗?这就是穿着灰哔叽长袍,风流倜傥的张安达吗?春尽有归日,老来无去时,我们家那位“小村姑”,现在仍旧光鲜得如同三春牡丹,可眼前的“牧童哥”却眼昏手颤,连步子也迈不利落了。

    满脸褶子,说话没有底气,蔫声细语,倒更像一个老妪。

    太监原来这般不禁老!

    张安达来我们家还是没有空手,这回带的是我在他们家见过的那套粉彩薄胎西洋美人茶碗和茶碟,张安达跟我父亲说这套瓷器是他十六岁那年演《小放牛》,敬懿太妃的赏赐,这些年他一直留着。洋人送给太妃的,想必是很珍贵的物件,他在敬老院用不着这东西,送给我父亲还能是个念想。

    父亲看了碗底的字,说上头确有英文“敬送敬懿皇贵太妃”的字样,是英国人送的,这个碗是喝红茶用的。张安达说我父亲留过洋,又懂陶瓷,这套碗到了我父亲手里也算找到了知音,找到了归宿,夙愿堪偿,他替他的碗高兴。我记得这套茶碗张安达跟老张说是从崇文门鬼市上淘换来的,看来鬼市的说辞是虚,是遮掩,是张安达怕在外人跟前露白。低调做人,小心做事,是他一辈子为人宗旨。

    父亲对张安达送来的茶碗没有拒绝,也没有像以往那样回赠东西,张安达送过碗之后再没话说,倒是我父亲东一句西一句地说些没用闲话。母亲拿来五姐由紫阳带来的橘子让张安达吃,张安达哪里吃得了,他嘴里一颗牙也没了。张安达问了五姐的情况,母亲说让孩子拖累着,怕再没有闲心唱戏了。张安达说,五格格天生嗓子嫩,扮相靓丽,演小村姑得天独厚。

    母亲说连五姐的女儿现在都到了小村姑的年纪了,她再不是当年了。张安达遥遥头,喟然长叹,儿女催人老啊。

    末了张安达说要到西院看看完颜姐夫去。

    母亲说老姐夫屋里不生火,寒气大,怕是待不住,他们练功的人爱清冷。张安达说不碍事,当年他在寿康宫,冬天除了老太妃的小暖阁地上有火道,别的地方都跟冰窖似的,他打小冻惯了。母亲让我陪着张安达上西院,说院里上上下下的台阶多,留神别磕着碰着。

    父亲送出了房门,站在台阶上跟张安达告别,这是以往没有的,张安达有些受宠若惊,回过身给父亲请了个双安,这个安请得直起直落,利落优美,仿佛当年牧童哥的影子又回到了张安达身上。

    我搀扶着张安达上西院,张安达的腿明显地迈不开步了,几乎是在蹭,不是我扶着,有几登台阶他可能都上不去,我真弄不明白,这个老爷子是怎么从前院蹭过来的,这得花费他多大的精力啊。张安达穿着厚厚的大棉裤,裤脚绑着,隐隐地从那大棉裤里发出难闻的气味儿。一辈子都是从别人角度体谅事物的张安达,一定知道自己身上有味儿,在西院角门前他站住了,不安地对我说,不用扶了,我可以扶着墙自己走。

    看着枯槁孤单的张安达,我内心一阵悲凉说,安达,您见外了,我是您看着长大的啊……

    张安达一双浑浊的眼里有清亮的泪流了出来,执巾搵泪,唉了一声说,没法子,到老了,尿就管不住了,这是我们这些人的通病,那个刘掌案,还没到六十,裤裆就老是湿的了,味气忒大,众人避他唯恐不及,没人愿意到他跟前去,在庙里住着,我半个月过去给拆回棉裤,送点儿吃的,怎的也是师徒一场……我明白这个,前年夏天,我就搬到了前院门房,同屋人家没说什么,咱们自个儿得自觉,不能招人讨厌不是。

    我说,安达,我还记得您演《小放牛》的模样,多好看的一个牧童哥呀,后来看过很多牧童,都没您演得好。

    张安达说,《小放牛》是个梦,年轻的时候常做梦,现在成宿成宿地醒着,甭说梦,连觉也没有了。

    张安达说着指了指西偏院说,还不如完先生,人家压根就不睡觉。

    我说,安达,您这一辈子不容易……您心里苦……

    张安达说,有你这句话我就知足了,丫头,安达没有白疼你。

    我注意到,此刻张安达将我呼作了“丫头”,不再是“格格”,就是说,我这个人在他的心里得到了认同,这是我至今想来都感到欣慰的。上北屋台阶的时候,我用左臂端着劲儿托着张安达的右手,张安达的手明显地向下用力,他对这个姿势很熟悉,是的,他用胳膊给当年的主子当惯了着力的支点……

    如母亲所说,老姐夫屋里没生火,冻得人根本坐不住,一说话从嘴里冒哈气。两个老人见了面好像也没什么要紧的话说,老姐夫说今年冷得厉害,他房檐下的一只家雀冻掉了两个趾头;张安达说前儿个他吃了一碗地道小站米饭,香得他想哭;老姐夫说他糊灯笼的活没了,现在没人打灯笼了;张安达说前院门房的烟筒跑煤气,一添煤就炝得人咳嗽,一咳嗽他就往外叽咕尿;老姐夫说西口小铺的白薯干酒来自河间府,味道还正,一毛二一两,一毛的不行,兑了水;张安达说听说北京住楼房的都有暖气,不用添煤,自个儿就热了,屋里角角落落都是暖和的;老姐夫说,那是干部们才能享受的,比如她五姐……

    张安达说,我这辈子一直纳闷,我糊的鞋匣子怎么老是歪的。

    老姐夫说,那是你第一道线就没叠直,第一道线是关键,再往下找垂直就行了。

    我坐在旁边听他们闲扯,冻得流清鼻涕。

    那天,从老姐夫屋里回去的时候,张安达留给了老姐夫一个手巾包,他没说是什么,老姐夫也没问是什么,或许两个人都觉得这个包很不重要,远不如他们谈论的糊鞋匣子难以掌握的技巧问题。我对那个包更没在意,想的无外乎是几颗花生米,两块豆腐干……

    临回敬老院,张安达不住地四下张望,我知道他是在寻找莫姜,我告诉他莫姜把活辞了,她男人刘成贵瘫了,离不开人。张安达说,一家子团圆了,好!好!好!

    张安达一连说了三个好。

    将张安达送回敬老院,我回到母亲屋里,母亲正和父亲谈论张安达。母亲说张安达也是奇怪,好些年不来,三九天,天寒地冻地跑到后院来,什么事儿没有,就送一套碗,然后干坐着。

    父亲说,张安达哪里是送碗,他是辞路来了。

    母亲不说话了,屋里陷入长时间的沉默,我的心沉沉的,陡然地增加了许多惆怅。

    “辞路”是旗人的传统规矩,老人年纪大了,趁着还能走动,最后一次出门,到亲友家去,叙叙旧,聊聊家常,并不说离别的话,免得让对方伤心,但暗含着有道歉辞别的含意,意思是交往一辈子了,有什么不到的地方,希望能谅解担待。辞的和被辞的心里都很清楚,这是最后一面了,只是不将这层窗户纸捅破罢了。

    事后我才知道,张安达留在老姐夫屋里的不是花生米,也不是豆腐干,是钱,是他一生积蓄的剩余,一半给了张玉秀,那个受他折磨而无怨无悔的闺女;一半给了我的老姐夫,贫穷的老朋友天津人完颜占泰。

    春节到了。

    大年初一天刚亮,我们家被一阵激烈敲门声惊醒,母亲让我出去看看是谁这么早就来拜年了。

    我冒着雪打开街门,几个人抬着一口大棺材照直就往院里闯,我张开胳膊往外堵,哪里堵得住,那口棺材到底进来了,停在院子里。我说,你们往我们家送棺材什么意思?

    他们说,是你们打电话让送的。

    我说,谁打电话你们给谁送去,我们没打电话。

    他们说,你这人,这事能闹着玩儿吗?

    我说,我没跟你们闹着玩儿,是你们跟我们闹着玩儿。

    对方说,这里不是2号吗?

    我说,没错,2号。

    他们说,那就对了。我们就是给2号送的。

    我一时不知说什么好,还是老七回过味儿来,从屋里跑出来说,我们这儿是2号旁门,你们找的2号在前头,是敬老院。

    送棺材的说,这可不怪我们,谁知道2号和2号旁门是俩院子。

    我说,呸!晦气!

    另一个说,小同志你别这么说,大年初一就给您家送材(财)来,您家今年准升官又发财!求之不得哪!

    我说,去你妈的吧!

    一个年纪大的说,大年下的,怎么张口骂人?

    我说,没揍你们就是好事!

    几个人自知理亏,不再计较,将棺材吭哧吭哧又弄出去了。

    回到屋里,我看见父亲靠在被子上,气得脸色煞白,说不出话来,他活了一辈子,还是头回遇上这样倒霉的事情。老七说,都是“旁门”闹的,大年初一来这么档子事儿!

    母亲说,老七你跟丫丫把院里的雪扫扫去。

    老七说,大过年的不兴扫地。

    我把他拽出来说,让你扫你就扫,说那些个话干什么!

    足不出户的老姐夫那天破例从西院走出来,站在院里凝神壹志地朝天上望,天空阴霾灰暗,雪花从虚渺的高天飘摇而下,无声地落到地上。我问老姐夫看什么呢,老姐夫说,这雪还没下透,待会儿有场暴雪呢。

    我说,下雪好,瑞雪兆丰年!

    老姐夫说,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

    我说,您这是哪儿跟哪儿啊?

    老姐夫没接我的茬,仍旧朝着天上呆望,将眼神送得极高极远。我正随着老姐夫的眼光寻觅,猛听前院有人撕心裂肺地一声哭喊,爸爸-

    哭声一时不可遏止,有人劝阻,号啕变做了压抑的哭泣,边哭边在诉说。老七说,听声音好像是张玉秀。

    的确是张玉秀,张安达于除夕夜里溘然长逝,那口棺材就是为他准备的,却送错了地方,进了我们的家。他的女儿得到消息赶来了,一身重孝,送来了她父亲的“根”,那是她父亲生前反复交代的,父亲说女儿是他此生最贴近的人,是亲人。

    太监张文顺完完整整地走了,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全须全尾”。

    同年八月,莫姜死了。

    我的父母也过世了。

    年初一那口不吉利的棺材,让我至今耿耿于怀。

    不久,我被安排插队,离开了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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