状元媒 正文 第七章 豆汁记 （四）
莫姜走了，母亲不得不再次下厨，我们家又恢复了炸酱面、熬白菜的岁月。现在，我和父亲想念的再不是厨子老王，而是他他拉·莫姜。我才知道，莫姜姓谭，辛亥革命后，满人多随汉姓，正像我们家“叶赫那拉”，姓了“叶”一样，“他他拉”就姓了“谭”，莫姜应该是谭莫姜。后来实行了户口制度，登记的时候莫姜却又没姓“谭”，还是姓了“莫”。
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没有了莫姜，我便成了大厨，因病休学不去学校，我的大半时间就全扎在厨房里。之所以心甘情愿地与红盐白米打交道，是源于我与生俱来的对厨艺的偏爱，就像我后来偏爱的文学。做饭和写文章是相通的，在谈论文学创作时我常用做饭来打比喻，写文章好比和面，初写成不过是刚把面和成了一个团儿，面得不停地揉，文章得不停地改，面里的疙瘩揉开了，文章里的硬伤病句改过了，这还只是完成一半。还不行，面得搁在一边饧，最少饧俩钟头，文章得搁，最少搁半个月，饧好的面再揉，搁过的文章再改，基本就可以拿出去了。急茬的面（疙瘩汤除外），急就的章（除非天才），一般经不住推敲。火候到了，饭就熟了，人品到了，文就熟了，就这么简单。大家听了笑我，笑我的文学理论就是一个主题-“吃”。
莫姜饭做得好，是莫姜火候把握得好，莫姜是不会写小说，倘若她能写，应该是大家。
依着父亲“顺其自然”的态度，我们尊重莫姜的选择，是去是留全不干预。晚上，看着莫姜空荡荡的小床，看着月影在房内的移动，我难以入睡，不知莫姜在哪里……
一阵咳嗽，胸腔里有隐隐的痛。
一个月后，莫姜回来了，憔悴了许多，却依旧的干净利落。这使我想起了“托身已得所，千载不相违”的古训，莫姜是个知情知义的人。她没有解释刘成贵的“死而复生”，也没有谈论那平地冒出的儿子，只是说给我们添了麻烦，对不住四爷四太太。
父亲给她加了工钱，每月15块，就算是我们正式地雇用她了。
莫姜不再与我同住，她每天回家了。她在炮局胡同一个杂院里租了两间南房，竟然和那个赌徒加凶手过起了日子。后来我才知道，莫姜是把那个翡翠扁方卖了，用那钱安顿了这爷俩。炮局胡同，离我们家不远，隔着一条街，每天早晨莫姜早早就来了，晚上吃完晚饭，收拾完了才走。我不理解莫姜为什么要接纳刘成贵，也不能想像她和那个浑身馊臭的老头子躺在同一个炕上会是怎样一种情景，谁把我卖了，我会记恨他一辈子，谁砍我一刀，我永世不会原谅他！说得好听，莫姜是善良，是宽容，说得不好听就是贱！我没好气地对莫姜说，告诉那个混蛋啊，不许他上我们家来。
莫姜说，他不来，他在东直门外粉坊帮忙呢。
粉坊是把绿豆做成粉丝的地方，终日蒸汽腾腾，汤水淋淋，粉坊的附带产品就是豆汁和麻豆腐。无论是豆汁还是麻豆腐，都是不能登大雅之堂的粗食，羊尾巴油炒麻豆腐再好吃，不上菜谱。一个皇帝跟前的御厨，沦到做豆汁的份上，也算是“地覆天翻”了。该着！
我说，那个糟老头子，站也站不稳的，还能在粉坊干活？
莫姜说，怎么是糟老头子，他比我还小呢，小五岁。
我说，她得靠你养着吧？
莫姜说，过日子，能说谁养活谁呀？
明显的，莫姜已经站在混蛋的立场上说话了，轻描淡写，息事宁人，以忍为阍，苦头吃得还不够。
莫姜说刘成贵“不会来”，刘成贵还是常偷偷摸摸往我们家跑。刘成贵来了，不敢进二门，只是躲在东南角厨房的小院里，怕我看见，知道我最不待见他。比起莫姜来，刘成贵有些老态龙钟，不惟腿脚不利落，手和胳膊还发颤，一代名厨现在连炒勺都掂不起来了，这叫恶有恶报。有时候刘成贵被我在门道撞见，他会惶恐地闪在一边，不敢拿正眼瞧我，嘴里嗫嚅着，……我来给她……送点儿东西……
这个“她”指的是莫姜。
我根本不理他，就像没看见一样地从他跟前走过去，无言的鄙视是最好的报复，不是为我，是替莫姜。
再看见他，手里果然提着东西，不是麻豆腐就是豆汁，以证实“送点儿东西”是不虚。
父亲似乎不反感刘成贵，有时候知道刘成贵来了，就把他叫到里院来聊天。刘成贵进里院从不走垂花门，而是由厨房的小门进，顺墙溜，沿着东廊进北屋，进来也不坐，垂手站着，以示卑微。我一见他这副孙子模样就反感，就拿眼瞪他，想他抡菜刀的时候是何等凶恶，何等无情，现在装得跟避猫鼠似的，骗谁呀，狗奴才！
父亲让他坐，他说不敢。父亲说现在解放了，都是人民了，没有了高低贵贱之分，没有那么多礼数了。刘成贵还是不坐，还是站着，说他站惯了。父亲说，你成了《法门寺》里的贾桂，站惯了。
刘成贵说，四爷跟西太后是本家，看在老先主儿的份儿上我也得站。
我说，让他站着，没让他跪下就便宜他了。
父亲惊奇地看着我，不满地说，你什么时候学得这么刻薄，老刘师傅头发都白了，你跟一个老人能这样说话？
我一调大屁股，出去了。
父亲跟刘成贵聊的多是吃饭的事情，扯什么满汉全席134道热菜，48道冷荤的内容，不厌其烦地用纸记了，说是要写文章。那时候父亲刚进政协，对搜集文史资料充满了热情，一礼拜恨不得写八篇文章往上递，说有些东西不写下来就丢了。刘成贵的师傅“抓炒王”是见过慈禧的人，据他师傅说，老佛爷精力充沛，食量惊人，只要肚子稍稍感觉到空，只要是没什么事情好做了，就得吃东西。有一回在颐和园景福阁刚吃完小吃，往谐趣园走，景福阁和谐趣园相隔不远，几步路，还是下坡，老佛爷不要坐辇，说要遛遛食儿，走着走着突然停下来，不知为着什么，要吃鱼羹，厨子就得拿出带着的小灶，当场制做，当场品尝。刘成贵对我父亲说，我师傅告诉我，老太后实际是死在嘴上，怹太贪吃，太没有节制，有时候半夜醒了还要吃“烧猪肉皮”，最喜欢的清炖肥鸭几乎顿顿要上，夹肉沫的马蹄烧饼和炸三角要吃刚出锅，一咬流油的，一个七十多的老太太怎禁得住这些油腻，深秋时节，秋燥，调理不当，拉肚子了，成了痢疾，硬是拉死了……宫里的御膳并不都好，太精细，吃几顿可以，老吃就停在肚里不走了，弄得皇上和几位太妃的胃肠都不好，民间吃得糙，大眼窝头麻豆腐，绿豆杂面腌菜帮，吃着舒坦，拉着痛快。
这些话，好像不应该是从御厨嘴里说出来的，刘成贵自己在砸自己的行当。几十年后我才悟出刘成贵的道理，器具质而洁，瓦瓮胜金玉；饮食约而精，园蔬愈珍馐，布衣暖，菜根香，恬淡平静的百姓日子是最值得珍贵，最舒服养人的。
此经验非一番磨砺不能得出。
自从刘成贵在父亲的怂恿下开始登堂入室以后，东直门外粉坊的豆汁和麻豆腐就经常在我们家的饭桌上出现，豆汁和麻豆腐同属绿豆淀粉和粉丝的下脚料，将绿豆泡涨，捻皮，加水磨浆，倒入大缸发酵，下沉者是淀粉，上浮者是豆汁，豆汁酸而浊，一股泔水味儿。麻豆腐是做粉丝的剩余物，颜色青绿，有豆腐渣的嫌疑。刘成贵是个狈，动嘴不动手，在他的指导下，下里巴的麻豆腐被莫姜做得精致无比。羊腰肉切丁，香油烹炒，放入青豆、雪里红、胡萝卜丝，单搁出，再炒黄酱，将蒸过的麻豆腐倒入，炒至香味四溢再把备好的佐料搀进去，充分融合，起锅，盛入淡青色盘中，中间打个窝，浇上现炸的辣椒油，四周撒上青韭，一盘色香味俱全的炒麻豆腐就可以端上桌了。炒麻豆腐的味道往往传得很远，胡同里一旦飘出那特有的香味，人们便知道，叶家又在吃麻豆腐了。相比，豆汁的做法比较麻烦，刘成贵在送豆汁的时候还要捎带从东直门棺材铺带些锯末来，熬豆汁切忌滚开大火，大火熬的结果是渣是渣，水是水，在锅里还浑然一体，盛到碗里，不待上桌，便汤水分离了。刘成贵的做法是，豆汁烧开用锯末熬，点着的锯末永远处于似燃非燃状态，豆汁便永远处于似滚非滚模样，水乳达到充分交融，喝起来酸中带甜，酵味实足。父亲翻出一本老旧的书，上头有说豆汁的，
糟粕居然可做粥，老浆风味论稀稠。
无分男女齐来坐，适口酸盐各一瓯。
鸡鸭鱼肉固然高贵，却不如其貌不扬的豆汁滋味悠长。
但是我拒绝刘成贵拿来的豆汁和麻豆腐。这些吃食，隆福寺小吃摊上都有，不稀罕“老混蛋”的赐予。
三年自然灾害开始了，粮食日趋紧张，副食也开始计划供应，每人每月半斤清油，一斤肉，连碱面和肥皂也要用购货本去买，莫姜纵然有天大本事也再做不出一咬流油的炸三角来了。莫姜有些失落，有几次我到厨房去找吃的，看见她扎着手在厨房里转，不知道该干什么。每人每月二十八斤半粮食，按说不少，却突然变得不够吃，24号一大早就得到粮店排队，买下月粮食。买粮的任务多由我和莫姜承担，我记得很准，每月24号天不亮，我们就已经站在西口粮店排队的行列中了，两人手里拿三条面口袋，一个装米，最小，一个装面，一个装棒子面，装棒子面的口袋最大，我和莫姜都背不动，得老七来接。莫姜会用棒子面和白面做金银卷，其实就是花卷，一层白面一层棒子面，一层白的一层黄的，白的是层薄薄的皮儿，里面的黄很厚很厚。菜也是定量供应，早晨菜铺将一筐鲜菜送到我们家院里，这是附近几户的供应，多少斤是有数的，由我们家代做售货员把菜卖给大家，再把钱给菜铺送去。这也是困难时期北京商业的售货办法之一，否则那点有限的蔬菜没法分配。十几户街坊，有时候是一筐烂小白菜，有时候是一筐蔫萝卜，最可怕的是冬瓜，十几户分一个冬瓜，每户一小块，分匀了太难了，分不匀彼此有意见。开始卖菜的活由莫姜干，她把每户的秤都给得高高的，怕亏了人家，怕人家不高兴，结果是我们家没菜吃。后来母亲接了这个活，她把分量掌握得很好，剩到最后，菜虽然不好了，分量却差不了多少。
原来在吃上，也有莫姜干不了的事。
父亲因了他的职务，每月多有供应，但极有限，无外是黄豆和伊拉克蜜枣，有时是几斤咸带鱼。莫姜不会做咸带鱼，她拿着那干瘦的长条问母亲，是用温水发还是上屉蒸？我由此推断，慈禧老太太是绝没吃过咸带鱼的。
最后连菜也少见了，入冬，每户每人配给了五斤粮票的白薯，一斤粮票买六斤白薯，我们家用架子车拉回一车，堆在院子里，父亲见了那些白薯高兴地说，这回可以吃拔丝白薯了。
莫姜愁眉苦脸地说，四爷，拔丝好做，油呢？糖呢？
父亲说他就是说说而已。
那一阶段，莫姜和母亲常出东直门，到人家收获过的地里去捡剩，捡剩的城里人挺多，老娘们儿们为半截萝卜，一块菜帮而打架。逢有争执，都是母亲出头，莫姜不会吵架，她连大声说话也不会，她只会用头巾遮着半张脸，在旁边呆呆地站着。母亲回来，得意地张扬着她的收获，莫姜则一头扎进厨房再不出来，好像一切都变了，都倒过来了，南营房出身的母亲在此时此刻展现了她无可替代的优势。贫苦人莫姜变得小姐一般的无能。
饮食问题变得越发严酷，不少人出现了浮肿，莫姜面对的不再是抓炒芙蓉鸡片、清蒸鲥鱼，而是如何向我母亲学做疙瘩汤，如何将豆汁饭做得黏稠腻乎。当我发现自己的腿按下去也成了一个坑的时候，母亲哭了，一向“顺其自然”的父亲也背过身长长地叹了口气。
父亲太老了，他不顺其自然也得顺其自然了。
我们期盼望着刘成贵送来豆汁，在饥饿面前，我再不能矜持，即便是“老混蛋”拿来的东西，也照喝不误了。
粉坊成为了国营，还在生产着淀粉和粉丝，市面上豆汁和麻豆腐早已绝迹，刘成贵负责夜间看门任务，大约是本单位的职工，还时时能分得一些豆汁。“老混蛋”提着豆汁，迈着蹒跚的步子，进东直门，拐北小街，将豆汁送到莫姜手里……我不能想像，如果没有东直门外那个国营的粉坊，没有刘成贵和那些随时供应的豆汁，我那年迈的父亲是否还能熬过那艰难的岁月。
不知是我们家的豆汁救了莫姜，还是刘成贵的豆汁救了我们。
想起了莫姜的话：过日子，能说谁养活谁呀。
1965年经济条件相对好了些，我肺上的窟窿终于盖上了盖儿，此时的我复课才上高中，比同班同学大了许多。高中学生的活动范围和自由程度都非小学时代能比，对同班同学顾寅颇有好感，下学常约了顾寅到隆福寺东边夹道去喝豆汁，摊上的豆汁尽管没有家里的地道，但是有焦圈可配，还有咸菜丝。更主要的，是有顾寅在旁边，并不是为了喝豆汁，我们主要是欣赏豆汁摊的环境，头顶一个白布棚子，一个绷着脸，目不斜视的老头子，两条长板凳，一张小矮桌，周围是闹哄哄的人，左边是卖炸灌肠的，右边是卖切糕茶汤的……这是谈恋爱极好的掩护。
此时的我，再不会让莫姜做奶酥六品来为我壮门面，足见我对这场恋爱的认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