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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元媒 正文 第三章 三岔口 (一)

所属书籍: 状元媒

    三岔口是京剧传统剧目,任堂惠禀了杨延昭之命暗中保护发配的焦赞,在三岔口遇到刘利华,在小店里,穿白衣裳的任堂惠和穿黑衣的刘利华在黑暗中打得出神入化,最终殊途同归。

    ——作者

    少年时对革命向往异常,至今尚未疲惫,不同的是多了些成熟与理性。

    小时候我成天想参加革命,想的是若能赶上红军长征,赶上八路打日本,赶上三大战役解放全中国,我一定是红军,是八路,是解放军。只可惜,生不逢时,解放军们在东北、在淮海、在平津地区浴血奋战的时候我穿的开裆裤刚封上口,没有参战的资格。我读小学二年级时,暑假学校组织读书会,每人发一本小册子,让大家在树底下围成一圈,轮流朗读。册子上说的是山西文水县云周西村女英雄刘胡兰的故事,册子封面的刘胡兰昂首挺胸,目光炯炯,嘴唇紧紧地抿着,短头发被风吹得扬起,英俊而潇洒。扉页里有毛主席的题字“生的伟大,死的光荣”,那字写得比我们终日描红的字体漂亮多了,流畅而舒朗,跟刘胡兰的头发一样,高高地飞扬着。画面上刘胡兰的脖子硬硬地梗着,很长,很美,我想,敌人用铡刀把这个美丽的脖子切断了,从那断脖子流出的血把周围皑皑白雪都染红了,刘胡兰一定很疼很疼,明明知道疼还在坚持,这真是一个了不起的女子,若换了我大概不会如此镇定,至少我不会把脖子亮得这样开,因为那是“数九寒天下大雪”的日子。我的读后发言是反思我打预防针,怕疼,把同学一个一个往前让,自己到最后不得已,没有退路了才伸出胳膊,让人往肉里扎。跟伟大的刘胡兰比,差得太远。

    我和我的同学们都敬佩刘胡兰,认为她是天下最坚强最勇敢的女性,她是烈士,不是凡人,她离我们很遥远,可望而不可及。我的特点是喜欢把我崇拜的人随时向人介绍推荐,比如花木兰、比如诸葛亮,比如孙悟空和武松,但他们都不能和刘胡兰比,因为他们都不是被敌人杀害的,刘胡兰是被“勾子军”当众杀死在村口的,临死还怒斥敌人,问敌人“我是怎个死法”,所以刘胡兰是我的崇拜之最。

    崇拜的具体表现是将封面的刘胡兰在图画纸上临摹放大,然后拿到老七那儿去上颜色。老七是我七哥,是画家,他有这个本事。但是我的要求遭到老七拒绝,老七说这是版画,版画是要套色的,不是用颜料往画上涂的。道理说了不少,反正就是不给上色,他不给上色我自己上,我自信上色的本事不比他差,我们家里的很多照片都被我描成了彩色的,那时候还没有“彩照”一说,所有照片都是黑白的,想要彩色照片么,照相馆有专门上色的师傅,也卖涂抹照片的专用颜料。我曾经用那些颜料将父亲工作证上的照片涂成了蓝脸,父亲看了说他成了《西游记》里的妖怪“奔波儿霸”了。我也给穿着婚纱的老二媳妇照片做了涂抹,给新娘子涂上了红嘴唇,使新媳妇像刚吃完人肉的夜叉。那种颜料是洗不掉的,害得老二媳妇再也不跟我说话了。那天我拿着画像到母亲那儿去告老七的状,母亲看着刘胡兰的画像说,这不是你三姐吗!

    我说这是刘胡兰。母亲说,我以为是你三姐呢,你三姐就这个模样。

    我这才想起自己的三姐姐也是被反动派杀害的,与刘胡兰不同,不是铡死是活埋,就埋在北京德胜门外的城墙根底下,敌人没用铡刀,连子弹也省了,挖个浅坑,让人躺在里头,盖上土就完了。后来听说行刑的时候是在黎明,天将亮,非常的秘密,不像电影里演的,周围有乡亲,还有大狼狗,他们四周什么也没有,只有黑沉沉的城墙和寒冷的北风,他们也没喊口号,连点儿声息也没有,静悄悄地死了。杀了他们没几个月北平就和平解放了,用书上的话说是他们“已经见到了黎明的曙光”……解放以后政府通知我们家去收尸,是母亲和老七去的,两人回来一身土,两脚泥,眼睛通红,连厨子给熬的小米粥也没喝一口。母亲对父亲说,地上亮着十几具遗骸,都用草席盖着,尸骨已经腐烂,鼻子眼睛烂成了黑窟窿,无法辨认,后来母亲是从一只没有烂完的鞋上认出三姐的,那是一只千层底的黑布鞋,鞋上绣了一朵小梅花,是故去的二娘的手工,三姐离家的时候穿的就是这双鞋,走的时候跟母亲说是上西山郊游,特意脱下皮鞋换了布鞋。一走就再没有回来……

    烈士们的遗体由国家统一安葬了,三姐没有跟她的同志一起埋在烈士陵园,而是被父母提出,埋在了自家的坟地里,小小的一个土堆,连墓碑也没有。叶家的坟地在北京东坝河太阳宫附近,小时候跟着父亲去上坟,出了东直门要走很远的路,我们在东直门门脸驴窝子雇头驴,我和父亲骑,哥姐们在后头跟着,热热闹闹一大帮,不像上坟像春游。叶家的坟地是传统的满族样式,当中是老祖,两边八字排开,依次是他的儿孙,绝对的长幼有序,哪个后死,他的穴位便给空着,从排行来说一点不会乱。“八”字的两头排满了就往中间埋,叫做“怀抱孙”,好像老祖用他的子孙们组成的两条大胳膊把后代牢牢地拥入怀抱中。私家的坟地是不立碑的,立碑的是滥葬岗,怕找不到才立,自家的坟地都是立在后代的心里的,一个一个,一代一代,口口相传,永不会错。清明上坟那天我不知磕了多少头,一条新上身的夹裤,膝盖磕成了两块厚厚的泥片,铠甲一样地坠在腿上。最高最大的冢前头有石头桌子,两边跪着两只石头羊,还有石头的马,从家里带来的祭品在石头桌上摆了,都是好吃的东西。天福号的酱肘子,稻香村的萨其玛,厨子老王给做的各样精致卤品,胡同口老刘打的芝麻烧饼和通州大顺斋的糖火烧,摆在石头桌子上香阵冲天,甭说我们的老祖在里头躺不住,就是站在外头的我们也光想着吃食想不起祖宗了。奠酒之后烧一大堆纸,纸钱中有黄表、纸金锞子、大量黄白纸钱,最有意思的是还有我们各人值得给祖宗看的文字,其中包括我的作业本和考试卷子,满分也烧,不及格也烧,这是父亲的别出心裁,他要让祖宗们随时掌握后代们的工作、学业情况。把对子女的教育交给祖宗,是父亲很不负责任的表现,想他这一生,负责任的事情还真没有。在老祖坟前表现完了,对其它的坟冢就只磕头不烧纸了,我问为什么不给其它的祖宗送吃的和钱,父亲说,都是一家人,老祖有了,他们自然也就有了。我发现,这些头只有我磕得最认真,连同父亲在内,大家磕得都很草率,很心不在焉,他们好像随时等待着什么,窥探着什么。给圈子内最后一个土堆礚完头,我才知道此行的目的才真正开始,此时的父亲会像一个大孩子一样,喊叫着率先奔向祖先的供桌,他的身后紧跟着我的哥哥姐姐们,包括帮看坟的老刘和他的儿子们也绝不落后,什么内外有别,长幼有序,全不在计较之列,一群人瞬息将桌子上的美食哄抢殆尽,全不顾失态于祖宗跟前,跌份于光天化日之下,上坟不过是个借口,欢乐的野餐才是真心。我人小,挤不进去,只从老七的手里分到半块枣儿糕,气得哇哇大哭,没人理你,大家自顾自地吃。太阳已过正午,众人收拾东西回家,走到地边一座不起眼的小土堆前,父亲对我说,这是你姐姐,不用磕了,给添把土罢。

    大概父亲的心里有点不受用,所以说话的声音很轻,还有点儿哑,只有离他最近的我和老七听到了,我和老七用铁锹往那个微不足道的土堆上堆土。老三用他的136相机给我们拍了一张照片,事后我才知道,那个小土堆就是三姐的坟。三姐的坟,埋在地边上,没有进入那个大“八”字的序列,远远地离开叶家的祖宗们,很是孤单寂寞,我觉得三姐很可怜,将半块枣儿糕摆在她的坟前头。老二说我摆错了地方,应该摆在西南边,那样三姐才看得到。原来这位姐姐不像我的那些正南正北的祖宗们一样,她是头朝东北脚朝西南,斜葬在叶家之外的。我回来问母亲,母亲说,三姐是个未出阁的姑娘,姑娘死后是不能埋在正穴上的,按礼说,她应该埋在婆家的坟地里,她既然没有婆家,就只好靠边了。“文革”我烧毁叶家家谱时,见到我们家那本裱着黄绫子的折页里,没有三姐,当然也没有我,最后一次续家谱时,三姐还没有出生,就更甭说我了。老三信手照的那张照片至今我还留着,朔风野大的旷野,我围着花头巾和老七在往地上扬土,我们的锹下,根本没有什么“小土堆”。我们的父亲,一个瘦高的白胡子老头,面无表情地站在我们的身后,看着他的孩子们,死了的和活着的……

    现在的东坝河是宽展的大马路,太阳宫附近是地铁站和超市,每回我坐车走到那里,都要朝外张望,以图看到昔日上坟那场热闹的画面。可惜,朔风和三姐和祖宗们以及争抢祭食的人一块儿消逝了,唯一留下的就是那张照片。

    除了东坝河那个羞怯的小土堆和家门口门框上钉着的“革命烈属”那块蓝底白字的搪瓷牌子,我的三姐没有给这个家庭留下任何痕迹。父母亲在处理三姐的事情上相当低调,他们退回了那一笔相当可观的抚恤金,说这钱是闺女用命换来的,花着伤心……不要。

    我跟同学们说我的三姐和刘胡兰一样,也是为革命牺牲了的,同学们不以为然,尤其是那些“革命的后代”们,他们认为刘胡兰就是刘胡兰,谁与刘胡兰比谁就是不自量!我心里不禁暗暗为我的姐姐叫屈了,都是死了的,怎的就没人知道她,毛主席怎的就不给我的三姐题字呢?

    我上的是方家胡同小学,我们学校的隔壁是某机关大院,同学中不乏干部子弟,他们自成圈子,做派和我们不一样,玩的游戏,谈论的事情也和我们不一样。他们视我们玩的“跳间”、“拽包”、“抓子儿”为不屑,称我们为“胡同串子”。胡同串子是不能和干部子弟相提并论的,子弟们的优越感显而易见,连老师跟他们说话也特别的轻柔,特别的小心。胡同串子们动辄便被班主任高玉玲“请家长”,我们的家长也很不值钱,老师一叫,赶紧屁颠儿屁颠儿地来了,孙子一样地听训,回家对“串子们”便是一顿臭揍。老师不敢请干部子弟的家长,他们的父母都是如雷贯耳的人物,我敢说,哪一个都比校长级别高,更别说我们那个班主任高玉玲了。

    有一回到北海过队日,雷小蕾提出她的爸爸也要参加,雷小蕾的爸爸是大官,大官参加女儿的队日,本身有点儿怪,这事搁“胡同串子”身上是绝无可能的,甭说我们的爸爸想不起参加我们的队日,就是想起来了也不会跟着一群孩子瞎起哄,白耽误工夫。对雷小蕾爸爸的要求高玉玲老师竟然答应了,还有点儿受宠若惊,还给校长汇报,这让我很看不起她,因为她对“子弟们”的要求从来不敢拒绝。第二天我们举着中队队旗步行到北海后门,雷小蕾的爸爸已经在门口等着了,雷小蕾的爸爸隔着马路向我们招手,雷小蕾自豪地说他爸爸是坐专车来的。我说我父亲过去也有专车,大马拉的专车,带丝绒座玻璃窗,是从外国进口的。雷小蕾想也没想就说,你爸爸原来是赶大车的呀!

    正巧,过来一辆骡子拉的大车,车上装满煤炭,赶车的人和拉车的骡子都是眉目不清,黑头黑脑的,“子弟们”便指着车说那是我爸爸。更有多事的大声喊,是赶车的还是拉车的呀?

    众人一阵哄笑。

    掬尽三江水,难洗一面羞,其实都怪自己少不知事,自讨没趣,类似这样的事情发生过几次以后,我便明白了自己在人众中属于另类,得随时收敛着,蜷缩着,不能呈强,明明是把“全聚德”烤鸭店的师傅叫到家里做烤鸭子,也得说“压根没见过熟鸭子是什么模样”。明明老张是看门的,莫姜是做饭的,刘妈是打扫屋子的,跟同学们也要把他们说成是“院里邻居”。在性格和心灵上都有些扭曲,这种扭曲一直延续了我的大半生,铸就了我内向、不合群的性情。

    我记得很清楚,那天雷小蕾的爸爸穿着一身将校呢,背着一架照相机,笑眯眯地加入了我们的队伍。有谁问雷小蕾她爸为什么没戴肩章领章武装带,雷小蕾说,大官不用戴人家也知道是大官。

    雷小蕾爸爸参加队日的目的是照相,他的大照相机炮筒子一样,咔喳咔喳在我们周围响个不停,慢慢地我便窥出了端倪,大官的相机专门对着的是他的女儿及个别干部子弟,根本没我们这些“胡同串子”什么事儿,当然我也就不必上赶着往前凑了,我自小就是敏感的,我知道我是谁。

    这个队日过得心里有点儿别扭。

    几天后雷小蕾把过队日的照片拿到班上来显摆,有划船的,有荡秋千的,有吃冰棍的……大家传着看,照片里,雷小蕾绝对是“女一号”,我们则是芸芸众生,是陪衬。班主任更惨,照了半张脸。就这,高玉玲老师还一个劲儿说,照得好,可以留作纪念,过五十年你们再看,有意思得很呢。

    可惜,还没过十年,高玉玲就死了。

    我想如若我的三姐活着,我自然也属于干部子弟了,我的三姐即便不是大官也得是个国家干部,这样我和我的那一帮芸芸众生的“胡同串子”们也就不至于沦落到跟假山、大树、九龙壁一样,充当背景的地步了。

    三姐身后的冷寂,胡同串子的低贱,班主任的巴结,让我失落,在一个小学生的心里拧成了一个结。现在看,微不足道,但在当时却是郁闷得厉害,觉得自己卑微极了。回来便跟父亲哭闹,问他怎的不当红军去长征,在那轰轰烈烈的革命时代,人家的爸爸都去革命了,他非要泡在家里,接二连三地生一堆孩子,简直是莫名其妙。

    父亲被我纠缠不过,就说他也当过大官,而且是中央级别的,比雷小蕾爸爸的官大多了。我问什么官,父亲说是镇国将军。

    母亲一听赶紧把我拉开,说不要听父亲胡说,那都是父亲瞎编的。并且告诉我,这样的话千万不要到外面去说,万一人家较起真来,咱们可担待不了。其实父亲没有胡说,他还真是个“镇国将军”,不过这个将军不是共产党任命的,是清朝皇上封赏的,我祖父是镇国公,世袭罔替,代降一等,到了父亲这辈就成了镇国将军。我说,有这个将军比没有还让人恶心,寒碜也把人寒碜死了,我哪里会出去说!

    父亲从来是不急不慢的,对我这个老闺女绝对有耐心,揪着我的小辫子说,阿玛也是当过红军的……

    我眼睛一亮,扑在父亲怀里,揪着他的胡子说,真的呀?

    母亲对父亲嚷嚷,越说越离谱了啊!

    母亲将我从父亲的房间拉出来,带到厨房,给了我一块大糖瓜,这糖瓜一次本来是准备过年给灶王爷上供的,让灶王爷的嘴被糖粘上,在玉皇大帝跟前说不了坏话。现在母亲把糖瓜给了我,想的是把我的嘴也粘上,再说不了“镇国将军”一类的是非。为了解开我心里的结,母亲安慰我说,谁说咱们不是干部子弟,谁说咱家没大官,你表兄小连那不是大官又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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