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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元媒 正文 第一章 状元媒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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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没有节外生枝,母亲应该嫁给炸开花豆的老纪。

    老纪那时候是小纪,上头有个老大,下头有个老三,他娘死了几年了,他爹老老纪带着三个儿子过日子,挺不容易。纪家三个儿子中数老纪实诚憨厚,又有内秀,会打算盘会记账,全是自学成材的本事。老纪记的账是真正的“豆账”,戏棚的刘大大,书场的老宋,茶馆的周三,谁拿了多少开花豆全有记录,记录是用小人代替的,小人有的长脸有的圆脸,有的穿黑裤子有的穿坎肩。有一个脸上还点了两个点,那是坛口摆小摊的冯麻子。这些账别人看不明白,老纪和他爸爸却一目了然。老纪的算盘属于“一上一”、“五下一去四”的水平,简单得用手指头都可以代替。老老纪认为他的老二很有文才,是个可以做“文字工作”的材料,属于纪家的重点培养对象。纪家是53号,往南与我母亲家隔了一个门,各家的格局都是一样的,不同的是纪家南屋里并列了三个半截埋在土里的大缸,三个缸里都装着蚕豆,一个是正用水发着的,一个是发好切了口的,再一个是炸好了晾在那里的。小的时候我曾经目睹过老纪炸开花豆的热烈壮观的场面,万千的蚕豆倒进油锅,噼啪炸裂,翻滚跳跃,如战场上万千激战的兵。老纪剃着板寸,穿着粗布汗褟儿,青布裤绑着腿带,一双洒鞋,一胳膊腱子肉,挥动着大笊篱,将军一般,和锅中的豆儿混成一体。特别是老纪将笊篱里的开花豆隔着好远抛向墙角的大缸时,一道由豆子们组成的喷香弧线,唰啦啦长了眼睛般,竟然没有一颗出轨的,利落潇洒,就如同《三岔口》里任堂惠和刘利华那场精彩默契的短打,熟练准确,不差一丝一毫。这时候的老纪在我眼里太了不起啦,相比较,我父亲简直不如老纪的一个小手指头。

    老纪的爸爸老老纪是个善良人,附近孩子们没有谁没吃过老老纪的开花豆的,老老纪不惟爱孩子,还爱小猫小狗,看到有人扔了的猫狗一准抱回去养着,老老纪跟人不太说话,跟猫狗的话却很多,闲了的时候总是端着一碗“高末”坐在院里跟他的“大白”、“花脸”、“黄毛”聊天。“高末”是茶叶铺子打扫出来的茶叶末子,喝一碗就没色了,便宜实惠,是北京穷人的最爱。“大白”、“黄毛”们是老老纪捡来的“宠物”,有了这些“宠物”就有了看家的,有了拿耗子的,老老纪家没有白吃饭不干活的。

    老老纪的大儿子在朝外大街大美理发馆当学徒,理发馆由剃头挑子进化为“馆”就如同现在蹬三轮的开起了“出租”,文明高雅,登上了大雅之堂。民国初年,北京只有大宾馆里才有理发馆,那是为洋人服务的,后来日本人在京城开了几家理发馆,理发馆才渐渐为中国人接受,接受者也多是有钱有身份的人。纪家老大在“大美”跟着老板学烫头,那时候女子正兴“飞机头”,两鬓蓬松如机翼,一脑袋小卷,发型爆炸般地张扬。纪家老大聪明勤快,“大美”老板已经将其内定为上门之婿,入赘“大美”只是迟早的问题了。为女性服务多了,老大身上就多了些女气,说话柔声细语,留着长指甲,小分头上总是打着发蜡,身上永远是一股“双妹”牌花露水味儿。这让老老纪不待见,他心里早把这个儿子踢出去了。

    老老纪的三儿子是煤铺摇煤球的,地道苦力。在旧北京开煤铺的多是河北定兴人,煤铺的外墙上无一例外用白底黑字写着“块末原煤”,说的是经营煤炭的种类。北京的煤炭大多来自京西门头沟地区,也有大同的。块煤也叫“硬煤”、“钢碳”,禁烧但是价格贵,煤末子贱,老百姓居家过日子多用煤末子做的煤球,做煤球的任务由煤铺承担。将半湿的煤末子摊平斩成小块,放在筛子里,搁在花盆上用手摇,摇成煤球晾干了论斤卖。摇煤球的一般是外地来的打短工的,北京的爷们儿没谁肯下这个死力。纪家老三其实也没把摇煤球当个永久职业,他的理想是去当兵,摇煤球是为了学着吃苦。老老纪说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反对老三去扛枪杆。老三说,咱住在南营房,祖上不是当兵的又是什么?以前能当兵,现在怎就不行啦?

    纪家老三到底还是走了,参加了国民二十九军军训团。这一走就跟我的外祖父一样,再没有音讯了。解放以后老纪曾经找过他兄弟,去过民政部门,问过台湾回来的老兵,还在广播电台上广播过,都没结果。老纪说,他兄弟只要活着就忘不了南营房,就必定得找回来,南营房是他兄弟的根!这也是老纪后来不愿搬离南营房的原因之一。

    母亲说老纪在纪家三个儿子里是长得最好的,长方脸,浓眉大眼,像戏台上的吕布。吕布的戏我看过叶盛兰的《白门楼》、《辕门射戟》,还有他儿子叶少兰演的《小宴》,吕布穿粉袍,一脑袋粉绒球,挺性感,跟老纪比,风流倜傥有余,泼辣麻利不足。

    我后来从舅舅嘴里知道,当时母亲跟老纪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那边出面的是老老纪,这边就是我舅舅了。舅舅虽还在无休无止地念初中,但是他知道他姐姐的婚事得他做主。母亲比老纪大了几岁,老老纪不在乎,老老纪欣赏母亲的端庄贤慧,欣赏母亲的勤俭持家,老老纪说,大几岁没什么,女大三,抱金砖,只要母亲从57号搬到53号,纪家、陈家就是一家人了,陈锡元就成了他的老儿子。老纪本人更没意见,母亲的漂亮在南营房是数一数二的,娶个漂亮姐姐,有人疼他,他求之不得。

    舅舅为促成这件事两院跑,吃了人家不少开花豆,拿水舀子舀着吃,十八岁的青年,没找着正经职业却已经学会就着开花豆喝酒了。母亲就这事始终没松口,她总觉得心里头缺了点儿什么……

    老老纪自然知道母亲的顾虑,知道碟儿的遭遇对母亲的影响,放出话说母亲一过门就当家,把他们爷俩挣的钱都管起来,他们家也真该有个理财的媳妇了,他们家那些沾了油花的钱不是塞袜筒里就是压炕席底下,让耗子拉去都不知道。

    纪家没有婆婆压着,这点合乎母亲的标准。

    可最终,事儿没成,谁也说不清为什么。

    母亲嫁给了我的父亲。

    差一点儿,我就成了炸开花豆的后代,想想也挺有意思。母亲结婚以后纪家十分失落,尤其是老纪,快三十了还没结婚,媒婆给说合了几个,他老跟我母亲比,闹得老老纪跟他发火说,盘儿现在已经姓叶啦,儿子,你死心吧!

    最失落的是我的舅舅,母亲的出嫁宣告了他无节制地吃开花豆的时代已经结束,新的姐夫对南营房淡漠疏离,对他的一切几乎从不过问,与老纪家比,关系差远了。

    老纪的后来,我在这儿做个简单交代,老纪最后娶了坛口打烧饼的闺女,闺女叫张金枝。张金枝没带来什么陪嫁,却带来了好手艺,纪家索性在门口支起了吊炉,开花豆之外还卖芝麻烧饼,整得四甲整条胡同都是香喷喷的。舅舅说,他一看见打烧饼的张金枝就想起姐姐来,猛一看,张金枝和母亲还真有点儿像,这大概也是老纪有意挑的。张金枝子孙娘娘一样给老纪生了无数孩子,我跟着母亲回娘家,晚上到老纪家串门,只看见梯子一样挨肩高的一群孩子,在灯光下,围坐成一个圈,挤挤挨挨地正给蚕豆切口。老纪见了我,两手捧了一大捧开花豆让我吃,我很矜持地捏了两个,老纪说,敞开吃,管够!

    我只是看那群孩子,都是一个模样,个个长得像老纪。老纪的孩子们远没有老纪热情,孩子们的妈张金枝对我和母亲也爱答不理的。老纪把开花豆搁在锅台上,张金枝说,人家是讲卫生的,说着拿来一块报纸垫在下头,报纸比锅台还脏,不知张金枝的卫生标准是什么。老纪的孩子们冲我挤眉弄眼,甚不友好,他们的脸脏兮兮的,花狸虎一样,拖着鼻涕,趿拉着鞋,我想,我要真成了老纪的孩子难道也是其中的一个?大概不会,母亲毕竟不是张金枝。

    七十年代,我在陕北农村“大有作为”地挣扎的时候,老纪的孩子们则都成了有用的人物,运输公司的司机,副食店的售货员,煤铺的工人,街道办事处的干事……那时候物质贫乏,我往陕北带了一罐子大油,是舅舅走老纪儿子的后门弄来的。我招工以后,那个当司机的还到陕西工厂看过我,舅舅托他给我带了一瓶北京王致和的臭豆腐。

    我们活得不如人家。

    “改革开放”以后,老纪的儿女们出息更大了,我还在为三十、五十的稿费爬格子,那些人便已经发展到了“非等闲人物”的程度。开车的自己不开了,组织了出租车公司,当起了老板;卖芝麻酱的搞起了外贸,大批地往日本、欧洲出口花生酱;卖煤的弄起了石油钻探,陕北那些产油的井很多是他钻的眼儿;办事处那位到外国当了参赞……

    活得都比我精彩!

    没当成老纪的孩子我真应该后悔。

    鸦窝里出凤凰,粪堆上长灵芝,天下理无常是,事无常非。

    打乱母亲生活轨迹改变母亲命运的是谁呢,就是状元刘春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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