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城者(中国农民城) 正文 第15章 连出两张错牌

    他想把龙港建成一个市，圆进城农民一个不打折扣的城市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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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想把龙港建成一个市，圆进城农民一个不打折扣的城市梦

    人生犹如一把牌，牌好坏很重要，不出错牌更为重要。

    陈定模的差牌已出得差不多了，眼看就要剩一手好牌了，谁知他却接连出错两张牌。

    万里副总理视察后，龙港建设步入了快车道，辖区总面积扩展到7.26平方公里，建成区达到4.21平方公里，建成街道二十八条，总长二十八公里，内河桥梁十九座，二十五公里长的龙港到金乡的公路、二十公里长的龙港至舥艚公路，以及龙港大桥都已通车。龙港已成为街道纵横、高楼林立、市场繁荣的新型城镇和浙南闽东的物资集散地。

    早在1985年年底，镇委、镇政府请浙江省规划设计研究院做龙港镇总体规划时，陈定模就提出：“随着龙港的城镇化进程加快，各项城建配套设施随之跟进，龙港不应该按照当时的设想作为一个镇来规划，应按照市来规划，要把它建成联系温州和福州两地的一座地级市，一座像深圳似的新兴、在国内外具有影响力的城市。”

    陈定模想把龙港建成一个真正的城市，圆进城农民一个不打折扣的城市梦，让他们变成市民。

    1986年初，镇里召开龙港镇总体规划方案审议会。会议是在龙港镇政府最初办公的江滨饭店开的，陈定模主持，副县长到会讲话，参会的有浙江省规划设计研究院、温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温州市建筑学会等单位的专家近四十人。

    专家提出：“龙港与鳌江只是一江之隔，历史上也曾同属一县，两个镇有千丝万缕联系，应统一规划、统一建设。但按现行政体制，分属两县，各行其令。而航道整治、港口建设又非统一规划不可；对外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也必须统筹规划建设；生产力布局及对鳌江流域经济的影响，也应一起考虑。即使镇内公共建筑、服务设施也要考虑到大江两岸相互补充，共同使用。”

    专家还提出远期设想——龙港与鳌江合并，成立鳌江口市，该市为瓯南闽北经济中心、温州市副中心城市和中等规模的港口城市，市的南岸（即现龙港部分）为行政管理、金融、贸易、文教科研中心。

    省内专家的建议与设想让陈定模欢欣鼓舞，北京大学的专家、学者的调研报告更让他热血沸腾。他们在《中国第一座农民城——龙港镇的发展问题》中写道：“1987年，龙港、鳌江的建城区面积已超过瑞安，人口也超过瑞安市区，而城市赖以存在和发展的港口条件远优于瑞安。按规划，瑞安港的吞吐量到2000年才只有六十万吨，而鳌江港（两岸）的吞吐量现在就达到七十五万吨。瑞安由于已经设市，行政级别较龙港、鳌江为高，如果单独拿龙港来与瑞安相比，则龙港的文教和通信条件都超过了瑞安。”龙港、鳌江合并设市，腹地会进一步扩大，变为瓯南地区的中心城市。

    1987年5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与浙江省委政策研究室邀请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高校的专家学者，以及新闻单位的记者共五十多人，在龙港研讨中国农村城镇化现状与方向等问题。

    接下来，陈定模又接待了许多来龙港调研与考察的专家学者，他们都对龙港的发展，以及把龙港建设成地级市寄予厚望。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对陈定模说，中国的城市化落后。美国加州从洛杉矶到旧金山形成一个城市带。中国从上海到南京相距三百多公里，中间有苏州、无锡、常州、镇江等多座城市，这一带经济比较发达。上海到温州相距近五百公里，中间有杭州、宁波。从温州到福州近四百公里的沿海地带却没有一座城市。[1]

    于光远对陈定模评价甚高，他说过，人有三种，一是天才，二是人才，三是蠢材。花大钱办小事是蠢材；花小钱办大事是人才；不花钱办大事是天才。陈定模就是不花钱办大事的天才。

    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的一位教授先后到龙港考察过多次，他也跟陈定模说，从温州到福州近四百公里没有一座城市，这一带将来肯定会有一座城市兴起。

    国务院上海经济区规划办公室副主任白杨、上海经济区四港联合委员会秘书长刘成龄对温州城镇规划和设计考察后说：“苍南的龙港、平阳的鳌江两个镇仅一江之隔，现各自发展，这不好。要结合起来搞个统一的城镇发展规划。现在不抓紧考虑这个问题，将来会出现麻烦。”

    陈定模不是那种“晚上想了千条路，早起还是卖豆腐”的人，不是热血沸腾过后甘于“星星还是那个星星，月亮还是那个月亮”的人。万里副总理视察过龙港后，他以个人名义起草一份报告递交上去。

    他在报告上说：

    龙港已发展为工业产值1.34亿元、财政收入1201万元，可容纳10万人口的工贸型小城市。从龙港发展的趋势看，龙港开始进入经济结构大变动和人口大规模迁移为重要特征的成长阶段。继而，龙港镇级建制严重阻碍龙港或鳌江两岸地区经济发展。龙港、鳌江仅一江之隔，却一港两治，分属苍南县、平阳县管辖，行政管理上的分割，造成了重复建设重复投资，不利于鳌江的整治与规划布局，不利于鳌江两岸经济协调发展。因此，我建议尽早将龙港、鳌江两镇合并建市。

    接着，他从六个方面论证了两镇合并建市的可行性与必要性。

    一是从区域合理布局与地理位置看，目前一港两治牺牲了区域工商业及基础设施布局的合理化及其效用的发挥。世界三十个特大城市就有二十七个集中在海岸带，我国对外开放的十四个城市全部在海岸带，而且主要集中在港口城市。浙江省八大水系，有七个港口带设市，仅鳌江流域内港口尚未设市。鳌江镇、龙港镇分别为平阳县、苍南县的经济中心，瓯南闽北诸县的水陆交通枢纽和物资集散地，并有二百多万人的腹地，港口稍加整治和疏浚，可进出两千五百至三千吨级轮船。可见鳌江港是最理想的港口城市的位置。

    二是温州至福州沿线五百公里缺少中等城市，成为我国东海沿海城市的空缺地带，两镇合并建市能带动区域经济发展。

    三是两镇合并建市从经济发展上不仅可能，而且必要。温州十大专业市场有五个在鳌江流域。

    四是历史上形成的以行政级别决定城镇规划做法，客观上要求两镇合并。龙港要从城镇向中等城市发展，没有行政级别上的提高，没有上级计划及有关单位的支持与相当的资金投入是难以想象的。

    五是从两镇发展规划与宏观管理上看，合并建市更有必要。

    六是合并建市有利于两县群众的团结统一。

    陈定模说，两镇一江之隔，江面宽度四百五十米，龙港大桥通车后不到一分钟汽车就可以开到对面。可是，一港两治在流域规划、建设和管理上带来扯皮和麻烦不断增多，在渡口的码头建设上扯过皮，在龙港大桥选址和征地上扯过皮，鳌江港整治因扯皮而搁浅。港口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宝贵资源，1988年龙港镇有二十一个码头，鳌江镇有十二个码头，鳌江港口靠泊能力为一万一千吨，吞吐量却只有一百多万吨，如合并建市统一整治，港口吞吐量可翻一番。

    主管城建的副镇长谢成河跟平阳县、鳌江镇打交道最多，对扯皮体会最深。

    老谢说，我来龙港的时候就跟平阳征那块土地，搞那个码头。鳌江是平阳的一个老镇，对我们龙港是抵触的。他们怕我们和他竞争，为什么给我们方便？他们这步棋走错了，建这座桥，我很早就去跟他们协调，这座桥是人民路通过去的。通到对面的鳌江油库，那边的村子肯定很快就发展起来。可是平阳不知道怎么考虑的，可能怕倒流，把他的经济倒流到龙港，他没有考虑那个地方的发展，他那边的发展肯定比我们龙港好。那时候经常过去跟平阳协调，有些问题还要去找市里解决。

    陈定模说，两镇合并建市后可命名为“龙港市”，因为龙港已全国闻名。其位于鳌江港口，鳌江亦称青龙江，龙港反映了其地理位置。后来，也许考虑两镇合并建市命名龙港，有吞并鳌江镇之嫌，必然遭到平阳县和鳌江镇抵制，陈定模又将之拟为“三江市”。他说，策划的新市包括平阳县的鳌江镇，苍南县的龙江乡、沿江乡，这三个乡镇都有一个“江”字，可称之为“三江”。

    “定模啊，领导看过你的报告很生气，说你有野心，还说这样的干部不能用。你可要小心点儿啊。”有人悄悄告诉陈定模。

    也许领导认为设计一座副地级城市那是省委、市委的事，哪是你陈定模这么个区区乡镇干部考虑的？也许领导认为陈定模接待过多位党和国家领导人就不知道自己是谁了，居然还策划一座副地级城市，想当市委书记是怎么的？

    2

    龙港是改革开放的产物，有什么错？

    也许又有人揭发检举，上面又派联合调查组进驻龙港。据说，有领导指示，不能因陈定模接待过中央领导，在国内有一定的知名度就对他网开一面，他只要违法违纪照样要受到党纪国法制裁。

    这次调查不同凡响，先是连开几次大会，大张旗鼓地动员广大干部群众检举揭发，然后张贴公告，在镇政府和街头挂十几个检举箱，查过不知多少次的账本又搬了出来，再查一遍。

    对镇委镇政府的账，陈定模心里是有底的。两年前，温州市审计局派下工作组，带队的是一位精明强干的女科长，也姓陈。他们在龙港查了四个月，把账面上每笔支出都查个一清二楚，每张发票都验过。

    “陈书记，我审计过这么多单位，没有一个像你们龙港这么严格。”陈科长跟陈定模交换意见时感慨地说。

    说陈定模没经济问题，也许有人死活都不相信。这几年来，他批出那么多土地，总额起码上亿元，就算是吃面包掉个渣，累积起来也有几十万元，上百万元了吧？

    陈定模对调查组长说：“领导啊，办案要讲逻辑。我打个比喻，男女谈恋爱，男的追求女的，要给她送东西，拍她的马屁；女的追男的呢，她也要给他送东西，拍马屁。我们大批量批地时，我的地卖不掉，我在求人家，动员人家过来买地，让他们过来建房或投资办厂，我得拍他们马屁。他们来了，我要请他们吃饭，跟他说好话，不可能倒过来，他们给我送东西。”

    据供销社的陈亨树说，当年陈定模批给他一块可建三幢房子的地基，三十多间，两千块一间。结果，陈亨树给谁谁不要，他又不好退给龙港，只好到处做工作，“给你一间吧，算啦，便宜呢！”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那三十多间地基转出去。

    调查组查过的案例多着呢，有的根本不符合陈定模的逻辑。地卖不出去，请人来买，这是成立的。可是，你陈定模要是把价值一百万元的土地作价十万元卖出去，再收受对方五万元贿赂，这逻辑成不成立？国企改制时，有多少国有资产就这么流失掉了？办案人员不仅要有陈定模的逻辑，也要有超出那一逻辑的逻辑，要有“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的本事。

    “领导，当下陈定模还是龙港镇委书记，在群众中威望还很高，要查最好在我调离后，手里的权没了，那时候你们再过来查，看看陈定模到底有没有问题。我相信历史会证明陈定模是两袖清风的。”陈定模跟调查组长说。

    调查组组长说：“老陈啊，不要有抵触情绪嘛，调查是组织上对你的爱护，不是跟你过不去。”

    “谢谢领导！你知道这样调查给我的工作造成多大影响？给龙港镇带来多大损失吗？我们可不可以公开对话，让龙港的老百姓公断，如我陈定模有问题，随便你们怎么处置。”

    这也是实情，调查组进驻后，镇干部变得谨小慎微，甚至跟陈定模疏远了，怕跟他粘包倒霉。

    陈定模点子多，敢于拍板，敢于担责，从不推诿，平时不论什么事，他们愿意跟他请示。第三届镇人民代表大会选举镇长、副镇长时，有人举报副镇长候选人谢成河，说他修的江津路有问题。

    江津路的确有问题，问题出在水泥上。水泥是供销社到货半年多没卖出去的，听说镇里要修路，他们找到陈定模。陈定模让老谢用供销社的水泥。

    “这水泥不能用。”老谢摇头说。

    老谢搞了几年城建，由外行变成内行，他清楚水泥有效期仅三个月，过期后强度就会下降。

    “供销社的水泥是国家的，修路都不行，你让人家倒进鳌江里头去？”

    “陈书记，这水泥不能用。路呢是动的设备，车轮压上去路是要动的，必须要用300号以上的水泥。他们的水泥标号400，过了半年恐怕连200不到了。建地库呢，200号水泥就可以了，让他们卖给农民吧。”

    “农民谁会买他们的水泥？”

    老谢一想可也是，对他们那代人来说，不能让国家财产受损失，也就答应了。

    路修好后，没过多久就起沙了，于是有人写信向苍南县委、县政府和温州市委、市政府反映这件事，甚至怀疑老谢有贪污受贿问题。调查组下来查过，有过结论。可是在副镇长选举时，又有人把这事翻出来，还写成小字报散发到下边的村子，搞得老谢有苦难言，看来这次副镇长选举要落选了。

    没想到在选举前，陈定模会上发言，说江津路的问题，不是谢成河的责任，是我陈定模的责任。问题出在水泥上，谢成河当初提出供销社水泥过期，实际标号可能达不到要求，是我让他用的。陈定模揽过了责任。

    还有一次，县财政局和建设银行一起来找分管城建和财政的老谢，说龙港镇政府把大笔建设资金存到了信用社，这是违规的，必须立即转到建设银行。老谢蒙了，这事哪是他决定得了的？他们不是不知道建设资金要存入建设银行，不能存入信用社，可是建设银行利息太低，只有三分，信用社是五分。考虑到那几十万元资金是农民集资，又不是国家拨款，经镇委、镇政府研究，陈定模拍板把其中的八万元存入信用社。

    “陈书记在你们那吗？我有急事跟他汇报。”

    老谢不知打了多少个电话，总算找到了陈定模。

    “你这个事情找谢成河干啥？是我当书记还是他当书记？你有什么事情找我嘛。”陈定模过来，跟财政局和建设银行的人说道。

    老谢事后说：“我说陈书记这个人好，有时候他骂两句我都不在乎。他真的为了工作，想的是解决龙港建设资金不够的问题。”

    镇委、镇政府的干部见调查组这么查，有事不敢找陈定模请示和汇报，工作能不耽误么？

    半个多月后，调查结束了，组长找陈定模谈话，指出了龙港镇存在的问题，然后说，问题查清了，你可以卸下包袱，轻装上阵了。

    陈定模说：“改革就是要突破原有的制约和限制，就是要创新，走出一条前所未有的道路。中国的改革开放，马克思、列宁没讲过；中国的特区建设，列宁、斯大林没讲过；中国的包产到户、私营经济和市场经济，毛主席没讲过。龙港建设是改革开放的产物，有什么错？”

    3

    这个市要批不下来，我死了眼睛都闭不上

    陈定模以镇委、镇政府的名义在北京召开龙港发展战略研讨会，这是他出的第二张错牌。

    1989年5月，陈定模带领副镇长李其铁、谢成河和镇委秘书朱照喜，以及六个村的支书浩浩荡荡地进了京，入住中直机关招待所。陈定模开研讨会的重点在于为龙港批市热身，造舆论。

    时任方岩村书记的方建森回忆说：“有两个房间是最好的，三十四块钱一个晚上，陈定模住一间，我住一间。到北京开会，没有我是出不来的。陈定模叫我去跟县委书记讲。县委书记说过我这个人很忠厚，工作能力也强。他说，这次北京你就不要去了。但我们后来还是去了。我们要求批市，陈定模已在做这个工作了。他说，这个市要是批不下来，我死了眼睛都闭不上。”

    会议是在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开的，气氛隆重、热烈、活跃，参会者有副部级以上领导干部二十八人，还有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高校的专家、教授，以及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有一百多人。其中有许多人去过龙港，还不止一次，他们对龙港不仅有感性和理性认识，而且很关心龙港的发展，所以发言踊跃。中午，陈定模请大家吃的是两三元钱一盒的盒饭，连部长都不例外，却没人介意，与会者都捧着盒饭边吃边聊，热情高涨。吃完饭，抹一下嘴巴，接着开会。会议空前成功，电视、广播、报纸数十家媒体报道。

    回来麻烦了，陈定模他们赴京开研讨会，没有经得市里和县里的批准。当过三年区委书记、五年镇委书记，已知天命的陈定模怎么会犯如此低级的错误？自以为是，忘乎所以？自然不是。他预感到一场危机，觉得自己可为龙港做事的机会不多了。

    后院起火了，浓烟滚滚，火势迅猛。陈定模感到过纳闷，镇机关的干部大多是他调进来，或他一手提拔起来的，他们为什么要跟自己作对？两三年前，有人说，民不举，官不究。下边没有举报，上面哪里会派调查组下来查？还有人说，镇里的钱和土地都是镇长批出去的，工作组为什么只查书记不查镇长？

    陈定模不信，章圣望是他费劲巴力从钱库调过来的。当时有领导担心他们搞不到一起去。陈定模说，他在我手下干过，为人老实，话语不多，工作踏踏实实。章圣望当选镇长后，陈定模很信任他，把批土地的大权交给了他。

    有人说，镇机关已分成两派，一派是挺陈的，为少数，约三四人；一派是倒陈的，占多数，也有人把他们说成宜山派。此说法不大准确，支持陈定模的李其铁和杨洪生也都属原宜山区的人。

    三年前，也就是1986年6月，李其铁从县司法局调到龙港镇。那年年初，乐清抬会事件[2]波及苍南，龙港百姓要求镇政府给予解决。陈定模给他们办个学习班，以这种方式协调解决。

    “李其铁，这个事你去负责。”他对李其铁说。

    作为县司法局驻龙港镇特派员，李其铁既要服从司法局领导，也要服从龙港镇委的领导，另外调解民间纠纷也是他的职责范畴。李其铁有思路，有经验，有成效，仅用半年的时间处理了那场复杂的纠纷。

    “你这个年轻人还不错，做事很认真，”陈定模对他很欣赏，“镇委缺一个写文章的，你能不能调到我这来？”

    李其铁跟陈定模接触不多。他们初识于1983年的严打[3]，李其铁被派到工作组，下到钱库。“个子不高，脸白白的，讲话很有底气”，这是陈定模留给李其铁的第一印象。到龙港后，陈定模的魄力和办公室那墙壁上“闲谈不超五分钟”，让李其铁对陈定模有了几分敬佩。

    “可以。你要调我的话，要司法局局长同意，我自己决定不了。”

    这是李其铁的记忆。陈定模记得是李其铁到他的办公室主动要求调到龙港镇的。他觉得李其铁为人正直，做事踏实，大学读的中文专业，可以做镇委秘书。

    前任秘书杨洪生说：“李其铁当秘书是我推荐的。”

    “老周，我想跟你要个人。”几天后，县里开会，陈定模见到司法局局长。

    “什么人？”山东人老周问道。

    “李其铁。”

    “李其铁？那好啊，给你。”

    就这样李其铁顺利调入龙港镇委任秘书。1987年4月，镇政府换届选举，李其铁作为副镇长候选人之一。那次是差额选举，李其铁认为自己不过是个“陪选”，其他候选人像陈林光、谢成河都是上届的副镇长，被“差额”掉的无疑是自己。没想到李其铁当选。

    李其铁分管工业、交通和城管。他系统地学过宪法、民法、刑法和经济法，思路和做法都有新意，上任后在龙港镇成立搬运公司，村设搬运站，归公司领导，对搬运进行统一定价，从制度上抑制了地霸。

    城管中队成立后，李其铁兼任城管中队支部书记，他要求城管中队：“流动摊贩不听话，把他东西倒掉是不行的。你态度要好，你要跟老百姓讲好说好，执法粗暴是不行的。”龙港有数百间由油毛毡、木桩、苇席搭建的茅草棚，摆摊卖早点或面条，不仅脏乱，而且不利消防，李其铁要求城管中队拆除这些违建。布置完工作，他接到哥哥电话，父亲胃出血，要他赶紧回家一下。

    当李其铁从家回来，物资局长领着煤球供应点经理找上门来。

    “你怎么把煤球供应点给拆了？”

    “拆了没有？”

    “已经拆了。”

    李其铁想，如没拆还可以通知一下城管中队，从便民服务角度先予以保留，已经拆了那就算了，毕竟是违建，早晚都要拆。物资局长可能会找县领导告状，李其铁不能说自己不清楚，让城管中队长担责，他把责任揽了过来。为此，物资局对他意见很大。

    李其铁分管的工业和交通都很有成效，威望越来越高。

    县委、县政府为化解龙港镇委、镇政府领导班子内部的矛盾，决定召开一次民主生活会，县委书记、县长、纪委书记、组织部部长都来了。

    “哎呀，镇里头矛盾很大了，没有很好解决，影响工作了……”回忆三十一年前的民主生活会时，谢成河说。

    时任镇委宣传委员的杨洪生说，那次会是在人民路的一个会议室开的。室内有一张条桌，县领导和陈定模、章圣望坐在一侧，镇委副书记、委员和副镇长在对侧随意而坐。我们若想象一下那一情景，也许没那么随意，谁挨谁坐或许事先没有考虑，坐时或许会有所考量。

    民主生活会是上午8点钟开的，由县委书记主持。

    “斗争相当激烈，那是拿大炮来轰的。”在高射炮部队担任过营级军官的谢成河这样形容。

    “他们以为这次民主生活会可以决定陈定模的命运。”杨洪生说。

    发言火力十足，有人脸红脖子粗地说陈定模的工作作风有问题；有人说他独断专行，不讲究民主。

    杨洪生多次想发言，想到自己给陈定模当过秘书，在世人眼里秘书跟领导的关系就像儿子跟老子，自己要反驳对方，别人会认为是陈定模授意的，最好是别人先说，自己补充。他一遍遍转头看陈林光。在他们几人中，陈林光资历老，职位高。

    “今天是开民主生活会，还是开我陈定模的批斗会？”大约会议开到10点45分时，陈定模坐不住了，恼然质问道。

    杨洪生想再不发言上午就没机会了。为什么要抢在上午发言？杨洪生说，下边的村干部听说有人要整陈定模，纷纷要求参加这一民主生活会，这也就是这个会没在镇政府开的原因。中午这些村干部要是得知上午的情况，那还不闹起来？

    杨洪生回忆说，他站了起来，说工作组、调查组查那么多次，那么长时间都没查出陈定模书记的问题，这说明陈定模书记没什么问题。从上到下关注龙港的最大问题就是土地问题，龙港的地都是镇长一支笔批出去的，要说有问题，那是镇长的问题。接着，他列举事实说明没有陈定模书记也就没有龙港的今天。他滔滔不绝地讲了将近半小时，他讲完了也就休会了。他跟陈定模边走边聊就到了陈定模的家。村干部都在那儿等待民主生活会的消息，听说上午的情况后，有位村书记跷起拇指：“杨洪生，了不起！”

    杨洪生说，这下他出了名，不过也有人骂他是走狗，是陈定模的走狗。杨洪生说，“他们说我是走狗，意思是说我这个人很忠诚。”

    接下来又开了两天半的会。“我看这个架势，大家都反陈定模，我就来一个三七开。我也讲了镇长的问题，他老好人，请示他搞什么，不决断啊，那我有什么办法？我当副镇长，这个事情要办，我就请示书记。陈定模就行，干，就这样的。大家有事就找他了么。”陈林光回忆说。

    李其铁说：“任何一个人都不是圣人，每个人都有缺点，陈书记也不例外。陈书记个性非常鲜明，工作务实，对干部要求严，这样也许会对同事造成伤害。不过，陈书记对龙港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如果对他过分苛刻的话，那是不公平的。”

    李其铁回忆说，那些人说了三点，一是陈定模廉政上有问题，说他房子多，三个儿子都有房；还说他以权谋私，他女婿做生意在信用社贷款；说他儿子结婚办酒席。二是说他不民主，自己说了算。三是他工作不干，专门吹牛。

    李其铁说，说他廉政问题，调查组查了几次也没查出问题。他们问我有人给陈定模送钱的事，我说我相信陈定模是不会拿钱的。我当秘书时人家送给他几笔钱，他都叫我退还了。一位老板送他几千块钱，他叫我去邮局把它处理掉的。说他强势不民主，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因为你思想跟不上他那个思想。我当秘书时，参加过党委会，有些议案，他们不围绕着议案讲，在那里闲谈，谈了半天了，什么也没谈出来，如果都让你们去决策的话，要讨论到什么时候？当时乡镇干部水平太差，跟陈定模思想合拍的很少，他们不反对就是好的了，所以就发生了冲突。党委会总得做出决定吧？民主集中集中制总得要集中吧，做细致的思想工作要拖时间，是吧？他有时不管三七二十一就自己决定了，所以他得罪了那些党委委员，也有县里各部门的，他讲我不理你，我自己管自己做，就等于把权力给夺了。不过，改革开放初期，主观强一点，民主差一点，这个也有好处，事情处理得快一些。

    李其铁又说，说他老吹牛，接待都是他自己去，不干工作。当时除了他就是谢方明，其他人不会讲。谢方明是大学本科毕业生。后来我去了，我也接待。另外，比如说《人民日报》、新华社的记者过来，他总要见一下书记。有的记者见不到他就发牢骚。他的办公室在三楼，我的办公室挨着他的办公室。一次，有个记者见他的门关着，他出去了，就说，陈定模你有什么了不起？人家来了都不接待。所有来的人都有这种心态，他不接待怎么办？省里一位领导来，陈定模刚好有事，他说，“李其铁你去。”我坐轮渡到鳌江那边，领导问，陈定模为什么不来？他是省领导，县里没人陪他，专门找陈定模的。我说，我们书记确实有事，委托我过来接您，叫我带您到镇政府。领导就在渡口发脾气了。

    李其铁还说，陈定模为什么能建起龙港，他敢于突破！他把旧的思想给突破了。陈定模知道老百姓的需求，把这些人都拉到龙港来，其他城镇是没有的，比如说对面的鳌江。鳌江到了1986年还不敢这样干，万里来了，对龙港肯定了，鳌江也开始干，温州其他县区也这样干了。龙港在实践中走出了三条路子，第一条路子，农村城市化的路子，一是动员农民进城，自理口粮，二是发动农民集资建城，实行土地的有偿转让；第二条路子，走出来一个股份经济为基础的工业化路子；第三，走出了小政府大服务的路子。

    谢成河说，民主生活会开了三天三夜。县委书记、县纪委书记、组织部部长都不表态。后来，他们说我们回去研究之后再定。没过多久，陈定模被免职了，章圣望也被免职了。

    4

    他在一生最寒冷难熬的冬季，黯然离开那片土地

    1989年底，陈定模的老母亲去世，又是一场风饕雪虐……

    母亲年轻时守寡，苦了一辈子，晚年苦尽甘来，跟着陈定模他们三兄弟进了城，住进有电灯、有自来水、有马桶、有煤气罐的楼房。可是，她却失明了，什么也看不见。搬进新居时，她趴在地上，抚摸着光滑而隔凉的木地板，喜笑颜开：“我从来没住过这么好的房子，也没吃过这么多好吃的东西。”

    “妈妈，过去那么苦，现在我们家里生活条件好了……”陈定模说。

    “定模啊，我的眼睛看不见，活在世上没意思。”

    “妈妈，你再多活几年嘛。”

    陈定模知道母亲想看看龙港的大街小巷、高楼大厦，想看看来来往往车流人流；想看看住的房子，吃的美食，自己过的日子……可是，他没法让母亲看见。

    陈定模三兄弟成家后，母亲先跟着大哥过，后来跟陈定模过。陈定模到龙港后，到家里来找他的人越来越多，母亲有时去弟弟家，有时住哥哥家。

    “妈妈，你还要不要打针？”半年前，母亲病重了，当她从昏迷中醒来时，陈定模问。

    “你看嘛，打也可以嘛。”

    陈定模知道母亲不想走，想守着儿女。陈定模请来平阳县最好的医生。当年，他作为县委工作组组长在平阳县人民医院主持工作时，扭转了医院的混乱局面，让医生回归医疗岗位，许多医护人员对他感激不已。他请来的医生就是在那时被提拔为副院长的。

    “陈书记，你母亲不是病，她是衰老了，生命已经达到了极限。”医生遗憾地说。

    陈定模夫妇陪伴母亲一个多月，晚上他们在母亲的脚下打个地铺，睡在母亲身边。母亲最终还是走了，享年八十一岁。母亲的病逝既在意料之中，又似晴天霹雳，陈定模和兄弟姐妹痛不欲生。

    陈定模知道作为党员干部，要带头移风易俗，他也知道自己的处境，有许多人盯着自己，他在讣告中写道：“丧事简办，谢绝送礼，不收花圈。”他还说服家人不办丧宴，不论谁送礼金或礼物均要退回。

    县委、县政府送来了花圈，陈定模的新单位县体改委送来了花圈，龙港镇委、镇政府也送来了花圈。接着，花圈像河水流向陈定模的家……有人数过，有一百八十六个花圈，有陈家堡的乡亲送的，陈定模的母亲在村里德高望重，她擅长正骨，有求必应，帮人无数。陈定模主政钱库、龙港这么些年，在贴有“闲谈不超五分钟”的办公室和他的家里，像医生开方似的帮助过许多人，他们听说他老母亲去世送个花圈也在情理之中；也许有素不相识的百姓送的，他在龙港这五年大刀阔斧，锐意改革，顶雷前行，龙港才有今天，如今他不再是龙港镇委书记，他们给他老母亲送个花圈，聊表对他的感激。

    母亲出殡那天，涌来一千多人，街上挤满了人，河里漂满了船。

    追悼会上，陈定模回忆了母亲的大半生。当年父亲病危，母亲拿刀从自己手臂割下一块肉来，煲汤给父亲喝下。母亲以为这样可以把自己的阳寿给父亲十年。可是，父亲还是去世了，那年母亲只有三十八岁，她靠自己那双三寸金莲的小脚撑起那个残破的家……为养活这一家人，母亲起五更爬半夜地纺纱织布；稻谷熟了，母亲迈着那双小脚，领着孩子割谷、打谷、晒谷。母亲一锅煮三种饭，米饭给哥哥和陈定模，他俩下地，需要体力；稀一点儿的给爷爷奶奶和孩子吃；锅底还有一碗米汤。当家人都吃完了，母亲把那碗米汤端出来，拌点稀饭充饥。家里下饭的是母亲腌的咸菜，有时是芥菜，有时是萝卜，偶尔买点豆腐泡就算改善生活了，端上来一大碗，吃完饭端下去还是一大碗，因为每人一个，要吃两三顿。除夕时，母亲会给他们每人一角的压岁钱；初一早晨收上来，用以买菜。除夕母亲是不睡觉的，要把一家老小初一穿的衣服和鞋子备好，让大家开开心心地过个年……陈定模说，我的母亲是伟大的。父亲去世后，她把七个儿女抚养成人，给爷爷奶奶养老送终，还带大了几个孙子。陈定模边哭边说，边说边哭，几度哽咽，下边哭成一片。

    按江南垟的风俗习惯，老人出殡孝子要披麻戴孝，可是陈定模是领导干部，不能像兄弟姐妹那样。可是，哥哥陈定汉心有不甘，手里拿着一个草环跟在他的身后。

    “定模啊，你七岁就没爸，妈妈把你养大不易，这是你最后一次送妈妈，这个草环你要是不戴，那就是不孝！”送葬走了一半，哥哥忍不住了，老泪纵横地把草环递给陈定模。

    陈定模看了看草环，犹豫着接还是不接。他清楚在送葬的人群中有眼睛盯着自己。对他来说，免去龙港镇委书记，调任县体改委主任，不过是对他处理的第一只靴子，还有一只悬在半空，有人还在收集他违法违纪的证据。

    生得高高大大的哥哥见他没接，举起草环戴在了他头上。既然哥哥已把草环给自己戴上了，那就不能摘下了。陈定模又何尝不想给母亲披麻戴孝？母亲生前，他忙着工作没能尽孝；母亲过世了，怎么也得好好送她一程。

    1991年9月，另一只靴子落地，对陈定模的处理决定下来了：党内严重警告。

    李其铁说，我对陈定模说，你不应该披麻戴孝，你是公众人物，是吧？人家有录像，把录像拿到省纪委去了。他说，李其铁，你不知道，我母亲对我是有恩的，我不披麻戴孝良心过不去。我说从你这个角度来讲也是对的，但是从党员干部规定来讲，你是不行的。

    采访时，跟陈定模不大对付的陈萃元说：“因披麻戴孝把他处理掉了，冤家也好，朋友也好，我认为是不合适的。中国人有中国人的文化，爸爸妈妈没了，儿女披麻戴孝也是应该的。”

    据陈海珍解释，1984年，她丈夫办的蜡烛厂资金一时周转不开，想到信用社贷款。陈定模陪她去了一趟信用社，贷了十万元钱。一周后，她丈夫连本带利还清了，没有想到给老爸惹这么大个麻烦。

    陈定模说，这笔钱又不是我拿来做生意、炒地皮、放高利贷，怎么能算到我的头上？再说，这是五年前的事情，也不该套用刚出台的规定处理。

    在处理前，一位县领导说：“对他的问题要实事求是对待，披麻戴孝、招摇过市确实不对，可他是具有开拓精神的改革者，又是一个残留着封建‘忠孝节义’思想的农民的儿子，他是改革与传统的矛盾结合体，一方面要严格要求，一方面又不能求全责备。”

    1991年11月，陈定模被借调到中国国情研究会工作。他离开了龙港，离开了苍南。

    [1]当时宁德还是地区，不是市。

    [2]抬会（又称应会、排会、经济互助会等）一度流行于温州。其模式主要为若干人组成一个会，其中一人为发起人，称会主，其他为会员，以经济上的往来为主要目的，把会员的钱聚拢，交由会员们轮流使用，先用的人支付利息，后用的人吃进利息。会员可发展新会员变成“会主”，层层往下，形成复杂的金字塔式结构。由百度查得，1986年春乐清抬会出现资金链断裂，陷入混乱，平阳、苍南两县的会员向乐清会主讨债无果，情急之下，集结四百来名妇女会员闯入乐清县政府大院，强占办公室甚至在大院里哭天喊地，并冲进县政府食堂盛饭吃，严重扰乱国家机关办公秩序。据说，短短三个月中，乐清抬会导致六十三人自杀，二百人潜逃，近一千人被非法关押，八万多户家庭破产。

    [3]即“依法严厉打击刑事犯罪分子活动”的简略表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