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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北京送快递 正文 后记 生活的另外部分

所属书籍: 我在北京送快递

    后记

    生活的另外部分

    我在品骏快递最后的那段日子,常常下午一两点就送完了当天的快件,然后我会在京通罗斯福广场打发时间,因为那里有空调。我喜欢坐在负一层亚惠美食广场后面的员工就餐区,那里也是送餐员的等单和休息处。商场把多余和用不完的餐桌椅子堆放在那儿,顾客不会走进去,因为那里是个死角,而且没有灯光,仅从南边的玻璃墙透进一些折射的阳光,维持着昏暗的可见度。于是,和另一边灯火通明的经营区相比,那里就像剧院里被幕布遮挡的后台。对我来说,在那里度过的时刻是隽永的,我会永远记得那个地方,记得当时自己的感受。非饭点的时候,很多送餐员就坐在那里聊天、打盹儿、打游戏、刷视频……而我在旁边戴着耳机,边听歌边打量他们,反正我也无事可干。我尝试揣摩他们的生活——和我一样,他们大多不会在北京定居,北漂的日子是暂时的,不是他们生活的全部。那么他们生活的另外部分是什么?他们在北京用所有的时间来挣钱,其中的艰辛可想而知,是什么在他们生活的另一面吸引他们,令他们甘愿为之付出?或许这个问题在不同人身上有不同的答案。假如说,工作是我们不得不做的事情,是我们对个人意愿的让渡,那么与此相对的生活的另外部分,就是那些忠于我们意愿的、我们想做的事情和追求——无论其内容为何,我在这里暂且先称之为自由吧。

    当我在打工的时候,我很少想到自由。可能因为我默认了不工作才是自由,而工作则相反,你必须按照要求,无论这要求是来自雇主、客户,或——当我经营个体生意时——对市场的观察和分析等,然后付出有效劳动,才能获得回报。当然也可能有个别例外的情况,比如有人恰好喜欢自己的工作方式和内容,因此感觉自己在工作中所做的就是自己想做的。或者反过来,有人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却恰好能够满足雇主、客户或外部机制等的要求,并由此抵达了某种自由。但是这样的幸运听起来似乎可遇不可求。

    在我认识的人里,还有一些人的工作很轻松,有时人们会以羡慕的语气用“自由”来形容他们的工作。至于他们自己有没有感觉到自由,那就只有他们自己知道了。比如我爸的工作就很“自由”:他以前在单位里每天喝茶看报,主要的职责是采购、看管和分派各种办公用品,偶尔写些没人看的宣传稿。但是他已经退休多年,他的单位经过不断改革,如今已经没有那种闲职。不过因为我对他非常了解,我敢说他的意识里并没有自由的概念。假如我和他讨论自由,他就会说出一些令人费解的荒谬的话来。

    由此我想到,所谓的自由,实际上在于你能意识到什么,而不在于你享有什么。对于一个文化水平不高的农民来说,尽管每年的农务受到二十四节气的限制,但他不会感觉到有什么不自由。农闲的时候和亲朋打打牌,农忙的时候忙完一天的农活儿,晚上回家喝点儿小酒,感觉惬意且满足,仿佛自己所做的都是自己想做的。可是文化水平越高,思维和意识越复杂,人就越难在工作中感觉到自由。

    其实我想说的自由,是一种建立在高度发展的自我意识上的个人追求和自我实现,是一个人真正区别于另一个人的精神内容。我觉得假如更多人向往这种自由,世界将会变得更多样化、多元化,更平等和包容,更丰富和多彩。因为向往自由,人们才会有不同的追求,而不必总在狭窄的独木桥上互相倾轧。就如基因对环境的适应力建立在其多样性之上一样,社会整体的幸福感则建立在人们的精神多样性之上。此外,我认为就如莱辛说的:追求真理比占有真理可贵。自由的情况也一样,或许它可望而不可即,或许我终生都无法抵达它,但这并不要紧,因为对它的追求比对它的获得更可贵,而且这对所有人乃至整个世界来说都很可贵——它就像理想和信念,是我们生命的支点,而不是内容。

    2020年春节过后,我从南方回到北京。因为突然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在很长一段时期里,街上的行人非常稀疏,很多我熟悉的店铺都关门了,其中有些是彻底关张了。这感觉就像春节假期并未结束,而人们也迟迟无法回归到日常的生活里。我的前同事有的已经找到新工作,有的还留在老家观望形势。我们刚从品骏领到一笔遣散费,我的补偿是两个半月工资,此外最后一个月的工资和返还的5000块押金也到账了。这笔钱总共三万左右,虽然不多,但也稍稍令我安心了一些,尤其是在当时疫情前景不明的情况下。就是在那个时候,我写了一些东西发在网上,其中一篇我在D公司上夜班的打工记录,受到了出乎意料的关注。因为这篇文章,“副本制作”的两位编辑冯俊华和彭剑斌联系上我,在了解了我过往的打工经历后,建议我把在北京送快递的经历也写下来。在这之后,我又写下了在上海自行车店打工的一篇,这篇记录的内容其实发生得较早,但文章是较晚写出来的。

    说说我打工以外的经历。我在写作上并非新人,从2009年到2011年,曾经有接近三年的时间我没去工作,每天就在家读书和写作。我在写作上遇到的困难是复杂的,里面既有自身的因素,也有外部的因素。我不是一个有写作才华的人,如果说我现在对写作的意识、观念和实践有一些可取之处的话,那是因为我真的投入过很多时间和精力。另一方面,早年我在期刊上发表过一些作品,收到的稿费非常微薄,远远无法以此为生。但是,不能通过写作谋生,对我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写作于我的意义因此变得更加个人、重要、特别和纯粹。虽然我写得不多,但对我来说,写作就是我生活的另外部分,属于自由的那部分。

    此后我就反复地处在打工和写作两种状态中:当我去打工的时候,我就无法写作,光是工作本身就极大地占用了我的时间,同时它还透支我的情绪,令我在下班后也只想放松和减压,而无力思考其他。当然这种情形的肇因在我自身:我在生活和工作中,在别人可以获得正面激励的多数事情上感受不到激励;但是在相反的方向,在别人不以其为阻力的事情上,却经常形成负面的心理障碍。而当我要写作的时候,我就辞去工作,专心地在家写。这种间歇式的打工和写作交替就是我近十年的生活状态。或许这也算是一种折中的自由?也就是说,在一半的时间里我不打工并自由,而在另一半的时间里我打工并不自由。

    不过,单单就打工而言,我觉得从中获得自我肯定和快乐也很重要。假如我们对自己从事的工作的价值并不认同,仅仅是通过它来获取生活资料,那么由此形成的心理景观未免太灰暗。或许基于这个原因,越是简单的劳动越容易在我心里产生正向激励,因为我能够很直观地看见我的劳动对人产生的价值。比如在我最后的一段快递工作经历中,当我把快件交到客户手里时,我看到客户满意甚至是兴奋的表情,听到客户悦耳的道谢语句,我的心里是快乐的——我感觉到自己有用、我的劳动对人有用。虽说获得这种快乐不完全是我的工作目的,虽说收到公司打来的工资时我也同样快乐。

    实际上,通过写作我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打工和自由的对立:在有限的选择和局促的现实中,我越来越感觉到生活中许多平凡隽永的时刻,要比现实困扰的方方面面对人生更具决定意义。感谢浦睿文化的编辑普照,在他的鼓励和建议下,我把这三段打工经历以更全面和完整的方式重写了一遍,并增补《我做过的其他工作》一篇,讲述了我在此之外的其余打工经历。除了仍然以我具体的经历为主要叙述内容外,更补充了一些我的工作方式、过程,我身处的职场和地区环境等方面的描写。这些背景对理解我当时的处境和所做的决定有重要作用。同时我也知道,因为我是其中的当事人,而不是旁观者,我的叙述难免带有自己的主观价值判断和立场。但我如果过滤掉这些内容,读者就无法理解我当时的一些行为和反应。故此在一些细微的方面,我也吃不准自己有没有受情绪左右、有没有偏离客观。为此我已尽己所能地换位思考,尝试理解那些令我不愉快的人和事,理解其背后的原因和目的,尽量不带倾向地客观还原,减少作出评价。事实上,今天我对自己所有的打工经历,只怀有感激和怀念,没有丝毫的不满和怨忿——我承认曾经有过,但已经全部放下了。因为从更多的生活经验中,我逐渐认识到,怀着怨恨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

    2021年8月1日初稿

    2022年6月20日修订

    (鸣谢:副本制作和刺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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