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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北京送快递 正文 第18章 第十二份工作

所属书籍: 我在北京送快递

    4第十二份工作

    这一年我在网上花了太多时间,一方面做网店客服,另一方面在文学论坛读帖、回帖。我觉得自己和现实生活有些脱节了。我想多亲近自然,或者说我想多远离社会。

    我在家里待了接近两年,似乎又有点儿想到外面走动了,加上这时写作也遇到了瓶颈。虽然我和父母住在一起开销很小,但毕竟在不断买书,手上的钱已花了一半。我觉得自己的状态还是不能工作:我怯于和生人面对面地打交道。正好这时有个旧同事,他是之前我参与制作的那本动漫资讯杂志的另一个美编。他待人很随和,可以随便开玩笑,我们的关系很好。后来他也选择了做生意,而且做得比我好。他在广州上下九的一个商场里,从最初的一家店,开到了这时的六家店。我们重新联系上,约出来叙旧,愉快地聊了一整天。他告诉我,实体店已经越来越难做,将来的趋势是往线上转移。我们这次见面是在2011年中,他当时刚租了一个六百平方米的仓库,打算认真地经营网店,同时逐步关掉实体店。他知道我在南宁做过女装,又听说我这会儿没有工作,就劝我也开个网店。我当然租不起大仓库,他建议我在批发市场旁边租个房子,然后挑一些款式放到网店上,但不要囤货,卖出一件才去批发市场拿一件,这样的话不需要多少本钱就能把生意做起来。我听从了他的建议,完全按照他说的去做了——这是我的第十二份工作。

    我的网店生意不太好,但因为成本实在很低,所以还能维持收支平衡。我仍在继续读书和写作,所以对于网店,并没有百分百地投入。我以为自己能兼顾两件事,实际上两边都没有做好。当年的淘宝远不如后来竞争激烈,很多网商在几年后回忆说,那几年是做淘宝的黄金时期,随便搞搞都能赚到钱——可我就是随便搞搞的,却并没有赚到钱,可见我有多么不擅长赚钱。另一方面,虽然我多数时候只是躲在出租屋里,但毕竟还要出来拿货和发货,所以每天要和批发商、快递员打交道。我和他们的交往也堪称灾难。因为我的补货量不大,每次在每个摊就拿几件,所以总感觉抬不起头,有时不敢直视摊主的目光。实际上这根本没什么,每次只拿几件的人多了去了,但我就是克服不了自卑和畏葸的心理。而且我不是完全没有囤货。出于面子,一些卖得比较好的款式我会多拿一些,减少去补货的次数,避免见到摊主时尴尬。

    我希望自己像透明的一样,没有丝毫存在感,不被所有人留意。可是事与愿违,大概我确实和其他来拿货的人有很大不同。有个摊主大概对我印象很深,因为我礼貌文静,来时问好,走时谢谢,从不多废话,也不提要求。我长期和她拿一款T恤,因为批发几乎都不讲价,所以我从不跟她谈价钱。有一天我去补货,她主动提醒我,这款T恤降了2块。我突然反应过来,之前几次我去补货时,她已经是一副欲言又止的神情。显然这款T恤早已降价,但是我不问的话,她又觉得主动告诉我会很奇怪——既然我对老价钱满意,她何必放弃到手的利润呢?我回想当年开女装店时,虽然我一直在南宁,从没亲自拿过货,但每款衣服的进货价是知道的。有些衣服在刚上市时价格较高,但随着商家扩大生产,成本会逐渐降下来,加上有其他商家抄款,所以调价的情况是常有的。一般有采购经验的人,每次补货都要和摊主确认价格。而我因为本身就不想和人说话,加上觉得自己补货量小,心里不好意思,又缺乏采购经验,所以在和她拿了第一次货后,就再没问过她价格了。瞬间想明白这些事后,我觉得很羞愧,甚至无地自容。在那次之后,我再没和她交易过。我觉得自己像个傻瓜,羞于再被她看见。

    我和快递员之间也有一些故事。当时在“四通一达”里,业务最好的是圆通,其次是中通,最差的是汇通(现已改名为百世)。我因为发货量不大,所以选择了汇通,一般汇通对小客户的收费会更低。来收件的快递员很年轻,十八九岁。我觉得和他打交道很难。他不像个业务员,完全还是个孩子。和他约定时间没有用,因为他不太守时。问他几点有空他也从来都回答不上。而且他从不上楼收件,而是提前给我打电话,让我到楼下等,有时要等很久。以上这些我其实完全能体谅,也没有责怪过他。我最不能忍受的是,有时他会到晚上才告诉我,因为太忙不能来收件了。这害我有些货要推迟一天发。在当年,很多用户对网购还没有习以为常,一些新用户特别容易紧张,付款后几个小时就来催发货。于是我每晚守着快递小哥的电话,怕忙别的事情错过了,又不敢打过去催;如果他迟迟不来,我就会越来越焦虑——这使得后来我开始胃痛了。有一天那个小哥请假,另一个年长的快递员代替他来收件。这个快递员没让我到楼下等,而是上到我屋里来收。我给他运费的时候,他皱着皱眉头问我:“你一直是给他这么多吗?”那个小哥一直跟我收每件8块。我回答说是的。年长的快递员骂了句:“操,这小子!”我立即明白了,他跟我要了8块,但交给站点的不是8块。这时我和他合作都半年多了,假如我早点和他老板沟通,或者多和他砍砍价,都不至于多付那么多运费。我很懊恼,觉得自己无能,被一个小孩子耍着玩。我不想再见他了,第二天开始我改发中通。那个汇通站点的老板,也就是承包商——我没见过她——还给我打过电话。她没问我为什么不找他们发货了,因为她心里清楚,她只是委婉地打听中通给我什么价格。中通的价格也是8块,但我没有告诉她。

    而在写作方面,这时的我越来越觉得自己之前写的那些现实题材小说老土、过时。我好像进入了“嬗变期”,羞于读自己早前写出的所有小说。在文学论坛上的交流也促进了我的这种自卑感,尽管从交流中我也得到过不少有益的启发。我前面两年喜欢的那些作家,这时也已经不怎么喜欢了。他们的小说我曾反复研读,有些篇目可能都读过十遍以上,确实也该读腻了。我开始向“现代主义”进军——其实这是一种审美上的功利思想,但我当时没有意识到。随后,我把模仿的对象从塞林格调整为卡夫卡。我还在回帖中表示:我不再喜欢卡佛了,因为他太受欢迎、太好懂,他的写法如今已被总结出套路。我还有另一个模仿对象:詹姆斯·乔伊斯。但仅限于他的《都柏林人》,当时我还没读过《尤利西斯》。可是好像没人看出我在模仿他,所以我没针对他说过什么。

    渐渐地,我察觉自己有时对别人隐隐怀有恶意。比如说,当时我曾担任论坛的客席版主,用户发到小说版的每篇作品我都要读,并且要尽量回帖。而在回帖时,我对一些其实我不懂欣赏的作品发表过很多不恰当的点评,且大多是偏向否定的。当时我完全意识不到自己可能挟带了恶意。我认为自己在坚持一种诚实的评论风格,也就是心里怎么想嘴上就怎么说。而且这个论坛的言论风格一直是尖锐、直率和不讲情面的;相比于评论的适度与否,大家可能更反感油滑、抱团和互相吹捧的混圈子习气。为此我肯定挫伤过一些人,因为我没有在自己能力不及处闭上嘴。实际上我表现出的攻击性,是我在写作上的自卑感导致的心理防御。当我意识到这一点后,我感到非常沮丧。我对自己、对写作都产生了怀疑。我想脱离互联网一阵子。这一年我在网上花了太多时间,一方面做网店客服,另一方面在文学论坛读帖、回帖。我觉得自己和现实生活有些脱节了。我想多亲近自然,或者说我想多远离社会。这些是我随后迁往云南的一方面原因。

    另一方面原因是,我账面上的钱几乎一直没有增长。也就是说,开网店的收入,刚好和房租伙食的支出相当。而我在房租和伙食方面是非常节俭的。我这次做网店大约做了一年多,其间还搬过一次家,因为我换了个批发市场。我越来越无心经营,尤其是越来越不想和批发商、快递员、房东打交道。我的写作也陷入僵局:我想推翻自己之前的写作,可是卡夫卡不是那么好模仿的,何况我还是半心半意地在写。终于有一天,我觉得这么过下去不行:我的生意没做好,日子过得很拮据,在网上对人也不友善;我的精神状态不健康,心态已经开始有些扭曲。由此我想到,是时候换一个环境了。我指的不是从城市的这边搬到那边,而是搬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去。这时,我和一个当年在北京的朋友恢复了联系。他这时在画童书插图,属于自由职业者,无论搬到哪儿都行。我们经过商量,最后选择了云南。当时有另一个朋友向我们推荐了大理,说他想搬到大理去,于是我俩决定先去。但后来,推崇大理的那个朋友并没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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