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电影人 正文 第24章 都灵（一）

    一周以后,囡囡他们陆续赶到,谢兰生又道歉、致谢,组织大家拍摄重启，这回一切都很顺利。甚至说，因为重拍了40几场最终效果还要更好,谢兰生又高兴起来。他一直认为，灵感犹如汪洋大海，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思考越多,收获越多，“首次表演就是巅峰”这个东西并不存在。在拍摄同一时间,谢兰生把约20万元交给一个来内地的香港剧组，并请他们从香港将等值澳币汇到澳洲。政府严格管制外汇,他也只能私下交换，各取所需,这个香港的剧组是几个月前莘野托人打听到的，毕竟，他上一部赌神片子的导演就是香港人。

    拍完以后,因为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谢兰生也不敢寄了，经过多次辗转以后终托到人带去澳洲，还在包裹上面写了“不能见光，不能过x光”。ABCLAB如期收到，还打电话说,在过去的四个星期他们已经基本完成对其余部分的初剪了。

    谢兰生又等了一周，Nathan宣布完成定剪，ABCLAB的人又来电话跟谢兰生商量配光。

    配光师的名字叫HunterHunt，乍听上去有点儿怪，然而却是澳大利亚十分有名的配光师，在这一行已经干了三十年了，出身世家。澳洲公司非常专业，并不会看人下菜，没有因为谢兰生是18流导演就分给他新手剪辑新手配光。

    正常来说，电影洗印需要经过五个步骤：底片冲洗、底片剪接、配光、印片、正片冲洗。冲印厂用底片洗片机让底片显现负像，再做剪辑，而后配光，接着根据配光师的印片要求印出正像。

    因此，配光也是电影后期很重要的一项工作，配光师的英文叫“Timer”。电影拍摄、胶片冲洗的过程中总会遇到一些不确定的因素，比如曝光多了一点少了一点，或者药水多了一点少了一点，而对这些问题后期都要尽可能地修正、弥补。即使导演非常幸运，拍摄冲洗都没问题，他也无法轻易保证整部影片颜色统一，因为，即便两本胶片出自同一厂家同一型号，批次轴号、保存条件的不同也会导致最终画面呈现效果的不同，会有偏色。如果导演在他拍摄某一场时换过胶片，那观众们就会发现，虽然有同样的背景以及同样的演员，然而影片的颜色却“chua”地一下就变了！出于这个原因，Timer们会在配光灯箱上拿色片或者灰片一个镜头一个镜头地做叠加以及调整，在达到了目的以后记录光号等等数据，再制定好每一张的印片条件、冲洗条件，这样，用印片机翻正像时，后期人员就能根据Timer的指挥调整光谱，使影片的颜色一致了。另外，一部电影的导演也肯定会有创作意图，配光师们就会根据导演要求渲染氛围。

    谢兰生的问题还是那个，没钱。

    “喂，Hunter，”谢兰生跟HunterHunt打电话，感觉自己这张脸皮早就已经刀枪不入了，“那个，您可能也听说过了，我们这边没资金了……所以，请用底片直接配光，动作务必小心一点，麻烦了……”

    “底片？！一般都是用复制片！”那边Hunter也吓到了，“底片素材太重要了，配光师们不太方便拿着色片盖来盖去。会损坏的。”

    “所以不要盖来盖去，”谢兰生央求道，“根据经验想好计划，然后争取一次成功。”他没资金做复制片，太贵了，几万几万的。他不可能管莘野要，他还不上，在电影节卖出版权也并不是能指望上的。

    HunterHunt：“…………”

    “我们知道您的意思。底片万一出现划痕我们这边会负全责，但恳请您小心一点。”

    Hunter轻轻叹气：“好吧。”

    “还有，”谢兰生又给Hunter丢过去一重磅炸弹，“我们这边的预算呢，也只够做一次配光……”

    到这时候，对面极品，Hunter都已经没脾气了：“谢导，一般少说也要三遍，我经手的都五六遍。”配光效果一定是要冲洗出来才能看到的，因此一部电影往往要进行好几遍配光。配光师先配过一遍，而后展示效果，再跟电影主创团队探讨未来修改方向，在一次次的调整中逐步得到理想配色。

    “真的只能做一遍了。”谢兰生说，“一遍配光一遍冲洗加起来要两万澳币，8万人民币，您不知道两万澳币对于一个普普通通的中国人来说意味着什么。”

    Hunter没说话。

    “您、您把底片画面投影，根据经验好好配，行吗？把影片的颜色统一，再做一做气氛渲染，出来是什么样，就什么样了。您要还有一些时间我就讲讲这个故事以及最后我想要的风格以及颜色、亮度。”

    谢兰生想最好只用一次配光就能搞定。当然，如果收到拷贝以后发现效果实在不行，他也只有再去凑钱，凑几年，然后再次邀请HunterHunter为这部片子做配光了。假若需要二次配光，他也不敢再用底片了，还要复制，又是一笔。他打听过，只做一遍配光的话并不至于磨损胶片。

    Hunter叹气：“谢导，您说吧，我尽量。”

    “谢谢，”谢兰生挺真诚地说，“以后如果有资金了，我一定把我的片子全都交给ABCLAB做后期。”

    Hunter不置可否，觉得未免太遥远了，说：“好，我准备好了，现在开始讨论颜色吧。”

    “好的。”

    他们说了两个小时，谢兰生把能想到的全都对Hunter仔细说了，主要照着莘野的稿念。最后Hunter又重复了遍，跟谢兰生要求一致。

    谢兰生便只有等待了。

    …………

    又是三个星期以后，谢兰生收到了ABCLAB冲出来的发行拷贝，他把拷贝拿去送给北影厂的冲印工人，冲印工人在下班后帮谢兰生冲出来了。谢兰生又嘱咐对方不要跟人提起自己，尤其是对池中鹤。

    接着，他把《生根》拷贝背在包里，回到北电，请王先进用放映机播放电影，给他看看。

    在播放时，谢兰生的神经紧绷，特别担心下一秒就看到灾难性的画面，比如剪辑出现错误，比如颜色呈现跳跃。他实在是太焦虑了，甚至无法老实坐着，一边看，一边走来走去。

    然而竟然没有问题。

    谢兰生都看的呆了。

    太好了。

    Nathan只剪了一遍，Hunter也只配了一遍，可是效果趋于完美。

    当然，如果Hunter能再配几遍电影画面会更舒服，只是到了这个程度已经无法再苛求了。由于用了池中鹤冲片子剩的药水，整体色调略略发暗，却反而是更有味道。

    整部电影画面、声音也百分百地保持一致了。

    这并没有想的容易，ABCLAB是真的非常靠谱。电影里的画面、声音是要印到生胶片上的。供片画面底片、供片声音底片必须通过印片机同步印制，而后得到收片画面底片、收片声音底片，在冲洗后制作成有画和声的发行拷贝。因为35毫米放映机还音头的位置要比放映窗的位置滞后20个画格，在印片时，所有供片声音底片还需提前20个画格，用以确保音画同步。在放映时，通过机器，画面会被投上银幕，而声音则会用放映机的还音装置来播放。

    看着片子，谢兰生的鼻子发酸。他想到了自己，想到了莘野，想到了囡囡，想到了祁勇、岑晨，也想到了所有人对它的心血以及期待。

    Nathan、Hunter都是他的贵人。

    当最终场“警局审判”在屏幕上播放完后，谢兰生的系主任老师王先进也沉默了，半晌才说：“兰生，也许你没走错路，你更适合独立制作。这个题材过不了的，但我看完……非常感动。”

    “老师……”谢兰生有点儿想哭，“谢谢。”

    他得到了一次承认。

    而且还是得到了在这个领域最权威的专家承认。

    说起来，他本来也并不知道自己叫“独立电影人”，是王先进这个教授告诉他的这个名词。王先进说，在美国的本世纪中，八大公司垄断好莱坞并形成了严格套路，一切瞄准受众市场，以期获得最大利润，于是一批电影人就自筹资金自己摄制，摆脱了“八大”的控制，拍出许多与商业片截然不同的电影来，被称为“独立电影人”，而谢兰生这中国的“独立电影人”又有着更多意味。

    谢兰生也不大知道百年后的电影史会如何书写他这种人——最早的独立电影人。

    是热血？还是莽撞？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

    其实最早，谢兰生就只是想拍他喜欢的内容而已，和写小说一样，制片厂要论资排辈，“破窗而入”的学长们与原先那批老导演们一起垄断电影厂标，加上审查无比严格，他等不了了。然而，仔细想想，不拿指标，跳出限制，总有人要做这件事，去挑战现今的标准，去推进现状的改革，最终达到一个平衡。

    纵观世界，各个国家都经历过这样一段特殊时期，即，审查制度与从业者的对立及相互妥协。制度的每次改变都需要天时地利人和，谢兰生曾看过一本以好莱坞为例探讨电影审查的书籍，说，1915年《一个国家的诞生》让资本看到巨大利润，不再满足于在宽松的几个州单独上映，于是要求彻改审查制度，而“海斯办公室”这样的电影人行业协会则开始承担“自我审查”“自我管理”的工作，同时也承担了与各政府解释沟通的工作，越来越有话语权。后来，到了1948年，派拉蒙案打破垄断，旧好莱坞土崩瓦解，新体制的核心不再是制片，而是发行，渐渐地，因为发行公司可对不同内容区别发行，有的公映，有的播放，有的制碟，政府变得没有必要对制片口严格控制，于是，终于，1968年，电影分级正式取代电影审查这个制度，由委员会监督实施。当然，1953年《奇迹》胜诉也是一座里程碑，虽然那时导演诉讼只是为了收回成本。

    谢兰生也一直认为现有标准会变宽松，却不知道会在何时，因为何事，也许不会只是一次改变，而是很多次改变。

    其实，平心而论，谢兰生并不是审查制度的反抗者，相反，他总觉得，外部政治十分复杂，电影局也无可厚非。各方都有各自立场，有人认为“公民是否需要指导”只应该以年龄划分、只要具有政治权利就应当能自主选择并自己负责，而非“有人终生是老师，有人终生是学生”，而另一部分人则认为，“18岁”只是一个数字，公民就是需要指导，甚至是毕生的指导，两个观点都挺正常，而谁对谁错谁是谁非或平衡点究竟在哪，也许只有历史能给答案。也是出于这些原因，他并不厌恶电影局，也不厌恶制片厂。他甚至都可以理解“霸占厂标”的老导演，还有那些挤压后辈的老学长们——各自为利罢了。

    然而可以肯定的是现在有些太严苛了，几乎不能真正触及目前存在着的问题。创作空间会更宽阔，可这需要有人站出来，去冲击，去博弈，一点一点地向前走，看看结果，试探边界。或者说，有些东西在现阶段是有苦衷或没办法的，但创作自由是“正确的”，无法反驳的，因此需要有人争取，以期达到一个平衡，虽然，这也许要用几十年，甚至更久，久到世界翻天覆地。

    对于文艺而言，批判永远最有力量，永远大于赞扬、褒奖。它让人类改变、向前，而非安于现状。总有一天，人们会在大荧幕上看到这一类影片的，也一定会赞叹那些镁光灯前的导演们，可谢兰生也真的希望，到那时，人们可以看看他，看看孙凤毛，看看他们这一代的独立影人也许早已远去了的单薄背影。

    …………

    谢兰生在收到拷贝的当晚就跑去邮局，把它发往都灵电影节的选片委员会。他不认识要去意大利的人，也办不来意大利的签证。

    事实上，11月29号就开幕的都灵电影节报名工作一个月前就截止了。谢兰生也报了名字，但来不及邮寄拷贝，一度打算退出来的，可是祁勇上部电影的导演正正好好是选片委员会的成员，给谢兰生宽限了下，让他可以延期寄送。

    祁勇他们的意思是，都灵电影节主旨是扶持青年、鼓励新人，谢兰生去比较合适。它只接受电影导演的前三部长片作品，而在过去许多年里，有众多知名电影人都曾经在这里起步。如果兰生错过都灵，他能参加的对新人比较友好的电影节就只剩下荷兰的鹿特丹了，西班牙的圣塞巴斯蒂安都比较勉强。对于他们给的原因谢兰生也觉得有理，就拜托人申请延交了。

    因为只有一份拷贝，谢兰生又神经质般日夜不安辗转反侧，生怕再次出现问题他又必须重新冲印。他焦虑着，直到11月8号，他接到了来自都灵电影节官方的电话。

    “谢导，”电话那边一个男人用蹩脚的英文说，“我是都灵国际电影节的主席MatteoDeSciglio。”

    “您好，我是谢兰生。”谢兰生动都不敢动，专心地听。他想象过这通电话可仍然是浑身僵硬。

    “Good，Good。”对方继续说，“谢导，我们希望邀请您的电影《生根》到都灵来参加主竞赛单元，您愿意吗？”

    “愿意愿意，当然愿意！”谢兰生连说三个“愿意”。他虽然在没有人时偷偷想过这个可能，但当入围变成现实他却感到难以置信。

    他本以为他要参加七八九个电影节才能够拥有一个面对购买者的机会来着。

    “好。”大概见了太多谢兰生这种初出茅庐的青年导演了，MatteoDeSciglio语气温和，“那我们会寄出正式的邀请函，请带着来。另外，请在入围名单公布之前对电话的内容保密。”

    “好的，我一定会严格保密。谢谢，辛苦您了。现在拿着邀请函去办理签证来得及吗？”

    “应该可以申请加急。”

    “好的好的。”谢兰生又突然想到一个问题，急忙拦住对方似乎就要挂断电话的手，“那个，不好意思，实在有些难以启齿，就是……我还想问，对导演的机票、住宿，组委会会给报销吗？”要是都灵不给报销他就需要再发愁钱。

    MatteoDeSciglio笑了，似乎觉得这个导演关心的事挺有意思，“对于导演，我们报销来回机票和三天的住宿费用，其他的人需要自费。”

    “明白了……”谢兰生想，那就只能自己去了。他没资金带别人了，虽然很想让囡囡也出一次国见见世面。那个活泼的女孩子肯定会很开心。

    “最后，还有一件重要的事。”MatteoDeSciglio又道，“参加都灵电影节主竞赛单元的所有电影必须要有英文和意大利文双语字幕。《生根》已有英文字幕，现在还缺意大利文。请在正式展映之前为拷贝加上字幕。”

    “……”听到这个硬性要求，谢兰生傻了，他问，“这个绝对不能通融吗？”

    MatteoDeSciglio笑：“这是规定。要让观众看懂才行啊。”

    “……好的，谢谢。”

    “那咱们就电影节见了。”

    “嗯，电影节见。”

    放下电话，谢兰生又焦虑了。

    他娘的他哪有钱加意大利文？

    本来以为25万就够了，谁知意料外的支出竟源源不断地出现。

    对于胶片电影来说印制字幕十分复杂。后期人员要用手把字幕写在玻璃板上，一屏一张，而后印出黑底白字的反转片来，这样，后期人员便可以在用印片机翻正片时把底片和字幕重叠，让印片机一起翻转，最终得到有字幕的电影拷贝。听说现在有些公司正在尝试激光字幕，也就是把所需字幕直接打在底片上面，但还不成熟，且十分昂贵。

    《生根》全片英文字幕基本上是莘野翻译的。作为哈佛的高材生他的英文最地道了，ABCLAB则只是负责后期手写字幕、添加字幕，然而即使这样也很贵，上万了。字幕、配光同时进行，也花费了两个星期。

    如果再做一个多了意大利语的电影拷贝……那不仅要花拷贝的钱，还要花翻译的钱、字幕的钱，可能需要N万了。

    乖乖啊。

    谢兰生知道莘野并不会说意大利语。莘野会讲英语、德语、西班牙语，但偏偏对意大利语一窍不通。

    谢兰生并不想放弃，他手拿着橙色话筒，在电话旁坐了一夜，把知道的二十来家字幕公司都问了问。这里有些是王先进介绍的，有些是ABCLAB介绍的，有些是张富贵介绍的，有在中国的，有在澳洲的，有在意大利的，还有在美国、英国的。

    其中最便宜的是一家位于英国的小公司，全套下来报价6000英镑，45000人民币。

    谢兰生说这部影片已经入围都灵电影节的主竞赛单元了，对于对方也是宣传。字幕公司的salesrepresentative思考片刻，最终报价4000英镑，差不多是36000人民币。

    可36000仍然是太多了。谢兰生因用池中鹤剩的药水冲洗胶片，省了两万，还剩两万。也就是说，如果想加意大利语，他还足足缺一万六。

    一月就算能赚2000块也要整整花8个月。

    怎么什么都要钱呢！

    要不然……不去了？谢兰生的大脑当中一个念头一闪而过：等着以后专门参加英国美国的电影节？

    可这次又机会很好……毕竟都灵电影节是扶持青年的电影节，国际知名，祁勇认识的导演又能直接送片到委员会。更加重要的事情是《生根》已经入围主竞赛单元了，要知道，评价艺术非常主观，你说好他说烂十分正常，这次可以入围都灵并不说明太多问题，也许将来都会折戟。

    全是赌。要么参加都灵电影节，赌能卖掉一些版权，要么不参加都灵电影节，赌能入围其他竞赛。

    选哪头呢……

    谢兰生是倾向于去。因为，如果再也不能入围他会后悔一辈子的。

    可是时间如此紧迫，已经没有其他选择，他只能向莘野借了，再做苦工尽早还上。谢兰生意识到，也许因为有莘野在，他从不曾完全绝望。内心深处其实知道他并不会山穷水尽。如果没有莘野，他就只能跪着求爸妈拿出来全部存款了，而他实在不想那样。

    不过，当然，在计划前，谢兰生要问问莘野可不可以借一万六，这毕竟是一个大数。

    莘野大概刚刚睡醒，电话里的声音慵懒：“可以。”

    “我不知道哪时能还……”

    莘野一哂：“那你就拿自己抵吧。”

    “怎、怎么拿自己抵？做牛做马？”

    “不用牛马。”

    谢兰生问：“那当什么？”

    莘野明显地顿了顿，道：“当什么……到时再说。”

    “好哦。”谢兰生不觉得自己还不上这一万六千，顶多迟些，也看出莘野不在意了。

    “还有，”挂电话前莘野又道，“把英国那字幕公司的电话号给我一个。也许可以便宜一些，用不上4000。”

    “我问过了，”谢兰生挺认真地道，“这个已经有折扣了，本来要花5000英镑呢。”

    “说。”莘野那边不耐烦了。

    谢兰生想莘野毕竟在哈佛是学经济的，字幕公司真的可以再便宜点也说不定，于是道：“好，听好了，英国区号是44，后边是——”

    莘野点头：“行，我知道了。”

    挂断电话，谢兰生也没太指望字幕公司能再优惠，却没想到，仅仅隔了十来分钟，那个SalesRepresentative就来电话了！还说可以打原价的对折！

    那个Sales道：“这样，你们不要选择在美国的那家公司，我们可以给到2500英镑，但是你们要在都灵电影节上帮忙宣传。听说你们想把预算全都用于买广告位，那到时候请把我们公司名字一并写上。”

    谢兰生在心里大喜，忙不迭地答应对方，又定好了交片时间，心想莘野真不愧是Harvard经济学院的毕业生，牛逼！

    这下只缺2500了，应该挺快就能还上了！

    谢兰生不知道的是，字幕公司根本没有再给《生根》优惠打折，对方突然打电话来只是因为莘野刚刚给了他们整1500英镑。

    所谓“打折”是个谎言。直接打到无需借钱看起来会比较可疑，莘野认为这样就好。

    …………

    接着，谢兰生又去了“北京饭店”的贵宾楼，找莘野借那两千五。

    北京饭店贵宾楼是中港合资的五星级，十分气派。谢兰生穿破洞的鞋趿拉趿拉走过大堂，来到一侧的小酒吧。

    酒吧里，莘野正在靠窗独酌，他桌子上还摆放着几样小食品，大多是干果。

    谢兰生到对面坐下：“莘野。”发现莘野给自己也点了一杯红葡萄酒。

    莘野问：“来了？”

    “嗯。”

    “要2500？”

    “是借2500。”谢兰生认真地纠正道，“拍完马上就会还的。”

    “行，”莘野哂笑，“借2500。”

    莘野抬手，用修长的几根手指把左手边桌子上的一张卡片推了过去，说，“这是我在美国的visa，可以支付国际货币。”

    “谢谢……”他们两人的手指尖分别按在卡的两端，几秒钟后莘野撒手，谢兰生把卡片拿来，细细地看。

    他还没有亲眼见过这个叫做“银行卡”的呢。前年中国银行才发行了长城卡，后来工商银行又发行了牡丹卡，可谢兰生并没去办，还在使用银行存折。

    莘野继续说：“字幕公司肯定会问持卡人的名字、卡号，过期年月。你就回答……我在用的这张卡片是莘野的，姓莘，名野。”

    “嗯？”谢兰生的耳朵一动，“不是Yves？”

    “不是，定国籍时改过名字。”

    “哦哦……”

    “还有，”莘野又推过去一张卡片，“这张里面是人民币，可以支付来回机票。”

    “哦，对。”谢兰生都差点忘了，他还要钱购买机票。都灵电影节组委会只管报销不管买票。

    莘野问：“还是你要现金支票？”

    谢兰生忙说：“不用不用！”现金支票太高级了，只在港片里面见过，会烫手的。

    等谢兰生揣好了卡，莘野一指对面酒杯：“喝完再走吧，来这地方不咂摸口显得有点格格不入。”

    “好哦。”谢兰生也正好馋酒了，说“谢谢”，学着港片里的样子，将细长的杯脚卡在中指以及无名指间，往上一滑，手掌拖起杯身：“这样？”

    “不是，放下。”

    “……”

    莘野伸手，直接拉过谢兰生的食指中指，轻轻搭在杯脚中间，又将他的拇指按在另外一边，让谢兰生用三根手指捏起杯脚，说：“正常拿这个杯子，不要碰到它的杯身，否则人的身体温度会影响到酒的味道。”

    “嗯嗯。”

    “晃一晃是可以的。”

    “嗯嗯。”他小心地抿了一口，又抿了一口，觉得味道果然醇厚，一口干果一口红酒，不知不觉全喝光了。

    莘野一直慢条斯理，靠着椅背，十分轻松，淡淡笑着，看谢兰生。

    到最后，谢兰生突然又想到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连忙又问：“对了莘野，用银行卡去取现金是不是也需要密码？存折要密码，银行卡应该也要密码吧？”

    “当然。我在中国就一张卡，怎么可能没有密码。”

    “一、一张？唯一一张？再也没有其他卡了？那我取完立刻还回来。”听说莘野就一张卡，谢兰生傻了，“所以，密码是？”

    莘野却没立刻回答。他喝光了最后一口，把玻璃杯撂在桌上。他翘着长腿，一手搭在沙发扶手上，一手捏着玻璃杯脚，垂眸看了会儿，才又抬起眼皮，望着对面的谢兰生，有些懒散地笑着，说：“你的生日。”

    你的生日，对于你是最重要的一天，对于我也是。

    作者有话要说：

    我请曾在《看电影》当编的朋友问了一个去过电影节的导演……他说只报销导演自己的……应该没bug，不过也许现在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