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蓝的故事4：在人间 正文 一场缺乏关键证据的聚众斗殴

    2016年6月15日深夜，我所在的辖区中桥路附近发生了一起聚众斗殴案件。

    当晚参与打架的一共有8人，我们接警赶到现场时，打斗已经结束。涉案人员一方是37岁的建筑公司项目经理陈林、他的同事王力，以及无业人员欧勇和李辉，共4名男子；另一方则是2对情侣，大四女生张婷和同学余萍，以及她们的男朋友高晨和小邓。

    从现场情况看，除张婷和余萍2个女生，参与斗殴的男性都带着不同程度的伤，其中陈林和欧勇的伤情比较严重——陈林满嘴是血，欧勇右手中指骨折。现场协商后，决定陈林和欧勇由民警陪同先行前往医院就诊，其余人则跟我们回派出所了解情况。

    1

    根据张婷的笔录，当晚她和同学余萍在酒吧消遣，起初陈林和王力多次邀请她俩“拼桌”喝酒。当时陈林已喝到半醉，且双方彼此并不认识，张婷和余萍便一直拒绝。之后陈林又过来向张婷索要联系方式，也被她赶走。23时许，张婷去酒吧洗手间路过陈林座位时，陈林突然伸手摸了她的隐私部位，两人因此吵了起来。被酒吧服务员劝开后，张婷和余萍决定离开酒吧，但还没走出门就又被陈林拦住。陈林向她俩做出抚摸自己下体的猥琐动作，于是双方再一次发生争吵。

    本来余萍的男友小邓已经到了酒吧门外，听见争吵，就进入酒吧与陈林、王力发生了肢体冲突，推搡中陈林因为醉酒跌倒。双方被酒吧服务员拉开后，张婷和余萍、小邓结伴回家，但走到中桥路附近时，被陈林等人驾驶的车辆追上。从车里下来的陈林、王力和欧勇拦住张婷他们，陈林说自己在酒吧被小邓打伤，要求赔偿6000元医药费，张婷等人当然拒绝。欧勇见状，提出如果不愿赔钱，那就“请”张婷和余萍二人“陪陈总”，3个年轻人感觉受到侮辱，于是又跟对方发生了冲突。张婷的男友高晨此时也驾车赶到，看到陈林、王力和欧勇正在推搡小邓，于是立刻上前帮忙。此时，与陈林同车来的李辉也手持铁棍（甩棍）从车上下来，之后双方开始打斗。

    余萍在笔录中称，在酒吧时，张婷因被陈林性骚扰而与之发生了冲突，虽然被酒吧工作人员劝开，但她俩都担心被醉酒后的陈林报复，决定马上回家。出于安全考虑，当时两人还分别电话通知了各自的男友来接。打完电话15分钟后，自己的男友小邓已到酒吧外，她和张婷才起身离开，但在酒吧门口又遇到陈林朝她俩做猥亵动作。随后，小邓闻讯进入酒吧与陈林发生冲突，被酒吧工作人员拉开，之后3人结伴回家路上又被陈林等人驾车追上……此后叙述的内容基本与张婷的笔录一致。

    张婷男友高晨说，得知女友在酒吧被人“欺负”后，因担心女友安全，赶忙开车出发接张婷回家。行至中桥路附近时，恰好遇上陈林他们正跟女友这边纠缠在一起，于是上前帮忙。他先后将带头的陈林和拿着甩棍的李辉打倒，随后又撂倒了围攻过来的欧勇和王力，自己身上也多处受伤。他说，之所下手较重，一是因为自己常年练拳，二是看到女友被人拉扯，情急之下没掌握手上的分寸。

    余萍男友小邓的笔录里，对打架原因和过程的叙述与张婷等人基本一致。但是他在笔录中提到一个细节——双方在中桥路附近对峙时，对方曾不断威胁让他和余萍离开，“不要管闲事”——他感觉，陈林一伙似乎是单独冲着张婷来的。

    我回头又去找余萍和张婷核实这一细节，她俩各自回忆一番后，确认了这点。张婷说自己也想起来，纠缠中王力曾试图把自己往车子方向拉扯，好像还喊当时在车里的人帮忙。

    2

    陈林一方的笔录，则与张婷一方的截然不同。

    陈林在打斗中被高晨击落了两颗门牙，头部受伤，右侧眼角膜出血，医院要求留院观察。在向领导汇报后，我带着笔录设备去了医院，在病房里给他做第一份笔录材料。

    陈林并不认可张婷等人的说法。他说自己当晚确实邀请过张婷和余萍“拼桌”喝酒，也向张婷索要过联系方式，但没有恶意，只是之前在这家酒吧见过张婷几次，想跟她“交个朋友”。至于“性骚扰”，陈林解释说是自己喝酒时无意间碰到了路过的张婷，并非故意，第一次冲突是因为张婷对他的辱骂，被酒吧工作人员劝阻后，他就继续跟同事王力喝酒了。后来从酒吧卫生间出来时，又遇到准备离开的张婷和余萍，他正在整理腰带，却被张婷二人认为是在做“猥亵动作”，被再次辱骂，他是气不过才对骂的。

    他声称，再之后，小邓就冲进酒吧打了他，导致他摔倒并撞伤了鼻子，然后3人就趁乱跑了。于是王力叫来了在附近吃饭的李辉送他们回家，与李辉同来的还有欧勇。他本想这事儿就算了，但在途经中桥路附近时，又碰巧看到了张婷他们。之所以把他们仨拦下，是他和王力都气不过当晚的事情，想跟对方“再理论一下”，“6000块医药费”只是句气话，目的是让3人给自己道歉，没想到对方非但没有歉意，反而再次辱骂自己，结果双方又拉扯起来。高晨赶来加入厮打，导致自己第二次受伤。

    欧勇则在笔录中称，当晚他与李辉在酒吧附近的排档宵夜时接到王力电话，让他们开车“送陈总回家”。他们在酒吧接上陈林和王力后，王力就给他们讲了在酒吧发生的事情，陈林很生气，一直说“从没吃过这种亏”。车子开到中桥路附近时，王力突然说，路边行走的一男两女就是刚才“让陈总吃亏的人”，于是叫李辉停车，他要下车给陈总“讨说法”。

    此后欧勇和陈林、王力下车拦住张婷等人，但对方不但拒绝道歉和赔医药费，还骂陈林是“臭流氓”，“不要脸”。原本他们都没想动手，是高晨中途赶来后，二话不说就开始打人，双方才动了手。欧勇承认自己在现场说过让张婷和余萍“陪一下陈总”，但自己说的“陪”其实是“赔”——是要张婷赔偿医药费的意思。

    从头到尾参与这次事件的王力，在笔录中也承认当晚在酒吧时陈林去找过张婷“拼桌”和索要联系方式，看到陈林被拒绝后，他还笑话了陈林，但陈林也只是笑笑就过了；对于陈林“耍流氓”的事，王力解释说，陈林只是“无意中伸手碰到了张婷“，道过歉了，但是张婷不依不饶，骂人骂得很过分，这才激怒了陈林；至于两次打架的起因，王力说第一次在酒吧里是因为小邓冲上来推倒了陈林，第二次在中桥路附近是因为张婷非但不道歉，还指使男朋友高晨打人。打架细节方面，王力说自己当晚“喝太多，记不清了”，但言之凿凿是张婷这边先动的手。对于拉张婷上车的细节，他说没有这回事，只是厮打中的拉扯而已。

    李辉也在笔录中说，他是看到高晨先动手打陈林后才从车上下来帮忙的。之所以手持甩棍，是因为看到高晨气势汹汹，打人的动作又很娴熟，担心吃亏。他并没有真的用甩棍打架，反而是甩棍被高晨夺去后打伤了自己。

    至此，双方的第一次笔录内容差距很大。

    3

    为了进一步核实当时的情况，我们先去调取了涉事酒吧的监控录像。酒吧的监控设备状况不是太好，有几处重要位置无法正常拍摄，好在有探头能拍到当晚陈林所在位置。

    录像显示：当晚22时左右，当张婷路过陈林座位时，陈林确实有一个“伸手”动作，且正好碰到张婷，之后两人确实发生了激烈的争吵。我反复看了很多遍监控录像，但仅从视频确实难以判断陈林当时的动作是不是“故意”。

    我们又采集了几位当晚酒吧工作人员的证人笔录材料，但他们能提供的信息很有限，大多也只是有关两人吵架过程的描述。酒吧卫生间门口没有监控，看不到陈林是否有“抚摸下体”的动作以及小邓进入酒吧与陈林、王力发生打斗的过程，因此也没法判断陈林在酒吧的摔伤是否跟小邓有直接关系。

    双方第二次发生殴斗的中桥路附近较为偏僻，案发地点没有监控设备。报警人是一名骑车路过的附近居民，她也没能提供什么对案件有用的信息。

    总的来说，这起案子的绝大多数过程细节只能依靠当事双方的口头叙述。

    案发后，张婷4人的父母亲属先后来到派出所了解情况。高晨的父母了解案情后，第一时间找到我，问能否“别立案，我们私下处理，赔多少钱都认”。

    我明白他们的担忧——陈林两颗门齿脱落，已构成轻伤。按照现行法律规定，高晨涉嫌刑事犯罪，这无疑会成为这个小伙子人生档案中的重大污点。

    我很犹豫，但也只能告诉高晨父母，眼下警方“不予立案”的可能性已然不大，因为轻伤及以上的伤害案件属公诉案件，警方必须立案，不能进行治安调解。眼下，他们只能先聘律师，看看能否跟对方达成和解，这样或许法院那边在量刑时会有所取舍，大概率可以判缓刑。

    高晨父母非常失望，高父又提出，如果是对方先动手打，高晨被迫还手，是否可以按照“正当防卫”处置？

    这个问题是我们在处置类似案件中经常被问到的，但我同样只能告诉高晨父亲：一来，如果按照“聚众斗殴”处置的话，即便搞清楚“谁先动手、谁被迫反击”，也无法改变双方互殴的事实，也就不存在“正当防卫”的可能性；二来，“正当防卫”的认定十分复杂，在此案缺乏视频证据和旁证的前提下，我们仅根据双方的笔录，连“谁先动手，谁被迫反击”都无法判断，又怎么去判断谁是“正当防卫”呢？

    其实，从情感上，我是偏向高晨的——女友在酒吧被骚扰，事后又被对方拦截，换作其他人，难说不会做出同样的选择。但在法律上，他的行为又确实触犯了刑法，警方也不得不依法办事。

    同样，对于这起案子处置，在民警内部也产生了一些分歧。

    有同事建议，先对双方进行治安调解，如果双方都同意调解，皆大欢喜；如果不同意调解，再按照一般程序办理，该拘留的拘留，该罚款的罚款——这是我们平时处理类似打架案件的惯例，但这次有人受轻伤，明显不适用，此建议被带班领导马警官拒绝了。

    那位同事不死心，又说，能不能先把案子撤下来，让当事双方自己谈一下？如果他们私下能谈拢，我们就当没接过这起警情。一般这类案子，双方“谈不拢”的部分基本都是钱，而高晨父母那边“赔多少都认”，双方应该也不会谈不拢，我们也省了很多麻烦——我听说过这种处理方式，早年间“流行”过，虽然不符合流程，但对解决类似争端有“奇效”。

    马警官笑着摆手，说肯定不行：“你以为是10年前呢？这案子是群众电话报警，110指挥中心那边有接警和派警记录，我们这边也走完了处警和受案的流程，平台都有备案信息，你现在假装不知道，让他们私了，万一哪一方反悔了，一封投诉信，上面就能给你定个‘执法事故’，你还想干不？”

    另一位同事提出，按照“聚众斗殴”立案吧，毕竟参与打架的人数已经超过3人，按照“聚众斗殴”办理最保险。马警官有些犹豫，回了一句：“8个人都搞？”那位同事点头，马警官没直说自己不同意，只是念叨了一句：“好几个在校学生呢。”

    还有同事建议，可以适当“变通一下”，只给高晨定“故意伤害”，毕竟他在现场“一打四”，还搞出一个轻伤，“再是大学生”，也跑不脱刑责。至于其他人，看愿不愿意调解，如果愿意，就给他们走治安程序。马警官沉默不语，还是没说同意或不同意，转而问我的看法。

    4

    所有当事人的询问笔录我基本全程参与了，对于案件的认识的确有些跟前面几位同事不一样的地方。我说，我觉得这个案子没这么简单，无论定8个人“聚众斗殴”还是高晨“故意伤害”都有失偏颇。我认为陈林一伙明显涉嫌“寻衅滋事”。

    理由大致有3点：

    首先，高晨和小邓两人都在笔录中反映，在中桥路的斗殴现场，陈林一伙人有“往车子方向拉扯张婷”的举动。小邓还说，陈林一伙人曾威胁让他和余萍离开，不要“管闲事”。如果高晨和小邓反映的情况属实，那说明陈林一伙人的主要目标是张婷——这就很奇怪了，在酒吧打了陈林的人是小邓，他们却让小邓“滚”，可见当时他们的真实目的不一定是为了索要道歉和医药费。联系到陈林最初在酒吧也是想要跟张婷“交朋友”、后来又伸手“骚扰”张婷等细节，我有理由怀疑，陈林一伙人当晚所作所为，很可能有其他目的，甚至可能想对张婷图谋不轨。

    其次，说双方在中桥路附近是“偶遇”，我感觉有些不合理。在酒吧调监控时，我看了陈林4人乘车离开的时间，距张婷3人离开的时间并不久。从酒吧到中桥路只有不到2公里，张婷他们是步行，陈林他们是驾车，正常“偶遇”的话，应该很快就碰上了才对，所以，我想查一下这伙人离开酒吧后的行车路线。

    讲到这里，马警官打断了我，问我查这个做什么。我说直白讲，我怀疑陈林他们可能不是“偶遇”张婷3人，而是蓄意找寻。如果他们是寻机报复的话，那案子的性质就变了。马警官点点头，示意我接着说。

    最后一点让我在意的，是整理涉案人员身份信息时了解到的一个情况：根据警综平台记录，3个月前，陈林通过朋友介绍，跟一名刘姓女孩吃饭，过程中陈林不断劝酒，把女孩灌醉后又将其带往附近一家酒店“休息”，到酒店门口时，被闻讯赶来的女孩男友堵住并打伤。当时，兄弟单位是以“治安调解”处置的，女孩男友赔了陈林300多块钱医药费，陈林也没再追究——我觉得，不能排除他对张婷有同样目的。

    有同事提出反对意见：我的这些观点都是基于假设，缺乏事实证据，而且，陈林的“目的”和“前科”也并不能改变此案中高晨故意伤害致人轻伤的犯罪事实。马警官也提出了他的担忧：在没有监控视频和旁证的情况下，认定陈林一伙“寻衅滋事”非常困难，况且，陈林一方的伤情较重，在外界看来就是“受害方”，要是认定受伤较重的一方“寻衅滋事”，又拿不出有力证据，矛盾便可能转移到公安机关身上。

    “我初步问了一下，陈林的意思是，假如定‘故意伤害’、高晨愿意赔钱的话，他也愿出和解协议，这样高晨就有‘不予起诉’或‘判缓’的可能；但如果走‘寻衅滋事’，万一搞不成，又激化了双方矛盾，再回头去走‘故意伤害’，陈林就不一定还愿意和解了，即便搞成了，高晨也可能属于‘防卫过当’……”马警官说。但他又说，陈林这家伙“心很黑”，两颗门牙，高晨父母已经开价到9万3了，他还是不松口，估计想讹一笔大钱。

    我理解马警官的担忧，也感受到了他没有说出的一些话——比如他在情感上同样也是站在高晨这边的，既想妥善处理案子，又想最大限度保全高晨的身家清白。即便陈林一伙的真实动机很恶劣，但在造成的既成事实前，我们却又拿他们没什么办法，因为我们手里还缺少关键证据。

    我说自己还是想试一下，看这案子能推到哪一步，即便办不成，也算积累一次经验吧。马警官斟酌了许久，终于还是同意了。

    于是，我和另一位同事开始给双方做第二次笔录材料。

    5

    第二次笔录的重点在于双方在中桥路附近的殴斗原因和具体经过。首先要弄清楚，当晚双方在中桥路附近究竟是不是“偶遇”。

    斗殴地点距酒吧不到2公里，距张婷家只有800米。小邓在第二次笔录中说，他们离开酒吧后原想打出租车的，但问过多辆在路边待客的出租车后，司机均以“人太多，地方太近”为由拒载，还有个司机开出50元的“一口价”，被张婷拒绝了——本地夜间酒吧门口待客的出租司机大多不打表，也不愿拉结伴的客人，这样路上就不能拣客拼车了。

    但调看李辉所驾驶车辆在道路面监控中留下的记录时，我发现了问题：监控视频中，李辉驾驶小轿车带着陈林、王力和欧勇离开酒吧后，先是向西行驶了3公里左右，在道路尽头转盘处调头驶回酒吧，又沿另一条路向北行驶了2公里后，再次返回酒吧附近，期间车速很快。车子第二次回到酒吧门口后，王力下车与几名待客的出租车司机进行了短暂交谈，之后车子才驶去了中桥路。

    同事连夜去找了视频里那几个和王力交谈过的出租车司机核实情况，其中一名司机说，当晚王力是向他打听：“刚才那3个要打车的小X崽子想去哪里？”

    果然，陈林一伙人半夜在酒吧附近的几条路上兜圈子，就是为了追寻张婷他们。

    我利用同事去核查的这段时间，拿到了陈林等人的现住址，确认了4个人正常的回家路线都不需要途径中桥路。掌握了这些情况后，我去找陈林4人做第二次笔录，针对行车路线问题进行了逐一询问。

    驾车的李辉先说，之所以开车兜来兜去，是因为4人对“先送谁回家”产生了分歧，后来又改口说是因为他们想“换个酒吧继续玩”。但陈林和王力、欧勇却给出了各不相同的答案——很显然，他们没想到我会问这个问题。

    给王力做二次笔录的时候，我问他为什么去找出租车司机打听张婷他们的去向。王力先矢口否认，待我把视频截图和出租车司机证词给他看了，他又改口说：“气不过，要找她们‘讨说法’。”

    “你先前不是一直说‘偶遇’吗？这是‘偶遇’？”

    王力解释不了，开始缄口不言，搞“沉默对抗”。

    相比于其他3个同伙，李辉涉案程度最浅，但由于斗殴中有“持械”情节，可能受到的惩罚会最重。调查发现，他还处于另一起判决的缓刑期内，如果这次违法犯罪行为坐实，他将失去缓刑机会，被监狱收监。

    我决定将突破点放在李辉身上。经过一番劝导工作，他终于承认，当晚离开酒吧后，自己的确是在陈林和王力的指挥下驾车沿途寻找张婷3人。李辉交代，陈、王认为在酒吧吃了亏，要“收拾”一下这几个年轻人——至于如何“收拾”，欧勇提议“吓一下”，“出口气”，顺便让他们掏点“医药费”，而陈林的想法很恶劣，他说张婷长得蛮“称头（漂亮）”，小邓又只是另一个女孩的男朋友，应该不会为她出头，所以就想找机会把张婷“带走”。

    我问李辉，“带走”是什么意思？李辉说就是“那个的意思”。我说你把话说明白，“那个”是什么意思？李辉犹豫了一下，说，陈林想“办她”。

    我又问陈林打算如何“带走”张婷，李辉的原话是：“酒吧里的小女孩，先吓唬一下，再给点‘甜头’，基本就‘搞定’了。”

    李辉说陈林“很有钱”，而且“有背景”、“能量很大”，遇到事情能“摆平”、“罩得住”，所以他和欧勇以前常跟陈林厮混，甘当他的“马仔”。但因为自己缓刑在身，不太敢掺和这种事，但又不能走，所以在中桥路拦下张婷他们后，起初自己一直没下车，后来高晨来了，他觉得陈林这边可能会吃亏，才下车“助阵”。至于双方谁先动的手，李辉的说法与上一份笔录相同。

    李辉又交代了另外两个重要线索：一是陈林曾吹嘘过自己靠“吓唬一下、再给点甜头”的办法，已经“搞定”过好几个女孩了，只要当晚能把张婷和那对情侣分开，他就有办法；二是王力在车上说，当天晚上陈林去酒吧时带了“药”，已经在搭讪时放进了张婷酒杯里了，结果没有任何作用，王力还笑话陈林买到了“假药”。

    至此，事态变得严重起来——如果李辉的交代属实，那么陈林便涉嫌“迷奸”犯罪。我向马警官汇报后，他立刻派人去核实这一情况，同时让我在笔录中收集陈林一伙其他人关于此事的口供。

    我找到欧勇，听李辉已经交代，他也没含糊，立刻承认了当晚陈林和王力指挥李辉驾车寻找张婷意欲不轨的行径，也承认自己在现场说的那句“陪陈总”的确是“陪睡”，而非“赔偿”。对于中桥路斗殴一事，欧勇说当时现场很乱，他也不知道怎么就打起来了，而自己在上一份笔录里撒了谎——高晨到来时，双方已经开始相互拉扯和推搡了。但对于陈林给张婷“下药”一事，欧勇说当时自己的注意力一直在车窗外，似乎隐约听王力说过几句，但记不清了。不过他又说，陈林这家伙特别喜欢“搞女人”，也“搞了很多女人”，给张婷“下药”，他也不是做不出来。

    6

    王力是这起案件中仅次于陈林的第二号“关键人物”，不但在斗殴事件中起主导作用，而且知道很多有关陈林的内情，也是最狡猾的一个。

    在第二次笔录中，他坚持自己先前的说法，我一问到关键问题，他就借口说自己当时“喝多了，什么都不记得了”。他说自己从来没说过陈林给张婷“下药”的事，那两个人不是“听错了”、就是“要害我和陈总”。但他又多次问我“能不能换个地方谈”，或者让他“打个电话”。我说，有话你就在这里谈，电话你想打给谁，我替你打。他便不再说话。

    但王力的话提醒了我。离开讯问室后，我赶紧打给在医院看护陈林的同事，让他们收走陈林的手机。同事犹豫了一下说，陈林已经打过几个电话了，说是“交代第二天工作”。我问他陈林在电话里说了什么，同事说不知道，电话是背着他打的。

    我立刻赶到医院，给陈林采集第二份笔录材料。第二份笔录中，他跟王力一样，坚称自己是回家路上“偶遇”张婷，并非蓄意报复。我出示了相关证据证词后，他开始胡搅蛮缠，说：“其他人怎么说是其他人的事，跟我无关，我能说的只有这些，信不信由你。”

    笔录过程中，陈林几次“无意中”向我透露自己和市里某领导关系很好，我顺势劝他：“领导既然对你这么好，你更不该给他添麻烦。”

    可能看我“不上道”，陈林恼了，在笔录结束时把话挑破，说自己和那位领导是亲戚，希望我“给双方都留个面子”。

    他的话也惹恼了我，我索性把手机递给他，说你现在开免提打给你说的那位领导，这些话你让他亲自跟我说。

    陈林看了我一眼，自然没接手机。

    由于第二次笔录毫无突破，陈林也自始至终不承认自己在酒吧有过给张婷“下药”的行为，我只好先回派出所，再想别的办法。

    但之后我便接到了几通电话。一位朋友寒暄了几句后，把话题引到了陈林身上，说自己跟陈林关系不错，听说陈林遇到点事，案子在我手上，拜托我“照顾一下”。我问他怎么知道的这事，朋友说：“咱这儿就这么大地方，稍一打听就知道了。”我拒绝了，让他别管这事儿。

    很快，某单位领导也打来电话，提出了差不多的要求。因为平时与那家单位有业务往来，偶尔需要请对方配合工作，我不好直接拒绝，只得先推到自己领导身上，说这事儿是马警官主办，我只是奉命行事，对方说了句“好的”便挂了电话。我赶紧告诉马警官，马警官说他已经接到几个类似电话了，但让我继续按照自己的思路来，“别分心”。

    很快，市局某部门的同事也打来电话，编制上他也是我领导，同事虽然没有直接让我“照顾”陈林，但先扯了一通陈林的“能量”和“关系”，又让我“谨慎”，嘱咐我“掌握好分寸”。

    我说：“你直说吧，是不是想放了他？你能担责吗？你能担，我马上把案子转给你办。”

    那位同事一连说了几遍“话不能这么说”，“我可没说这话”后也挂了电话。

    我又给张婷他们4人采集第二份笔录，重点同样是在中桥路打架。我要求他们每个人把自己能回忆起来的细节全部说出来——虽然没有视频和目击证人，我还是希望通过笔录尽可能还原冲突的原貌。

    笔录做完时已临近中午，期间马警官又亲自下场给李辉、欧勇做了第三份和第四份笔录材料。他派出去核实陈林给张婷“下药”的民警也回来了，很可惜，没能找到必要的证据。那位民警的调查很全面：他先是去了医院，搜查了陈林的随身物品，没有收获；又去了酒吧，但当晚张婷用过的酒具早已被酒吧清洗更换；他也调取了陈林的通讯记录和社交平台记录，发现他确实有过相关内容的网络查询记录，但没找到交易记录。

    张婷听说陈林当晚可能在她酒里“掺东西”后很震惊，但也没感觉有什么不适。同事建议她去医院做一次全面体检，张婷嫌麻烦，没有去做。最终，李辉提供的这个线索被我们放弃了。

    7

    我这边虽然基本可以确定当晚高晨有“正当防卫”的动机，但单薄的证据或许也无力挽回他“致人轻伤”这一结果。组完卷宗后，我交给了马警官——他是所领导，也是所里的法制审查员，卷宗报裁法制科前，需要经过他的审核。马警官审完卷宗后，先说没什么问题，但也告诉我，“寻衅滋事”只能试一试，公安局法制科那边有很大可能不给过。

    我一直有心理准备——在没有视频监控的前提下，某一方甚至双方的口供都难以成为“铁证”，也就很难以“寻衅滋事”立案。这同样是很多公安机关办理此类案件时多以“聚众斗殴”或者“故意伤害”定性立案的原因之一，因为这样至少避免了此后因“证据不足”导致的检察院“退查”、或涉案当事人投诉等一系列问题。

    “要不你再考虑一下？如果按照‘聚众斗殴’或‘故意伤害’立案的话，这案子很简单。如果办‘寻衅滋事’，后面你可能会面临很多麻烦，甚至到最后案子还得回到起点。”马警官又给了我一次选择的机会。

    我说，麻烦就麻烦吧，没有这个麻烦也有下个麻烦。马警官点了点头。

    果然，我的卷宗在法制科被驳回，马警官在法制科办公室跟科长谈到半夜，也没能改变。

    但我们没想到，这起案件最终是以一种意外、却也很好理解的方式解决的。

    作为案件中唯一受轻伤的人，陈林不知是在我们的调查中意识到了什么，还是得到了谁的“指点”，先是拒绝进行伤情鉴定——此前，法医还从没遇到过“受害人”拒绝接受鉴定的情况，问我该怎么处理？我说公诉案件强制鉴定。但陈林在之后的鉴定中却改口说，那晚只被高晨打断了一颗门牙，而另一颗是自己喝醉后不小心“摔断”的。

    至此，“轻伤”的概念一下就不复存在了，这对高晨一家来说无疑是场意外之喜。

    后面的办案流程我没有再参与，听同事们说，案子最后可能在涉事双方的强烈要求下，按照治安案件调解了。陈林接受的高晨家的补偿只有万把块，“意思一下而已”，远没有当初高晨父母开的那么高。

    结案后，我找了两名特情员，让他们抽空多留意陈林，再有类似行径马上告诉我。但不知陈林是不是意识到了什么，之后没多久便调离了我市。

    同事们也反复讨论过陈林的这起案子。

    有人说，陈林一伙人当天晚上追踪张婷，肯定是没安好心，如果那晚陈林买到的不是假药，或者张婷不是跟同学结伴回家，又或者高晨没有在关键时间赶到现场，真不知道之后会发生什么。

    也有人推测，陈林最初想通过“轻伤”一事拿捏高晨一家，妄图从高家讹一大笔钱出来，但后来发现到警察不跟他玩什么“聚众斗殴”、“故意伤害”，却直接奔着他们一伙“寻衅滋事”，甚至更严重的“绑架”、“强制猥亵妇女”这个方向去了，就意识到自己可能会“偷鸡不成反蚀米”，有点怕了，所以才反过头来赶紧“大事化小”。

    还有人说，如果那晚张婷在酒吧遭到陈林骚扰的第一时间选择报警求助，或许就不会有后面的事情发生。

    这些都是后话了。

    只能说，在此类案件中，相比于目击证人、证词和警察的合理性推论，视频监控无疑是最直接、最有力的证据——2018年8月，江苏昆山开发区发生的刘海龙被“反杀”案中，十字路口的监控视频在认定受害人于海明“正当防卫”的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样，假如在2022年6月的唐山打人事件中，如果没有烧烤店内的视频拍下陈继志一伙人打人的整个经过，很难想象在双方皆有伤情的情况下，警方该如何把握整个案件的性质。

    在陈林的案子之后不久，在公安局的强烈要求下，中桥路的偏僻路段终于安装了监控设备。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