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蓝的故事4：在人间 正文 没赶上转制末班车的辅警师傅

    1

    我清晰地记得，自己参加工作的第一天，教导员从公安局政治部把我领回派出所。

    换好警服，同事们已经聚集在值班大厅里，教导员为我依次介绍：“这是杨所、咱们所所长；这是马所，治安副所长；这是范所，刑侦副所长……”介绍完主官，教导员又指着值班台后一位身着作训服的男子说：“这是杨大队。”我跟他打招呼，他冲我笑笑，眼角的皱纹挤成一团。

    所里一共有10位民警，后来我又和大家客套了一番，但一圈下来，依然记不住大多数人的名字，唯独记住了“杨大队”——因为其他人都是“警官”，只有他是“大队”。

    散会后，杨大队把我叫到跟前，用手揪了揪我的警服衬衣领子，笑着说：“小伙子，以前没穿过制服吧？”

    我有些不好意思，点点头，说校服穿过不少，制服还是第一次穿。杨大队说那难怪了，衣服穿错了，“冬常服配警服衬衣、领带和V领毛衣，脚上穿皮鞋。你里面穿的是春秋长袖执勤服，高领毛衣，脚上穿运动鞋，前几年村里的警察才这么穿，赶紧换了去。”他笑嘻嘻地说。

    没想到穿个衣服还有这么多讲究，我赶紧回备勤室换。等我再下来，杨大队就一边帮我绷直衣角，一边津津有味地感叹：“真好啊，现在这警服越来越漂亮了。”

    那年，杨大队45岁，在派出所工作15年了。他圆脸，留着极短的平头，不笑的时候一脸凶相，笑起来一团和气、憨厚。

    起初我和他不在一个班，但经常和他一起去看守所和强戒所送人。我只知道杨大队不是正式民警，因为他在所里带过“联防队”，后来又是辅警队的头，大家就都喊他“杨大队”。能看得出，杨大队在所里颇受尊重，每次例会，他都是唯一参加的辅警。

    后来交流多了，才知道他是本地人，当过兵，早年与妻子离异，现在一个人带儿子生活。那时，我只是有些疑惑，印象中市局其他派出所的辅警大多是二十出头的年轻人，把这当成一份过渡的工作，做一两年便走，不知杨大队这把年纪了，为何依旧在派出所当辅警。

    “年纪大了没处找工作呗，不然早走了，这三千来块的工资哪够养家糊口的……”一次，杨大队在巡逻车上跟我说。随后他又问我工资多少，我说还不到三千，他听罢“哼”了一声，我没明白是啥意思。

    2

    2012年初，局里按惯例要给新人安排老民警当“师父”，人选暂时没定下来，领导让我先跟着杨大队学。显然，杨大队早就得到消息了，但他似乎不太高兴，嘴上抱怨：“这么多老民警闲着，为啥总逮着我不放？我又不是民警。”

    我有些尴尬，只好恭维说：“甭管民警辅警，您是老前辈，啥都值得我跟着学。”他又哼了一声，但脸色好看了许多。

    杨大队先带我熟悉管区情况，我以为就是跑跑辖区内的主要单位，但杨大队说那些地方让所领导白天带我去，让我晚上下班之后再找他。那天下班后，他一身便装，让我也换掉警服，上了他的私家车。临开车前，杨大队说：“官面上的地方我带不合适，去了会让人笑话。摆不上台面的地方我带你去，你也做好心理准备，这些地方才是今后需要你费脑筋的。”

    那晚，我跟他去了一些“特殊”的地方：在乌烟瘴气的棋牌室里，杨大队指着隐蔽位置的一张门帘说，帘子后面有两个箱子，搬开箱子里面还有一间屋，平时是店老板的杂物间，但以前在里面摆过“打鱼机”开赌；在喧闹混乱的迪厅里，杨大队悄悄指着两个路过的年轻人说，记住他俩的模样，这是两个吸毒人员，且有贩毒前科；在深夜营业的美发店外，杨大队指着隔壁一间早已打烊的杂货铺说，两个店面之间新开了暗门，他怀疑美发店老板是为了“捞偏门”躲检查……

    路过一间公共厕所，杨大队把车停下来，招呼我也下车，我不明就里，下车跟着他走了进去。公厕里惯常的臭味里，竟然夹杂着一股香气，杨大队使劲吸吸鼻子，让我记住这个味道。我有些恶心，问他这是什么味道？杨大队说不久前有人在这里吸过麻果，让我以后看住这间公共厕所。

    之后，他又带我转了几个居民小区——

    “这栋楼301，户主曹XX，盗窃前科，目前在拘留所，3天后回来，盯住他。”

    “这栋楼地下室有一个麻将馆，之前有过聚赌，最近几天一直没开门，留意一下。”

    “这栋楼2单元的101被租了出去，上面怀疑是失足妇女承租后用来卖淫，抽空进去看看。”

    ……

    凌晨时分，我们路过一个街口，几个年轻人在那里徘徊。杨大队开车路过，“嚯”地停了下来，降下玻璃，大声喝道：“你们搞么事！”

    一个看似领头的年轻人走过来，见是杨大队，弯腰，脸上挂着谄媚的笑容，“杨叔啊，没事儿，兄弟伙的喝醉了，醒酒呢！”

    “放屁，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想干啥，滚回家睡觉去！”杨大队声音不大，领头的青年却犹豫了一下，招呼自己的兄弟伙离开了。

    杨大队开车一直跟着他们，几个人走几步便回头看一眼我们的车，杨大队用远光灯闪他。就这样走了半个多小时，直到人群各自散去，领头的年轻人也进了小区，我们才停止跟踪。

    杨大队告诉我，他们是一帮混子，大多没有正当职业，平时在街上惹是生非，没少跟派出所打交道。今天晚上聚在一起，应该不是为了啥好事儿，“以后常注意他们，见他们聚在一起就想办法驱散。”

    返程路上，杨大队如数家珍一般，告诉我管区内有多少“重点人口”，有哪些“前科人员”，有哪些“隐患地带”，甚至连多少家五金行、修理厂、寄卖行、鞭炮铺，各自处于什么位置他都一清二楚。

    我拿出本子准备记下来，他说不要记在本子上，要记在心里。我说那怎么记得住？他笑了笑说：“等你干久了，自然也就记住了。”

    就这样，杨大队给我当了3个月“不挂名”的师父。

    每次我喊他“师父”，他嘴上说着“不要在公开场合这么喊”，神情却很是受用。巡逻时，他经常跟我讲以前的故事，说早年公安局还未改制时，民警和辅警没啥区分，某位领导还给他做过徒弟，“但那家伙不像你，他笨得要死，俩月学不会治安笔录，抓狗被狗咬，找猫被猫挠，啥也不是……”但之后，杨大队却又自嘲一般地笑，继续说：“可是人家运气好啊，赶上了转制的末班车，先转成公务员，又当上领导。不像我，干了半辈子，倒是啥都会，但至今也没能当上‘正规军’……”

    每当杨大队说到这个问题，我便不知该不该接他的话。

    的确，公安局民警的身份转制工作早已于十年前就落下帷幕了，能转的都转了，转不了的都走了，而杨大队却是个特例——他的身份既有别于局里的正式民警，又不同于绝大多数合同制辅警——他算是公安局的“工勤”，即机关单位职工。

    那时，很多人都觉得“工勤”这个身份已经相当不错了，相比于企业职工，机关单位“工勤人员”工作更加稳定，机关公务员的福利待遇都可以享受，却又不必接受相关公务员条例的限制。只是杨大队觉得不好，因为在他看来，自己始终算不上是一名真正的警察。

    “就是没赶上好时候啊，《公务员法》晚出来一年，我就妥妥的是个正式警察了。谁知道呢，忙活了半天，空欢喜一场，警服和警衔都发给我了，结果最后就卡在那关键的一年上了……”杨大队经常把这句话挂在嘴边。

    我再细问，他却推说很多年前的事情了，不想再提，不提也罢。

    3

    尽管如此，所里的同事们似乎从来没把杨大队当辅警看待，而他似乎也同样不认同自己的辅警身份。杨大队平时不穿辅警制服，爱穿一件作训外套，肩膀上扛着“两毛一”（两杠一星）的警督肩章——其实这是违反着装规定的做法。但他是派出所的老人，当年的纪律管理也不是太严格，所以领导们也都听之任之，只在一些必要的场合，才会提醒他注意着装。

    按照公安局的相关管理规定，辅警只负责开车、打印材料，看守嫌疑人、维持现场秩序等工作，并不直接参与警方的抓捕和办案。绝大多数辅警也严格遵行着这一制度，只有杨大队例外——他参与所里的一切工作，只要工作上需要，他都不会拒绝。有时即便嘴上拒绝，后续的行动上也少不了他的身影。

    这些年，他几乎没有缺席过所有相对危险的抓捕现场，而每次回到所里之后，教导员都会生气，说杨大队没有参与这种行动的义务，年龄又在那儿摆着，你们怎么好意思喊他。同事们只能说，杨大队经验丰富，有他在才安心。

    虽然领导屡次要求民警在工作中“分清民警和辅警的工作范围”，不要动不动就拉着杨大队干民警的活，但遇到需要领导本人带班出警的任务，他也少不了要把杨大队叫上。

    杨大队有时也会发牢骚，说自己拿着辅警的工资干着民警的活，下次这种事不要再喊自己，喊也不去了。但这些也就只停留在牢骚的层面上，遇到大案要案，他的身影还是穿梭在一线。

    “他做这行确实是把好手，这么多年了，如果是正式民警的话，现在起码能做到支大队的副主官位置……”一次吃饭时，教导员感慨道。

    “99年6·20杀人案，关键线索是他摸出来的；2001年7·14强奸案，他在茶市场一眼认出了强奸犯；2007年10·17抢劫案，他在驳船上按住了嫌疑人。这几年扫毒，10个强戒指标里8个是他完成的。就凭这些，给个刑警大队长干也不过分吧，可惜了啊……”

    那时，我对杨大队的境遇也很好奇，但他自己却不肯说，便趁机问教导员。没想到教导员一下打开了话匣子，跟我足足聊了一个晚上——

    杨大队的“工勤”身份，一直都是公安局的“历史遗留问题”。按照教导员的说法，杨大队曾经有3次机会正儿八经穿上警服。

    第一次是1991年，杨大队从新疆某部转业，进公安局工作完全没问题，但安置结果出来，却是某国企的机关小车队。那个年代，国企机关小车队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好单位，杨大队父亲与那家企业领导有些私交，便把自己儿子“安排”了进去。老爷子“帮了倒忙”，断送了杨大队第一次入警的机会。

    第二次是1996年，全国“严打”，公安局缺司机，杨大队申请借调，严打结束后主动留了下来。往后，他先在公安局机关工作，后来索性去了派出所，当了6年“杨警官”。

    到2002年，公安体制改革，同事大多转为公务员，可杨大队却遇到了麻烦——当年，为了保障民警素质，上级文件要求“35岁以下转制民警必须具备高中（中专）以上学历”，杨大队那年刚好35岁，但他入伍前只有初中学历，在部队参加的培训未能被认定为“中专”，没有达到转正条件。

    摆在杨大队面前的路有两条，一是在公安局继续等待改制，二是回原单位工作。他选择了前者，因为那时他已是派出所的治安骨干，领导找他谈话，说改制阶段各项制度都有变数，杨大队觉得有道理，便继续等政策。

    然而随着转制逐步完成，公安局也没有再下发新政策。原单位派人来找杨大队，劝他调回去。杨大队没走，他说因学历受限没转正的大有人在，公安局编制有限，不好说给谁不给谁，等走的人多了，留下的自然就转正了。

    功夫不负有心人，2年后，公安局终于决定再解决一批编制问题。杨大队位列人员名单之中。他已拿到中专文凭，也满足了转正的硬性条件，但那次他依旧失败了——因为同批转正同事中有一位烈士胞弟，上级部门要求公安局先解决烈士胞弟的编制问题。无奈，杨大队主动让出了名额。当时，杨大队的警衔和警号都发了，又只能原样交回。领导不忍心，把“两毛一”的肩章留给他做纪念。

    那年杨大队已经38岁了，依旧在派出所干治安，身份不明。杨大队自己也有些气馁，说可能这辈子与警察无缘，但领导舍不得让他走，于是打下包票，说两年内无论如何都会给他解决正式编制问题。

    不料2006年，新《公务员法》实施，公安机关招录新人民警察必须通过公务员考试，而杨大队的年龄早已超过了省考上限，自此，彻底失去了转为正式警察的机会。

    “老领导当时愧疚得不行，问杨大队想去什么单位，他来协调。但你杨大队说自己在派出所干了10年，哪儿也不想去了，最后领导没辙，给他转了‘工勤’，还是留在了派出所。”教导员说。

    记忆中，局机关车队的小车司机老唐也同样是“工勤人员”，我问教导员他俩的情况是不是一样，教导员却笑了笑，说身份是一样，但别在杨大队跟前提老唐。我问为啥，他说老唐和杨大队彼此不对付，见面也从不打招呼。

    杨大队说，老唐留在公安局是为了“占便宜”，但老唐却笑话杨大队，说他明明不是警察还装蒜，自己骗自己。

    4

    我从没有跟杨大队提过小车队的老唐，但杨大队自己却提过一次。

    2013年8月，吸毒人员许某拉起一个团伙，专在辖区盗窃电动车和电瓶。一月之间，几个人在辖区偷了10多台电动车和20多个电瓶，一时搅得鸡犬不宁。所里成立了专门警组抓捕许某一伙，我和杨大队都名列其中。

    经过一段时间的布控抓捕，3名犯罪嫌疑人先后落网，但主犯许某却始终不知去向。吸毒人员本就行踪诡秘，同伙落网后许某更成了惊弓之鸟，四下寻不到他的踪迹，大伙只好各自想办法。

    9月初的一天傍晚，我正在所里值班，突然接到杨大队电话，让我赶紧开车去城东国道附近，许某出现了。我和另一位同事立刻开车赶了过去，到现场后却发现只有杨大队一人坐在马路边。我问他许某在哪里，他却气呼呼地说已经骑电动车跑了，我们开车沿许某逃跑的方向追了一程，没有结果，杨大队摆摆手说估计跑远了，先回派出所吧。

    一路上，杨大队都是气呼呼的样子，我以为他还在气许某逃脱，劝他回去调监控看看。不料杨大队却说他气的是机关车队的老唐，回去非把情况反映给领导不可。

    一回派出所，杨大队便直奔值班领导办公室，我和同事去监控室查视频。很久之后，才看到教导员和杨大队一同从办公室出来，教导员边走边安抚杨大队。

    原来，杨大队的儿子读初三，学校加了晚自习，杨大队不值班时便去给儿子送晚饭，结果那天在学校门口，杨大队遇到了刚好骑车经过的许某。两人一照面便认出了彼此，许某立刻猛拧电门逃跑，杨大队则在后面跑着追。

    眼看两人距离越拉越远，杨大队却在路边看到了同样来给孩子送饭的老唐。老唐是开车来的，人刚从车里出来。放在往常两人见面是不打招呼的，但这次情况不一样，杨大队一把拉住老唐，让他帮忙开车带他追许某的电动车。

    杨大队满以为老唐会帮忙，不料却被拒绝了。老唐扯了个理由，说车钥匙被老婆拿走了，但杨大队分明看到老唐是从驾驶位下来的。他有点急，说：“老唐你还算不算个警察？”

    老唐却笑了笑，回了他一句：“我不算，你应该也不算吧。这么拼干嘛？还想着你那‘两毛一’呢？”

    我能想象出老唐说这话时戏谑的样子，也理解了杨大队为何会在路上生那么大的气。杨大队要求教导员把当天老唐的情况向上级汇报，他说即便普通群众遇到这种情况也有配合工作的义务，更何况是老唐这样在公安机关工作的人员。但教导员考虑再三，却觉得这件事也不好这么做。

    “老唐这家伙真是操蛋，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最后，教导员说。

    后来，老唐的事情被教导员捅给了局领导，老唐挨了一顿臭骂。之后教导员又找杨大队谈过几次话，杨大队似乎并没把这件事放在心上，一如既往地参与对许某的抓捕，没多久许某便落了网。

    2014年2月，市局布控抓捕毒贩陈立军，我在案件专班又见到了杨大队。他和陈立军打了十几年交道，对陈立军比对自己的儿子还熟，因此又被局领导破例加进了专班，主要负责一些情报分析工作。

    陈立军是本地的一个老毒虫，没有正当收入来源，这一次是借高利贷进了一些冰毒打算转手卖掉。对陈立军的抓捕行动很顺利，原本只负责情报分析工作的杨大队在抓捕时也去了现场，按倒陈立军的三个人里，就有杨大队一个。在押送陈立军进入办案区时，政治部宣传科的同事还给他拍了照片。

    不久后，省媒就在官网上发布了我市有关这次行动的新闻报道，几张新闻配图中就有两张杨大队的照片。一张是他按倒陈立军时民警的执法仪截图，另一张就是他押送陈立军进入办案区时宣传科同事拍的照片。

    那天下午，杨大队喜不自禁，坐在值班台后面抱着手机，一直看自己的照片，还把新闻链接不停地发给亲朋好友。有同事跟他开玩笑，“看照片上，老杨的气势起码得是个刑警队长啊。”

    杨大队的脸笑成一朵花，说：“那还用说。”

    只可惜，杨大队的开心只持续了几个小时，傍晚刚过，他就发现那篇新闻链接打不开了。刷新了好几次之后，却发现新闻还在，但照片却被换成了其他人。

    很快，他便被教导员电话叫去了办公室，再出来时，一脸颓丧。他又一次气哼哼地把手机直接扔在值班台上，坐在一旁抽起了闷烟。

    我问他怎么了，他瞥了我一眼，说还能怎么，教导员让他以后不要再戴那副“两毛一”的肩章了。

    原来，市局领导也看到了新闻照片，乍一看没什么问题，但随即就有人“提醒”领导，说杨大队是辅警，却在照片上带着民警警衔，明显违法相关规定。而且照片是发在省级媒体上的，一旦上级公安机关较真，领导可能要担责任。

    局领导认得杨大队，也确实觉得照片不妥，于是电话打到政治部宣传科，让他们马上联系媒体撤稿换照片，又给我们教导员打了电话，让他规范所里的辅警着装。

    虽然上级的决定没有任何问题，但看到杨大队失落的样子，我还是在一旁感慨了一句：“是谁这么无聊，去跟局领导说这事。”

    大家都没说话，杨大队却突然笑了起来，说：“管他呢，一张照片而已，多大点事儿？”

    当天晚上夜巡，杨大队开车带着我，却没像往常那样健谈。他一路沉默，警车开到半程时像突然想起了什么，一脚重刹把车停在路边，我正诧异，却见他猛地从肩膀上扯下那副“两毛一”，扔在了扶手箱里。

    5

    教导员曾对我说过一句话：“有人把当警察看作一份职业，有人把当警察看作一份事业；有人把当警察看作一个饭碗，而你杨大队把当警察看作一个梦想。”

    的确，既然是梦想，就意味着十分美好，且不易实现。杨大队不认同教导员的观点，他也经常把一句话挂在嘴边——“屁梦想，就是份工作嘛，屁‘两毛一’，多少年前的事儿了。”

    但事实上，我能感觉出，他其实依旧心存“梦想”。

    2014年底，我偶然从网上看到一条有关“优秀辅警可以转为正式人民警察”的新闻，随口给杨大队说了，他当时没有说话，但当天晚上很晚了，却又打电话给我，让我把那条新闻发给他，他说自己回家后上网找了很久没有找到。

    那条新闻令杨大队激动了很久。的确，按照工作业绩，他早已满足了“优秀”的标准。他武警出身，在派出所工作了很多年，业务精熟，很多民警当年入警时都给他当过徒弟，至今有些重要案件局领导会批示让杨大队参与，他需要的只是一纸转正命令而已。

    第二天，教导员也找我要去了那条新闻，上报给了局领导。

    那天中午，杨大队没有像往常一样跟我们一起在二楼吃饭，而是一中午都抱着手机窝在值班室里，我去看他，发现他还在网上搜索着有关那篇新闻的后续报道。

    然而，等到下午上班时教导员却把我拉到一旁，埋怨我不该给杨大队发这些有的没的，让他空欢喜一场。我被说得云里雾里，教导员跟我说他把消息报给局领导后，领导翻来覆去研究了很久却总觉得不太对劲，咨询过上级后，才发现那条新闻只是无良自媒体歪解政策之后的谣传。

    “你又不是不知道，你杨大队对这事儿非常敏感，你可能只是随口告诉他这么个消息，但在他看来可能又是一根救命的稻草，结果大家一起激动一场，最后发现是假的，你倒没什么，但对他来说，残忍不？”教导员一脸怨气，我赶紧低头认错。

    之后，杨大队好几天不愿理我，事后我向他道歉，他还气呼呼地说以后不要再给他看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了。但不久他又在网上看到了类似新闻，却依旧会找到我，让我帮忙看看这次的新闻是真是假。

    2017年4月，听说我要离开派出所，杨大队请我吃饭。他问我以后怎么打算，我说没想那么远，先读书吧。杨大队叹了口气，说这事儿挺有趣，自己一辈子为个警察的身份求而不得，“你倒好，说走就走。”我也笑笑，说读书深造又不是不回来。我劝他悠着点，“人过50了，别再把自己当年轻人来用，注意身体。”杨大队点头让我放心。

    我知道，编制还是他心里的一个坎，想劝他，但又不知该如何开口。不想杨大队似乎猜到了我要说啥，主动引起了话题，说自己不再纠结身份不身份的事情了。一过50岁就奔着退休去了，有些事得看开，毕竟自己还有个“工勤人员”身份不是？

    “当不了警察，那就当警察他爹吧！”杨大队喝了口酒，点了支烟。他这话说得挺粗，搞得我不知道怎么接。可能看我有些尴尬，杨大队又笑了，说不是骂人，是他儿子杨霄去年考上警校了，侦查专业。

    我恍然大悟，举杯向他祝贺。“打算让儿子当你最后一任徒弟？”

    杨大队举起酒杯和我碰了一下，没说话，脸上挂满了一团笑意。

    7月，我收拾行李离开派出所，发现给我送行的同事中多了一个新鲜的面孔。我向杨大队求证，他点头说是，今年暑假，儿子来派出所做暑期实习。

    崭新的学警制服穿在小伙子身上，尤其精神。同事们在派出所值班大厅里列队，整理警容为我送行，杨大队整理完自己的衣服，转身帮儿子整理。他捋了捋儿子的衣领，正了正儿子的警帽，小声说：“常服裤和执勤裤看似一样，其实是有差别的，你穿错了，下次注意！”

    一瞬间，我仿佛又回到了6年前刚到派出所报到时杨大队帮我整理新警服的样子。

    2020年9月，杨大队的儿子通过招警考试，正式入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