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蓝的故事 深蓝的故事3: 未终局 一辈子不肯吃亏的女人

    1

    我接手河西社区警务室的第一天就认识了刘婶。

    刘婶的面馆就开在警务室隔壁——说是面馆，其实只能算一个简易的自建摊位——那里本是医院废弃的配电室，刘婶把炉灶安置在里面，算是“操作间”。外面是4根水泥墩子做底的铁杆支起的防雨绸，下面摆了几张桌子和几个马扎，是客人们用餐的地方。

    刘婶的面馆开了有些年头了。南关派出所的治安副所长还是河西社区片警时，刘婶面馆就在这，我接手时，警务室已装修过3回，外墙上挂的民警牌子换了4茬，只有隔壁的刘婶面馆一直坚挺在那里。

    刘婶操着一口地道的湖北话，接客拉人时甩着只有本地人才明白的词，以至于最初我一直以为她是本地人，后来她才告诉我，自己是山东人。

    当年刘婶在医院后勤工作的丈夫病故，她带儿子从山东老家过来奔丧，料理完后事，医院可怜孤儿寡母，便出面给刘婶安置了一份工作。最初，她在医院苗圃养花，但工资微薄，后来医院便把这个废弃配电室租给她开个小餐馆，每月象征性地收一点租金。

    早年，刘婶只做医护和病人的生意，后来医院推倒后墙修了路，配电室就成了临街房。早上中午卖各种面条，下午4点后卖炒菜，夏天晚上还会支起架子卖烧烤和小龙虾，刘婶的面馆全年无休。一件蓝色“大桥鸡精”的工作服，夏季单穿，秋冬就在里面套件棉服，使得本就矮胖的刘婶更显臃肿。

    那时候，不在所里值班，我就去警务室待着，早上就近在刘婶面馆过早。刘婶的手艺不错，热干面、炸酱面、财鱼面、肥肠面做得都很地道。后来逐渐相熟了，她经常和我讲自己的事。

    刘婶1962年生，儿子比我小一岁，在离面馆不远的商场租了柜面卖家具，母子二人在医院南面的老家属区有套房子。刘婶说儿子小时候脑袋受过外伤，有后遗症，稍有刺激就会发狂。周围的人大多也都知道，平时很少招惹他们。我处理过几次刘婶儿子的警情，基本都是因为做买卖砍价时情绪激动发了病。因此，虽然商场的地段很好，但刘婶儿子的家具生意却异常萧条。

    “我们命苦啊……”聊天时，刘婶经常把这句话作为开场白。接下来便从自己结婚那年讲起，一直讲到前几天下雨淋坏了她堆在配电室门外的东西，或者其他类似的事。有时情绪激动，还会冒出几句夹杂着山东和湖北两地方言的脏话。

    “哎，老天不公啊，灾事儿都落在我头上了，不知道哪天自己干不动了，娘俩怎么办。”这句话一般被用作每次聊天的结束语。

    2

    刚开始，我总会尽可能地帮刘婶做些事情。一方面也算是邻居，另一方面也的确可怜她的境遇。

    我能做的很有限，不过是每天在她的摊位过早，向朋友推荐去她的摊上宵夜，或有地痞流氓、酒麻木闹事时尽量帮她赶走。刘婶也很感激我，偶尔过早会免费给我加个茶叶蛋或肉圆子，宵夜送我一瓶“勇闯天涯”，反正也不值多少钱，我也没推辞。

    小店地段不错，味道也挺好，可刘婶生意却总比不上附近的其他店。白天来吃饭的人寥寥无几，晚上宵夜也多是周边几个摊位客满后，才陆续开始上人。

    而且，我身边的人都对刘婶不太友好，警务室的社区协管员老姜表现得最为明显。每天早上，他宁愿骑电动车去2公里外的早市吃饭，也绝不在刘婶面馆过早。刘婶好像也有意躲避老姜似的，只要看到老姜在警务室，就从不进来。有时正跟我说着话，老姜从外面回来，刘婶也会立即告辞离开。

    平时很讨厌嚼舌头的老姜多次跟我说，“这人不咋地”，让我少跟刘婶打交道。连师父宋警官也让我别在刘婶面馆过早，但他说得很隐晦——“年轻人多活动一下，别总在门口吃完饭就回屋坐着。”也有同事说话比较直接，“那家伙是个定时炸弹，趁早赶她走。”连社区居民有时来警务室找我，看到刘婶在屋里坐着，都要把我叫出去说话。

    起初我不明白，后来相处时间长了，才发现刘婶的确“不太好相处”：

    刘婶很喜欢来警务室找我聊天，但大都不会空手回去，有时拿几包抽纸，有时拜托我打两页广告，还有时“借”盒茶叶；看到放在警务室墙角的废纸箱或包装盒，刘婶也会“顺路帮我扔掉”。有些东西是工会发的福利，有些东西是废品，我倒也没太在意；至于扫帚拖把之类的更是借用频繁，老姜每次打扫警务室之前都会站在门口喊刘婶把扫帚拖把还回来。

    尽管不是什么大事，但老姜总瞧爱占小便宜的刘婶不顺眼，有几次刘婶进来拿东西，老姜就问她，“用不用雇辆车把警务室搬你家去？”刘婶气呼呼地说：“不就是几包纸嘛，人家李警官都没说啥……”当然，还是把东西拿走了。

    刘婶的坏脾气，也是周围人尽皆知的。那时我在警务室里，常听到她在隔壁跟人吵架，和客人、相邻店铺、甚至社区来收卫生费的物业人员都吵过。刘婶骂人很难听，嗓门也大，一旦开骂对方基本插不上嘴。有时实在不堪入耳，我便出门制止，刘婶见有台阶下了，方才骂骂咧咧收场。

    我劝过刘婶几次，别这么冲动，做生意讲究和气生财。刘婶就解释说南方人不实在，她是外地来的，孤儿寡母，不厉害一点，会受人欺负。我不想跟她掰扯这些道理，摆手让她继续去做生意。

    街面上做事，难免有各种摩擦，我理解刘婶的难处，但协管员老姜却一直对刘婶嗤之以鼻，说她这样下去“迟早被人收拾”。

    有一次又说到此，我笑着问老姜以前是不是跟刘婶发生过口角，老姜啐了一口，说何止是口角，他以前没在派出所当协管员的时候，曾被刘婶拎着菜刀追过两条街，“住平房时我们两家是邻居，她偷电，供电所查不出来就把我们整排房子的电闸拉了，我气不过举报了她，后来不知怎么被她知道了，拎着菜刀就来了我家……”老姜说。

    我头一回听说刘婶还有这等过往，有些震惊，老姜就让我回去看看刘婶的涉警记录，“早跟你说过，这人不是啥省油的灯。”

    3

    刘婶在派出所的涉警记录确实很多，几乎月月都有，有时一个月甚至有七八起。内勤同事存档的有关刘婶“当处现调”（当场处罚、现场调解）的材料是单独装起来的，有满满一档案袋，“这还只是通过派出所走了程序的，那些没经过派出所处理的还不知道有多少。”

    我顺手抽出几张“现场调解”协议书看，大多是邻里纠纷、占道经营、食客口角引发的冲突，有时是她报警举报别人，有时是别人报警举报她。我不禁感叹道：“咱派出所一年1/3的简易程序案，差不多都被她包圆了啊！”

    “你还不知道吧，刘婶有个绰号叫‘刘不亏’——就是从来不吃亏，三五毛钱的事情能扯着对方头发在地上打滚，吃亏是不可能的，占不到便宜就是吃亏。”内勤同事解释说。

    “不会吧，她还请我吃过茶叶蛋、肉圆子和勇闯天涯呢，没觉得她不亏呀？”

    同事笑了笑说：“那你小心点吧，她的茶叶蛋、肉圆子可不是那么好吃的。”

    当时，我并没把同事的话放在心上，自以为和刘婶的关系处得还不错。平日里，刘婶买了水果会分我一些，我单位过节发的酱油、松花蛋，也会直接送给刘婶。我一个片警，刘婶一个买卖人，哪会有什么利害冲突呢？

    然而很快，我跟刘婶就闹掰了，那是2012年10月。

    2012年入夏后，刘婶跟我商量，下班后能否不关警务室门口的照明灯，这样她晚上做生意方便些，我答应了。后来，她又问我警务室旁边储藏室的钥匙能否借她用用，夏天夜里街上人杂，她担心收摊后桌椅板凳堆在外面不安全，想放进储藏室里。我想储藏室里也没什么重要物品，便答应了她。作为感谢，刘婶还给我抱来了两个西瓜。往后一切如常。

    国庆节后，协管员老姜突然找我要储藏室的钥匙，说是想看一下电表。我找了半天才想起来，唯一的一把钥匙我给了刘婶，便问她要，但刘婶却总推说忘了带，接连拖延了好几天，老姜直接砸了储藏室锁头。

    和老姜一起进储藏室的还有个电工，电工检查了一番说，电表被人动了手脚，多出一根线，然后顺线拎出了一个插排。

    警务室的电表一直安在储藏室，老姜每月负责交水电费，之前他跟我提过一次，说这几个月水电费比之前高了几倍，我当时没在意，以为是夏天开空调用电量大了而已。前几天老姜去交水电费，发现又比上个月高出了一倍。

    我告诉老姜，刘婶之前找我借过钥匙，老姜顿时火冒三丈，说肯定是刘婶偷了警务室的电，“她以前有前科”，说着就要去找刘婶算账。我拦住老姜，说我来查查是不是刘婶干的，“我们不要冤枉好人”。

    当天下午，我下班后没有回派出所，而是换身衣服去了警务室对面的彩票店。傍晚7点左右，刘婶来到储藏室门口，看到坏掉的门锁愣了一下，但还是进屋拉出了插排。我来到她的宵夜摊时，刘婶已经接好了电烤炉和一干电器，隔壁另一位摊主也拎着插排来找刘婶接电。

    我气不打一处来，当即上前质问她：“说好了借用储藏室放桌椅，怎么还要偷电？”

    刘婶先是尴尬地站在那里，但很快堆起了笑脸，“反正都是公家的电，不用白不用。”我反驳说这么大的功率，线路着火烧了警务室你负得了责？然后一把扯掉了插排上的电源线。

    那晚我收走了刘婶的插排，又找电工把电表恢复原状。老姜让我“法办”刘婶，说这几个月电费已经超过立案标准了。但我念她开店不易，还是觉得算了。只把她叫来警务室批评了一顿，然后自己补了几千块电费进去。

    本以为刘婶会见好就收，但不成想，她却因此恨上了我。很快就有摊主告诉我，刘婶一直在外说我“吃骨头不吐渣”，她用电之前给我“上过供”，所以警务室的电可以“放心用”，因此她不但自己用，还“转让”给其他摊主用。

    我又把刘婶叫到警务室，让她说明白给我“上了什么供”，是那两个西瓜还是之前的茶叶蛋肉圆子？她说不出来，但一脸不忿，我便从兜里掏出100块钱给她，算是还她之前“送”我的东西，老姜又去超市买了两个西瓜，“李警官这事儿跟你两清了，再在外面胡说八道小心遭报应”。

    从那之后，刘婶就再也不来警务室找我聊天了，平时见面也变得爱答不理的。

    4

    2013年7月，市里拓宽道路，商场拆迁，刘婶拎着马扎就去商场帮儿子“维权”了，上级要求我立即前往处理。

    当时，绝大多数商户均已搬离，只剩下刘婶儿子的家具柜面还“坚守”在商场里。之所以不搬，只是因为赔偿没有谈拢。刘婶说，自己并没有提前收到商场拆迁的通知，年初刚进了一批家具，现在突然搬迁，家具无处摆放。商场负责人则说，他们3个月前就通知了所有商户，不可能只瞒她一家。刘婶不认，非要商场赔偿损失。

    商场早已设定了统一的赔偿策略：提供免费仓库暂存家具，外加5000块搬迁补偿，另外新商场建好后优先给她提供柜面位置。但刘婶不愿意，要求商场必须按售价“消化”她的所有进货，然后再给3万的补偿金，新商场建好后，还要免除她1年的租金。

    商场负责人气坏了，直说刘婶这是“敲诈勒索”，并向我解释说，年后全商场的商户都知道要拆迁，都在打折卖货，只有刘婶儿子一家拼了命进货，明显是来碰瓷的，“按照售价买她的家具，起码要十几万，她是打算在我这儿完成‘资本原始积累’呢！”

    我耐着性子找刘婶谈，让她看长远一些，新商场在市中心，生意肯定好，现在商场老板又答应优先给铺位，多好的事情。但刘婶却一口咬死“不见钱，坚决不搬”。刘婶的儿子也把菜刀别在腰上，声称自己有精神病证，杀人不犯法，商场要是敢硬来，他就“见一个砍一个”。

    我看形势不对，急忙向上级汇报，上级开会研究后派来了防暴警，准备应对突发事件，谈判不成就强行带离。刘婶一看到防暴警，立刻倒在地上打滚，她一边滚一边哭喊：“官商勾结坑害老百姓！”很快，母子二人就被带离了。

    事后，商场负责人本着息事宁人的态度，决定给刘婶提供仓库免费存放家具半年，外加1万元的“补偿”。虽然距离刘婶当初提出的要求还差很多，但刘婶似乎十分满意。

    找她签调解协议时，刘婶略有自豪地说，如果不是当初去“闹一闹”，商场哪会多给她这5000块钱？

    我有些厌恶，“之前人家答应给你5000，还优先给你提供新商场柜面，结果你一闹，新商场柜面那茬人家再不提了。你儿子那些家具咋办？以后生意还做不做了？”

    刘婶却不以为意，说等新商场招商时她再去租就行，又不是不给租金，“到时还不是谁去的早租给谁？优先嘛就是一句空话，哪有真金白银来的实在？！”

    听刘婶这么说，我没再搭话。

    5

    2013年底，我又接到了刘婶的报警电话。这一次，她声称自己被偷了300元钱。我和同事赶到案发现场，竟然是南关小区张姨的裁缝店。

    刘婶一直没什么朋友，这几年，只有裁缝店的张姨有时会来找她聊天。张姨过去也在医院做后勤工作，刘婶丈夫去世时是她负责通知和接待刘婶一家的，所以两人的关系一直不错。

    之前，张姨常对我说，刘婶这性格也是生活所迫——她幼年丧父，小学没读完，18岁嫁给穷得叮当响的丈夫，20出头丈夫招工来了湖北，老家的负担全压在刘婶一人身上；30出头丧夫，原本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儿子身上，结果儿子又受了伤；如今年过半百，没过上一天好日子——“她以前失去的太多了，现在某种程度上也算是她的自我保护吧”。

    从本心来讲，我也十分同情刘婶的遭遇。想起过去刘婶逢人便讲，几年前医院换了领导，要收回当初租给刘婶的那间配电室，刘婶仗着自己泼辣能闹，迫使医院妥协，把收回配电室这事儿暂时搁置了，“要不是我当时舍下脸来抖狠，现在八成已经在街上要饭了”。

    听我说起这件事，张姨却说，别的事情她说不准，但作为医院的退休职工、刘婶的好朋友，她觉得刘婶办的这事儿其实非常划不来。

    “当时医院要收回配电房是真的，新领导想彻底‘割断三产’，但别人都可以闹，刘婶不该闹……”张姨说，当时针对刘婶的问题，院里也做过一番研究。

    当年刘婶丈夫去世后，院里跟刘婶签了一个长期劳动合同，刘婶作为“职工遗孀”，虽没有编制，也算是后勤职工，等年满50周岁就可以按照职工身份退休。之前刘婶丈夫留下的养老保险，医院和刘婶个人共同补缴，医院出大头，刘婶出小头。这样一来，刘婶退休后每月都能领一笔退休金，不比正式职工低多少。至于开面馆，市里不缺临街房，在哪儿干不是干，真要找不到门面房，医院也可以返聘她回来做些保洁之类的活，两份收入加起来不比她开面馆低。

    可无论医院怎么给刘婶做工作，她死活不肯接受这份安排，尤其是听说自己还要补缴几万块钱养老保险时，当场就跟院领导撒起泼来。张姨当时也劝过刘婶，但刘婶也和她翻了脸，说张姨跟医院合起伙来给自己挖坑。之后这事儿就这么黄了，废弃的配电室依旧给刘婶继续用，每月象征性地收100块租金，但按照职工标准退休一事再也没有了下文。

    “哎，刘婶这人，没啥文化，见识也短，低头只能看到裤腰带，连脚丫子都看不到……”最后，张姨说。

    那天一进裁缝店，我就看到张姨面无表情地坐在缝纫机后面，刘婶则一脸愤怒，叉腰站在屋中央。刘婶说她来张姨店里改衣服，钱包里放了300块钱，改衣服时她和张姨聊天，张姨动了自己的钱包。临走时，她的钱包从缝纫台移到了柜台下面，再拿出来，里面的300块钱就不见了。

    刘婶虽未明说怀疑张姨偷了钱，但向我陈述案情时，她反复强调“自始至终店里只有她跟张姨两个人”。我劝刘婶再想想，是不是记错了，或者干什么事儿花掉了，毕竟她和张姨这么多年朋友，张姨是什么人她应该了解。

    但刘婶却不依不饶，说“知人知面不知心”，她从家出来啥也没买。也只有张姨动过她的钱包。我叹了口气，问张姨当时的情况。张姨说确实屋里就她跟刘婶两个人，她也确实动了刘婶的钱包，不过是因为刘婶进门后随手把钱包放在了缝纫台上，她担心两人聊天顾不上，有人进来顺走钱包，才拿到了柜台下面放着，至于里面的300元钱，自己从未见过，更不会去拿。

    我还没来得及讲话，刘婶一下就怒了，气势汹汹地说，屋里就两个人，难道是自己栽赃她？“还担心被人顺走？！真是说的比唱的好听，这么多年交情，我瞎了眼了，认贼做朋友！”

    “贼”字一出口，张姨立马就掉了眼泪，没再说话，低头从包里拿出3张百元纸币递给刘婶，说今天什么也别说了，她认了，这300块算是自己补偿刘婶的，让刘婶以后再也不要来找她。

    刘婶二话不说，气呼呼地接过300元钱就要往钱包里塞。同事急忙制止，问刘婶确定这是自己丢的300块钱吗？刘婶分辩说，这钱不是张姨还能是谁拿了？况且张姨自己都认了。

    我看情况不对，一把夺过刘婶的钱包，说既然报了警，这事儿就得警察处理，先别急着往里放钱，确定你包里再也找不出300块钱再说。刘婶见钱包已经被我夺去，只好接受我的要求。

    我把钱包拿到执法仪前，当着三个人的面翻找钱包。那是一个大号女式手包，折了三折，刘婶说她的钱就放在中间那折，“3张一百元的新票”，我确实没在中间那折里找到钱，但当我拉开第三折夹层拉链时，3张百元新票出现在所有人眼前。

    这下轮到刘婶尴尬了，她盯着钱包里的300块，手里攥着张姨刚给她的300块，一时不知该如何收场。同事意味深长地看着刘婶，等她自己把事情圆回来。半晌，刘婶挤出一句“没事了”，放下张姨的300块钱匆匆离开了裁缝店。

    我和同事也告辞离开。张姨自始至终都面无表情，等我俩走出店门，屋里才传来一声歇斯底里的怒吼：“滚——！”

    路过的行人向我和同事投来狐疑的目光，我俩赶紧冲他们摆手，“不是我，不是我”。

    6

    2014年中旬，新商场建好，刘婶收到消息后赶紧去问铺面招商的事情，但商场负责人告诉她，铺面已经全部租了出去，新入驻的商户已经装修得差不多了，没有空位租给她。

    刘婶很生气，说当初拆迁时商场答应新商场铺面优先租给她，商场当即拿出当时和刘婶签订的调解协议，上面没有任何有关“优先租赁”的字迹。负责人解释说，其他按时搬离并签了协议的商户确实都有权利享受“优先租赁”，但当时刘婶拒绝签协议，而且已经收了商场1万块钱“补偿”，也用了商场提供的免费仓库，便没有资格再享受“优先租赁”的权利。

    另外，商场要求刘婶立刻把仓库里的家具搬走，因为当时协议上写的是免费使用半年，现在她已经用了1年多了，也没找她收钱。商场限刘婶15日内将仓库家具运走，否则将代为处置，并追缴她后半年的仓库管理费。

    这次为了防止刘婶再闹幺蛾子，商场提前聘请了律师，做好了打官司的准备。刘婶又想带儿子去“闹一下”，公安局也早有准备，刘婶和儿子在新商场门口“维权”的家伙什还没摆开，便被巡特警带离了。

    刘婶主动来找我了，鼻涕一把泪一把地问我有没别的办法。我说没办法，商铺是人家的，爱租给谁租给谁，我能有啥办法？另外，我劝刘婶赶紧处理仓库里的家具，不然真被商场告上法庭划不来。

    我一句话还没说完，刘婶脾气一下又上来了，说之前半年都没通知她，现在让她15天内搬走，不是逼她死吗？我不想和她说话，老姜就在旁边说，你不搬也行，到时候人家“代为处置”，当废品给你卖了，那钱都不一定够补缴后半年仓库管理费的。

    刘婶双目圆瞪，说谁敢把她的家具当废品卖她就去杀谁全家，老姜赶紧说，“你牛X你牛X，你这么牛X还来找我们做什么？”

    抖狠归抖狠，到了时间该搬还得搬。

    搬仓库那天，商场负责人找了两台车和十几名搬运工，把刘婶暂存在仓库里的家具全搬到车上，运去刘婶的住处。刘婶坐在仓库门前的水泥地上，一边捶地一边哭喊，她的儿子则被同事夺去菜刀押在警车里，等待处理完毕后送去医院做精神病鉴定。

    家具搬迁只用了一个上午便完成了，之后的两天，刘婶面馆都没有营业，第三天见到刘婶时，她正张罗着在家门口搭雨棚。我问她要干啥，她说一时找不到价钱合适的仓库，只能先把家具放在雨棚下面，一边保管一边打折处理。

    家属区的马路本就不宽，刘婶的雨棚又占了一大半。周围路过的行人纷纷投来厌恶的目光。和我说话的工夫，刘婶也不断用凶狠的眼神四处巡视，仿佛在寻找一些可能存在的威胁。

    刘婶的雨棚没能搭太久，当天便被周边住户匿名举报，随即被城管拆除了。为此，刘婶绕着小区叫骂了很久，几个以前跟她有梁子的住户楼下更是被“重点照顾”。好在没人搭理她，刘婶骂累了，自己回了家。

    过了几天，刘婶又来警务室找我，支支吾吾地问能不能再把警务室的储藏室借给她用用，暂时存放一部分家具。我带她来到储藏室，才发现里面已经被老姜摆满了防爆盾牌、钢叉等警械，还有两张架子床，老姜在一旁解释说，储藏室已经被上级改成了夜间巡逻队的备勤室，不方便借给她。

    刘婶悻悻而归，我问老姜真的假的，我怎么没收到消息。老姜说难不成还得再雇两个人进来躺着？“你钱多是吧？后街上就有仓库出租，她又想来占你便宜，忘了你那几千块钱电费长啥样了？”老姜说。

    7

    刘婶最终还是花钱租了个仓库，又用几个月的时间把剩余家具低价处理掉了。

    新商场开张后，生意很好，商场“回馈老伙伴”，给当年签协议的商户很低的租金。据说当年与刘婶儿子在同一楼层卖家具的商户都发了财，甚至有人还在临市开了分店。

    刘婶又来找我念叨，每回都咬牙切齿，说自己被商场坑苦了，迟早要让商场的老板“血债血偿”。我懒得搭理她，只等她发泄完了自己离开。

    往后，刘婶的脾气就越来越差，她心里似乎一直揣着莫大的委屈，动不动就要跟人吵架。折了继续开店的本钱后，刘婶儿子也失了业，只好和刘婶一起经营面馆。但周围人大多领教过刘婶的厉害，也听过刘婶儿子腰别菜刀自称“有精神病证，杀人不犯法”的叫嚣，一个个避之不及。面馆的生意越来越差，以至于客人宁愿在别的摊位等位，也不来刘婶面馆宵夜了。

    期间，我拘留过刘婶2次，一次是因为泄愤，她砸了隔壁商户停在门口的面包车玻璃，另一次是因为15块钱的餐费，她用马扎敲掉了客人的半颗门牙。刘婶儿子也被同事送过2次精神病院强制就医，因为发病后肇事肇祸。

    2016年初，医院附近棚户区改造，废弃的配电室被划入拆迁范围，这次刘婶是非搬不可了。我又出了好几次有关她的警情，都是医院保卫处报的警，原因是刘婶到医院闹事，说自己是职工遗孀，拆迁后失了业，要求医院给她补偿。

    “我们对她真的已经仁至义尽了……”出警时，医院保卫处长一见面便向我抱怨。他说当年医院周边没有餐馆，她的面馆算是大半个食堂，躺着赚钱的活儿都被刘婶干黄了，因为她不是缺斤少两就是偷奸耍滑，别人还不能提意见，一提意见她就发飙骂人，说别人欺负她是外地的。后来，大家宁愿多跑几里地找餐馆，也不吃她的饭。

    “2009年院里准备收回配电室，给刘婶安排得多好？给职工身份、院里帮助补缴大部分养老保险，以前从没有过这样的政策，就是为了照顾她是病故职工的遗孀，很多人眼红的要命啊！但她本人死活不愿意，守着那个半死不活的面馆，非说医院要赶她走还坑她的钱，跑到老院长家里闹，站在楼底下叫骂，骂得那叫一个难听，结果把院长老伴的心脏病都骂出来了……”

    我只好跟刘婶讲政策，告诉他配电室的产权归医院，她没有所有权，即便拆迁也不能把补偿款给她。

    刘婶就骂，说自己作为职工遗孀是不是应该受到照顾？

    我没好气地说：“之前医院不是提出过照顾？你觉得吃亏，不答应嘛！”

    尾声

    2016年3月，刘婶面馆在拆迁中被推平，医院名义上本着“人道主义关怀”，实际抱着息事宁人的态度，给了刘婶2万块钱补偿。

    刘婶离开了我的管片，去城南重新开了一家面馆。但没多久，我就在一个网吧看到刘婶，她在那里做保洁，我问她新面馆开得怎么样，刘婶一脸不开心，说新地方居民“欺生”，社区民警还总找她麻烦，面馆开了几个月就关门了。

    2016年底，我离开派出所，之后便再也没有见过刘婶。2018年底，我回单位办事，跟师父宋警官谈起刘婶，他说刘婶早就卖了房子，带着儿子回了山东老家。

    “这家伙也是泼辣，临走之前，她把咱这儿她认为这些年来欺负过她和她儿子的人轮流骂了个遍，挨家挨户地去，就站在窗户底下骂，找不到人的就在街上骂，一连骂了一个多月，最后一个骂的就是你。”

    我心里有点唏嘘，“怎么说呢，说她命苦，也是真苦，但说她活该吧，也真活该……当年摆在她面前的条条都是好路，但硬生生地都被她这‘不吃亏’的暴脾气带着走歪了。”

    “这嘴上够狠的人，往往命里也够苦哎……”最后，师父叹了口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