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蓝的故事 深蓝的故事2: 局中人 我的精神病女儿，以后就指望你了

    1

    2016年2月的一天，彭中时呆呆地站在马路边，怀里抱着几件衣服，脚边扔着一条毛毯。

    他的妻子杜英此刻正全身赤裸着，一边喊叫着一边在车流中穿梭。所到之处，全是尖锐的刹车声和急促的喇叭声。被逼停的司机降下车窗，冲她怒吼着：“想死啊，傻X！”

    我和同事在车流中追逐杜英，情况危急，我喊彭中时一起追，可他就像听不到我的声音一样，依旧呆立在那里。

    5分钟后，杜英迎面扑倒在一辆被她逼停的SUV上，用力地拍打着发动机盖。司机从车里下来，又愤怒又惊慌，想去拉扯杜英，却又不敢靠近，看到我们过去，赶紧连声说自己车早就停了，是她自己扑上来的。

    同事冲司机摆摆手，示意他这并非交通事故。然后一边按住杜英，一边回头找彭中时，见他还站在路边，同事就朝他怒吼：“站在那里看热闹呢？快把毯子拿过来！”

    彭中时这才反应过来，俯身去捡毯子。刚把毯子捡起来，怀里抱着的衣服就掉了一地。他再伸手去捡衣服，毯子却又掉了。

    “别管衣服了，赶紧先把毯子拿过来！”我也忍不住朝他喊。

    我和同事一人按着杜英的一条胳膊，把她控制在那辆SUV的发动机盖上。杜英一边嘶吼着一边扭头冲我们吐口水。我扭头看彭中时，他还在那里不紧不慢地往我们这边走，又冲他吼道：“快一点！”

    彭中时这才跑了两步。

    我们把杜英暂时控制在派出所的醒酒室里，等待送往精神病院。

    “你他娘的以后能不能动作快点？！”同事一边在受伤的手背上擦酒精一边训斥彭中时。刚才在大街上，他的右手被杜英狠狠咬了一口。

    彭中时默默地点点头，也不说话。他的目光有些呆滞，顿了好一会，才开口问道：“怎么办？”

    “怎么办？送精神病院啊怎么办！”我心里也憋着火，就因为刚刚彭中时的磨叽，我被杜英吐了一脸口水。

    “没钱。”彭中时撂下一句。

    我早就料到他会这么说。我们不是头一次打交道了。

    杜英是辖区在册的肇事肇祸精神病人，一犯病就在街上裸奔，时不时还会出手打人，平均一年要送3次精神病院。3个月前我就出过一次警，也是送杜英去精神病院，那次彭中时同样说没钱，做了一下午工作才把他说通。

    “这次你们啥也别说了，必须让她娘家出钱，我一个月就那么点工资，上次送医院的钱还是我借的，到现在都没还……”

    我只好打电话给杜英的父亲，杜英的老父亲在电话里颤颤巍巍地对我说，现在彭中时是杜英的丈夫，也是“法定监护人”，他出这钱没道理。好说歹说个把小时，杜英父亲这才同意拿钱，但也只答应出一半，剩下的一半还是让彭中时自己想办法。

    临挂电话前，杜英父亲指责彭中时现在就是“卸磨杀驴”，我手机开的免提，彭中时听到了，激动地冲过来朝电话大喊：“老X玩意你一早就给我‘做笼子’……”我急忙制止，赶紧挂了线。

    就算只出一半钱，彭中时也不肯。杜英父亲更是拒绝再与警方交涉，我们只好试着联系杜英的其他亲属。直到当天晚上，杜英的姐姐才同意赶过来，为妹妹交另外一半医疗费。

    杜英这才被送进了精神病院。

    2

    彭中时54岁，是厂里行政科的“退休”科长——按理来说，他远不够退休年龄，之所以提前“退休”，也是因为杜英。

    和那些后天吸毒致幻的病人不同，杜英的精神病是先天的，发病很早。有上了年纪的同事说，杜英20多岁时就发过病，那还是1980年代的事。这些年，只要是在派出所工作过的民警，或多或少都和彭中时夫妻打过交道。

    夫妻俩没有孩子。彭中时说刚结婚时，他们也曾想要个孩子，但杜英一直没怀上，后来，杜英发病越来越频繁，便没法再怀孩子了。医生也说，杜英的病可能会遗传，建议他们放弃要孩子的想法。

    彭中时的家住在小区靠近马路边的一栋6层公房里，二人本来住在6楼，2004年，杜英在家中犯病后爬出了阳台，差点坠楼，后来彭中时就和单位领导申请换了房，搬到了1楼。

    每次清查辖区肇事肇祸精神病人时，我都要去彭中时家。他家永远亮着一盏昏暗的白炽灯，零星几样老旧家具，除了一台旧式绿皮冰箱外，几乎没有任何家用电器。

    2011年，我刚接手社区时，第一次去彭中时家，问起他家的生活状况。彭中时无奈地回答我：“都砸了，还谈什么‘状况’……”大到以前家里置办的电视机、影碟机、洗衣机、空调，小到窗玻璃、锅碗瓢盆、茶杯暖瓶，只要杜英一发病，这些东西便都难逃厄运。

    “冰箱还是结婚时买的，用了20多年了，夏天漏水冬天漏电，但就是抗砸，结实。”彭中时指着嗡嗡作响的电冰箱自嘲道。电冰箱上伤痕累累，一侧底座的腿断了，垫着厚厚的纸壳子。

    “这么多年都没有起色吗？”我问彭中时。

    他摇摇头，说“时好时坏”，好的时候就在家睡觉，坏的时候就跑出去打人、裸奔。

    “她这病是遗传性的，天生的，没得治……”彭中时告诉我，杜英的小姨当年也是精神病，和她现在一模一样，不过10年前掉进河里淹死了。

    “结婚时知道这件事吗？”我又问。

    他顿了顿，说不知道，“我要知道的话，怎么可能和她结婚？”

    那时我刚参加工作不久，听他这么说很不解，又问他，既然杜英家婚前隐瞒了她有精神病的事实，婚后发现了为什么不离婚？彭中时当时并没有直接作答，只是笑了笑说：“一日夫妻百日恩。”

    我被他这话打动了。从那之后大概有半年的时间，我一直在尽力帮助彭中时。有几次杜英深夜跑丢，我就开着车带着彭中时四处找人。有时送杜英去精神病院，彭中时说自己钱凑不够，我还给他垫过几次治疗费，前后大概有四五千块。

    3

    但后来，有人告诉我，关于杜英，彭中时对我说的话并不都是真的。

    2012年8月，我去居委会办事，大家聊起了彭中时，我感慨说这些年他真是不容易，放一般人身上早就离婚了，“真是个好男人”。

    居委会的干事听完就笑了：“你怎么知道彭中时没想离过婚？他光来居委会开证明就不下3次，要求居委会证明他和杜英的夫妻关系已经破裂，他好拿着证明去协议离婚。”

    这的确出乎我的意料。看我不信，居委会干事翻了半天，找出一张纸递给我，说这是以前彭中时留在居委会的证明复印件，后来因为不符合规定，再没给他开过。

    “两口子都正常才能协议离婚，像他这种老婆是精神病的，协议不了。”干事告诉我，杜英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法律规定不能协议离婚，只能走法院诉讼。

    “那他去过法院没？”我问干事。

    她摇摇头，说不知道，“应该是去过吧，当时看他离婚的态度还是蛮坚定的”。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只得替彭中时打了个圆场：“毕竟婚前不知道妻子患病，结婚后又照顾了这么多年，于情于理也能说过去了。”

    “他不知道杜英以前有精神病？”干事反问了我一句，瞪大了眼睛，“他彭中时给你说结婚前他不知道？”

    我被她问得有些懵，只好点点头，干事意味深长地笑了。

    “结婚时他知不知道杜英婚前有精神病，这我们不清楚，但他肯定知道杜英的爹是谁。”干事撂下这么一句便走了。

    回到派出所，我把杜英父亲的名字输入警综平台，页面中的杜英父亲就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老头：时年72岁，还有一个67岁的老伴。

    我问身边值班的同事，杜英的父亲是谁。

    “是谁？杜英他爹呗！”

    这话等于没说。

    等到2013年3月，杜英的父亲报警，称女婿彭中时来家里闹事，还是因为杜英医疗费用的问题。我和师父出警处置之后，我又问师父，这老头到底是谁？

    师父是局里的老民警，从警近30年，跟彭中时一家至少打了20年的交道。

    “杜英他爹？杜书记啊。”师父回答。

    “哪儿的书记？”我问。

    “XX厂，不过早就退休了，你问这个干啥？”

    我就把那次和居委会干事的对话讲给师父听，师父听完，也笑了笑，说，彭中时和杜英这个事儿，确实有些复杂。

    4

    1983年，杜英23岁，曾谈过一场人尽皆知的恋爱——当时，她的男朋友是邻市公安局长的儿子，两人是中学同学。

    那时杜英的精神状态还算正常，只是脾气比较大，喜欢发火。之前谈过几任男朋友，都受不了她的脾气。但在周围人看来，这也是正常现象，毕竟父亲是厂里一把手，“长公主”有点脾气是可以理解的。

    杜英高中毕业后便被安排进其父亲的厂里上班，公安局长的儿子退伍后也分到了这个厂里。两人同在一个科室，每天一起工作，两人父亲的职级也基本相同——在外人看来，这可是一桩“强强联合”、门当户对的好姻缘。

    但就到谈婚论嫁的地步时，杜英的“准公公”却突然叫停了这门婚事。没过多久，公安局长的儿子便和别的姑娘结了婚，并很快调走了。为此，杜英气得一个月都没来上班。

    没人知道两人分手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只知道两家当时还为此大动干戈。甚至两个单位之间日常的业务往来，多少都因为两位一把手的“不和”而受了影响。

    后来，就有人风传，公安局长之所以叫停这门婚事，是因为他通过“一些途径”了解到杜英的家庭情况，得知杜英的二姨和小姨都患有精神疾病，杜英母亲虽未患病，但也精神暴躁。局长是老刑侦出身，看人颇有一套，第一次见杜英时，就觉得她“有问题”，很担心病情会遗传，便强令儿子和杜英分了手。

    小道消息不胫而走，很快就成了“杜英一家都有精神病，会遗传，坚决不能碰”，以前那些和杜英处过对象的男人纷纷暗自庆幸，从那时起，就再没人敢给杜英介绍对象了。

    这话传到杜英耳朵里，她又羞又气，去公安局长家闹过很多次，但都于事无补。等局长儿子结婚不久后，杜英就真的发病了。

    “杜英就是因为这件事情受到了很大的刺激。原本，有家族精神病史的人不一定都会发病，但会有潜在的危险，一旦出现强烈刺激引发自我暗示，十有八九就会发病。”师父解释说。

    “那彭中时呢？他和杜英结婚，难道不知道杜英的情况吗？”我好奇地问。

    “他呀，唉……”师父也叹了口气，欲言又止，“有些路既然是自己选的，再苦再难也得走下去啊。”

    5

    师父和彭中时年纪相仿，他说当年自己差点和彭中时做了同事。

    师父以前在农场开大货车，1983年全国严打时被抽调到公安局，等严打结束，师父便留在了公安局工作。当年，彭中时是杜英父亲厂子保卫科的临时工，同样也被抽调过来到公安局帮忙。

    “当时公安局人手不足，又怕抽过来帮忙的人不肯出力，所以上级就放出话来，所有抽来帮忙的人，无论在原单位是正式工、家属工还是临时工，只要表现好，都有可能留在公安局工作，局机关两个名额，每个派出所一个名额。”

    这话如同一记鸡血，一时间，所有被抽调来的人都干劲十足。尤其像彭中时这样的临时工——他本来在原单位转正的可能性就十分渺茫，要进了公安局，哪怕只是做一名“工勤人员”，铁饭碗也算是抱稳了。

    “当时，彭中时铆足了劲要在公安局转正，是我们那批抽调来的人中工作最积极，表现最好的。”师父说，“本来我这个名额应该是他的。”

    等到1984年底，彭中时确实获得了留在公安局工作的机会。但出人意料的是，他竟然放弃了，公安局找他谈话，他却主动要求回以前的单位。周围的人都为彭中时感到惋惜，甚至有人背地里骂他傻——放着公安局铁饭碗不端，偏要回去企业保卫处干临时工。

    师父那时和彭中时的关系不错，问他为什么要回去干临时工，说就这么走了多可惜。彭中时也没多解释，只说觉得自己不适合在公安系统工作。

    但谁都没想到，彭中时回原单位后不久，便抹去了身份上的“临时工”三个字，成了一名“全民所有制职工”。

    大家这才明白彭中时拒绝留在公安局工作的原因——那个年代还没有“公务员”这个概念，国企与政府机关都是“铁饭碗”，但在效益好的国企，职工每月、每季度、每年都有各种奖金，政府机关却只有固定工资。

    人们又开始纷纷感叹彭中时本事大、路子广、做人低调。一个20岁出头的毛头小伙子，从临时工转为正式工、还调了部门，这要没有“通天的本事”，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

    师父跑去问彭中时怎么做到的，但他仍是一个字都不肯透漏，以至于有段时间师父觉得他很“不江湖”。等严打结束，各单位抽调来的人员纷纷返回原工作单位，师父和彭中时的联系慢慢也就断了。后来，他只是听说彭中时在单位混得很不错，已经当上了部门领导。

    到1993年初，已经转为派出所民警的师父接到一起警情，才又和彭中时见了面。

    “那天辖区一家单位报警，说有个女的无缘无故在他们单位门口骂人，见一个骂一个，单位保卫科赶都赶不走，所以报了警，我们到现场处置，根本没法交流，怀疑是精神病人，就找那个女人的家属来，结果来的竟然是彭中时。”师父说。

    那时师父才知道，原来彭中时和杜英已结婚7年了。

    6

    直到很多年之后，彭中时才向师父承认，当年之所以他能“转正”，就是因为他和杜书记做了一笔“交易”——那时候，他已被杜英的情况折磨得焦头烂额了。

    彭中时17岁那年从本市周边农村招工进城，一直在厂里保卫科做临时工，主要负责夜里在厂区巡逻，那些正式工不愿做的、出力不一定讨好的工作，全都由他来做。彭中时工作很认真，领导也很欣赏他，多次给他打气，称但凡厂里临时工有转正的机会，他肯定排第一位。

    彭中时当然想转正，除了眼馋正式工的工资，更重要的是，作为一个农家子弟，要能够进城工作并捧上铁饭碗，那时就会改变整个家族的命运。

    只是，彭中时在保卫处干了快5年，也一直没有等到转正的机会。在被抽调去公安局之前，厂里有同事好心劝他，这样干等下去没有任何意义，还不如趁着年轻，赶紧自己想想办法：“你也不看看，厂里多少家属工都在等着转正，里面有多少是科室和厂领导的亲戚，你一个临时工，没技术没学历，在这儿又无根无基的，什么时候能轮到你？”

    这几乎是一语点醒梦中人。

    也就是这一年，杜英发病了。

    女儿的发病在杜书记看来既是意外，也是意料之中的事。多年来，他一直担心女儿像自己的两个妻妹一样，因此杜英高中毕业后，他就把她直接安排进自己的工作单位，想着女儿离自己近一点，自己能顾得上，只要将来结了婚，自己的担心便能卸了大半。

    没想到，女儿的一场恋爱让自己先前的计划付之东流，现在婚没结成不说，女儿也成了一块烫手的山芋。

    “这么说，当年是杜书记骗了彭中时？”我问师父。

    “现在想想，也不完全是吧……”师父说。

    彭中时自己也跟师父说过，杜书记原本看不上他，但他却一直坚持不懈地追求杜英。当年正是他自己主动向杜书记表达意图的。

    当时彭中时在老家有个未婚妻，是村里媒人给他介绍的。一直没结婚。彭中时原本打算先在厂里转正，然后把未婚妻调进来做家属工。但是后来，彭中时虽然转了正，却做了杜书记的女婿，老家的未婚妻来厂里找他，他就躲着不见。

    师父还记得，那次严打，彭中时被抽调到派出所后，管第二人民医院那块地，负责街面巡逻。他总是时不时就“巡”到医院里去了，大家问他，他只说家里有亲戚在二院住院。

    后来师父才知道，当时住院的并不是彭中时的“亲戚”，而是杜英，就住在二院精神科。

    “可能那个时候彭中时就有所打算吧。”师父说。

    “他没想过和患有精神病的杜英结婚对自己意味着什么吗？”

    “后来这事儿‘穿’了，彭中时才说了实话——他有个哥哥，在老家务农，当年哥哥帮他出主意，让他娶了杜英，杜书记肯定会帮他解决转正问题，不然的话，他终究就是个‘临时’的，迟早有一天会被单位扫地出门。”

    “可是杜英已经发病了啊，和她结婚，以后怎么办？”

    “彭中时的哥哥说很好办，结婚之后转了正，找个机会调到其他单位去，杜书记就管不着了，到时再离婚就是了。哪怕离不了婚，还可以把杜英送回老家来，他负责看着。”师父说。

    彭中时认为自己的哥哥不会害自己，这个办法虽然有些缺德，但对于改变自己境遇而言，的确是个好办法。但彭中时不知道的是，哥哥之所以给他出这个主意，就是为了让他通过转正拿到城市户口——按照老家的规矩，如果他拿到了城市户口，便失去了家里老房子的继承权。与杜英结婚之后，当不堪妻子精神病折磨的彭中时准备按照当年哥哥的提议，将杜英送回老家时，哥哥却以“嫂子要喝（农）药”为由拒绝了他。同样，阅人无数的杜书记直到退休，也没让彭中时“调走后离婚”的算盘打响。

    “按照法律规定，杜英是精神病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暂时不能结婚，但杜书记还是找了关系，还是给他们办了结婚手续。”师父说，当时，杜家迟迟不愿承认杜英得了精神病，只说她就是受了刺激，一直拖到彭中时和杜英结婚之后的1990年，杜英才第一次去做了精神病鉴定。

    杜书记的算盘是，只要结了婚，彭中时便成了杜英的法定监护人，只要确保自己退休之前两人别离婚就好——一旦等自己退了休，彭中时再提离婚，他就就可以以自己“无监护能力”为由拒绝。虽然这样做有些坑人，但为了自己百年之后女儿能有个归宿，也是没办法的办法。

    “两家就这样相互算计呗。”师父笑笑说。

    7

    1998年，杜书记退二线，临退休前两年，把女婿彭中时扶上了行政科科长的位置，算是给女儿一个保障。

    杜英的病情并没有多少改观，还是经常犯病，犯病后有时打人、有时在街上乱跑。彭中时虽然照看着，但早已是人心思变。

    “老丈人退休之后，彭中时找过一些单位想调动工作，甚至还来过公安局。”师父说，杜书记虽然退了休，但在本地还是有一定影响力的，其他单位的领导既不想得罪杜书记，又不愿调一个家里有负担、无法专心工作的中年干部来自己单位，所以彭中时一直没能成功。

    “彭中时也来找过我打听过精神病人离婚的事情，我虽然比较恶心他的为人，但还是帮他问了，很遗憾，像他这种情况的确有些难度……”

    2000年左右，彭中时以“婚前不知杜英患有精神病，要求判决离婚”为由，将杜家告上了法庭，因为那时他已经确定，自己与杜英协议离婚无望，只能走诉讼离婚的路子。

    一审法院先进行了调解，彭中时愿意把夫妻名下的所有财产都给杜英，以换取和杜英离婚，但杜家没有同意。彭中时提起诉讼，要求判决离婚，但因离婚后杜英找不到有效监护人，法院并没有判决离婚。彭中时又提起上诉，二审法院也没支持他的离婚请求。

    日子还要继续过，但经过这一系列风波，彭中时与杜家已是剑拔弩张之势，彻底撕破了脸皮。彭中时说是杜家吃定了他，要毁了他的一生。杜英的父亲则称彭中时丧尽良心，靠杜家上位，目的达成便要“甩坨子”，“纯粹就是过河拆桥”。

    最无辜的只有杜英，由于丈夫与娘家闹得不可开交，她的日常看护一直是个大问题。有时候连按时吃药都保证不了，以至于发病越来越频繁。

    “后来彭中时有些事做的过分了，还差点把自己‘折进去’。”师父说。

    2004年，彭中时见离婚无望，索性不再回家，在外过上了“家外有家”的生活，将杜英一人丢在小区的住所里。结果那年4月份，被独自锁在家里的杜英攀上6楼阳台企图出门，差点坠了楼。

    公安机关找彭中时谈话，彭中时拒绝见面，公安机关只好联系彭中时所在单位，让他们向彭中时转述，说如果再这样下去，可能会涉嫌重婚罪和遗弃罪。

    看不管不行，彭中时只好搬回家继续和杜英过日子，但他又想了一些别的“点子”。

    “不知道谁跟他说的，精神病人触犯刑法后会被强制送医，费用由政府承担。2005年年关前后，不知他是有意还是无意，给杜英完全停了药，结果杜英犯病，上街打了人，对方轻伤。警察出警之后确实给她强制送医了，但彭中时却发现，自己作为法定监护人，还要负责赔偿受害者损失……”

    “杜英娘家那边呢？杜英总归是他们的女儿，也不能就这么坐视彭中时乱来吧？”我问师父。

    “杜书记说了，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自己现在也确实无能为力了，一是自己的大妻妹因为有病一生未嫁，岳父母过世后自己和妻子还要负责照顾大妻妹；二是自己和老伴年纪也大了，身体也不好，确实没能力再把杜英接回家了。”师父无奈地摇摇头。

    居委会、街道办、派出所、甚至杜书记以前所在单位的退休办都去杜家做过工作，但杜书记那边也是铁了心吃定彭中时了，只说除非有人主动承担杜英的监护义务，不然谁说也没用。

    “我跟这家人打了半辈子交道，现在社区归你管了，他家的事儿，唉……”师父最后又叹了口气。

    8

    2015年2月，全国“两会”召开前夕，公安局要求重新汇总辖区在册精神病人的情况。当时，杜英精神状态已经极不稳定，我找彭中时要求他加强看护，但彭中时却说自己最近肝脏出了问题，要去武汉住院，照顾不了妻子。

    无奈，我只好又去找杜书记。

    在杜家，我一提到彭中时，杜书记便忍不住开口骂了起来。言语中倒也不避讳，直说自己当年看走了眼，本以为彭中时是个踏实厚道的人，自己帮他转了正，提了干，想给女儿留个可靠的托付，没想到他竟是这种人。

    “彭中时现在对外说当年结婚的时候不知道杜英有精神病，这纯属放屁！那时候杜英有病这事儿，全厂都知道，就瞒着他一个？结婚之前我还问过他，他说么斯一直就暗恋杜英，只是觉得自己配不上她，之后愿意照顾她一辈子……

    “杜英这病好好控制的话，根本不会发展到现在这个地步，都是因为彭中时这个狼心狗肺的东西，压根儿不想好好给杜英治病，她才走到现在这个境地……

    “他彭中时当年就是个看大门的临时工，要不是我帮他，他这辈子也就能看个大门了，全厂300多号临时工，凭什么让他转正？凭什么！”

    杜书记骂得停不下来，我几次想插嘴打断都没能成功，只好耐着性子继续听他说。直到他终于说累了，我才试着问了一句：“如果当时没有彭中时的主动追求，你打算怎么处理杜英的事情？”

    杜书记楞了一下，沉默了一会儿，叹了口气，没再说下去。

    而彭中时那边，同样也是一腔怨气。

    2015年6月，看护杜英4个月的杜书记找到派出所，说杜英在家犯了病，要求我把彭中时“找出来”送杜英去医院。

    我联系彭中时，他先说自己在武汉治病，又说自己在长沙办事，所里有同事恰好当天过早（吃早饭）时遇到过彭中时，拆穿了谎话，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他才不情不愿地来了派出所。

    从精神病院返程的路上，彭中时又开始诉说自己这些年来看护杜英的不易，我有一句没一句地搭着话，直到他把话引到警察头上：“你们警察每次也就跟着送送，从来不说帮助解决一下费用什么的。”

    我开始没搭理他，但开车的同事没忍住，和他吵了几句。彭中时一直不住嘴，我也火大，便问他之前送杜英去医院时帮他垫付的几千块钱什么时候还我。

    彭中时不吭声了，半天没说话。

    同事说：“那是李警官自己的钱，帮忙还帮出仇人来了？彭中时你也是每月有工资的人，至于这样嘛。”

    彭中时叹了口气，又抱怨起来：“还不都是杜英害的，早知道家里有个精神病人是这种情况，我宁愿打一辈子光棍！”

    我索性把他和杜英以及杜书记当年的事情挑明了，原以为他要辩解一番，不成想彭中时并没洗白自己，只是低着头说，自己这些年已经为杜家做了很多事，足以报答当年杜书记对他的“栽培”了。

    “我现在就是后悔啊，为了个么X‘全民所有制职工’身份，娶了他家闺女，结果把这辈子都搭进去了……”彭中时又开始絮叨个没完了。

    他说，自己的“仕途”就止步于杜书记退休——他34岁当上行政科科长，此后再未升迁。一是由于背后的“大树”退休了，二是因为妻子杜英的病始终让他无法专心工作，动不动就要请假陪护，单位几任领导对他都有意见。

    2008年，厂里实行“干部竞聘”，46岁的彭中时落选了。领导找他谈话，安慰他说：“这些年一手抓行政科工作，一手抓家属病情，着实辛苦，退下来也是好事，一方面给单位年轻人一个机会，另一方面也可以专心给妻子治病。”

    从此之后，彭中时几乎就成了单位的“编外人员”，开始时彭中时还耍脾气不去上班，领导打过几次电话之后，就也再没人主动找他了。他的收入也只剩下基本工资，单位的各种奖金、补贴、福利都和他无缘了。

    彭中时说，当年厂里有些和他一样的临时工，后来看转正无望，纷纷另谋了出路，有的外出打工，有的做点小生意，现在大多家庭和睦、有车有房，其中有几个还发了财，举家搬到武汉去了。现在看看自己，“要啥没啥，连个孩子也没有，以后自己老了，谁来送终？”

    “你看，我留在厂里干了5年保卫科，结果走了的人都发了财；当年我把留在公安局的名额让给老宋（我师父），结果后来他赶上了‘公安改革’，从开大车的司机变成了公务员，‘金饭碗’！老家那个女的，后来听说嫁了个有钱的，生了俩孩子，在荆州做买卖；就是我，娶了个领导闺女，本以为能搭上顺风车，结果赔上了半辈子……”

    彭中时说自己也无数次动过“一走了之”的念头，但思来想去，又怕真的背上一个“遗弃罪”坐牢，那样的话，原单位会毫不犹豫地把自己开除，连现在每月那点基本工资和以后的退休金都没了。

    “你当年也有机会来公安局工作，如果你过来了，现在铁饭碗也端上了，也不用这么麻烦了不是？”同事说。

    “那时还不是杜老头撺掇的？他说杜英的病就是因为那个公安局长给弄出来的，我要是去了公安局工作，这辈子也别想进他家门……”彭中时说。

    “你他娘的非得贴着他吗？你来了公安局他还能管得到你？”

    “那个……”彭中时可能还有话要说，但半天没有说下去，之后便沉默了。

    尾声

    2018年初，师父退休。那时我已离开派出所，回去参加师父的退休宴，哪知去酒店的路上，竟又遇到了杜英在街上犯病，原单位的同事小顾和老杨正在处置，彭中时依旧在一旁呆立着。

    下车帮了一下忙，又回到车上，师父冲我打趣说：“我还以为你也会跟他家打上20年交道呢，没想你走得倒是快。”

    “你走了有我，我走了有小顾，哪天小顾走了还会有别人。对我们来说就是份工作，但对彭中时来说……”几年过去了，我忽然有些可怜他的境遇。

    “路都是自己选的，咬着牙也得往前走不是？”师父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