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蓝的故事 深蓝的故事2: 局中人 春节的致命酒

    前言

    从警以来，春节是我最期盼却又最忌惮的日子。期盼节日的假期和团圆的快乐，又忌惮喧嚣后的一地狼藉。

    俗话说“过犹不及”，春节期间豪饮宿醉成风，难免引发一些让人唏嘘的悲剧。

    时值新春佳节到来之际，特此冒昧分享三个与“春节饮酒”相关的真实警情，以期对世风有所提示。

    24年终得扶正，他倒在庆功宴后的雪地里

    2013年腊月二十五，大雪，老雷失踪了。

    报案大厅里围着十几号人，老雷的爱人和孩子一遍遍拨打他的电话，一直都是关机。

    “你说这大过年的，老雷跑到哪儿去了！”爱人不住地抱怨，手里反复按下重拨键。

    “小年”那天下午，老雷跟老婆孩子打招呼说，“晚上和朋友聚聚，不回来吃饭了”。四点半，他穿好外套离开了家，自此便杳无音讯。

    “嫂子你别着急，雷哥可能是有别的事儿忙去了，恰好手机也没电了……”一个朋友劝老雷的爱人道。

    这个劝慰明显难以奏效：一个工作稳定、家庭美满的中年男人，显然没有理由在寒冬腊月里一声不吭地“忙别的事儿去”。老雷爱人自然不会接受，反而冲那个朋友发起了脾气，“就是你们，大过年的叫着老雷喝喝喝，他要出点事儿，我们这个年还咋过！那天跟你们喝完酒，他去哪儿了？你说啊！”

    我这才明白，原来站在报案大厅里的，除了老雷的爱人和孩子外，其余都是那晚与老雷“聚聚”的朋友。

    我要过老雷的身份证号，在警务通上输入，系统显示他这两天既未出行，也未住宿。

    “亲戚朋友那边你们问过没？”我问老雷的爱人。她双手一摊，说能找的地方全都找遍了，都说没见过老雷，不然他们也不会兴师动众来派出所报警。

    我抬头望望窗外，还飘着雪花，路边的积雪已经有些厚度了。“这雪，应该已经断断续续下了三天了吧……”一旁的同事小声嘀咕着，我心里也有种不好的感觉。

    “你们喝了多少酒？”我拉过老雷一个还在报案大厅的朋友询问。

    他说十二个人，除了一个不喝酒的司机外，其于十一个人一共喝了六瓶白酒，虽然总量不多，但老雷一人就喝了一斤半。

    “他平时酒量怎么样？”

    “马马虎虎吧，平时能喝半斤。”

    “那天为什么喝那么多？”

    “高兴啊，那天他可是主角！”

    老雷四十八岁，在市里的一家国企工作，一个月前刚刚当上科长，“小年”那天是他摆的“庆功宴”，地点在辖区的川菜馆，到场的都是老雷身边平时交好的同事朋友。

    “席上有没有发现他有什么异常？”我问。老雷朋友摇摇头，说那天老雷就是高兴，特别高兴，除此之外没有其他异常。

    “他也确实压抑，蹲了二十四年副科，终于把那个‘副’字去掉了，能不畅快一把嘛！”他说。

    我笑笑，想来老雷估计也确实如他所说。一般到了老雷这把年龄，干到处级也不稀奇，更何况他年纪轻轻就提了副科。一个位子蹲了二十多年，终于遂愿，也是该庆贺一番。

    “老雷有没有什么特殊的‘癖好’？”我继续询问。以前遇到过类似的“失踪”，我们满世界翻了几天，最后当事人却大摇大摆地从娱乐场所走了出来。

    老雷朋友摇摇头，说老雷平时黄、赌、毒一概不沾，下班准点回家，除了爱喝酒，没有什么不良嗜好。

    “他在外面有没有什么仇家或‘不一般’的关系？”我又问。

    老雷朋友还是摇头，说这方面他也不太清楚。但以他对老雷过往的了解看，老雷为人平和、讲义气，之前没听说他得罪过谁，生活作风方面也没出过什么问题。

    “他这快五十的人了，没钱没权的，自己日子都过得委委屈屈，哪还有心思‘札乔子’（搞外遇），说句不好听的，就算他有那心思，也不见得有女人肯跟他……”虽然我问得很隐晦，但老雷朋友还是理解了我的意思。

    失踪之前状态正常，生活轨迹基本稳定，无特殊关系或癖好。这样看来，老雷离家出走的可能性不大，但为什么就是找不到人了呢？

    “会不会是出什么意外了？”同事在一旁提醒我。老雷的朋友也听到了这句话，他看看我，眼神中充满焦虑。我当然也想到过这种结果，只是当时不好说出口。

    “那天喝完酒之后他是怎么走的？”我接着问。

    老雷的朋友说，那天他们从晚上六点开始吃饭，一群人兴致很高，一直喝到晚上十点半左右。之后他和离家近的几个人一同步行回家，老雷因为喝的不少，所以是坐那位没喝酒的朋友的车离开的。

    我又找到那位当时开车的朋友，他说他们同车三人将老雷送到住所所在的小区附近，本来想直接把他送上楼，但老雷说自己喝多了，有点晕车，要下车走走。于是三人便放下老雷，目送他在通向小区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方才开车离开。

    临下车前，其中一位朋友还问老雷：“行不行？”老雷挥挥手说：“没得问题”。

    一切都像以往聚会那样正常，只是这次老雷一走就再也没有出现。

    “你们，跟我来监控室看看。”简单的询问之后，同事指了指老雷的爱人和其中一位朋友，示意他们一起来监控室查一下老雷失踪那晚的录像。

    “老雷不会出什么事吧？”路过接警台，老雷的爱人拉住了我的衣袖。

    我不好说什么，只好宽慰她先别着急，看看监控再说。

    路面监控最后拍到的，是老雷在离家一百多米的街口下车的影像。画面中的老雷下车后扶着车窗，好像在跟朋友们说着什么，过了一会儿，他冲车子摆摆手，转身走出了监控器拍摄范围。

    剩下的路程没有监控，小区门口的监控也没有拍下他进入小区的画面。街口转身的那个背影，成了老雷失踪前的最后影像。

    老雷居住的小区位于城市边缘，继续向北跨过国道，就是郊区成片的农田和果园。我考虑了一下，一面安排值班协警继续陪老雷的朋友在所里看监控，一面拉上老雷的爱人和孩子说：“走吧，我们去（小区）后面看看。”

    雪一直在下，警车在路上走得有些艰难。开车的同事问老雷爱人，老雷以前有没有出现过类似情况，他爱人点点头。

    “他呀，不喝酒什么都好，一喝酒就像换了一个人……”他爱人说，老雷之所以蹲了二十四年的“副科”提不起来，就跟他这喝酒的习性分不开：

    1999年，老雷年龄正好，要提正科，党委会都通过了，他约人喝酒提前庆祝，结果把一个同事喝进了医院，差点没救过来，公司领导一怒之下取消了他的资格；

    2006年，老雷业绩突出，领导有心提携他，已走到了公示这一步，可老雷又因为酒后在厂里耍酒疯，闹到了派出所，领导说影响不好，把他劝退了；

    2011年，还是为了提正科这事，老雷说“拉拉关系”，请人喝酒，结果回来的路上掉进沟里把腿摔断了，住了三个月医院，硬生生地错过了竞聘。

    “从那以后我就一直跟他说，你就没有当科长的命，这个‘正科’咱不干了。他本来也认了，但这次不知为什么又轮到了他，他说再试一次，还保证说‘红头文件’下来之前绝对不喝了，结果现在科长是当上了，但是你看……”说到这里，老雷爱人突然哭了起来。

    我和同事带着老雷的爱人和孩子，在漫天大雪中漫无目的地找了整整一个下午，眼看天已经黑了，只好回了派出所。

    调看监控的同事也没有任何收获，所里只好向兄弟单位发了失踪人员协查通报，把老雷的信息挂在公安网上，寄希望于兄弟单位在年关日常的巡逻排查中能有所发现。

    老雷的爱人和朋友在留下联系方式之后，也只能失望地离开了。

    转眼到了腊月二十八，公安网上依旧没有消息。

    我家在外省，按局里政策可以提前返乡。临走前，我特地去了老雷家一趟，想问问他们有没有什么线索。

    一进屋，只见烟雾缭绕，客厅桌子上供着菩萨，屋门上贴着“灵符”，老雷爱人满眼血丝，好像几天没睡的样子。我问她这是干什么。老雷爱人说，自己实在没办法了，请了几个算命的，说老雷现在被“魔怔”了，找不到回家的路，让她在家里供上菩萨贴上灵符，为老雷“指路”。

    我不好说什么，毕竟这算是一丝希望，便问她外面找的怎么样了。

    “他喝酒出点事，受罪的还不是老婆孩子……”老雷爱人叹道，那帮一同喝酒的朋友帮忙找了两天后，看没有什么结果，也就都散了，现在外面只有两个亲戚还在帮忙找。

    她问我派出所那边有没有消息，我本想说没有，但看到她和孩子期盼的眼神，有些不忍心，只好斟酌了一下语言，说消息已经放出去了，所里也安排民警专门跟进这事儿，“这种事情我们常遇到，一般当事人最后都平安回来了”。

    老雷爱人神情有些放松，招呼我喝水抽烟，我摆摆手说马上走了，晚上要去赶火车。她硬塞给我两个苹果，然后送我到门外，祝我新年快乐。

    正月初四，雪终于化了。

    新年轮班。早上七点多，我在早点摊上被同事拎上警车，手里还攥着半个没吃完的肉夹馍。

    我说大过年的啥事这么急，同事说，赶紧把肉夹馍扔了，出警去。我说大过年的又是么斯（什么）警？同事说死人了，那个失踪的老雷死了。

    死亡现场在距离老雷小区向北不到一公里的农田边上。当我赶到现场时，周围已经围了不少人。我拨开人群走进去，看到老雷侧卧在农田排水沟里，身上只穿着秋衣秋裤，没有任何外伤。

    其它衣物鞋袜被整整齐齐地叠好，放在水沟岸上，手机、钱包和所有贵重物品都在，仿佛人不是躺在水沟里，而是躺在自家温暖的床上。

    老雷的爱人哭晕在现场，被120送去了医院。我和同事把老雷的遗体抬上车，送去法医那里尸检。

    法医排除了刑事案件的可能，说老雷是活活冻死的，死亡时间就是“小年”那天的晚上。那晚老雷应是酒后迷了路，跌进了农田的排水沟里，酒精迷醉了他的神经，让他误认为自己回到了家，便脱掉衣服直接睡在了沟里。

    我问，这零下七八度的气温不会把他冻醒吗？法医说，他喝了那么多酒，估计在沟里睡了很长时间。等酒劲醒了想爬起来时，可能发现自己已经不行了。

    然后，漫天大雪便把他覆盖，直到雪化了一些，遗体才被人发现。

    正月初九，老雷爱人来派出所开火化证明，她面色苍白，人整整瘦了一圈。

    “节哀吧，大嫂”我不知道再说点啥。她点点头，说声谢谢。然后问我，那几个同老雷一起喝酒的朋友是不是需要承担一些责任。我建议她找个律师咨询一下。

    “那几个人，简直狼心狗肺，老雷活着的时候关系那么好，现在出事了，他们竟然没有一个人来看看，连追悼会都不露面，生怕被缠上！”她说完，转身离开了派出所，说要去法院告状。“老雷家这个年，是没法过了。”我说。

    “不只是今年，以后年年都没法好好过了。”同事叹了口气。

    爱情事业双喜临门，三顿酒后“过年”变“周年”

    2015年腊月的一个深夜，我被带班副所长从被窝里薅了出来，所里刚接到指挥中心转警，称辖区一居民在家中非正常死亡，指令出警。

    到达现场时，120急救车刚走，死者的一众亲戚坐在客厅沙发上发愣，死者父亲见我们进屋，上来倒水递烟。

    客厅的桌子上还撂着没打完的牌局，厨房的地板上放着没来得及处理的餐厨垃圾和几个空酒瓶——这并不太像非正常死亡现场，我先是有点不知所措，但随即明白了。当事人走得太突然，家属应该根本没来得及反应过来。

    医院急诊医生给出的初步诊断结论是：酒精中毒合并心肌梗死，死者是在睡梦中离世的，具体死因需要公安局法医做进一步尸检。

    大约凌晨两点钟，我正在卧室帮助法医拍照留证，客厅里突然传来一声哀嚎，是死者的外婆，看来是死者家属过了心理应激期。紧接着客厅便人声鼎沸，有人在痛哭，有人在劝慰别人，也有人一边劝慰别人一边痛哭。

    死者的父亲相对镇定，法医拿出文书找他签了字，副所长便要我赶紧把遗体搬离现场，然后示意死者父亲上我们的车先去所里。

    死者杨波，殁年三十二岁，未婚，武汉一家网络信息公司的老板兼技术主管，前一天中午前刚刚抵达我市，此行本是要回家欢庆春节。

    “我们家这是‘因福得祸’……”派出所里，父亲老杨低声说。杨波这次回家，带回两个天大的喜讯：一是他的公司年底谈成了一笔生意，获利颇丰，他准备在武汉为父母买一栋复式住宅，已经看好了楼盘，年后拿到对方预付金后便入手；二是杨波准备与谈了四年的女朋友结束爱情长跑，年后就结婚，两人已经定好去民政局领结婚证的“良辰吉日”了。

    人生两大喜事接踵而至，当晚，父亲老杨就兴高采烈地宴请了一众亲戚，大家推杯换盏，好不热闹。

    大约晚上十点多，家宴结束，亲戚们意犹未尽，杨波又拉出了麻将桌，招呼喜欢打麻将的亲戚们一起玩“跑晃”（一种麻将玩法）。

    十一点左右，杨波说自己有些胸闷，要出去透口气，亲戚们正全神贯注在牌局上，便由他去了。

    过了一会儿，杨波从屋外回来，说自己有些累，想先去睡了。老杨看儿子的脸色有点不对，想杨波今天才从武汉开车回来，估计是累了，也没多想便由着儿子去睡了。

    凌晨一点，亲戚们看时间不早，收拾东西准备离开。老杨本来打算叫杨波起来给长辈们道个别，进了卧室却发现儿子情况不对。

    杨波悄无声息地躺在床上，面色发青，身体冰凉。无论老杨怎么拍打呼唤，始终没有反应。听到卧室里老杨异样的声音，已经走到门口的亲戚们又都折返回来。

    众人折腾了一番，见杨波还是没有反应，便打了120。亲戚们还在商量着，如何将体重260斤的杨波搬上救护车，但医生到达现场后做了一番检查，便告知说人已经去世一段时间了，没有去医院抢救的必要了。

    老杨立时懵了，旁边的亲戚也都不敢相信这个现实。直到医生提醒老杨赶紧给公安局打电话，不然杨波的后事不好处理，老杨才木然拨通了110报警电话。

    “一个大活人，两个小时前还好好地喝酒打牌，怎么说没就没了，他才三十二啊！”老杨这才哭出声来。

    据老杨说，杨波的酒量很好，平时一斤酒不成问题。杨波从小爱打篮球，身体素质不错，除了这几年工作压力大、体重涨得有点快，从没听说儿子的心脏有问题。

    老杨始终不相信儿子会因饮酒而离世，执着地要求我们系统调查杨波死因。我们便找到杨波的公司，在员工们的叙述中，了解了杨波近一个月来的工作和生活轨迹。

    杨波的公司规模不大，所有员工加起来不到三十人。杨波既是公司老板，又几乎一力承担着公司技术研发层面的主要工作。那笔生意，杨波前后谈了半年有余，对方是一家北京知名的信息技术企业。本来对方并没看上杨波的公司，是杨波费了很大周折，才得到对方关注。

    一个月前，合同谈判进入白热化阶段，杨波一方面要关注技术层面的问题，另一方面还要不断地参加各种应酬，办公室的灯几乎通宵达旦亮了一个月。终于，生意在年前敲定。放假前一天中午，杨波组织公司员工召开年会，席上的杨波激动异常，一连干了六大杯白酒，员工们受老板感染，也纷纷举杯痛饮。

    酒后，杨波提出请员工们K歌，一群人去了公司临近的一家KTV，又喝了不少啤酒。晚上，杨波兴致未尽，又把他认为在这笔生意中做出了“突出贡献”的几位员工单独留下来继续喝。

    次日，杨波开车赶回老家，中午刚到家便接到发小电话，又招呼他去喝酒聚会。老杨曾劝儿子“晚上家庭聚会，你中午就在家休息一下”，但杨波说自己没问题，还是去了。

    老杨不知道儿子中午喝了多少酒，但杨波下午回家后状态还不错，老杨便没多想，晚上就由着儿子继续喝了。

    我们找到当天中午与杨波一同参加聚会的同学时，他们已经知道了杨波的离世。也许是担心卷入纠纷，他们有的说杨波中午喝了一杯白酒，有的说喝了一瓶啤酒，还有的说杨波没有喝酒。

    但无论如何，杨波是在自家酒宴后出的问题，究竟是哪杯酒导致他的离世，早已无从查证。

    杨波是家中独子，他的离世让父亲老杨几乎一夜白头，母亲因受不了打击，整个人都变得有些神经兮兮。

    事后我们得知，杨波的去世使他生前费尽心思谈成的那笔生意付之东流。由于杨波是其中关键项目的主要技术负责人，缺少了他项目就无法进行下去。北京的合作方撤回了投资，但鉴于杨波的家庭情况，慰问性地给了老杨一笔钱。

    谈了四年的女朋友在杨波去世之后，来他家里看望了几次曾经的“准公公”和“准婆婆”，之后便再没来过。当年十月便结了婚。

    2015年底，做社区孤寡老人和留守老人家访时，我又一次来到杨波家，年关将近，整个社区都沉浸在浓浓的年味中，唯独杨波家一片寂静。

    开门进屋，正对面客厅桌子上供着杨波的遗像，两边是白色蜡烛，中间是香炉和瓜果，唯独没有白酒。老杨夫妇情绪低沉，有一句没一句地和社区干部说着话。

    我劝老杨说儿子走了一年了，你们老两口也要试着走出来了，日子还得继续，快过年了家里布置一下，杨波泉下有知，也不想看父母这副样子。

    老杨扭头看看杨波的遗像，眼睛有些发红，“别人家过年，我们家过周年，以后年年都是这样了……”

    为了给领导留下好印象，他挡酒搭上了命

    2016年正月初五清晨，我奉命在市殡仪馆“看守”一具遗体。

    彼时，我和同事守着冰柜，死者亲属正在殡仪馆院子里闹得不可开交，殡仪馆工作人员被堵在人群之外。我看看冷柜又看看治安支队抽来的同事，叹口气说，大过年的在殡仪馆蹲着还真是不太好受。

    同事也叹了口气，说自己当年在派出所工作时，这种事儿一年一次，“年年到这里过年”。我问他这回又是咋回事儿，他无奈地说，“还能咋地，又是喝酒喝出人命呗。”

    中午，外面同事送来两盒速冻水饺，说今天“破五”，在哪儿过都是过。我问他外面处理得怎么样了，他摇摇头，说死者单位来人了，正在和家属谈判，但势头不太好，双方各不相让，估计下午还得守着。

    傍晚，我们还在冰柜旁边。外面同事又送来两盒速冻水饺，我心中暗自叫苦，问同事能不能换点别的吃，他说现在大过年的做外卖的都没上班，除了水饺啥都没有。

    我问他外面谈得怎么样了，他说依旧谈不拢，做好今晚在殡仪馆加班的准备。

    “这次到底是啥事儿？”早上我被上级一个电话叫到了殡仪馆，只知道家属要把遗体抢出去摆到死者单位，其他情况一无所知。

    大概是觉得当晚下班的可能性不大了，治安支队的同事便给我详细讲述了这件事情。

    死者姓王，是本市报社的一名记者。殁年二十六岁，风华正茂的年龄，父母俱在，本人去年初刚结了婚，妻子当时正怀胎三月。

    半个月前，王记者接到了一项采访任务，去外地一处建筑工地采访跨年，要表现出当地工人新年期间放弃休假、加班赶工期的劳动热情。

    眼看年关将近，王记者本不太想去。但这次任务是报社的一位主要领导带队，加上自己还是新人，没有拒绝的资本，只能硬着头皮去了。

    采访非常成功，报道以“新年特刊”的形式刊出后，收到了良好的社会反响。承建工程的建筑公司总部就在本市，公司老总为答谢报社，在大年初二采访组返回当晚，就接了带队领导和采访记者一起吃饭。

    建筑公司老总这边四个人，报社方面是带队领导、社办公室主任，以及同去采访的一位五十多岁的老同志和王记者。宴席上，宾主双方开怀畅饮，八个人一晚喝了八瓶高度白酒。

    “一人一斤高度酒，确实有点过，王记者就这么……？”我问同事。

    “这倒不是最吓人的。”同事继续说，主要是报社这边，带队领导说自己晚上回去还要“赶二场”，只喝了一杯；办公室主任说这几天自己“不在状态”，喝了三两，五十多岁的老同志说自己年纪大了不太能喝酒，被劝了半斤。

    “王记者呢？”我追问。

    他想了想：“三斤”。

    我吃了一惊。同事解释说，王记者平时至多喝三瓶啤酒的量，那天喝了三斤白酒，纯属无奈——社长要求王记者帮他“代酒”，以答谢建筑公司老总的热情款待；办公室主任也不断劝王记者，“多搞点，有前途”；而那位老同志是王记者在报社的“师父”，更是自认为让年轻徒弟挡酒无可厚非。结果一来二去，王记者在饭桌上便只剩喝酒。

    “真他妈不要脸，自己不愿喝，猛劝别人喝！后来法医做尸检，那孩子胃里什么都没有，全是酒！”同事忍不住骂了一句。

    一边是自己的领导，另一边是自己的师父，两边的面子都抹不开，觥筹交错间，王记者醉倒在桌子下面。

    如果当时，同席的人能及时将王记者送到医院救治，可能远不至于落到今天这样的结果。

    可惜，当时同席的人只是招呼服务员，把王记者抬到隔壁包间里休息一下，便继续自己吃饭，等晚宴结束准备离开时，才想起王记者来。建筑公司老总殷勤地派自己两个跟班去叫醒王记者，准备去搞“二场”，结果两个跟班跑到隔壁包房，发现躺在三个并排椅子上“睡觉”的王记者脸色发青，怎么也叫不醒了。

    在场的人这才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慌忙拨打了120，王记者被送到医院抢救。一个小时后，医生说脑血管破裂，送来太迟了，人已经没了。

    “那孩子也是‘造业’，听他家里说当时报社建了一栋‘福利房’，没产权的那种。但价格很低，员工们按照工作表现排号入住，他们单位内部抢得厉害。他结婚之后一直没房子，也看上了那栋‘福利房’，按说他业绩蛮好，但不知什么原因排名却蛮靠后，可能是想在酒宴上给领导留个好印象吧，所以拼了命地喝。”同事说。

    “喝酒也算‘工作表现’吗？”

    “嗨，‘表现’这两个字博大精深，好与不好，还不是他领导一句话的事情！”

    年前，王记者的父母妻子送走的是一个活生生的年轻人，大年初三接回家的，却是一纸医院的“死亡通知书”。新年的喜庆戛然而止，他们跑到报社要讨个“说法”。

    喝酒喝死了人，报社紧急成立了“应急处理小组”，给出的善后措施是“一次性补偿十万块钱”。王记者的家人显然不能接受这一结果，报社的带队领导又说，自己以个人名义再出十万，凑二十万息事宁人。

    “报社的意思很明确，王记者是成年人，应该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喝酒喝死了，和报社没有关系，给十万块钱已经是‘本着人道主义’了。”

    “那位领导也是害怕，现在上面查得那么紧，他竟然喝酒喝死下属，查下来他肯定吃不了兜着走。”同事说。

    “那王家人的意思呢？”我问同事。

    “他们家人的意思很明确，王记者是出公差的过程中出的事，必须按照‘工伤死亡’条例办。这样的话，总的赔偿数额大约在七十万左右，而且之后孤儿寡母也有每月一定的生活保障。”同事说。

    但这一要求是报社绝对不能接受的——因为一旦给王记者报备工伤死亡，就意味着他的死因被公之于众。这样一来，不但那位同桌喝酒的带队领导跑不脱，连报社的党政主官都得受处分。

    “那我们现在这是干啥？‘助纣为虐’吗？”我跟同事开玩笑。

    同事瞪了我一眼，说现在家属要把王记者的遗体抢出来，放到报社大厅里去，报社则要求马上火化，这两样都是我们不允许的。现在的任务是，保证在纪委调查结果出来之前，哪一方都不能碰王记者的遗体。

    “今天中午，公安局已经通知了纪委，估计现在上面已经来人了……”

    我和同事一共在市殡仪馆守了三天三夜，直到市纪委全盘接手调查。

    最终，王记者的家人通过司法途径获得了六十六万元赔偿，这笔钱由那天与他同席的其余七个人分摊赔付。

    那位带队喝酒的报社领导被开除党籍公职，数名报社主管和分管领导被撤职，并受到纪律处分。

    但王家人所期望的“工伤死亡”并没有被认定下来，也就意味着孤儿寡母今后不会有每月的生活补贴。消息确认后，王记者的遗孀不顾公婆哀求，执意打掉了腹中胎儿，在一个雨夜离开了王家，从此不知去向。

    王记者的老父亲疯了，他多次提着菜刀，满街寻找那天和王记者一起喝酒的人，瞪着通红的眼睛说要砍死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