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7月的一天,我和同事在省厅办完事,晚上一起到街道口吃饭。
正在等菜时,有一家三口走进了饭店。妻子齐耳短发,手里抱着年幼的孩子,脸上带着幸福的笑容。丈夫憨厚敦实,一手提着大大的购物袋,一手轻轻扶着妻子。
服务员将一家人引到离我们不远的位子前面,丈夫将手中的购物袋放在一旁,亲昵地接过妻子手中的孩子。这间隙,妻子放松下来,四处望了望,目光掠过我们桌,停了下来,眼神中有喜悦、有错愕、有吃惊,还掠过一丝忧虑。
四目相望,我也愣了一下,下意识想起身打下招呼——但又意识到不妥,马上打消了自己的念头,只是轻轻冲她点点头、笑了一下,便收回了目光。
“认识?”同事发现了我的异常,转头看了一眼,轻声问我。
“嗯。”我点点头,然后岔开了话题。
其实,目光交错的那一刻,我很想像老友相见一样,上前和她寒暄,听她讲讲最近的境况,还有那个以前她向我提起的梦想现在实现了没有。
但我不能那样做。我怕我贸然上前,会打扰她现在的生活。
“相见不如怀念,愿一切安好。”当晚,我在QQ空间里突兀地写下一句心情。
没过多久,有人留言。是一个陌生号码,只有两个字。
“谢谢。”
1
她叫方巧,曾经是我的朋友。但我们第一次见面,却是在一个对她来说很不光彩的地方。
2014年年初,公安局组织了一次“扫黄打非”专项行动,在突查辖区一家酒店时,方巧被我逮了个正着。
派出所里,她没怎么抵赖,也没做过多辩解,还算配合。民警审讯她时遇到的唯一困难,是她不会说普通话,那地道的山东方言,让来自南方的同事们一筹莫展。
我是山东人,自然被派上了场。老乡见老乡,本该是一件愉快的事情,但在这种环境下相见,谁都愉快不起来。
方巧那年21岁,来自鲁西南山区,“从业”一年有余。
讯问过程按部就班,方巧说自己家中困难,不得已从事了这个不光彩的职业。对于她的话,我懒得深究,因为之前被抓获的失足妇女大多也都是同样的说辞。
做完方巧的材料,同事去公安局法制科报裁。等待的间隙,我坐在讯问室里,便找话头和这位老乡聊了起来。
“家中困难,还用这么好的手机?”我指着桌上的一堆手机问她。
现场收回来的手机摞成一摞摆在我面前,基本都是当时上市不久的iPhone5S。
方巧却摇摇头,指着其中一部显然不太入流的翻盖手机说,那个才是她的。我反而有些不解,以前进到派出所的失足妇女大多人手一部高档手机,她们的钱来得快,一般都舍得在这些方面“犒劳”自己。
“少见啊。你留着钱干啥用?”
“给我弟用。”
方巧说,她的弟弟在南京读大学,学费和生活费都由她来负担,赚的钱基本都给她弟弟转走了。看我不太相信,还让我打开她的手机相册,看他弟的照片。
我打开手机,里面确实有一个男孩子的几张照片,看长相和方巧有几分相似,看背景也确实是南京某大学的校园,只是那个男孩子的衣着打扮看不出是家庭困难的样子。
“你父母呢?去世了?”我顺着方巧的话问她。一般来说,这些失足妇女总会顺势编一个类似父去世母病危的“感人”故事,然后试着“恳请”我“放她一马”。
可方巧却说他的父母都在,自己是自愿干这行承担弟弟学费的。我再深问她就不说了。
同事从局里回来,告诉我法制科裁定,对这批失足妇女拘留10天。我向方巧出示了处罚通知,让她在上面签字按印,方巧紧张地问我她会不会被送去劳教。
“不想去劳教?怕耽误‘赚钱’吗?”其实在2013年年底劳教制度刚刚被废除,但我不想直接回答她,反问了一句,希望她断了重操旧业的念头。
方巧说,年后弟弟开学要带各种费用回学校,钱她还没凑齐。
“怎么着?你还真打算接着干啊?”我继续反问她。
方巧赶紧怔怔地摇摇头。
2
方巧的住处在辖区内一个老旧小区里,原本她是和另外一个“姐妹”一同租下了这套两室一厅的房子,白天做一些手工活,晚上去夜场“上班”。两人都不是“全职”,大多数时候是在夜场陪酒、陪唱,只有当客人提出额外的要求并支付高价,才会“出台”。
这样既可以让夜场老板摆脱“容留、组织卖淫”的罪名,又能吸引一批抱着不纯目的前来消费的客人,因为陪酒、陪唱并不犯法,警察也拿夜场老板没什么办法。
后来,方巧的“姐妹”嫌夜场老板“提点”太狠,辞了工作,在自己的房间里专职“开工”卖淫,结果遭到邻居举报,被警察抓走。但房子租期未到,所以方巧依旧住在这套房子里。
专项行动之后,领导要求我“处理”一下涉案的失足妇女。所谓处理,就是暗示我要把她们全部从管区里“赶走”,我心领神会,找到房东,让他把方巧二人剩余的租金退掉,把房子收回来。房东虽不情愿,但还是连连点头。
拘留了10天之后,方巧回到了住处,发现房东已经把她的行李扔到了楼道里,让她“拿东西滚蛋”。方巧要求房东把剩余的8000多元租金和押金退给她,但房东坚决不肯,不但很露骨地说了一些侮辱她的话,还动手打了方巧。
那次,还是我出警帮方巧要回了租金和押金。方巧很感动,说没想到警察还会帮她。我说,一码归一码,你“捞偏门”该打击就打击,他“趁火打劫”该处理就处理。
方巧拖着行李满城找了三天房子,也没找到合适的。市里的便宜房子基本都在我们的管区里,她又跑回来求我网开一面,让她继续在附近找地方住,并保证一定会找一份正儿八经的工作,绝对不再“捞偏门”。
我勉强同意了方巧的请求,明确告诉她,再被我抓住一次,马上收拾东西走人。方巧千恩万谢,不久就在附近租到了合适的房子,然后又在步行街的美甲店里找到了一份学徒工的工作。
领导责问我为什么不把人“撵走”,我解释说,人在这儿我还能看着,撵到别的地方成了“暗娼”,更难管控。何况我们的管区本身就鱼龙混杂,赶走了方巧,再搬来个张巧、刘巧,谁知道会惹来什么麻烦,还不如把这个“在控”的管好算了。
领导听完,还亲自去步行街“暗访”了一圈,看方巧确实在那里规矩上班,方才作罢。
3
步行街是管区的“重点部位”,上级要求我每天必须完成两次巡逻。方巧工作的美甲店位于步行街的第一家门面,每次巡逻时我都会下意识地望一眼,看方巧有没有“脱管”。
后来跟方巧熟了,我也问过她,为什么不去省城或南方的大城市找一份工作。方巧说自己只有小学文化,又不会说普通话,没有安身立命的一技之长,大城市消费水平太高,去了也只能重操旧业,还是留在这里学点手艺吧。
像方巧这个年纪的女孩子,很少有没完成义务教育的,在我的印象里她的老家也并非极端落后,正常人家孩子不至于连小学都读不完就出门工作。
我问她原因,她犹豫再三,还是告诉了我原委。
方巧一岁那年,亲生父亲去世,母亲带着她改嫁给了现在的父亲。婚后,母亲又生了两个弟弟。
继父本就是个非常重男轻女的人,更何况方巧又不是自己亲生,因此方巧从小就不受继父待见,动不动就被打得鼻青脸肿。
方巧家境贫寒,继父在济南的建筑工地当小工,母亲在老家的一家医院做清洁工,照顾两个弟弟的责任自然落到了年幼的方巧身上。到了上学的年纪,继父想让方巧留在家里继续照顾两个弟弟,一直拖着不让她去上学,后来,还是村镇两级政府来干预,继父差点儿为此进监狱,方巧才终于得以读上了书。
上小学一年级那年,方巧已经10岁,比同学们足足晚了三四年。那时,8岁的大弟已经读二年级,7岁的二弟也入学了,方巧和二弟同班,所以,方巧还要继续负责照顾他。
方巧上学的日子并没有持续多久。
读到四年级,二弟放学之后和同学一起玩耍时,失足掉进养鱼塘里淹死了。继父把小儿子的死全部归咎于方巧当时没有在场,没“看住”弟弟。等二弟的丧事办完之后,继父把方巧狠狠打了一顿,剥夺了她继续上学的“资格”。
“你后爸这样做是违法的,你们当地(政府)没再管吗?”我有些生气地问方巧。
“管了,后来我又去读了两年……”
在当地政府的再次干预下,方巧总算读完了小学,本该继续读初中,但就在她小学毕业那年,继父在工地干活时从脚手架上摔了下来,造成重伤,几经抢救,命算是保住了,但人却残废了,在家卧床需要人来照顾。母亲的工作成了家里唯一的收入来源。小学毕业的方巧无奈又一次辍学,回家专心照顾继父。
“实话说,也是我自己确实不想再上(学)了,我不是个读书的材料,年龄大,学习差,同学都笑话我。而且,只要一到学校我就想起二弟来,总觉得是我没看好他,害死了他……”
出于对死去的二弟的愧疚感,方巧对大弟疼爱有加。大弟也算争气,一直读书,考上了二本。收到录取通知书的时候,大弟看到家徒四壁和躺在床上的父亲,发愁学杂费无处张罗。方巧又主动承担起了供大弟上学的责任。
最初的一年,方巧卖过衣服,打过零工,去电子厂站过流水线,但无奈学历太低,收入太少,挣来的钱根本不够支付大弟在南京读书的开销,最后只好听人介绍,跑到我们这里做起了“小姐”。
知道了方巧过去的经历,我有些动容。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警察不是救世主,我也没法给她太多的帮助,只好劝她想开点,真要缺钱缺得厉害,可以从我这儿先拿一点去应急。
“你不怕我拿钱跑了啊?”听我说可以借钱给她应急,方巧不好意思地问我。
“敢借就不怕你跑,警察追债的手段可比一般人厉害多了。”我也笑着跟她开玩笑。
4
方巧从我这里拿走过9000块钱。
那是2014年4月,她说弟弟要交“实习费”,自己手里的钱不够。我心里有些疑惑,大学生实习为什么还要倒交费?但毕竟自己承诺在先,也不好多问,便把钱转给了她。
方巧十万分感谢,一个劲说发了工资马上还我。她那时每月工资只有2000元多一点,我也没指望她很快还我,只好说不急。
之后的每个月,方巧都会转给我1000块钱,但到了那年8月,方巧居然一次性把剩余的5000块钱还给了我。我正奇怪方巧怎么突然有钱了,她却因卖淫又一次被邻市公安机关抓获。
因为涉及违法,方巧美甲店的工作自然也丢了。从拘留所出来,她躲了我很久,但最后还是被我堵到。我愤怒地质问她当时怎么跟我承诺的,为什么又去重操旧业。
“我需要钱……”方巧低头说。
“我不是一再跟你说,我的钱不急着还嘛!”
“不只是你的钱,我弟弟那边还需要一大笔钱……”
方巧说,大弟前段时间打来电话,说开学之后就读大四了,想准备考研究生,要报一个“包过”的培训班,需要一万块钱,加上新学期的学杂费,总共要两万多块钱。
方巧自己实在拿不出这么一大笔钱来,又不好意思再找我开口借,思来想去只好再去以身试法,想着“赚够了就收手”。
“警官,我怕给你惹麻烦,没在你的辖区里干,求你别撵我走……”
我有些忍无可忍,但愤怒的理由并不单纯是因为方巧又去“捞偏门”。
“你弟弟一年学费多少钱?”
“学费一万,住宿费……”
“胡扯!哪有收一万学费的二本学校?你弟在哪个学校上学?学什么专业?”
“南京××大学,××专业。”
方巧见我不信,连忙掏出手机,找到弟弟发来的催款短信给我看。
我拿过方巧的手机,她大弟近期确实发短信找她要“学费”。再往上翻,看到以前的通信记录,我不禁火冒三丈。
除了学费之外,方巧每月给大弟要转2000元的生活费。此外,还有名目繁多的各种费用:“书本费”“杂费”“培优费”“实习费”“考试费”“建校费”“入党费”“通信费”“服装费”,等等。
这些在经历过大学生活的人看起来荒唐可笑的“费用”,却成了大弟找方巧要钱的理由,其中那项4000元的“通信费”,因为方巧晚给了三天,还被大弟一通埋怨。
我告诉方巧,大弟可能在骗她,高校压根儿没有这些收费项目。方巧脸上露出疑惑的表情,可依旧不太愿意相信大弟在欺骗自己。
5
2014年国庆节假期,我要去南京看望女友,想到方巧的大弟,便问她有没有什么东西需要我带给他。
方巧先是说有点东西请我帮忙带,但后来又说不用了。我猜她大概是怕我把她的事情告诉弟弟,便没再提。
结果临行前,方巧又找到我,犹疑了好一会儿,才说请我帮忙查探一下,看看她大弟到底在大学里做什么。
“什么意思?”我问方巧。
方巧说,大弟又来催款了,继上次的两万元之后,大弟又说学校要求“补交”以前的“实验费”5000块钱,可这次她实在拿不出钱来了。上次给大弟汇过去两万块钱之后,她也找别人问过,谁都没听过学校有大弟说的那些收费项目,所以想请我顺路去大弟那里,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来到南京,我找到方巧弟弟所在的学校,却没有见到她大弟本人。我自称是他的老家亲戚,问他的同学他人去哪儿了,同学说国庆节他带女朋友去厦门旅游了。又问同学他在学校的生活和学习情况,没想到那位同学不屑地回了我一句:“富二代嘛,家里有钱,在学校不都这一个屌样儿。”
我又提了一句学校收“实验费”“通信费”的事情,几个学生都摇头说没听说过。我暗自摇头,心里暗骂方巧的大弟“不是东西”。
在南京待了五天,也没有等到方巧大弟从厦门回来,假期快结束了,我便回了湖北。回来不久,方巧来单位问我大弟那边是什么情况,我把情况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她。方巧咬着嘴唇没有说话,听完默默地离开了。
之后方巧消失了一段时间,房东几次上门收水电费都找不到人,电话也联系不上,便来派出所举报方巧“逃费”,我让房东先从她的押金里扣水电费。
房东嘀咕几句走了,我连忙给方巧打电话,提示对方关机。我以为她悄悄搬走了,心里还埋怨她“不够意思”,走之前也不来告个别。又转念一想,毕竟我和她非亲非故,人家好像也没有来跟我告别的义务。
一个多月以后,我竟然在医院遇到了方巧。她正在办出院手续,一副大病初愈的样子,我急忙上前问她怎么了,为啥病了也不说一声。
一问才知道,那段时间她并没有搬走,而是独自去南京她弟弟就读的学校。直到她到了南京,大弟仍在厦门旅游,方巧找到了他的辅导员老师,向老师询问弟弟在校的表现和三年来学校缴费的情况。
弟弟的所有谎言不攻自破,方巧踉踉跄跄地走出辅导员办公室,没有立刻离开,而是去学校后面的“堕落街”租了一间日租房等弟弟回来——她依然不肯彻底相信弟弟骗了自己。
又过了半个月,弟弟终于带着花枝招展的小女友从厦门回了学校,两万块钱“学杂费”花得一分不剩。见到愤怒的辅导员和在学校待了半个月的姐姐,他几乎惊掉了下巴。
在周围人鄙夷的目光下,方巧大弟花了三年时间构建起来的“富二代”形象轰然倒塌,刚刚花重金追到的新女友也毫不犹豫地和他吹了。大弟恼羞成怒,和方巧大吵一架,动手打了方巧。
方巧一路哭着坐上了离开南京的列车。
伤心至极的方巧刚回到住处,没想到家里的“问罪”电话竟然也随之而来——原来弟弟在她离开南京后,向父母狠狠告了方巧一状,说她因为不想给自己交学费,跑到他学校里大闹一场,弄得他没脸继续读书,要退学。
一听儿子要退学,父母不问青红皂白,把怒火全都撒到了方巧身上,指责她“自私”“浑蛋”。方巧在电话里争辩了几句,继父开口就说她,“当年害死了一个弟弟,现在又想害另一个”。
方巧又冤又气,急火攻心大病了一场,住了半个月的医院。
“你电话咋还关机呢?”
“家里天天给我打电话,一边骂我一边让我去跟大弟赔礼道歉……”
我心里有些自责,觉得自己不该“多管闲事”,又怕方巧想不开。脑子里组织了很多语言,打算开导一下她。然而还没等我开口,方巧却抢先对我表示感谢,说如果不是我提醒,她还一直蒙在鼓里。
我反而不知说什么好。
6
2015年年初,看方巧一段时期以来行为良好,没有再去“捞偏门”,我便把她从“临控”人员名单上撤了下来,平时主动和她接触的次数也相应减少了。
但方巧却时不时来找我,问我一些培训的事情。我有些奇怪,以为她大弟又来找她骗“培训费”,方巧跟我说,是她自己想学点东西开个店,二十多岁了,“要为自己活着”,不能一辈子给人打工。
她的观念转变令我十分欣慰。从警以来,抓过那么多“失足妇女”,在派出所里个个都掏心挖肺地承诺以后绝对会改行,但一从拘留所里出来,基本都把自己说的话忘得一干二净。方巧这句“要为自己活着”却很有深意,她本性并不是一个好吃懒做的女孩子,若不是家庭的原因,她也不会去“捞偏门”赚钱。
我问方巧想学什么,她说高技术的东西她学不了,就学点动手能力强的吧,“美容美发美甲、裁缝、化妆、家政什么的都行”。
“那你回山东呗,你想学的这些专业蓝×技校都有。”
方巧却说她再也不想回去了,那个家已经把她伤透了,她在努力学说武汉话,决定以后就留在湖北了。“我想以后学好了,回来自己开一家店,做老板!”方巧笑着说,眼神中充满了向往。
我也替她高兴,还上网找了几家培训机构,反复考察了广告的真实性和教学实力之后,推荐给了方巧。她选了武汉的一家,又找我借钱凑够了学费,便兴高采烈地准备上学去了。
“那个,到了武汉……”我有些担心,想给她提个醒,毕竟她有过前科,但不知道该怎么表达才能不伤着她。
方巧立刻听出了我没说出口的下文,直白地告诉我,以后哪怕再难,她也绝不会去碰那个行当了。
“你弟那边的学费……”
“前段时间我妈打电话替他跟我求情,说他研究生没考上准备找工作,手里没钱,让我不计前嫌再资助他一下。我把工资卡里所有的钱都打给了他,但以后不会再出一分钱了。”
“那个家,以后再也和我没有任何关系。”方巧的语气很决绝。
我想劝她几句,但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这或许是最好的结局吧。
尾声
方巧在武汉培训了半年,取得从业资格后,进入武汉一家有名的连锁美容美发机构工作。
参加工作之后不久,方巧给我发来了她的工装照和工作环境照片,说老板很赏识她,准备把她列入“储备店长”序列加以培养。我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高兴地夸她越来越漂亮了,好好干,以后争取做“女强人”。
方巧要把之前欠我的钱打给我,我说钱不急着还,你之后不是想回来开店嘛,开店也需要本钱,那点钱你先拿着吧,选地方的时候欢迎选在我的管区里,我负责“罩着”你。
电话那头,方巧犹豫了许久,说自己打算就此留在武汉发展,不再回来了。
“也好,武汉毕竟是大城市,发展空间不是我们这个地方能比的,好好赚钱。”虽然嘴上这么说,我心里却突然有些莫名的失落。
方巧听出了我的失落,沉默了一会儿,说:“我也是……想彻底忘掉以前的那些事,警官,之前……谢谢你!”
“放心,你在我这边的一页儿翻过去了,你不提、我不提,不会再有其他人知道,祝你今后一切顺利!”